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德国古典哲学的意义

　　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历来被看做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有哲学家认为，这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由于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即哲学史就是哲学,这导致后来很多哲学家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哲学史的研究，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哲学研究的领地。笔者曾在《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了这种传统观点的困难。这个困难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因为我们是根据黑格尔的论断提出哲学即是哲学史的观点，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分析德国古典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特别是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的地位。在这里，笔者要通过重新审视我们对待德国古典哲学的态度以及这种哲学与西方近代早期哲学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为何德国古典哲学应当被看做是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或特殊哲学形态。

　　一、为什么是“德国古典哲学”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哲学界为什么如此重要，以至于谈到哲学，我们就必须谈到康德、黑格尔等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并且习惯于把他们对哲学的理解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模板。

　　(一)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把德国古典哲学看成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有人说，不读康德哲学基本上就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不读黑格尔哲学就不知道西方哲学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会把德国古典哲学抬到如此高的地位，以至于到今天国内的学者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仍然远远胜于对西方哲学史上其他哲学流派的研究？我们就以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系列丛书《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1982年，该选辑系列陆续出版了五部，即《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一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一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而《中世纪哲学》直到30年后的2013年才得以出版发行。同样，国内哲学界对德国古典哲学之外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研究也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古希腊哲学研究虽然起步很早，20世纪20-40年代就有陈康等多位先生在这领域有所建树，但直到80年代之后我们才真正开展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以汪子嵩为首的一批学者陆续推出了四卷本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史》以及其他论著。对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属于介绍性的工作，虽然也有一些专门的论著，但还无法与西方学术界展开有效对话。

　　然而，国内哲学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待遇就完全不同。其中的四大哲学家中，康德的《三大批判》中文版至少有5个版本，《康德著作全集》也出来了，我们所知道的康德正式出版著作都翻译成中文了。梁志学先生主持翻译的《费希特著作选集》也出版了，谢林的主要著作也翻译成了中文。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和《精神现象学》等早已由老一辈学者翻译出版。目前,梁志学先生和张世英先生正在分别主持翻译《黑格尔全集》，其中巳有部分分卷出版。不仅如此，国内学者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应当说，国内学术界对德国古典哲学经典的翻译基本上是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这个传统从20世纪初期的国内翻译一直延续到当代学者们的翻译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在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翻译工作基本上是以研究为基础的。正是因为有了老一辈的研究成果，如今我们在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翻译工作才能取得如此大的进展。

　　相比较其他的西方哲学历史阶段，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受到极高重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来源之一。我们接受的宣传和教育使我们相信，学习西方哲学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界长期以来所讲的“一体两翼”，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哲学主体，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只是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翼，它们本身不构成哲学的主体部分。正是由于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得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翻译和研究远远多于对其他哲学家的翻译、研究。

　　当然，历史地看，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比较早接触的也是德国哲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传人中国，当时的德国思想和哲学开始被引进，主要是早期的留学德国的学者如张君助、贺麟等人，他们译介了不少德国哲学，主要是康德、黑格尔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传人中国的。

　　这里自然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德国哲学会首先受到中国人的青睐？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大体上说，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它们都善于谈综合，善于谈直观,善于谈通过一种整体的把握认识世界。中国的哲学就是综合的哲学，不是分析的哲学，它不要求概念清晰、逻辑严密，不要求思路和命题非常准确，要求的是能否提供思想，能否提供对事物整体的把握和理解。这也被看做是德国哲学的思维特质，因而也是中国人比较愿意接受德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分析一下经验论的传统,我们发现，经验论在西方要早于唯理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经验论者，中国对经验论的传统不是很感兴趣。让我们采用一种实证的方法去验证所有思想的真理性，或者说用一种分析的态度对一个命题给出一个有意义的逻辑分析，这不是中国哲学的志向，也不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古代墨家没有得到发扬，因为逻辑、论证、分析在我们传统思维模式中不占重要地位。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地说，西方哲学讲逻辑，中国哲学讲境界。这里的境界与德国思想传统中的综合、直观观念非常契合，因此，中国哲学家接受德国哲学就不无道理了。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德国哲学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质是有相通之处的。

　　(二）德国古典哲学在西方的特殊地位

　　当然，德国古典哲学不仅在中国受到如此厚爱，在西方文化中也受到非常高的待遇，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也被看做是西方哲学的模板。很多哲学家认识到康德哲学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哲学作为一门真正科学的知识体系是从康德开始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及整个早期近代哲学的发展，我们看到的哲学是不成系统的、比较零散的，没有对我们已经形成的知识体系和概念体系进行充分反思，很多哲学家更加关注的是从经验现象中提供的归纳总结，缺少理性的、建构性的知识系统。这种理性的建构性知识系统是从康德开始的，我们把康德的哲学叫做“建构性的”哲学，一种“范导式的”哲学。这种哲学是先天构造出的结果，因而康德哲学也成为先验哲学的样板。

　　历史地看，康德哲学是基于对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体系的批判所形成的。莱布尼兹-沃尔夫体系是德国哲学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也可以看成是德国传统最初的形成阶段。但是在康德之前，整个西方哲学尤其在德国发生的哲学基本上是用拉丁文或者是法文写作的，莱布尼兹用德文书写的著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就占非常少的部分。虽然德国学者托马西乌斯（Thomasius,1655-1728)早在17世纪就提出科学学术的研究要用德语，并身体力行，直接影响到沃尔夫把德语作为哲学写作的主要语言，但这个过程似乎非常缓慢。直到康德，他的全部著作都是用德语写作。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如今，德语被称作哲学语言，学习哲学就要学习德语，德语也被看做是在逻辑上有最严密的结构，可以清晰地表达词与词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说法是在18世纪以后形成的。

　　从康德到黑格尔，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被当做哲学的模板，因为根据这种模板，哲学是我们以理性的方式去建构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可以说，这种认识正是从康德开始的，以后的哲学都被看成是对康德哲学的一个直接的或间接的反映，甚至整个现代哲学的发展也被看做是对康德哲学的不同回应。而黑格尔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衰落,新黑格尔主义的兴起（新黑格尔主义分左派和右派），以及自然主义哲学的兴起，这些都使得黑格尔哲学变成一种腐朽没落哲学的象征，当时的哲学家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想办法去批判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是一切哲学批判的对象。按照罗素的说法，黑格尔哲学一时成了过街老鼠。但是，以批评黑格尔哲学为出发点，却可以看出当代哲学也并没有真正脱离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因为真正的批判一定是依据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

　　当代哲学的确出现了许多对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某种回归。这种回归并不说明黑格尔哲学和康德哲学对于现在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是当代哲学家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哲学研--究本身提出了一些自己的问题，希望能够从康--德或黑格尔的思想中得到一些思想资源。无论--是何种回归，哲学家们都不会把这些哲学当做--哲学的某种模本，这与德国古典哲学在以往西方哲学中的形象有根本不同。德国古典哲学在西方哲学的重要形象是作为科学的哲学的体系，作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体系和科学的哲学。

　　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就明确地把未来的形而上学叫做科学的形而上学。“科学”概念通常都被德国哲学家们用于定义哲学的性质。到了黑格尔那里，哲学最终变成了“科学的科学”（thescienceofsciences)。根据这种哲学理解，哲学就是要揭示真理。黑格尔的哲学既然给我们揭示了真理的道路，我们为什么不按道路前行呢？为什么要另辟溪径呢？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呢？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在西方哲学中的一个特殊地位。

　　(三）德国古典哲学在当代德国的特殊地位

　　德国古典哲学不只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有这样的地位，在当代德国哲学中，德国古典哲学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前，德国哲学的发展基本上走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的道路。我们知道，现象学是一种完全改变了德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方式，例如，我们在胡塞尔的意识理论中就找不到黑格尔的痕迹，他是用一种描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意识活动是如何发生的，所以是一门描述性科学。可是在黑格尔那里，他是绝对反对描述性概念的，黑格尔要确定理性的建构概念。这是需要通过人类对理性能力全面的反思给出人类精神或者意识阶段绝对精神的发展阶段。黑格尔的哲学是要试图揭示这个历程，而不是描述这个历程。

　　这就意味着，黑格尔哲学是要揭示真理，而不是要描述事实。根据黑格尔理解的哲学工作，当代哲学的发展和黑格尔哲学是分道扬镳的，也就是在精神和方法上并没有完全继承黑格尔哲学的传统。

　　虽然“现象学”这个词在黑格尔那里就使用过，他称自己的哲学就是“精神现象学”，但他所说的“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完全不______

　　同，他是要给出一切关于精神现象发展规律的学说,是要揭示这个规律，解释这个原理。胡塞尔现象学则是要解释意识现象的发生学。解释意识现象的发生是需要通过几何的方法，它是一种发生学定义的现象学，不是一种逻辑的或者规律的现象学。这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学思路。当代德国哲学中的诠释学或者解释学也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完全不同，无论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诠释学，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方式也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讨论完全不同。整个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们都没有按照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展开他们对哲学的讨论。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以来，当代德国哲学家们更加关注的是实践问题、政治问题、道德问题，即如何把哲学的问题与我们现实社会中所面临的具体的实践问题结合起来，而不是去建构一种理性的理论。当然，德国哲学的传统就是以某一种先在的原则来说明我们的外部世界，这一点在德国当代哲学中仍然有明显的表现。现象学以及解释学也是以一种先在的原则来解释世界。笔者认为，德国人善于用概念的方式把握对象，他们不满足于我们经验活动当中所面对的具体事物，总是力图用某种统一的原则或理论去说明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这就是德国人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德国哲学中的原则性。例如，德国哲学家在讨论政治哲学问题时，更愿意诉诸于某种政治理念或原则，而不是像英美哲学家那样更多地是根据经验和事实。比如，哈贝马斯对现代政治架构给予说明的时候，是有一套理论基础来解释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的政治活动、政治模式；而罗尔斯是通过考察大量的、我们所知道的政治的语境，政治的活动以及政治的现实情况，来提升自己的基本原则。他所谓的“原初状态”概念的提出，是对我们现有经验的一个考察结果，这是一个从经验生活当中能够提炼出来的一个基本原则。

　　尽管如此，在当代德国哲学研究中，哲学家们并不满足用古典哲学的模式，更加关注的是如何用他们建构的理论去说明我们当代的社会生活。所以，实践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当代德国哲学中讨论比较热烈的三个领域。而对德国哲学史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他们主要满足于两个方向的工作：一个是文本的考据，当代德国哲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哲学家都是通过文本研究而成为大家的。比如海德格尔、尼采等人，他们首先研究文本，然后通过对文本的研究形成他们对文本的理解，然后上升为自己的哲学概念。另一个工作是教学活动，许多大学都开设了大量德国古典研究的课程。在德国的主要大学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课程开的非常细，比如讲黑格尔著作的时候，会专门讲黑格尔某一个时期的笔记，或其中的某一部分。大学教授本身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很多哲学家都是以专家的身份出现。所以，德国当代哲学的这种研究方式使得德国的哲学研究已经更多地变为一种历史考古学研究，而不再是思想的发源地。

　　二、德国古典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德国古典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争议的焦点在于，德国古典哲学中近代哲学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我们知道，西方近代哲学通常被看做是以认识论研究为主要内容，代表了一种与古代哲学不同的哲学研究思路。从笛卡尔开始的哲学认识论转向，使得哲学家更加关注人类的理性能力而不是关注世界的本质，这就把古代的本体论研究转向了近代的认识论研究。但是，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似乎并没有完全按照这种认识论路径前进，而是试图从形而上学中寻找哲学发展的出路。无论是康德的先验唯心论还是费希特、谢林的主观唯心论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它们都力图为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活动寻找一个坚实的理性基础。这种理性基础并非建立对理性能力的考察上，而是根据某种先在的理性原则和初始概念，这些原则和概念规定了我们从事认识活动的基本前提。虽然这可以被看做是认识论研究的一种路径，但显然是与以笛卡尔等人开始的认识论研究思路大相径庭的。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怀疑，德国古典哲学能否真正被看做属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研究阵营。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德国古典哲学也是对近代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因为康德的问题来自于休谟，而黑格尔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整个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即意识存在的问题。这样，德国古典哲学又被放置于近代哲学的讨论框架之中。因此，我们时常会感到困惑的是，究竟如何评价德国古典哲学与近代哲学的关系？

　　在这里，笔者想围绕三位近代哲学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说明德国古典哲学如何成为近代哲学的另一种转向。首先是笛卡尔与德国哲学的关系，其次是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如何塑造了德国哲学，最后是休谟哲学如何影响到康德。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应当被看做是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一个特殊历史形态，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近代哲学的另一种转向。

　　(一)笛卡尔与德国哲学

　　当我们说近代哲学是以认识论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以笛卡尔为这种哲学的起点。关于究竟是以笛卡尔还是以培根为近代哲学的起点，哲学史上似乎一直存有疑问。我们知道，培根哲学的主要工作是为科学发现、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根据。古代哲学延续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方式，在培根看来’这无法为知识的增长提供理论保障，相反，新知识的发现和进步应当依靠实验和观察才能实现。这样，培根就在知识进步的意义上提出了对认识能力的研究要求，并把这种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可以看出，培根对认识能力的这种要求并非出自对哲学本身的要求，而是对人类知识的要求。与此不同，笛卡尔的哲学起点是为知识寻求一个最终的确定性，试图通过这种确定性而为存在本身建立一个清晰明白的基础。这是从哲学本身的要求提出的问题，是为一切知识寻找一个确定的根据。从哲学自身的发展角度看，显然，笛卡尔的工作是具有认识论转向的价值。所以，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同把他的工作看做近代认识论研究的起点。

　　然而，如果我们满足于对笛卡尔哲学的这种理解，即仅仅是把他的哲学看做近代认识论的起点，那么，我们就会错过最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哲学家追问的是我们获得关于世界理解的真理，而这个真理究竟存在于事实本身还是存在于我们对事实的理解之中？这二者显然有明显的不同。通常认为，这样的真理应当存在于事实本身，所以真理是表明我们人类的认识活动与事实的一种符合，这是传统的符合论的观点。我们之所以获得这个真理，是因为人类有能力使得我们的认识符合这个对象，我们会把这种符合关系理解为事实原本存

　　在的一种关系，而不是取决于我们人自身的认--识活动，也就是把认识的过程看做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或者把获得真理的过程理解为一个客--观的过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真理并不是--如此客观的，而是存在于我们人类认识自身中--的，是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把握真理。

　　应当说，笛卡尔正是开启了这后一种思想路线。

　　而且，正是由于他的工作，哲学家们才真正认识到了，古代哲学的错误就是试图以客观的标准还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结果。

　　应当说，笛卡尔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主要贡献，并不只是为一切人类知识寻找一个确定无疑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清楚地阐明了世界的存在与人类的认识之间的距离。以往的哲学家们大多坚信，认识活动不过是对外部世界存在的真实反应而已，即使这样的反应会出现错误，也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存在出现错误，而真正的错误只能是人类认识本身。因此，“拯救现象”的思维方式始终是古代哲学的重要法宝。然而,笛卡尔则以怀疑一切的态度和寻找清楚明白观念的方法彻底打破了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思想路线，这就是要以“我思”为一切认识的起点，也是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世界存在的认识根据。在这种意义上，对世界存在的解释就完全依赖于我们对思想本身的考察。由此，笛卡尔就扭转了古代哲学的思考方向，从对世界存在的理解转向对我们的思想本身的理解。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他的哲学称做近代哲学的起点。

　　虽然笛卡尔的思想并没有直接造就德国哲学,但近代德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却是从笛卡尔的哲学中得到启发，并引发了德国哲学家们对理性能力的不断探索。笛卡尔哲学的核心是要为人类一切知识寻求确定无疑的基础，而这个基础首先不可能来自经验观察，也不可能来自纯粹的逻辑推理。按照笛卡尔的思路，这个基础只能是来自思想本身，是对思想规则的要求。

　　这首先是一种哲学方法论上的要求，要求我们的思想必须按照某种先在的逻辑规则（即理性规则）形成判断和推理，并按照这种推理形式去考察我们需要论证的一切思想。这也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要求，要求我们只能根据思想的规则去考察我们认识活动的机制和规范，并通过梦技大受会观学版LlHEHUrKEXUEBAN这种考察从而确立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无论是从认识论上看还是从方法论上看，笛卡尔的哲学都是试图为一切人类知识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或者说，试图找到一切确定真理的阿基米德点。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主义原则。按照这种原则，一切人类知识都可以根据确定无疑的最初起点得到真理性的保证，同时，一切推理活动也得到了有效性的保证。而这也正是德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即只使用得到精确定义的表达；只使用得到充分证明的原则；只承认那些根据可靠的程序而得到证明的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定理;排列证明的诸要素时，使那个能使随后的要素得到理解和证明的要素位于最前面。这些正是沃尔夫为德国哲学研究确立的基本原则。虽然笛卡尔哲学并没有真正塑造德国哲学的基本原则，但他提出的理性原则的确为包括德国哲学在内的整个理性主义哲学传统锻造了一种基本模式。

　　然而，从近代哲学的发展历史看，笛卡尔的哲学并非完全是为了确立普遍的理性原则而提出的，相反，他的工作更多地是为了对我们通常认同的普遍原则提出挑战，从逻辑的严密性上质疑我们所接受的普遍原则的真理性。按照笛卡尔的思路，由于我们习惯于接受现成的知识并把它们认做真理，这就导致我们对追问知识的真理性失去了兴趣，满足于把一切现有的成见都作为真理加以接受，其结果就是愚昧代替了知识、偏见代替了真理、独断代替了质疑、盲从代替了思考。所以，“在哲学里，大家都认为凡是哲学上的命题都是成问题的，因而只有很少的人才乐于追求真理;更糟糕的是，很多人为了猎取才子的名声，竟不揣冒昧地对最明显的真理进行狂妄的攻击。”[2]5正因如此，笛卡尔发誓要对一切现有的知识提出挑战，努力要从考察观念出发清除一切虚妄和错误，致力于把我们的一切思想都建立在清楚明白的观念之上。这些才是笛卡尔哲学的旨趣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笛卡尔的工作更具有方法论作用，而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主义哲学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很难把笛卡尔的哲学看做与德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同属一脉。

　　(二）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我们知道，莱布尼茨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

　　就是通过调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理性主义明确区分了永恒真理与事实真理、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等，而不是他的单子论和预定和谐的思想。因为正是这些区分使得后来的哲学家们（无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都坚信，在人类认识活动中必须区分短暂的、经验的、特殊的认识或知识与永恒的、理智的、普遍的真理，这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基本内容。而这种思想也构成了德国近代哲学的基本主线，即把对事实的理解和对真理本身的理解区分开来。虽然在斯宾诺莎那里就已经提出了这种区分，但对此给出明确说明的却是莱布尼兹区分开的，就是关于事实的真理和关于理性的真理。这种区分我们称之为理性主义传统，整个理性主义传统按照这种方式把关于理性的真理确定为一切哲学追求的最终目标，而事实的真理仅仅当做感觉材料加以处理。

　　作为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通过区分历史知识与哲学知识表明，历史知识仅仅提供纯粹的事实认知，而哲学知识则提供历史发生的根据，解释历史事实的原因。由此，他建立了德国哲学中的第一个哲学体系，即“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康德哲学所反对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哲学体系。沃尔夫把人类认识能力区分为高级认识能力和低级认识能力，并把它们进一步区分为表象能力和统觉能力，认为高级的表现能力属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即理性神学和理性心理学以及理性宇宙学的灵魂学，而高级的统觉能力则属于普通实践哲学和自然法，它们都属于先验科学的范围，即所谓的理性科学或哲学。而低级的表象能力则包括我们所有的经验理论，其中主要是目的论的经验心理学、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同样，低级的统觉能力则包括了技术理论或实验性实践活动，这些都属于后验的科学，即一切经验科学。由此，沃尔夫就明确地把一切知识区分为先验的和后验的，并由此说明一切哲学形而上学就是提供先验知识。

　　“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建立为德国哲学的完善确立了基础，也使得德国哲学具有了自己的明显特征，即从先验哲学出发为人类一切知识确立最为普遍的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规划出关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思想大厦，这个大厦的基本特征是体系化和统一化，即希望通过某些最为基本的先验观念作为解释一切认识活动的出发点，并由此构建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一切知识，当然是先验性知识而不是科学的后验的知识。这种特征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和法国的理性主义传统都有很大的区别。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明显是基于我们的感觉经验,希望通过对经验的说明和推理构造人类知识的大厦，但这个大厦并非以某些或某个先天观念作为基础，相反，一切知识都必须来源于感觉经验并由感觉经验所构成。所以我们看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大多都是从事具体实践领域的行家里手，都在各自的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洛克是一位税务官，休谟是外交官，贝克莱是一位大主教。他们的具体实践经验对他们形成自己的哲学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国哲学家的个人生活阅历也直接影响或形成了他们的哲学观念。尤其是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他们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对当时的社会变化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特别是吸取了英国哲学的大量思想资源，形成了与德国哲学迥然相异的哲学风格。的确，德国的哲学家们则主要是从事神学研究和传播工作，他们主要是在大学里或神学院里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使得德国哲学表现出与英法哲学不同的思辨特征。“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正是这种哲学的典型代表。

　　(三）休谟与康德

　　虽然休谟坚持在事实真理和理性真理之间的区分，但他并不把事实真理完全归结为理性真理，相反，他在怀疑理性真理能否完全解释关于事实的真理。这个反向过程必然导致他的怀疑论。我们知道，经验主义的最后结果一定会导致怀疑论，原因就在于，经验主义不能给人类的一切知识寻找到最后的确定性。所以，经验一定要和逻辑相结合，因为逻辑是可以确定的。但休谟的怀疑论正是要质疑我们通常使用的逻辑是否具有能够推出必然普遍知识的有效性。例如，我们无法从以往的经验中逻辑地推出关于未来事实的必然知识。因此，休谟的怀疑主义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恰恰是整个经验主义成长当中发展的一个自然的结果。

　　的确，哲学的这样一种演变过程包含了哲学家们对人类知识确定性追求的要求。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不太注重知识的确定性问题，他们更加重视的是真理，这里的真理指的是理性的--真理。事实上，知识的确定性恰恰是试图保障理性真理的获得。我们称之为理性的真理，就--是因为它有确定性的存在，所以确定性是整个近代认识论发展的一个驱动力，也就是试图通过一切经验的或理性的活动最后获得这样一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哲学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的主要工作就是追求确定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把确定性的概念建立在绝对理性能力概念之上的时候，他们把问题发生了转向：他不是通过我们观察外部经验事件的活动或者通过我们对经验事件的理解去获得确定性，而是要先天地给出一个如何保障确定性的原则。

　　康德在休谟怀疑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他关于人类理性能力的思考。康德本身并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义者。

　　教科书上称康德的哲学是介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一种哲学，就像他自己所说他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实在论。我们称康德的哲学为先验唯心主义,它不是一般的唯心主义，是先验唯心主义，它是一种先验哲学。“先验”的意思是，我的一切先天概念不是来自于经验，而是先于经验的，但它又必须对我们一切的经验活动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这种先验的理性能力或者说对人们先验获得的这样一种概念系统，他给出一套解释。他通过人们知性能力的说明，然后再通过一种所谓的先验理性的运动，来说明人们如何能够获得这样的先验知识。

　　康德哲学与休谟哲学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康德试图用一套先验原则去说明我们的理性活动是如何进行的，而休谟恰好反对存在这样一套原则。我们通常在阅读休谟的时候，往往会觉得很难抓住休谟哲学的要点，因为他的论述并没有系统性，基本上是围绕他认为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比如在《人性论》中，他讨论了知性、情感、道德等问题，并认为自己的讨论完全按照自然的顺序，并无人为刻意的安排；在?人类理智研究》中，他讨论了观念、理智活动、或然性与必然性、自由与必然、动物的理性、神迹、特殊天命与来世以及怀疑哲学等。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他讨论了仁爱、正义、政治社会、效用、品质等问题，这些问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推理关系。从休谟所讨论的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他关心的都是与人们的现实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问题，或者说是每个普通人都会关心的问题。这种特征不仅体现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中，而且表现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早期西方近代哲学家的思想中。无论是荷兰的斯宾诺莎还是法国的狄德罗或卢梭，他们都把哲学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投向了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

　　相反，从康德开始，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转向了概念本身，转向了被认为是更具有思想内容的判断和推理。例如，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所确立的纯粹理性批判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先验要素论，另一个是先验方法论。先验要素论又分为先验感性论和先验辨证论。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用时间和空间概念说明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我们先天具有的时空概念构成的。这样，他一开始就给我们设立一个框架，规定了人类理性能力的范围。这种模式后来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统一形式，即从某个先天原则或先验概念出发去说明人类的经验活动。康德给出的这种先天认知结构或者先天理性能力的说明，是按照他所理解的人类知性形式来说明一切经验活动。问题是，他所理解的知性能力是否一定是能够很好地解释我们的经验活动，这本身就存在问题。而且，他所理解的先天知性能力是否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认知活动之中，这也是一个存疑的问题。如果按照康德的理解，哲学的思想活动就是要不断地质疑前人提供的各种理论观点，那么，我们能否质疑康德哲学给出的对知性能力的理解，我们能否确定或者说我们能否把这样的方式当做哲学思考的惟一方式或惟一正确方式呢？显然，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给出否定的回答。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在讨论方式上或者是在关注的问题上，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都无法被看做之前的近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延续和思想继承，相反，更多地是表现为对近代哲学传统的反叛或背离。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样的反叛或背离，才使得德国古典哲学演变成了一种与以往的西方哲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哲学形态。

　　                                                                                 江怡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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