一 牛顿方法论的超越
牛顿力学有力地支撑了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也使我国古代就已形成的“物生有两，体分左右，皆有二也”的朴素辩证法观念找到了近代科学解释。然而牛顿力学观察的是两个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质量和能量作为物质的两个本源特质的。人们很容易理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非此即彼，非我即敌的机械认识论观点就是这种思想方法的极端体现。
在整个工业生产力阶段，一方面人们依靠物料，能量构筑了烟囱、厂房、铁路和桥梁，另一方面，人们又在争夺物料和能量的斗争中力求用博弈思想方法战胜对手，战胜自然。也就形成了追求单一目标和单一因果链的简单化决策方法。
经济技术发展把人们推进了网络时代，人们遇到的诸多问题已经不可能在牛顿力学的单一因果链的思维平台上获得满意的答案，除了对立双方之间的力学作用之外，还必须考虑介质或信息的作用。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多样性的社会，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信息。黑与白，正与负，好人与坏人，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科学与迷信之间尚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认识的空间。一批综合学科应时而生，它表示人们力求超越工业时代的方法论，从多维模型、统筹兼顾的方法上建立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协调共生的组织体系。
工业社会盛行的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人与人对立起来，斗争与反斗争，压制与反压制，控制与反控制的思想方法已经使人类社会遭受了太多的报复。对立斗争的长期效果并不总是一个吃掉一个，而往往是两败俱损，由第三者或第三态主导局面。因此信息社会的哲学原则应该是使每个社会单元通过信息的协调作用，找到相对佳越化的生存空间，它至少要考虑三个最基本的要素而不是两个。比如主体，对象和环境，正态、负态和零态，宏观、微观和中观，客观、主观与媒介，信源、信宿与噪声等等。
一种三基元哲学思想正在孕育之中。这种哲学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三个具有正交完备性的最基本的特质构成，即运动不能由一个或两个规律加以说明，而任何第四个规律或者是某一规律的结果，或者是三种基本规律的交叉派生的产物。
比如热力学有三定律，机械学有三定律，生物学有三定律（变异、遣传、自然淘汰），现代交叉科学有老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新三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基本原理，彩色电视中有三基色原理。甚至一向作为计算机技术最基本的两进制码也有可能发展成三进制，有人已经证明，三进制才是最简单而且效率最高的运算方法。还有最具有挑战性的两个问题，一是物质是否由质量、能量、信息三个基本特质完整地体现，二是社会组织形态是否也存在，无序、有序、自序这三种极端模式。
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了孤立系统从有序到无序的熵增演化规律，而人类社会作为开放系统则被普遍认为是沿着从无序到有序的熵减规律演化的，因为这个开放系统不断地从外界吸取能量。可是，让我们穿透历史，就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远非从简单无序到简单有序的单向过程，基于信息的自组织作用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自序化发展方向。
达尔文时代的人们不可能预见自组织的力量，那时人们普遍认为生物进化只能服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这把利剑。这正好说明那个时代的人对能量和外力的畏惧和崇拜。直到最近，科学才发现某些复杂开放系统在外界变化（信息）达到一定阀值时，就会自发形成一种有序结构。这就是说，有序化并不总是在力学规律下被强制形成，信息的作用可以使某些开放系统形成自发有序，我们称之为自序。
如果说小
农经济是以质量为主导的无组织化的经济形态，工业经济是以能量为主导的强组织化经济形态，那么信息经济不是强组织化经济的继续，也不是半组织状态或者中间道路，而是一种以信息为主导的独立的全新的自组织经济。农业社会的突出特点是个性无序，工业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强制有序，信息社会的突出特点则是协同自序。一位美国学者尼葛罗庞迪曾多次重复他的自组织试验。他在报告厅要求几百个人或者几千人随意鼓掌，在一片杂乱无章的掌声中过不了一两分钟就会形成有节奏的规律性掌声。他承认现代社会还有许多与这种自序状态非常不协调的东西，甚至在计算机网络里仍有大量有害的信息，但他坚信人类的协同自律能力，能够很快地消灭少数不协调的掌声，并将它们融进共振的旋律之中。
几百年来，不加节制工业文明正在把人类带进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误区，有些人对现实世界中的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奉为真理。甚至告诫世人，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就是利己主义。只要你不违法，什么缺德的事都可以干，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因为通过人们利己行为的互动可以完善法制，也就是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也就促进了社会利益。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则是物欲横流、金钱万能，只要不让别人抓住证据，杀人放火也可以逍遥法外，只要有钱，刺杀美国总统的富商之子也可由要人证明其当时精神处于不正常状态而无罪释放。如果承认这种博弈互动促进社会发展，那么这种发展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或毁灭。即使把一个国家的法典修订的比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藏书还厚，依然能够找到法律的空子。因为有一条重要的自然法则，就是管理者掌握的信息量永远小于被管理者掌握信息量的总和。人类要想避免自我毁灭，唯一的出路是自觉借助第三种力量。超越市场，超越政府，以社会协同为
新经济时代的伦理原则。当务之急是建立全民监督（包括法律监督和道德监督）的透明管道，而网络及其产业就是这种管道的基础。
如果以上这种三基元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观念能够在现代认识论中立足的话，那么它是否能成为信息时代的哲学基础，并作为工业时代的一分为二哲学体系的补充和发展呢？恐怕还要经过更多人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创造。
二 信息与多样性社会
学术界对信息的定义不下几十种，站在不同的角度，从不同层面上看，每种定义都有其合理性一面，但是从最本质的哲学意义上考察，应该只存在一种最接近信息本质的定义。直到目前，人们仍然没有停止对信息哲学本质的探求。
1948年，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仙农第一次用数学方法定义“信息就是不定性的消除量”。认为信息具有使不确定性减少的能力，信息量就是不确定性减少的程度。仙农关于信息的定义至今在概率性通信过程中仍然是有效的。我国一位学者曾撰文指出，现在人们正滥用信息概念，什么信息爆炸，信息膨胀，其实并不存在。因为按照仙农信息论的定义，不被受体所理解的信息并没有使不定性减少，也就不称其为信息，它无异于能量虚掷和感情的空抛。
其实，仙农作为一个通信科学家，所定义的仅仅是进入他的人工通信模型中的信息，也叫做认识论信息。而作为与质量、能量并列的一个哲学本源，人们并不满意仙农的定义。依照仙农的观点，消息如果不被某一受体理解就没有信息，如果被另一受体所理解就有了信息，那么究竞这一消息中包含不包含信息呢？为了找到哲学本质的解释，1956年阿希贝提出，信息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消息本身有没有变异度，信息就是被传递消息中的变异度。
从自然哲学层面上看，前苏联学者格卢什科夫把信息定义为“物质和能量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不均匀性的测度”。意大利学者朗格提出。“信息就是事物间的差异”。我国许多学者倾向把信息定义为“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我比较赞成朗格的定义，并且认为信息是事物可传递的差异性。它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可传递的差异性。差异越大，信息量就越大，没有差异就没有信息，不可传递的东西也不是信息。
在宇宙爆炸的一瞬间，即没有各类分子，也没有各种原子，很可能只有同种基本粒子组成的“宇宙之汤”。在这种混沌世界里是没有信息的，而在虽有多种元素存在，但又在某种强力作用下保持高度一致的世界里，也没有或者有很少的信息，只有在多样化的世界里才蕴育着丰富的信息。
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一个孤立系统总是朝着熵值（熵＝热量/绝对温度）增加的单一方向发展，最后达到处处热量相等的热平衡状态，也就是最混乱的无序状态。一杯开水置于室内，它的热量就会向四周散发，直到与室内温度相同。要使水温与室温的差异恢复就得靠外力加热，也就是使熵再次减少。
在负熵可以增加系统内部多样性的意义上讲，负熵就是信息。但是如果靠外力加热使系统内部状态同构，就没有增加信息量，只有靠外力增加了系统内部的多样性才能增加信息量。 如果说是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电磁力和万有引力这四种作用力的约束使物质世界井然有序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是客观事物中所包含的差异性即信息影响力使生命世界越来越走向协同自序。人类社会经历了游牧、农业、工业阶段，正在向信息阶段过渡。从总体上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信息量也越来越大。但是工业社会的原则是大量生产标准化的同种产品的社会，高度集中一致的社会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信息量的增长，只有信息社会才能在越来越透明的环境中实现个性有序的多样化社会结构。
工业社会的哲学原则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和机械决定论基础上的强组织化原则，它强调共性，抹杀个性。这种组织原则在追求单一目标的群体活动中非常有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引证拿破仑的话说，“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多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 。其主要原因是两军的组织程度不同，而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就把信息定义为组织程度的量度。那么信息是否就是组织程度呢？如果我们得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就有会沿着工业社会兵营规律的哲学原则，在集中控制经济上越走越远。这一点在西方七十年代经济停滞，80年代东欧国家解体的历史事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信息社会的哲学原则是建立在非线性理论基础上的自组织化原则。它不是按照线性规律强制有序的社会，也不是无组织的处于混沌状态的社会，而是通过信息网络的作用使每个社会主体在相互协调的环境中经过不断地自组织来实现整体优化的社会。
一次，我去国家科委组织的一个高级培训班授课，在我前面讲学的一位控制论专家提出，我国经济总是在一控就死，一放就乱的过控制与欠控制的两极摇摆，最好的办法是缩短控制路径，找到最佳控制点。我在这次讲演中首次提出，集中控制的思想方法只适应单一目标问题，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只有使多个行为主体在信息相对透明的环境中实现自组织化，才能形成多目标经济活动的次优组合。现在看来，这种思维方式正是超越工业社会的哲学原则，对无序、有序和自序（自组织）三种基本组织形态的一次大胆探索。
现在我们更有理由认为，无序的社会是个性被抵消的社会，有序的社会是个性被抹杀的社会，只有协同自序的社会才是保持个性发展和多样化的理想社会。
三 论泰勒宝塔的倒掉
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杂文“论雷锋塔的倒掉” 以庆幸代表皇权的法海之塔对白娘子追求个性解放思想统治的一朝崩溃。但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少的可怜的信息传播渠道仅作为皇权帮凶的时代，这种暂时的个性解放又能换来什么呢？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命运要么以流血失败告终，给后人留下对皇权的敬畏和更深的仇恨，要么新帝登基坐殿继续新一轮皇权统治。只有先进的生产力与先进的哲学思想体系相结合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更新体制，从而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只有当信息上升为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要素并成为广大民众在生产和生活中赖以自组织的首要条件时，这种个性解放才能持久和有效。我们可以毫无政治偏见地说，在工业社会，资产阶级所宣染的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只不过是粉饰他们已获得的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地位的小把戏而已。美国一位大学教授无不深刻地指出，民主的本意应该是一人一票，可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反映在工厂和市场上，在工厂里是一股一票，在市场上是一美元一票，这不对西方民主虚伪性的一种最尖锐揭露和讽刺吗？
值得庆幸的是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孕育了新兴的信息生产力，它反过来要摧毁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促使工业社会
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的宝塔结构正在倒塌。
在动力机器生产力阶段，美国著名的
管理学家泰勒发明的宝塔型生产管理模式也许是最科学的组织结构。但它只能说是一种力学结构，而不是信息结构。这种结构是我们在兵营里或者中国历代修筑长城的伟大工程中见惯的结构。这种结构的要领是三三制，因为每个管理者的“力”，只能有效地控制三个被管理者。到网络生产力阶段，管理者的信息在理论上可以影响无限多的被管理者实现自组织。甚至在现代战争中，最高指挥部可以直接给每个战士下达信息指令，完成不同意图的战略组合，在这样的时代，继续这种宝塔体制，只会增加信息网络中的时延和噪声干扰。
技术的组织方式有时候比技术本身更重要。在网络时代，仅仅因为语言处理机、个人计算机的引入就称之为办公自动化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尽管会计不用算盘而改用计算机，秘书人员由处理文字档案到处理电子数据，其工作本质并没有变，由上级逐级下达命令的工作方式并没有变。真正的办公自动化在于信息联网。不论你是最高经理还是一个新职员，只要将工作岗位与信息网络联接起来，下级就用不着看上司脸色办事，而是按照计算机内存储的程序办事。许多现代化公司里，职员只要每天按照个人电子信箱里的程序完成任务，就可以几个星期不用见上级经理。这种分散而有序的管理模式也叫平面型管理模式。
如果将这种管理模式与中国秦汉时期修筑长城相对比，一种是必须严格依靠一种宝塔形的官僚制度，依靠强制力量完成最高指挥者的意志；一种则是扁平组织结构，以平等的信息交换方式，在透明的情况下实现共同的目标。
促使官僚制度终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监督和电子民主网络的建立。通过电视传播网络，国家领导人的各项重要活动均置于普通群众的视觉之下；热线电话也可以把市长和平民连接在一起。1998年美国克林顿总统的一场绯闻而引起悍然大波，差一点弄得身败名裂。
在欧洲一些城市，政府利用有线电视系统定期举行听政会，并与普通公众对话，每个市民只要家里有电视和电话，就可以直接向政府官员发问，并对全市范围的问题发表自已的意见。
在电子民主信息网络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开始把一些问题交给公众讨论。比如意大利讨论是否使人工流产合法化；法国总统为了使国会通过他的提案，也把法国教育体制问题交给公众讨论。当然西方政府的直接民主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由公众利用电子信息手段参于政府决策，毕竟是人类在社会公众事务中增进共识的一种进步，里面包含了最终废除官僚制，实现真正社会民主的形式上的手段与线索。
四 相互喂饭的长勺
即使最有政治偏见和历史偏见的人，只要他严肃地对待人类社会，就必须承认，最理想的社会依然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尚的人类道德仍然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协同准则，但是和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技术环境有可能建立一种公共约束条件，形成全社区人员必须遵守，否则就受到制裁的刚性气氛，而不是靠个别人的自觉性去带动和感化周围的人群。
比如，一位皮鞋厂的厂主为了防止排污，自觉购置了污水处理设备，但他的皮鞋成本比同类工厂成本增加了一倍。别人卖25元一双，他要卖50元一双。长期卖不掉，工厂就得倒闭。结果是道德高尚者难以生存，留下道德低下者把人类带进一个无异于互相残杀的社会。
如果我们建立一套监测污染的信息网络和一支认真负责的执法队伍，将害群之马时刻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并使其难以生存，就可以保证大家在平等无害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在更广泛的领域，也只有建立这种无所不到的信息网络和相应的社会监督体系，才能使人类携手共进幸福的天国。
那么天国究竟是什么呢？有个故事说，某人死后先去了地狱。他看到许多人挤 在一起，中间一口大锅尽是可口的饭菜，但周围的人个个愁眉苦脸。因为每个人手里拿一个长把勺子，自己没有办法喂自己饭。于是，他又去了天堂，也看到许多人围着一口大锅吃饭。个个都是眉开眼笑。这些人用的勺子和锅里的饭菜与地狱里一样，所不同的是站在大锅两边的人都拿自己的长把勺子给对方喂饭。后来这个人又回到人间，他看到的是许多人围在一口大锅旁边争论不休。因为人们必须等待一位长者用长把杓子给每个人喂饭。 这个故事说明，天堂之所以优于地狱和人间，仅在于天堂有一个大家共同协作的环境，而信息网络正是人类赖以协同生产和相互喂饭的长勺。一个刚性约束条件是，工业商品是内聚的可占有的，信息则是发散的、可共享的。商品可以囤积居奇，信息不扩散出去就没有丝毫价值。
五 回归田园之梦
现代孤独症 大多过惯城市生活的人，一旦回到农村，那乡间小路，那小桥流水，往往给人清新、宁静的感觉，撩拨起人们返朴归真的强烈的情愫。其实这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感受。如果真的要现代城市居民移居远离城市的僻壤，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人耐不得清贫，也不愿失去他们早已习惯了的现代文明。可与陶渊明老先生为伍者毕竟是凤毛麟角。
毋庸讳言，现代都市里的人，每天面对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爆炸性的信息和知识膨胀，伴随而来的污染与噪声，以及形形色色的犯罪，越来越产生一种孤独感。
当然，每个人所体验到的孤独感，在性质上，在深度和广度上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为什么身居车水马龙的闹市，反而倍感这种难以名状的孤独呢？我想这可以从信息论中找到答案。
前面曾经介绍过，信息不同于自然信号和人工符号。信息只是包含在这些信号或符号中的客观事物的差异性。然而，只有被人脑所理解的差异性，才能产生社会或经济价值。而不被人脑所理解的或者被人脑拒绝接收的信息，则仍然作为一种冗余的信息由各种信号和符号所载荷，继续寻找新的信息受体。客观事物日益多样化，信息渠道日益多元化，而我们人脑可用的细胞是个常数。这就难免产生信息溢出和外界信号不停地骚扰的矛盾。于是一种人海茫茫、知音难觅的现代孤独感油然而生。
在一定条件下，人若能够远离嘈杂的人群，独处一室，会觉得踏实许多。唐朝著名诗人王维的《竹里馆》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远离人群，与清风明月为伴，反而感到身泰心宁，安闲自得。
但是这毕竞是一种消极的回避现实，一剂自我麻醉药而已。如果利用这种短暂的信号“真空”，将大脑存储的信息很好地整理整理，剔除过时的和效用不大的信息，保留最有用的信息。甚至提高自己有选择接收信息的能力，把大量的规范化了的信息交给记忆工具，只把非规范的最有潜在价值的信息留给自己，那就不再会产生孤独。 因此，孤独感并不一定是坏事，一个人在孤境中往往是能够真正发现自己。闻名于世的意大利影星索菲娅•罗兰说过：“在寂寞中，我正视自己的真实感情，正视我真实的自己。我品尝新思想，修正旧错误。”一个蜚声世界影坛，陷入千百万观众和崇拜者重重包围之中的
艺术家，居然比普通的孤独者更感到孤独？然而罗兰毕竟是个聪明人，能利用这种孤独去修正自己，重新面对这个日益多样化的信息世界。
如前所述，若现代孤独者寻找一片净土，临时整理一下大脑存储的信息，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可能不是坏事。然而有些社会学家利用人们的现代孤独感，着力渲染回到田园生活的“理想”社会。甚至形成一种思潮，从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求回到无管理、无制约、完全自由的时代，这就成为一种非常有害的麻醉剂。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大多以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实现这种新田园生活的支柱。其实人们追求随心所欲的自由并不是先天本性，而是后天的恶习。人的本性主要在于社会性，原始人只有在协作中才能存活下来，古代的人与猛兽角斗，只要两个身手敏捷的人配合默契就可以制服一头雄狮。人类五个层次的需求从生存、安全、交流到尊重和自我实现，那一个层次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其实人一生下来最害怕的是孤独，步入老年以后更害怕孤独，身处僻壤者害怕孤独，视远方来客不亦乐乎，身处高楼大厦者害怕孤独，中国的社区活动必不可少，美国老人只好花钱雇人谈天说地。据说把一个人完全与任何信息或任何声音隔绝起来，过不了多久，这个人就会因精神分裂而死亡。追求一个人独往独来、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古就是一批游侠和社会闲达人士的专利，其实在他们独往独来了一番之后，还是要回到有人间烟火的地方大嚼一痛的。 我非常佩服社会学家的想象力，许多科技发明往往是从社会学家的想象中获得
启迪的。但是一点也不敢恭维他们有些人的演绎推理能力，因为常常把我们推向历史而不是推向未来。 必须承认，历史的发展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但仅仅是相似而已。农业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分散，工业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是集中，信息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似乎又回到分散，其实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分散，而是在网络经济约束条件下的分散，因而是有序的分散。许多人都看过《重返伊甸园》的电影，在编剧塑造的现代伊甸园中，既没有幽林秀水，也没有亚当和夏娃的影子。有的只是摩天大楼和为了金钱而互相残杀的现实。人们在抨击大工业的破坏性一面，也感叹人心不古。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工业社会留下来的钢铁和水泥去建设更符合人文主义的美好未来，却要把人类拉回到洪荒的过去呢？ 信息化和城市化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描绘了未来的信息劳动者在深山密林中建造一具“电子小屋”，把他的信息产品通过卫星天线销售出去，又把需要的信息原料购买进来，这是一幅非常诱人的图画。托氏并把这个设想作为未来经济朝分散化、个体经营方向发展的技术基础。
按照这种设想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似乎没有必要向城市集中，最好的办法是重新建立分散化小农经济。在我国
农村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就出现过向城市化、专业化分工还是向农民亦工、亦农、亦商方向发展的两种主张。 现在看来，走城市化、专业化分工的道路是正确的主张。并不是要坚持工业社会的特征，无视信息社会的到来，而是信息社会自身规律需要基础设施的集成化和终端服务的分散化的双向运动。它既不是工业时代的拼命向大城市集中，也不是回到“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社会。农村适当集中，就地向中小城市发展，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趋势。
几年前，我出席过一次中国城市建设理念研讨会，会议主旨是反对集中化的同构性特大市建设思想，倡导区域性中小城市建设理念，这与我在信息社区建设方面的一贯思想很合拍。后来我在纽约遇到一位祖籍上海的老人，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我在纽约摩天大楼的夹缝里生活了几十年，太憋屈人了。听说国内有人要把上海建成第二个纽约，千万别这样干哪”。 过去听一些教会学校毕业的老人讲，在他们的中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做“朝见西西里，夕死足矣”，形容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美丽风光。后来我有机会去了西西里岛，给我的感觉还比不上我国海南岛。在一次由海南省长主持的海南省长远规划恳谈会上，我由衷希望决策者要珍惜海南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跨越大规模工业建设阶段，以超前的思维方式直接寻求一种天然资源与网络经济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给国人和世界留下一块利于居住、方便休闲的净土。 现代人崇尚无拘无束的自由，其实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的。有人总认为未来最理想的通信方式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袖珍式通信地球站，直接从空中与任何人建立信息渠道。现在地球上有60多亿人，那么就需要总共建立大约几千亿个空中直接通道，即使将现在能用的所有无线电频率都用上，也不过只能建立一千万条透明直达话音通道。所以多个使用者共用一个通道的技术永远是必要的，道理已经很简单，只要是共用，就得适当地在地面上汇接，这种汇接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地面网络。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家颇有实力的公司启动了一项发射66颗低轨道
移动通信卫星（铱星系统）的计划，按照这个设想，人们可以摆脱地面光纤网络的羁绊，实现人们梦寐已久的空中直达信息交往。但是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以计划破产而告终。
托夫勒设想的那个所谓的电子小屋，不可能任意地分散，况且还必须有物资，能量流通网络作为物质保证。公用性和共享性是服务产业的重要经济理论基础，在信息社会，服务的多样化、个性化并没有削弱这种公用性和共享性。而是在个人占有终端的基础上更大限度地公用和共享网络资源。
六 通天塔的真正基石
语言和部落意识 自然经济时代的非交换人际关系，演化成为部落意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边民关系，是导致“人类通天塔”工程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
相传古代巴比伦人非常富有和强盛，也过得很幸福。他们互敬互爱，共同愉快地劳动。只有一点使他们不满，就是他们只能控制人间，而天帝却把天堂留给了自己 。
于是巴比伦国王决定，他的人民不仅要控制人间，还应该主宰天堂。他命令建造一座通天塔，20万人齐动手，有的和泥，有的砌砖，有的专门负责搬运，把塔建得越来越高。每天从早到晚，负责运输的人们从塔东面将砖块和泥浆一级一级运上去，然后又从西面一级一级下来。一共花了42年时间，塔建得如此之高，以致人们从下往上运砖得走整整一年。
塔就要通天了，天帝十分震惊，如何制止这些不速之客呢？也许用干扰他们协作劳动的办法最能阻止人们把塔建成。于是天帝派了70名天使下凡，这些天使首先夺走了人们相互理解并共同使用的语言，然后又把他们分隔成小群，让每群人讲一种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新语言。
突然间全部乱套，砌砖的人和运砖的人对不上话，而运砖的人也无法让砌砖的人明白自己的意思。人们互相埋怨对方听不懂自己的话，工地上乱作一团。工程只好停下来，人们各自操着各自的语言，各奔东西，形成后来的部落。由于部落间越来越缺乏互相理解，经常发生武力冲突。而统治者又常常利用人们的部落意识达到奴役邻邦的野心，巴比伦人非但没有控制天堂，也丧失了宁静和愉快的生活，陷入互相敌视、连年战争的痛苦之中。 现代文明中，过去的部落已经发展成国家，部落意识则发展成为爱国思想。现在很少有人对爱国思想持批评态度，但它确实阻碍人们公正地对待是非问题。据说你死我活的两伊战争宣布停战时，战壕两边的战士互相拥抱。当今世界积怨深重的国际问题，虽然存在恃强凌弱现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与残余的部落意识也不无关系。
地球村庄
现在，由于传播工具的改善，国家元首们可在电视电话中会晤，不同国家的人民也加强了彼此间的来往。
在我国大部分城市，只要用电话拨一个10810，就可以由设在美国的中文电话台为你提供汉语服务。据估计，用不了几年电话自动语音翻译系统，就可以在国际长途电话中正式投入适用。现在许多商贸公司已经直接与国外的商贸信息联网，每天和每小时的变化，都对各国社会、经济发生直接影响。许多跨国公司甚至把资金集中起来全球循环调度使用。
人们吃惊地发现，世界正在迅速变小，地球将要浓缩成一个村庄。人们将重新建造新的通天塔，去寻找天外知音，寻找真正的天堂。
巴比伦人通天塔的基础是共同的语言。地球村庄的语言也正待重新统一起来。不是统一到哪一个语种，而是统一到用于网络自动翻译的程序上来。
十几年前，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方块字是普及计算机的最大障碍。当时的传播媒介也主张改方块字为拼音文字。后来有人做过一个试验，让同样读小学三年级的一组中国学生和一组美国学生去描述同一件事情，结果发现中国学生使用汉语表达的准确性、充分性远胜过美国学生。这说明地球上将近四分之一人口使用的汉语，仍旧具有西方语种不可比拟的优势。越来越先进的编码方案使我们的汉字输入计算机的速度比英文单词输入速度还要快。某研究所一位56岁的总工程师告诉我，他操作计算机一分钟可输入90个汉字，而专业录入人员每分钟最多可输入近300个汉字。远远超过英文输入速度。
更可喜的是，自动文字和语音翻译技术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正逐步推向实用。也许不用10年时间，一个丝毫不懂英语的中国人和一个丝毫不懂汉语的美国人可以通过越洋电话系统中的自动翻译设备直接对话。建设一个真正的相互理解的地球村庄，已经不是遥远的事了。
上天觅知音1972年美国结束阿波罗登月计划以后，人类继续飞向更远太空的计划依然在进行。其中美国于1977年9月发射的“旅行者号”无人宇宙飞船已经飞过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飞出太阳系到茫茫宇宙去寻找地球人类的知音。
“旅行者号”飞船给天外人携带的礼物是一个直径约30.5厘米的喷金铜制唱盘。它同一个瓷唱头、一枚钻石唱针一起装在一个特制的铝盒中。这个铝盒又用钛制螺栓固定在飞船上，包装上刻着用数字语言写明的唱片用法。经测定，这个唱盘在宇宙中经历十亿年也不会有任何自然损坏。
唱片可以放两个小时，记录的是地球上各种有代表性的信息，包括116张图片、35种自然音响、27种世界名曲、60种语言的问候语、一段联合国前秘书对宇宙人的讲话录音和一份美国前总统打给宇宙人的电报。人们期待着某一天“旅行者2号”飞船被宇宙人截获，以了解地球人类，建立地球村庄以外的天外友谊。
唱片一开始便是116幅图画。有人体图解、海洋、河流、山脉、各地风土人情，有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中国长城，还有一幅是中国人吃饭的场面。世界名曲部分有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的名作，西方爵士音乐和许多少数民族的歌曲，还有中国的京剧和古琴演奏的中国古典名曲《高山流水》。
联合国前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录音讲话是：“作为联合国的秘书长，一个包括地球上几乎全部人类的147个国家组织的代表，我代表我们星球的人民向您们表示敬意。我们走出我们的太阳系进入宇宙，只是为了寻求和平和友谊。我们知道，我们的星球和它的全体居民，只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一小部分。正是带着这种善良的愿望，我们采取了这一步骤。”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电文前面有一段说明。大意是：旅行者号宇宙探测器是美国制造的，地球上住有40多亿人，我们是其中一个拥有二亿四千万人口的国家。我们人类虽然还分成许多国家，但正在迅速地变为一个单一的文明世界。电文如下：“这是一个来自遥远的小小星球的礼物。它是我们的声音、科学、形象，音乐、思想和感情的缩影。我们正在努力使我们的时代幸存下来，使你们能了解我们生活的情况。我们期望有朝一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以便加入到银河系的文明大家庭。‘地球之音’是为了在这个辽阔而令人敬畏的宇宙中寄予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决心和我们对遥远世界的良好祝愿”。
除了发射宇宙探测器之外，大型无线电天文望远镜也正在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等国负责截收“宇宙人”向地球发来的无线电信号。自1977年以来，国际无线电组织，经常收到各国科学家提出的《关于接收到宇宙高等动物发来的电波》的报告书。但是这些来自宇宙的异常信号到底是不是“宇宙人”发来的呢？迄今为止，都很难做出肯定的回答。
七 网络时代的十个天然法则
初进网络领域，许多人认为网络不过是工业时代的直线延伸，或者说是工业经济的一部分。我国一位资深学者就曾经说过，我们没有必要随意创造新概念和新理论，人类在几百年的产业革命中逐步完善起来的工业经济理论用于信息或者网络领域应该是无缝的。然而，时隔不久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感觉到，网络领域的游戏规则与工业领域是基本不同的两回事，并且发现工业社会的康庄大道已经走到了尽头。要涉足网络这个崭新的领域就必须了解这个领域的规则，当然既有人们约定的规则，又有天然法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天然法则。 网络比机器重要 半个多世纪以前，列宁就曾经指出过，“大生产、机器、铁路、电话----有了这一切就有充分的可能把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到现在的四分之一，而保证他们享受到等于现在四倍的福利”（列宁全集20卷147页）。这在当时物资非常短缺的年代，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拼命开动机器生产有可能产出的不是四倍福利而是四倍的祸害。而网络则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变得理智和透明，可以说有了网络才能缩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距离，才有充分的可能使生产者用原来四分之一的材料和能源，为社会创造四倍的使用价值。
一条重要的哲学原理是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一千人的一支军队，除了这一千个身躯和佩带的武器之外，肯定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计算机也是机器，四台连接在一起的计算机比四台独立运行的计算机也许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几千万台联网的计算机比几千万台单独运作计算机的功能可能要大出几万倍。
曲线比直线重要 工业社会通行的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线性思维方式，而网络时代是一个完全的非线性世界，线性思维在非线性世界是毫无用处的。人们必须明白，未来不再是过去的延伸，按照历史时间序列外推未来的预测方法基本上是失效的。不少有远见的企业家也发现，昨日的成功秘诀几乎就是造成明日衰败的引信。在非线性的科学方法建立以前，认真分析未来情景和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以便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对决策者而言是第一位重要的事。
从另一方面看，大机器或者工业的规模与效益之间呈线性相加关系，网络产业的规模与效益之间则呈现一种非线性的指数关系。
服务比产品重要 工业时代的人们注重产品，愿意购买产品，网络时代的人们将越来越重视服务，愿意以合理的价格购买服务。农村人过去愿意购买耕牛、农具，甚至小型拖拉机、小型飞机，以后的新式农民则喜欢出钱租用各类服务公司的长期或者短期作业服务。城市人过去愿意购买缝纫机、切菜机、刷碗机，尽管一年用不了几次。同时还喜欢藏书和购买磁带、光碟，尽管有的从来都不看。以后的城市人将喜欢下饭店，进洗衣店，当然最喜欢的服务还是上网获取信息，上网购物，上网娱乐.
过去许多厂家卖产品搭配服务，目前许多厂家的服务营销收入开始大于出售产品的收入。
市场比利润重要 工业时代的
经营者拼命追求利润，甚至不惜破坏市场和企业在市场上的声誉。网络时代的经营者与消费者将维持一种长期的连锁经济关系，有远见的企业家追求的是市场信誉和市场份额。对网络企业而言，很可能以经济学上的零利润为最佳平衡状态，因为网络服务商卖出的是与客户共生的关系，收回的是公司的前途与未来。 关系比能力重要 我国某大企业与消费者打官司，结果官司是打赢了，也显示出大企业决策者们的能力，但却输掉了与消费者的融洽关系，即使这个消费者不去跳槽，也会增加企业融于社会的成本。网络时代，一个能力也许不大的人可以借助网络获得同情和帮助，一夜之间变的能力强大起来。我们也经常见到另一种情况，有的人很有能力，就是因为自视清高，与人老死不相往来，结果一事无成。
市值比实值重要 工业时代人们看重的是企业长期投入的实际价值，网络时代人们更注重当时或者未来的市场价值。或者说，资金运作注重实际价值，资本运作注重市场价值，但是资本运作越来越比资金运作更重要。一个老牌公司可能已经投入1000亿元的固定资产，但是按照重置成本法评估，可能只剩下500亿元。一家新兴公司，前景好，品牌好，虽然只有100亿元资产，市值也许高达上千亿元。也许现代人们还不能容忍这里面的泡沫成分，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代表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形成的无形资产也是资产，很可能是比自然磨损了的固定资产更可珍惜的资产。
普及比稀有重要 记得20世纪50年代，美国牛奶因生产过剩而倒进大海，为的是保持产品的稀有势态，才能使生产者有利可图，在我国很早就有“谷多伤农”的古训。80年代初期，我国彩色电视机供不应求，全国几十家电视机厂活得很风光。后来供给很快大于需求，造成大量积压和浪费，而网络经济是服务经济，因而是产消合一的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没有库存，也不会造成产品积压。必须以普及服务为首要目标，企业才能利用边际成本骤减特性适应日益摊薄得利润，消费者才能获得随着服务规模扩大呈指数增长得效用。有时侯为了获取普遍服务的社会利益，很可能需要提供免费午餐，譬如免费信息查询，免费接听电话。
增量比存量重要 工业时代谁拥有大量的物质资源谁就强大，叫做有粮心才不慌，有钢国才富强。网络时代正在使原有的资产存量迅速贬值，许多传统大型企业难以存活，并不是体制或者机制问题，不信翻开它们的历史都有过昨日辉煌，主要原因是背了沉重的存量包袱。 这种存量不仅是资产和退休人员存量，更重要的是陈旧观念和思想方法的存量。如果这些存量不能剥离、盘活或者利用起来，真的不如另起炉灶。翻开20世纪的经济史，最大的公司依时间顺序是钢铁、石油、汽车、电话、软件、网络。自然法则就是这样无情，老的难以救活，新的生生不已，网络时代加剧了这种更替，使人们明显地感到应付不暇。 专业比综合重要 工业时代的经营者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一个公司什么都干，一家商店什么都卖。一家杂货店可以利用地域优势垄断一方。网络时代，距离因素趋于死亡，经营者的地域优势也正在丧失。好酒不怕巷子深在过去只是一句空话，现在人们在网上购物，不用考虑所选择的商家在什么地方，只要你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性能价格比确有优势，就可以畅销世界。未来的经营者只剩下在某个方面做得是第一位的，不会有第二位经营者的生存空间。
从竞争的角度看，最原始的竞争是完全对抗性的竞争，你干什么我也干什么。高级阶段的竞争是避开正面对抗的交错式的竞争，你在这方面有优势，我就培育另类优势与你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促进了更细化的社会分工，使原来占据综合优势的企业失掉了昨日辉煌，专业化集团公司正在成为新的明星企业。 当然专业化经营也不是在一棵树上吊死，在一种专业化优势寿终之前，企业家必须培养新的专业化优势。
未来比历史重要 人们经常抱怨上帝的不公平，因为他把历史机会给了别人，把不幸给了自己。其实机会有各种各样，他有这种机会，你也会有那种机会。区别仅在于有的人能够利用自身优势抓住机会，有的人则与机会擦肩而过。工业时代是大鱼吃小鱼，网络时代是快鱼吃慢鱼。因为只有快鱼才能提前把握住未来，抓住机会。 在经济生活中，有的人特别重视历史积淀，认为过去强大未来也会强大，有的人则特别重视未来，认为过去的强大也可以变作包袱或者累赘。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两百年前欧洲人抓住了纺织工业革命的机会，使中国上千年的丝绸文明黯然失色。一百年前美国人抓住了电气革命的机会，使欧洲的机器文明发生锈蚀。进入网络时代，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稳定，哪个国家或者地区会成为世界下一个经济重心，并不在于过去或者现在谁最强大，而在于谁的政策选择更适应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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