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的关联探讨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词的使用，前提是确认存在着两种互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学术界熟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地理位置及文化、社会特点看，可以有条件地统称为东方国家。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共同特点，明显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文称之为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与斗争，一度被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表现，或者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势不两立。这一认识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走上改革之路，经济全球化如火如荼，虽然无论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国际社会，矛盾冲突不断，但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再是生活的主调，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与斗争，进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有利条件。本文将对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实质等问题做简要考察。①
    一
    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即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理论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说到底是辩证唯物主义。②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它用物质解释整个世界。自然界是物质的，人的意识是大脑这种特殊物质的功能，而大脑是生物界长期进化的产物。生命，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③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等等，都取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生产力。第二，世界在按照辩证规律运动着，一切领域都有自身严格的客观规律。人可以认识这些规律，但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人的自由只在于自觉地按照规律行事。概括地讲，它是以物质概念为核心集中地、突出地强调科学理性的哲学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复杂。这一概念本身学术界没有公认的严格定义，它的内涵也相应地并不确定，究竟包含哪些理论、流派，没有定论。但是大体而言，它形成于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问世之后，主要流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影响最大的派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最突出的理论特点是人道主义以及与列宁主义相对立。④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⑤“为了人”、“通过人”颇能表达西方马克思主义着力弘扬的人道主义。它一方面强调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异化、物化和人的单向度化的非人世界，人的本质丧失了；另一方面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认为只有“通过人”，人才能获得解放，这只能是人的自我解放。这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突出人道主义的哲学理论。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本为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其理论来源主要是恩格斯，此外还有列宁，基本上是对恩格斯《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相关内容的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内部意见分歧众多，但是思想资源基本上都来自马克思，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西方学术界盛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恩格斯的思想，马克思不但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而且与它截然对立：恩格斯用物质运动、自然辩证法解释世界，把世界描绘为科学理性的王国，是机械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则是人道主义者，人的视野之外的自然界是无，辩证法只存在于人和人的社会，是实践辩证法。⑥反过来，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断言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哲学思想，例如关于人的类本质异化的理论，是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哲学在马克思身上的遗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如恩格斯所说，哲学思想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的资产阶级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不是有差别甚至相互对立？这是研究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涉及的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是不能成立的。这不仅有悖于他们多次宣称思想一致并共同战斗数十年的基本事实，而且也缺少充分的文本依据。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在恩格斯那里，尤其在其早期著作中，也可以见到，⑦而恩格斯阐述的唯物辩证世界观，马克思也有相关论述。⑧但是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完全一致，同样不符合实际。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哲学思想，更不要说对他们两人哲学思想的关系，做过全面阐述。我们只能通过梳理他们的哲学论述对这一关系从宏观上加以简要考察。如下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首先，恩格斯在早期曾与马克思合作从事哲学研究，但他本人的主要哲学著作写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是《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晚年有关唯物史观的书信以及《自然辩证法》。与恩格斯相反，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主要集中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1848年以前。马克思自称大学期间主要兴趣和大部分精力在哲学研究上，毕业后凭借关于伊壁鸠鲁哲学思想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43年马克思写了哲学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随后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与恩格斯合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合著)。这些著作完全是或者基本上可以说是哲学著作。此后马克思一生再没有回到专门的哲学研究上来。
    其次，恩格斯主要哲学著作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他的影响最大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前者是与杜林的论战，后者是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及其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的阐述，所依据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来自《自然辩证法》。⑨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人和人的解放。他之所以研究人类社会，是因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是探寻人类解放之路的不二途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对象，简要地说，就是人。
    最后，由于主要研究对 象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哲学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恩格斯本人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关于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界的，是从物质出发看世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由于事实上以人为对象，而人是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环境又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因此马克思一方面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处境，另一方面用人的实践解释世界，阐述人的解放之路。他的哲学是实践人类学。这种哲学思想上的区别突出表现在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主要不足之处的概括上。恩格斯认为其不足有三：一是机械唯物主义；二是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三是这种非历史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⑩显然，对它用物质运动解释世界的观点，恩格斯是赞同的。马克思的说法人所共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1)马克思批评的恰恰是这种只用物质运动解释世界的观点。
    当然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的全部。彻底研究这一关系是本文无法胜任的任务，不过他们的哲学思想有区别，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别反映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恩格斯晚期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并加以发挥，这是它们相互区别甚至对立的重要原因。
    二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异，进而也可以说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不仅表现为内容、色彩、性质的区别，而且就其本质而言，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简言之，前者是适应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需要的产物，后者则是对这种文明的强烈批判与否定。从广义上讲，前者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后者产生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或者说，前者是在为社会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后者是批判、超越现代化的理论武器。
    辩证唯物主义被称作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它弘扬科学理性，把世界解释为严格按照客观的但又是人可以认识的规律运动着的物质。这不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且适用于人类社会、人本身以及经济、政治、道德，总之，适用于一切领域。它在实质上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十分相似：它们都是用运动着的物质解释世界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区别只在于辩证唯物主义不但讲物质的运动，而且吸取黑格尔哲学的成果进一步指出了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辩证法。
    这样一种唯物的辩证的世界观，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中提出来的，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是对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的概括总结。这表明它的秘密只能在自然科学中去找。人所共知，文艺复兴运动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充分肯定人对现世幸福的追求，为人的物质欲望的正当性正名。物质欲望的满足离不开物质财富，物质财富的获得有赖于物质生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随着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级的兴起，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工业是对自然界的自觉改造，以认识自然为前提，这为探索自然的秘密提供了强大动力。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7世纪以牛顿力学为代表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整个宇宙，大自天体，小到原子，都处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之中，而人类手中的自然科学已经揭示了这些运动的规律。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把自然科学成就转化为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力，物质财富大量涌现。科学以及它所体现的科学理性因此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产生了用物质及其运动解释世界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产生了把科学理性推广运用到一切领域的冲动，由此产生了弘扬理性精神的启蒙运动。一句话，产生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社会革命。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17世纪、18世纪自然科学成就的理论总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是依据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做工作的继续与提升。恩格斯说：“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2)他还说：“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13)他接着指出：由于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的发现、能量转化、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来说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14)“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15)可见，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实质上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一样，都是对自然科学成就的概括总结，只是恩格斯想用充分体现辩证法的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发展前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从而使这一理论更为完善了。这样的哲学用运动着的自然界取代了神，也包括黑格尔神秘的绝对观念，是对科学理性的赞颂。就此而言，它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是为科学理性的普及进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建立以及社会的现代化服务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完全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依据的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它弘扬的不是科学理性，而是人道主义。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在极大地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制造出触目惊心的人道主义灾难：工人阶级的非人生活、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严重的社会不公、血淋淋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科学理性无孔不入，然而又以客观规律的名义限制乃至剥夺人的自由，为资本主义辩护。物质繁荣与人道主义失落之间的巨大反差激起无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抨击抗议，以批判、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为宗旨的哲学理论、社会理论纷纷涌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异化理论从各个方面对资本主义使人丧失人的本质的现实进行了强烈谴责，从历史规律的角度说明资本主义应该灭亡了。针对物对人的奴役，它弘扬人的主体性，对实践活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肯定。马克思全部哲学思想旨在为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处于物质生产彼岸的自由王国——服务，它与资本主义及整个 工业文明的需要是格格不入的。
    显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有着重大不同：前者立足于人，后者立足于物；前者弘扬人道主义，后者弘扬科学理性；前者旨在埋葬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后者旨在完善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事实上是在间接地服务于这种文明。(16)
    从总体上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以及基于这一研究提出的晚期哲学思想，是近代科学技术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建立与发展时期的产物，是人类反对封建主义进行理性启蒙的产物。究其本质，这样的哲学世界观是可以被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接纳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开始走向自己反面时期的产物，这时由于人道主义灾难的出现，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宗旨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是不合理的，是应该灭亡的。这样的哲学，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
    不能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有重要区别的。但是在20世纪，这种区别被极度放大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苏联哲学长期以来被社会主义国家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被强调为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哲学。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则被当作青年马克思身上资产阶级哲学的遗迹而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相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自己国家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指责苏联等国带有浓重封建色彩实行专制统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它相应的见物不见人的哲学也绝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这两个派别，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你死我活的斗争纠缠在一起，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前面已经提到，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终其一生都没有对自己的以及他们共同的哲学思想做过全面系统的阐述。他们无意做哲学家，哲学思想只是存在于大量的笔记、手稿、论战性著作之中，或者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作为方法论，作为个别观点而提到。理论色彩和某些具体观点的差异不可避免，一旦这种情况与意识形态斗争、两大阵营对立联系在一起，任何一方都再也不可能以冷静的科学的态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审视对方的观点了。
    现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尘埃已经落定，人们开始坦然面对两种哲学的分歧，而这种态度又促进了对它们之间深层联系的认识。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是肤浅的。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在1844年前后恩格斯也有不少与马克思早期思想一致的哲学论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与恩格斯一再阐述的唯物辩证世界观相同的思想之外，这里要强调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站在人和人道主义立场上谴责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恩格斯晚年的哲学思想完善发展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这种资产阶级启蒙哲学，显示出了与早期马克思，也是他自己的早期哲学思想，在立足点上的区别。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以及它所创建的工业文明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阶段，与此相应，启蒙思想也对人类历史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它们只能被继承超越，但永远不能被否定。以人道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不是要抛弃科学理性，而是要克服其片面性，实现它与人道主义的结合。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以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
    科学理性永远不会过时，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任何时候都有意义，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不能等量齐观。理性启蒙、为工业文明做论证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与历史任务，这是应该由资产阶级哲学家，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去做的工作。告别工业文明，埋葬资本主义，消灭异化，实现人的自由王国——共产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根本特点所在。就此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体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但是真正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特点的，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三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特点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关：一个是工业文明兴起阶段适应理性启蒙需要的哲学，另一个是工业文明乃至科学理性开始走向反面时期的哲学。这样的认识对于我们理解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领域的变化，十分重要。
    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分别是工业文明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他们的哲学思想在东西方国家形成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截然对立的流派。所谓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其差别主要不在地理位置，而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东方国家大多处在前现代阶段，工业化尚未完成，反封建任重道远，迫切需要理性启蒙；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社会的现代化，克服工业文明的弊端、超越现代化是它们的迫切任务。对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封建、发展工业文明是早已完成的任务，科学理性深入人心，理性启蒙成为历史，但是人道主义灾难触目惊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着重分析的是劳动的异化，进入20世纪后，西方国家不仅劳动异化依然如故，而且物化现象日益严重，原本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各种“系统”把日常生活世界也殖民化了。科学技术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它支配人、控制人，人几乎在一切领域都丧失了自由，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能力，单向度化了。由于生活实际的这种状况，在马克思恩格斯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对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具现实意义的，不是以弘扬科学理性为宗旨服务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且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捍卫人的自由与尊严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哲学思想，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人的本质的异化等现象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产生的。
    与西方国家相反，东方国家基本上都处在前现代阶段，反对封建主义、宣传科学理性、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是它们的迫切任务。列宁的最后一篇哲学著作，写于1922年 被人们称作“列宁的哲学遗嘱”的论文《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心思想是号召建立党内外唯物主义者的联盟以及这些唯物主义者与自然科学家的联盟，建立这两个联盟的目的，是继承和发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批判宗教。(17)可见直到十月革命之后，由于俄国的落后，像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样开展理性启蒙反对宗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至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崇尚“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战乱不断，两位先生无以立足。新中国成立后，反对封建迷信是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的艰巨任务。新中国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一样，最需要的是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而为此必须大力宣传普及科学理性，完成整个民族的理性启蒙，加速发展科学技术。为此，中国共产党以各种形式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中华民族就是通过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实现了自己的理性启蒙的。对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批判异化、物化，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近乎奢侈。适应他们国情的，只能是恩格斯晚年创建的辩证唯物的世界观。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被当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与运用)，并把它等同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力宣传，而且这样的哲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流行，绝不是偶然的。
    可见，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使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不同的任务、产生了不同的实践需要，进而分别选择了马克思的或者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建成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由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对抗你死我活，这些理论也相互排斥，水火不容。各自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自居，西方学者还进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尽管我们迄今未能把它们整合为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但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财富。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姓“马”，它们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方化、西方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的证明。事实表明，不论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在生活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坚持对资本主义展开文化批判，始终是西方社会不断改良的重要推动因素。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被一再宣传灌输，虽然有僵化教条之嫌，但正是有赖于它，科学理性才在这些落后国家扎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这一论断，能够很好地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转折。在此之后哲学领域“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的影响，出版了上百种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与此相应的是中国迅速工业化，经济腾飞。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哲学界出现了弘扬人道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潮，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的生存状态问题受到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逐渐兴起，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正统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其基本观点不胫而走，尤其在青年一代中，受到普遍热捧，“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姓马”被学术界多数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虽然还是官方教材的基本观点，但对它“见物不见人”的批评不绝于耳。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理论，几成定论。这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冲突与较量。不能不承认的是，较量中采取攻势日渐占据上风的，不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形形色色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哲学理论。
    上述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工业化如火如荼，市场经济迅速普及，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与此同时，物质利益日益成为人们行为的主宰，劳资矛盾凸显、利益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劳动保护滞后、工人的基本权益没有充分保障。不仅成年人为竞争所累，为了能在日后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便失去童年的欢乐，在各种各样的“辅导班”之间奔忙。人已经严重地异化了，社会生活则严重地物化了。不是GDP服务于人，相反人倒成为GDP增长的工具。不仅如此，工业的发展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中国的发展能否继续成为问题。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呼吁以人为本。“要让中国人民有尊严地生活”、“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中央领导人的这些话激动着每个中国人的心。上述情况表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时西方社会类似的阶段，相应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人的问题。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增长依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但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上述问题也日益严重，解决它们已经刻不容缓。我们在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相反倒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为我们提供众多启示与思想资源。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在中国日渐失去昔日的主宰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遏止地兴起的真正原因。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永远不会过时，正像科学理性永远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一样，但是再也不能把它教条化并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画等号了。中国哲学家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尽快理清他们看似相互排斥的哲学思想的关系，对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加以整合创新。只有创新后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适应变化了的中国和变化了的世界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是理论，另一方面是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工具。本文只限于考察其理论特点 。
    ②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4章第2节中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与运用。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4页。类似思想恩格斯、列宁也有。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④参见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⑤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⑥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张翼星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4—49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6—547页。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与恩格斯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4—494页是恩格斯写于1843年10月15日—11月10日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第526—547页是恩格斯写于1844年1月初—2月初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
    ⑧参见安启念：《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再读马克思》，《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
    ⑨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的几个注释和最初的序言，被他作为《自然辩证法》的手稿保存，足以说明自然辩证法研究在恩格斯哲学思想中的特殊地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还多次讲到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是唯物辩证法思想的重要来源。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2—28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12)(13)(14)(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1、299—300、300、301页。
    (16)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讲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前辈霍布斯的思想时，批评它“变得漠视人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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