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

　　陈黻宸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并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学者之一。当年选修陈黻宸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北大学生，不少人对其讲课内容与授课方法曾表示过不满。但正是陈黻宸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局限，启发了后辈学者追求对西学的了解，深化对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促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因此，可以说“早期形态”与“不成熟性”既构成了陈黻宸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特色，又体现了陈黻宸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历史贡献。

　　考察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陈黻宸是一位不宜忽略的历史人物。因为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并在北大中国哲学门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学者之一。陈黻宸，字介石，生于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卒于民国六年(1917年)，浙江瑞安人。其孙陈德曾在《书瑞安陈黻宸先生全集》中曾说，陈黻宸“于学无所不窥，言性理宗陆九渊、王阳明，以为人心不为私欲所蔽，则顺应万事，无不曲当，若求于外，必支离而无归。其言经制，以治史为主，谓不通史学，则于民生习俗，与夫世运推移之际，不能洞澈本原”。陈德曾的这种记述，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陈黻宸学术活动的趣向与追求。依陈德曾的记述，陈黻宸一生博学广识，学养深厚，“言性理”遵从陆、王心学，“言经制”则“以治史为主”，不论史、论，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都有所建树。陈德曾对陈黻宸学术活动的这种记述并非溢美之词。相较于同时代的学者，陈黻宸的人品与学问确在出类拔萃者之列，其史学方面的成就尤为人们所称道;而其在史学领域的成就，又以他在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方面所做的工作最具时代的价值。基于这样的观念，本文对陈黻宸的学术活动特色及其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史上的贡献作一些具体考察。

 

　　一、陈黻宸的教学生涯与史学志趣

 

　　陈黻宸之所以在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方面能够有所贡献，既与他生活的时代、幼时的学习兴趣及其对学问的理解相关，也与他学识渊博、科举考试不顺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相关。因此，考察陈黻宸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史上的学术贡献，首先应注意陈黻宸的生活道路中学问与事功的矛盾及其学术活动的个性与特色。

 

　　宋恕论及陈黻宸的史学成就时，曾认定陈黻宸“文追班、马，学绍郑、章”，其《独史》一文，则“意在发渔仲之孤怀，补实斋之有待”。宋恕谓陈黻宸“发渔仲之孤怀，补实斋之有待”，是说陈黻宸在学术上有意继承、推进郑樵、章学诚的学术事业，获取新的学术成就。宋恕所言不虚。郑樵、章学诚都是陈黻宸心仪的学者。陈黻宸推重郑樵、章学诚，有意推进郑、章两位史家的学术事业，与他幼时的学习志趣是有联系的。章学诚曾谓自己幼时读书，不擅长经训词章之学，对于传统史籍则有独到的解读兴趣与能力。陈黻宸幼时随其兄燃石念书，刻苦自励，厌世俗浮薄之学，也在解读传统史籍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悟性。据陈谧编《陈黻宸年谱》中记载：陈黻宸八岁时读《春秋左氏传》“至‘晋杀杨食我，辄取笔注其上曰：‘杨食我之罪不至死，以叔向之贤而无后，冤哉’，读《尚书·武成》》至 ‘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亦曰：‘纣之亡也宜矣，然不为人用则已，若既食其禄，势去而遂背之，其倒戈之前徒亦非人也。’见者咸大惊，先伯父以是知先君之必有成也。”陈燃石看到陈黻宸小时候即有如此超众的学习能力，不能不推断陈黻宸日后在学术方面“必有”所成。

 

　　陈黻宸自幼聪颖好学，学力过人，但其成年之后的科举考试却并不顺利。这种科举考试的不顺为陈黻宸致力教育、专心学术提供了条件。据《年谱》记载，陈黻宸18岁即开始在浙江应乡试，但未取，后又多次参考，均未取，直到35岁时才“中试浙江乡试，榜第八十九名举人”。乡试成绩也不算出众。陈黻宸获得进士身份的时间更晚，时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其时，陈黻宸已经45岁。科考不顺，陈黻宸只能更加勤于学问，不能踏入仕途，这使他很早即投身教育工作，以教书为业。在未获得进士身份之前，陈黻宸已先后在乐清梅溪书院、三溪书院等学校任教。在教学工作中，以教授诸子学与史学为主，尤以史学方面的造诣为人们所称道。他在杭州养正书塾任史学教习期间，“学者惊其博通”，更是名动一时。马叙伦曾忆及自己在养正书塾的学习与陈黻宸的学问及其影响： “先生之主养正书塾也，以教授历史，即陈夷夏文野之义，于五胡、金、元之迹，反复而不厌;又以孟轲、邓牧、黄宗羲之说，敷引于讲席之间，于是杭之学者莫不盛张排满革命，而谈民治，风浸被于全浙及诸暨。”从马叙伦的这种回忆来看，陈黻宸当年在杭州教学活动的影响，已不限于学术领域，而是已经影响到浙江的社会思想风气。

 

　　科举考试的曲折使陈黻宸未能过早踏人仕途，长时期地从事教育工作则要求陈黻宸在学问方面不断追求进步。这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为陈黻宸在史学领域，特别是后来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方面有所贡献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陈黻宸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新旧文化交替转型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陈黻宸要能长期在教育领域立足，在学问方面追求进步，除了“学宗阳明、梨洲，博古通今”，还必须兼顾中西。因此，陈黻宸十分注意对西方学术文化的了解。他在上海参与创办《新世界学报》，撰写的《经术大同说》、《独史》、《伦始》、《地史原理》、《辟天荒》等文章，都曾多方面涉及东西方的学术文化。

 

　　学问的进步一方面为陈黻宸坚持参与科举考试继续准备条件，另方面也使其人品与学问的影响逐步从南方扩展到北方。早在陈黻宸进入杭州养正书塾任教之前，宋恕即曾推荐陈黻宸远赴天津育才学堂任教，其时陈黻宸38岁。天津育才学堂的创办人为孙宝琦。孙宝琦与其父孙诒经、其弟孙宝瑄在晚清学界、政界也都是成名人物。孙宝琦办学，本拟托孙宝碹邀请宋恕赴育才学堂任教，宋恕则极力推荐陈黻宸。宋恕信告孙宝瑄：陈黻宸“品行极优，胜恕十倍。志大识超，恕心中上五名人物。学宗阳明、梨洲，博古通今，不屑章句，文似黄河、长江，不饰门面，素业授徒，帖括、市井二气毫无。”宋恕在介绍陈黻宸的为人为学、肯定其长之后，还直言陈黻宸的“粗处”：“不能说官话、书法极劣，酬酢客套全无。”孙宝琦得悉陈黻宸的学识人品之后，曾复信其弟：“津中实无品学兼优之师，如介翁者最为难得，虽言语小碍，笔谈亦无妨。”并表示欢迎陈黻宸赴天津任教，可见其在教育界之影响。

 

　　同时，陈黻宸能够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过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又得益于他坚持参加科举考试，并最终获得进士身份。因为，进士身份的获得与他能够进入京师大学堂任教是联系在一起的。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6月)，陈黻宸进士及第，授户部贵州司主事。陈黻宸在殿试中得二甲五十二名进士。试后被授贵州司主事，他信告其弟醉石：“我果以主事用，书法不佳为考试累。”自认为书法不佳影响了自己的殿试成绩与朝廷对自己的任用，但其试卷内容实际上得到了会试主考孙家鼐、张百熙等人的赏识。孙家鼐曾因陈黻宸的答卷“才气泛滥”，“痛发时弊，兀然不顾忌讳”而“亟称其 文”，肯定其文为“寿时之文，非荣世之文”。而就在陈黻宸在京参加会试的这一年冬天，孙家鼐、张百熙等人奉命总理学务，议论京师大学堂教习人选。张百熙十分欣赏陈黻宸的人品学问，力荐陈黻宸为京师大学堂教习。他告诉孙家鼐：“余闻东瓯名士有陈介石者，品学纯粹，余观其所著《经术大同说》、《独史》、《德育》、《地史原理》诸篇，辄抚摩不释手，叹为一代绝作!惜余未识其人，余欲延为大学堂教习，于今日学界庶有益欤!”张百熙的提议获得孙家鼐支持，使陈黻宸于同年底进入京师大学堂任教。

 

　　陈黻宸进入京师大学堂执教时在1903年11月。京师大学堂原本计划聘其讲授经学、史学两门课程，后因陈黻宸到校较晚，经学另聘人讲授，陈仅讲史学。陈黻宸在京师大学堂任教几年后，曾一度离京，赴两广优级师范学堂等校任教。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帝制。陈黻宸于民国二年 (1913年)初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重新回到北京，并兼职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民国二年在北京大学兼职，是陈黻宸能够参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创设工作的重要历史缘由。因为民国成立，不仅使满清时期的京师大学堂变成了北京大学，且哲学门也正式成为北大没置的专门学系。这使得陈黻宸民国三年专任北大文科教授时，能够在中国哲学门讲授中国哲学史和诸子学等课程。陈钟凡、黄建中、稽文甫、冯友兰等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先后有所建树的学者，皆为陈黻宸当年在北京大学的学生。陈锺凡曾忆及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习：“任诸子学者为瑞安陈介石先生……介石先生授温州语，非吾辈所能尽了，而先生每至教室，挥粉笔急书，累千百言，一闻钟声，戛然而止，录出读之，洋洋洒洒，韩潮苏海，无以过也。”回忆中对陈黻宸的学问与敬业精神十分敬佩。陈黻宸辞世以后，陈锺凡曾有《哀辞》怀念自己的业师，认为陈黻宸对自己在学业方面“论难发蒙”，“启悟者甚众”，“师生之谊，不减天伦”;对自己这位业师的病逝深感悲痛。

 

　　冯友兰也曾忆及自己的老师陈黻宸。他认为1915前后的北京学术界，陈黻宸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影响类似于章太炎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并忆及陈黻宸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情况：“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出来，当时称为发讲义…… 最难得的，是他有一番诚恳之意，溢于颜色，学生感觉到，他虽不说话，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是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矣’了”从冯友兰的回忆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陈黻宸的博学与敬业，看到冯友兰一类的学生对陈黻宸学问的肯定与人品的景仰。

 

　　1917年6月，陈黻宸因其弟陈醉石病逝悲恸过度致疾，在瑞安老家病逝。陈黻宸一生的学术活动，大都在经学与史学的范围。他曾先后写成《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诸子哲学》、《中国哲学史》等重要著作。就这些著作的内容来看，《诸子哲学》、《中国哲学史》与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发展趋势联系更为紧密。可以说是时代的机缘，生活的际遇，使陈黻宸得以较早在北京大学开设诸子学课程和中国哲学史课程，为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陈黻宸的史学观念与哲学观念

 

　　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学由古典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形成独立的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一个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是人们学术观念的更新，接受西方的哲学观念，吸纳现代西方的学术方法。就学科的形成而言是如此，就个人的工作与贡献而言也是如此。陈黻宸研究中国哲学史，也以其接纳现代西方的学科观念，特别是史学的观念和哲学的观念，主张和追求学术的更新为前提。

 

　　作为一个主要由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培育起来的学者，陈黻宸早年对于中西学术的态度与取向，多侧重于中学。晚清以来，由于中西学术交流、经济往来日渐密切，学术界曾出现少数人盲目地崇奉西学，忽视传统的不良风气。陈黻宸对这样的社会风气十分不满。他在为友人陈虬的《报国录》所做的《序》中曾指出： “通商以来，风气稍移，浮浅之徒，侈谈西学，剿窃失据，转或刍狗《诗》《书》。”在他看来来，在具有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不知弘扬传统，发展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延续本土的“圣人之治”，反倒推崇“异域杂霸功利之见”，其结果只能是儒术的衰落，国家的贫弱;或者说中国社会文化的落后。“侈谈西学”， “刍狗《诗》《书》”，忽视传统的另一个严重恶果是学术人才的断裂与匮乏，在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缺少真正能够融会中西，贯穿古今的治国人才。用他的语言表达即是“求其融会中西，贯穿占今，通经致用，蔚为一代儒宗者盖鲜”。因此，在陈黻宸看来，改变这种不良的学术风气，培育优秀的学术人才，担当起振兴中国文化的历史重任，正是晚清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时代使命。

 

　　陈黻宸对于学术界浅薄、浮躁风气的批评，是在一种理性的、全面的视域中进行的。对“侈谈西学”、“刍狗《诗》《书》”的批评与否定，使他极力主张传统学术文化的更新;对“融会中西，贯穿古今”的追求与肯定，则使他并不绝对地排斥西学。因此，陈黻宸主张的学术更新，实际上是一种融会中西的学术建设。在他主张的这种学术建设中，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建立新的史学，他将这样的史学称之为“独史”。在陈黻宸看来，所谓“独史”，基本要求有二。其一为“独识”，其二为“独例”。“独识”是指史家独立的史识，即关于史学的独立见解。“独例”当是指合理的史书体例。在陈黻宸看来，“独识”与“独例”是相互联系的。“独识”是“独例”的前提。史家只有具备关于史学的独到见解，才可能以独立的合理的史例去记述解释历史。这即他所谓的“史必有独识，而后有独例”。与这种“独识”、“独例”的观念相联系，陈黻宸还提出过“独权”的观念。陈黻宸所谓“独权”，实际上是主张赋予史家独立的真实的记述历史的权力。陈黻宸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史籍中，“曲笔阿时”、“谀言媚主”、“言必忌讳”、“直道无存”的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重要原因之一即“无史家之独权”，史家的工作实际上要受到制度的限制。因此，他主张国家不仅应该配备专门的史官，设立专门的修史机构“太史馆”，而且应当向东西方邻国学习，赋予史官应有的地位与工作中应有的权力：“今拟位太史公于诸王公上，于京师辟一太史馆，以太史公主之。太史公有参政之责，议政之任，如东西邻之司法大臣然。国有大事，则议而决之，且书而垂之。忤上意者，勿得罪。如是，斯可以言史之独权矣。”陈黻宸这种“史家之独权”的观念，既留存着传统观念的印迹，也包含新时代的思想成分。

 

　　在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刘知几曾主张“史才”、“史学”、“史识”三者兼具才能成为史家，章学诚也曾肯定史家治史，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传其事，并强调“史德”、“史意”。陈黻宸主张的“独识”、“独例”、“独权”等观念，大体上可说是对刘知几、章学诚等人史学理论的演绎。在这种演绎拓展中，尤以陈黻宸主张的“史质”说最具现代学术特色：“刘氏之所谓才学识者，固未足以尽史才史学史识矣。夫必才学识三者具而后成史。而所谓才学识者，又不仅如刘氏所称，史亦不易言矣。而我谓史 之所以为史，又不徒以其才也，而必以其质也;不徒以其识也，而必以其德也;不徒以其学也，而必以其情也。”陈黻宸所谓“史德”大体上仍是章学诚认定的史家之心术，不过陈黻宸看重史学本身的道德垂范作用，认为史中记述，事关“毁誉之准，是非之宗，善恶之归，荣辱之衡”。因此，他更加强调“史者，道德之权舆也”。论及“史情”时陈黻宸则认定“史者乃以广我之见闻而迫出其无限之感情者也”。这样的“史情”，似不单指作为解释者的史家的主观情感，也包括史籍传递引发的人的情感。“史质”是一个较为新颖的史学观念。陈黻宸提出“史质”的问题，是要追问史学的性质，思考史学的学科归属与定位。他说：“东西邻之言学者，必首问其学之性质若何，其学之种类若何。种类者，因性质而分者也，此亦读史者荦荦一大问题也。”正是这种“史质”观念，使陈黻宸主张从现代学科的角度思考史学的更新与发展。

 

　　陈黻宸认为，东西方的一些优秀民族之所以“强且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落后则因其有“学”无“科”：“我国固非无学也，然乃古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因此，中国学术文化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新发展，即应吸纳现代学科观念，去除中国传统学术有“学”无“科”的局限。具体到史学的更新，也在于将其视为一个具体的学科而把握其特质。在陈黻宸看来，史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其特质首先在其“能合”。研究史学，会涉及政治、法律、教育、心理、伦理、物理、舆地、兵政、财政、术数等诸多领域。这种涉及多学科的史学，实际上是“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没有多种形式的具体科学，史学不能成立。反之，具体科学考察具体领域或具体事物的理则，这种考察，也需要具体考察事物发展的历史。因为，“其穷理也，不问其始于何点。终于何极。其论事也，不问其共所致何端，所推何委”，不了解事物的历史，科学也无法成为科学。这样的“史质”观念，使得陈黻宸强调：“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嘲(第 676页)主张中国欲兴科学应从重视史学开始。

 

　　陈黻宸的“史质”说是他后来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思想基础。按照他对史学特质的理解，依史学“合”的特质，人们可作通史研究，依史学 “分”的特质，人们可作专史的研究，考察某事物、某学科的发展历史。哲学史即属专门史。1902年，陈黻宸主编的《新世界学报》，因为哲学的译名与学科的分类与《新民丛报》社员曾有过讨论。《新民丛报》的社员认为《新世界学报》对心理学的理解欠妥，其心理学所论皆哲学，主张设立哲学学科，将心理学、伦理学归于哲学。陈黻宸则主张将西方的哲学译为理学：“中人向解哲学颇狭，鄙意如英文之Philosophy，日人虽译为哲学，中人宜译为理学。古书‘理，字范围甚大，鄙人尝谓世人专指宋儒为‘理学’，荒谬无其伦比。”但陈黻宸也承认中国人言及“理学”，多与宋代的儒学相联系，要将东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全面纳入 “理学”的范围，人们难以接受。所以，当他进入北京大学以后，很快即接受了日本学者的哲学译名。而正是这种学术观念的转变与他对史学追求的结合，促使他把西方的哲学与中国的“道术”联系起来，研究诸子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将自己的史学由通史研究转向了专史研究，并使自己的专史研究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史创设阶段的一个重要环节。

　　作者：田文军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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