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与机制研究

　　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与研究体现着“中国化”的总体逻辑：适应中国社会的时代语境，创新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使其呈现为“中国的西方哲学”而区别于其“西方哲学”的原初形态。这—总体逻辑使其既在历史维度上努力凸显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又在发展维度上努力表达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融通，以此为基本线索能够更清晰和准确地审视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百余年的努力与成就。在这一视阈下，我们需要思考当西方哲学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建构中的重要环节而被凸显为“中国化”的哲学形态时，考量中国文化与中国化的西方哲学之间的真实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总结道：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是指它们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有着与其在西方不尽相同的面貌。……西方哲学在中国之所以取得了新形态，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成了其重要的思想资源。所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始终贯穿着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三个互相联系的普遍性的环节：变革、融合、制约。’’①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对传统中国文化所起到的补充和启示作用是其能够中国化并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在自身的创造性发展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教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方哲学训与普遍性规律凝聚成的思想精髓，有助于我们更系统地总结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经验，并为后续开展的西方哲学研究提供启示。

　　

　　一、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最初发展是对中国社会问题有效回应中的“积极应变”

　　

　　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指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构成我们选择、借鉴西方哲学的向导，也决定了何种西方哲学能够成为中国的西方哲学并自觉实现中国化，这是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思想语境。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入、演进和发展总是围绕着这一指针而发展变化的，这一时代语境既需要西方哲学始终做出回应——反映，更需要西方哲学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实现“积极应变”——对话，使得西方哲学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地完成自我发展。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起点应体现在历史观上。随着中国社会救亡图存根本任务的提出，中国社会应往何处去的问题成为最为关键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历史观的问题，是历史以何种方式实现自我运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国化的历程及经验教训。

　　矛盾运动关系说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进而阐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出极为严整的科学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要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同出现的还有西方的进化论史观，进化论史观将世界历史的运动理解为逐渐进化的过程，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中国社会理解、接受起到推动作用。进化史观往往与西方的民约论思想一同出现。正如陈旭麓所指出的那样：“五四，以前的几十年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有两论。一是进化论，一是民约论。前者以生存竞争的理论适应了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后者以天赋人权的观念适应了要求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两论的传播，在观念形态上是区分先前与近代中国人的重要标志。”②在历史的节点中，“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在现实中与心理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一些致力于改变民族意识、改变社会制度的知识分子更是选择了对“进化论”、“民约论”进行自我解读而展现他们从思想深处发生的觉醒。由此，在思想舆论的兴起中，科学主义、民主社会思潮的产生便不言而喻了。这些前提无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序曲。

　　

　　西方哲学中国化为中国社会出现以“科学”实现启蒙的现代化目标提供助力。1896年严复翻译《天演论》，为中国人启蒙了科学主义思维。严复赞许西方学者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对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界的启蒙是大有进益的。“天演论”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未明晰的认识事物的诸方法，以及以此方法透视出的可用于救国图存的启蒙民智、启蒙民德、启蒙自由的思想依据。严复指出：“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用者……吾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以愈宏，吾治愈进，而人类乃愈享。”®严复给予“天演论”很高的评价，“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严复认为进化论能够作为谈论治国之道的合理基础，而肯定了进化论中的科学实证思维，推进了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自我解读。在此基础上，近代中国开启了世界观的变革，在科学主义中发展出来的思维方式以及方法论的新启示也奠定了中国人易于接受西方哲学的思想基础。

　　

　　西方哲学中国化在最初社会历史阶段还为中国社会带来“实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瞿秋白曾指出：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实验主义的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的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求。”⑤实验主义的哲学无疑指的即是实验主义的西方哲学，中国学者对这种西方哲学的青睐源于其哲学认识观提供的对时代问题的科学指导意义。正如胡适指出，实用主义中显现的科学方法是最为受用的、中国人最为缺少的一种哲学方法，即卩“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认为实验主义方法可以解决中国文化发展中只顾发展目的，缺少正当方法的问题，即“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⑥。张君劢也曾就杜里舒访华事件指出：“自杜氏东来，所以告我国人者，每曰欧洲之所以贡献于中国者，厥在严格之论理与实验之方法，以细胞研究立生机主义之理论，可谓实验矣。哲学系统，一以论理贯串其间，可谓严格矣，此则欧人之方法，而国人所当学者也。”⑦实用主义的方法是在中国人对历史发展与现实需求的自我理解的基础上，对西方哲学积极应变的典型事例。因而，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试图改良西方哲学或曰实用主义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在进行西方哲学的中国式研究与发展，而这种方式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方哲学中国化在这一阶段还完成启迪中国传统文化自我反思的使命。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重估一切价值”的探索，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变革，旧的封建思想需要剔除，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重新树立发展目标的问题。而这恰好是中国哲学如何转变思维方式，如何在合理的、自我理解的层面发展中国哲学的问题。许多学者将眼光投射到西方哲学的研究上，以西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等方法应变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之需求；以学习西方哲学努力建构中国哲学为己任。如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时就曾指出，西方哲学的主要贡献便是其分析的方法。他讲在中国：佛家和道家都使用‘负的方法'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正好是‘负的方法’的反面；因此，也许可以称之为‘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致力于消泯差别，告诉人：它的对象不是什么；而正的方法则致力于突出区别，使人知道它的对象是什么。对中国人来说，佛学带来的负的方法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中国人在道家思想里已经有了负的方法，佛家思想只是加强了它。而从西方引进了正的方法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使中国人有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还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⑧可以说，0世纪上半期西方哲学一些方法在中国的引进，直接影响着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的现实情况。包括冯友兰在内的许多大思想家，都在积极尝试以西方哲学方法的自我解读推进中国哲学的整体发展。冯友兰著名的论著《新理学》可以说就是这种尝试的优秀成果。冯友兰毫不避讳地指出：在《新理学》一书中，我使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方法。’’⑨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梁漱溟、张东荪、熊十力、贺麟、金岳霖等都在以西方哲学为思想参考和方法借鉴而积极建构中国哲学新形态。

　　

　　西方哲学在中国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效回应，并提供对于特殊时代的中国社会有力的思想启发的过程中开始自身的“中国化”过程。其自身也不断实现由依据历史现实需求进行的自我解读方式拓展到依据掌握西方文化诸方法而进行的文化本身的积极应变，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也随之在内容上丰富起来，包括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对西方哲学具体派别、问题的研究，西方哲学中国化在整体文化发展的现代化维度上具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比如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方面，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出版发行了十多种版本的中国人自主编写的西方哲学史类书籍。包括1921年刘伯明编写出版的《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923年李石岑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史》；930年瞿世英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的发展》1933年洪涛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1934年全增嘏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小史》；1937年黄忏华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史纲》；940年李长之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史》；941年张东荪和姚璋合撰的《近世西洋哲学史纲要》；1942年詹文浒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讲话》；1947年冯友兰参照西方哲学史编写出版的《中国哲学小史》1948年侯哲庵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思想史论纲》等。这些出自中国人自我解读方式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成果表达了中国学者以总体性的认识眼光主动接纳西方哲学的情况，而这种主动接纳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将西方哲学史看作是人类认识史，视之为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典型教科书，认为其是现代化、知识化的优势资源，这就将西方哲学进行了中国式研究，代表了中国学者自我解读西方文化的重要路径。正如1940年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李长之编写的《西洋哲学史》序言中提到：“我们现在所急需的是要把中国彻底现代化。敌人打击我们，不也是因为见我们现代化快要完成了，而眼红，而妒忌么?我们的吃亏，不也就因为我们现代化得不早么？我们的牺牲，说简单了，不是也就在争一个‘完成现代化’的自由和时间么飞什么是现代化飞简言之，现代化乃是西洋化。详言之，便是由西洋近代科学、技艺、思潮、精神所缔造之整个文化水准，从而贯通于今日最进步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生活态度之—切的一切，我们中国都能迎头赶上之谓。然而文化是整个的，枝叶重要，源头更重要，西洋哲学就是近代西洋文化一切成果的总源头。’’⑩中国学者意识到的西方哲学作为一个我们需要重要参考的环节，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源头和动力，而对这种源头和动力的发展构成了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更进一步，也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化成为实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历史推动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现实进程，也打造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底。除了那些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民族进取情结之外，蕴含在中国人探索思想理论所沿用的思维方式、分析方法之中所发生的转变也成了奠基西方哲学得以中国化发展的基础要素。因此可以说，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一段时期，酝酿在中国人心中的对西方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正在发芽，而最适宜西方哲学在中国进行研究的土壤却是在经历了一段复杂的建构之后才逐渐具有了催生的肥力。

　　

　　二、西方哲学中国化完成建构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话语背景中的“自觉反思”和“主动融入”

　　

　　西方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是在回应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的现实问题而实现自我发展，更是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关系中实现自我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西方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思想背景、民族语境、话语前提也受到关注。但这一关注又总是在不同历史时代中体现出差别性，如从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与把握的前提基础的关注；从西方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对象的关注；及其作为有一定参考借鉴资源的关注等，都是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关系中得以显现的。这些都使得西方哲学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实现着对自身的自我认识与自觉反思而融入中国社会。

　　

　　所以，建国后的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总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关联，是不争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确立广泛而又深远地影响着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如上述所说，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西方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对象的形式出现的。以实用主义哲学为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在一段时期内对实用主义采取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清算和批判。1954年12月2曰，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此时胡适已经作为唯心论思想的代表被学者们定位为站在马克思主义对立面的批判对象。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其目的在于肃清唯心主义的不良思想立场，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地位。1954年底到1955年3月，以北京学者为主的一批学者就哲学方面开展了8次讨论会，主题都是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这场批判之风迅速刮向其他省市，许多地区也相继成立同样性质的机构，组织开展批判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仅1955、1956两年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就曾刊登过针对实用主义及胡适思想的批判类文章多篇，请看下表。

　　

　　金岳霖在《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一文中指出：杜威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论的、庸俗进化论的，认识论上反理性论的，行动上盲目主义的。这个世界观和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我们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瑡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是一定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惟一正确的世界观。所以，与其说这场针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是一个文化事件，不如说它更加符合此时政治事件的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实用主义被简单地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或集团私利的市侩哲学，在方法论上则是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十足的诡辩论。至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的某些肯定被简单地视为他们在理论上不成熟、不彻底。这场批判对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当时在中国的主导地位有重要成就，但由于简单化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真实境遇，也正是在这些批判的现实境遇中才逐渐产生了自觉反思的西方哲学在中国的解读方式。

　　

　　当然，西方哲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程度独立发展的空间。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则对此提出深刻的反思和重新的评估，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即“双百方针”。“双百方针”的确立开启了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大门。随后张岱年等学者在1957年初“中国哲学史讨论”的热潮中，进一步肯定和宣扬了“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假如说‘百家争鸣’是一种‘思想解放，，那应该是指解除教条主义和那些妨害思想发展的清规戒律的束缚，从而创造性的思想可以在事实的基础上自由自在的飞翔而言。”®思想解放为推动西方哲学的研究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西方哲学在中国强调主体建构的致思路径开明了方向和具有了合理的发展空间。

　　

　　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下实现自我发展的更大空间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1978年在安徽芜湖市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西方哲学讨论会”，深刻的反思“左”倾政治思想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束缚，努力通过对西方哲学史性质的讨论恢复西方哲学诸多方面问题的应有研究面貌，被称为西方哲学的“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的研究更是在自觉反思的进行中逐渐彰显了中国化的维度。贺麟先生曾指出：哲学史虽然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宗教上的斗争、政治上的斗争(两者虽然有密切的关系）都有很大的区别……譬如，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是唯物主义者，他们都可以说是黑格尔的学生。德谟克利特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受过伊利亚派唯心主义的影响。伊壁鸠鲁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继承了苏格拉底注重道德修养的精神。而马克思当西方哲学界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西方哲学的研究应该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绝对对立的固定观念，以一种真正的“哲学”眼光来看待西方哲学，也就是真正地将西方哲学作为具有中国化意义的哲学理论进行研究。正如汪子嵩在回顾编写《希腊哲学史》感到茫然时联想到的汝信传达胡乔木同志关于编写《西方哲学史》的原则意见：“总体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吸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中国学者的创见。’’瑦表达了中国学者对待西方哲学研究的一种转变。

　　

　　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研究，体现出明显的“主动融入”特征。表现在：西方哲学在研究问题的甄选上越来越贴近中国人的生存境遇；西方哲学的理论研究越来越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融合；西方哲学在研究的发展定位上越来越依托于中国特色。80年代初，文化热潮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西方哲学的关注，西方哲学中的存在主义哲学迅速成为中国学者甄选出来的回应中国人生存境遇难题的研究热点。在对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研究中，自由、人道主义等问题的凸显给予了中国人重新看待生存境遇的新机遇，影响着当代中国人对于现实生活问题的新思索。在改革开放的生存境遇促发下的存在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学者也逐渐在自觉解读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中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比如徐崇温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柳鸣九的《萨特研究》、黄颂杰的《萨特其人及其人学》、杜小真的《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存在与自由的重负——解读萨特〈存在与虚无〉》、万俊人的《于无深处——重读萨特》、杜吉泽的《萨特：人的能动性思想析评》、何林的《萨特：存在给自由带上镣铐》等。中国学者对存在主义哲学的研究说明了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正在贴近现实境遇的维度上具有了自我解读、自我阐释的中国化意味。而后又相继出现的对人本主义哲学中尼采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热潮等，也都是在以指导人们进一步关注生活世界的维度上展现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合理意义。

　　

　　三、积极应变、自觉反思与主动融入彰显的西方哲学中国化之文化自觉

　　

　　中国人以“积极应变、自觉反思、主动融入”的自我觉解首先创造了西方哲学中国化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最初发展的总前提：以西方哲学传入时期主动甄别研究方法，主动变革思维方式为前提，西方哲学初显为“适应中国社会”的中国化发展趋势。这种适应既包括了对革命（主要指文化革命）需求的适应，也包含了对学术需求的适应。王国维曾指出：若夫西洋哲学之于中国哲学，其关系亦与诸子哲学之于儒教哲学等。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瑧中国哲学的发展需要在发展与突破传统文化的意义上做一番文章，主动在西方哲学中甄别选定一定的方法启示是有效促进这种突破的途径之一。但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哲学以一种异质文化的身份在中国发展却不得不如同分娩一样经历一个阵痛的过程，然而无论是为了避免疼痛而放弃分娩还是为了迎接新生而忽略疼痛都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如何以正确的态度正面面对的问题。因此，西方哲学在中国研究的初期，许多学者积极回应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促进作用，形成了自我认识。

　　

　　中国人以“积极应变、自觉反思、主动融入”的自我觉解其次创造了西方哲学中国化在建构的复杂环境与问题的共同作用下积累的现实条件：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建构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基于我们对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事实分析。如前所述，西方哲学以转变传统知识结构为契机，使我们通过西方哲学的方法看到了中国哲学得以建构的途径。又通过回归西方哲学的研究与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两个维度的定位，进一步发展了研究人员的梯队、建立了相应的学科研究体系，完善了西方哲学在中国进行深入研究的现实条件。中国学者在全面沿着西方哲学史的逻辑挖掘西方哲学各个流派以及人物、概念等过程中都形成了诸多优秀的成果；在人员梯队方面更是经历了数次更替，著名学者层出不穷；西方哲学的研究更是以进入中国高校教育体系并逐渐细化分类的方式说明了其在中国发展中的实践自觉，也进一步表明了一个只有以西方哲学在中国发展的视角才能加以理解这种现状的合理维度，即西方哲学确实从“适应中国社会”走向了“表达中国文化”的路程中体现着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精髓——以一种文化现代化的主动融入方式补充表达着中国文化，注重西方哲学理论研究上的“对话”或“会通”成为西方哲学主动融入的重要思路。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主动融入之一：体现在主动融入哲学新形态建构中，成为中国哲学新形态的主要研究对象。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发展就如同它所面临的现实环境一样，确实具有复杂性。但促使其发展的要素总是可以确定的，即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西、马三种哲学形态如何进行考量，并以何种姿态对待文化融合中的中国哲学发展始终是促进中国哲学新形态生成的重要路向。以北京大学哲学系发展为缩影可以看到，最初的北大哲学系只有中国哲学门，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占了较大比重。1952年北大哲学系进行调整，确立了以意识形态发展为宗旨，大学制度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基本方向。此时，北大云集了如金岳霖、冯友兰、宗白华、张颐等许多著名的哲学大师，他们都对中国哲学形态的发展具有自我见解。正如北大哲学系现任系主任王博总结的：“张岱年曾经评价说，熊十力、金岳霖和冯友兰三家学说都体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三者中西的比重是不同的，熊十力是中九西一，金岳霖是西九中一，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则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此三家中西结合的比例和效果如何，学者自然可以有不同的判断，但中西融合的趋势是任何的哲学思考和创造都无法回避的。”瑏正是在50年代，北大哲学系开始实行教研室制度，陆续成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逻辑学、自然辩证法、美学、伦理学等教研室。西方哲学才具有了独立的研究阵地。许多学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注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哲学，如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名为《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方哲学。对这一时期中国哲学形态发展状况，出现了一种说法：冯定先生有一体两翼的比喻，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西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中西是两翼。’’瑩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形态的作用已经逐渐在自觉认识中走向了自觉实现。改革开放之后，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研究的反响而引发的具有中国方式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引起了中国哲学新形态建构的现实关注。一些学者开始自觉地、开拓性地运用西方哲学知识背景、思维方法、问题意识等进行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以及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新解。在中国哲学新形态的新视角上，西方哲学才真正以中国人主动融入的态势成了中国哲学新形态的研究对象之一。

　　

　　2003年在广西桂林召开了“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学术研讨会，会上许多学者提出，当代形态的中国新哲学需要在打破中、西、马学科限制的研究范式中，吸收不同文化的优秀资源，实现思想的真正交流与对话。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简称“中、西、马”，这三个对象恰恰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因此，“对话”或“会通”以正的方法加入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时，西方哲学的中国式发展具有了更加合理的意义。有的学者认为：“中西马哲学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而言，承担着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命运，它不能孤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必须要懂一些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研究在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具有的重要地位被凸显，多少意味着西方哲学的理论研究被寄予了创造性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厚望。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中、西、马”互动中的哲学理论的当代发展可以看作是“一门创造性的学问”瑡。创造性的学问也恰恰体现了西方哲学中国化建构发展的旨趣——主动融入，即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努力实现反思传统形态的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建构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贺来在反思中国哲学传统形态发展时指出的，西方哲学不仅在知识体系、方法论上对中国哲学的传统构造具有补充意义，在以“价值信念”为核心的现代性沟通中更加具有综合、创造的发展中国哲学新范式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中西马哲学都源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自我理解和自觉领会，它们从不同视域出发，对合理的生活样式和理想的人生境界提供了其独特的生命智慧与价值理念，这是它们所贡献的最为重要的思想财富。因此，从价值信念的层面进行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融合，将为我们今天立足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创造性地综合三种哲学形态的生命智慧与价值理想，拓展和丰富我们对于人的现实生命存在的自我理解，开辟关于人的生命价值创新性的思想视域提供内在的结合点与深层的基础。”瑢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从多种相面上反思西方哲学能够学刚刚在中国的起步研究阶段，内置于西方哲学之中的文化精神、道德向度、价值信念等方面的挖掘超越了人们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工具性认识，形成了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主动融入。这样的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才能够回答20世纪杜威访问中国时留下的一句感慨：“中国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才有今年八月由刘放桐教授组织翻译出版的《杜威全集》及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现代研究；才有如赵敦华教授在近两年提出的中国如何真正读懂实用主义的思想主张。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主动融入之二：体现在主动融入传统文化中，在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汤一介曾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时指出：对历史上的哲学，如果要使它具有现代意义，能以在现实社会中发生作用，就必须给以现代的解释。……对孔子、老子、庄子思想的解释只能是‘既是孔子、老子、庄子的哲学，又不是孔子、老子、庄子的哲学’……只有这样，我们才扩大了孔子、老子、庄子哲学的意义。也正因为它是我们现时代‘根据孔子、老子、庄子哲学引发出来的’，所以它才有现代意义，哲学才有发展。当然，价值论上的取向不同，除了说明‘多元化’对文化和哲学的发展意义之外，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类型的哲学体系的式样和不同取向的人生价值的追求；又可以表示我们今天的一种对‘真’、‘善’、‘美’的意义的关注和了解。这无疑对我们今日的哲学研究是有意义的。”®西方哲学在中国主动融入传统文化的意义，也正在于西方哲学确实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构造中起到了关键的影响。许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影响，并积极寻求西方哲学在灌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意义维度上的具体内涵。张世英曾经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需要“和而不同”，所谓的“和而不同”就是指在思维方式上，西方哲学总是体现着“主客二分”的基本逻辑，而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这种不同、差异性需要得到重视，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便是对西方哲学中国化之“和”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和”与“不同”具有了辩证的统一，“不同”之处体现着“和”的可能，而“和”的内容恰恰正是这种“不同”。比如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概念与西方哲学概念相比较，许多学者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与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具有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启示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的现代意蕴。张廷国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撰文指出：“从‘道’的观点看，中国的传统哲学之所以更加强调实践性和具象性的一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道’的背离。在老子那里，虽有‘尚象’思想，但也坚持‘尚象互动，。到了后来，‘尚象，的思想越来越浓，以致中国传统的思想虽然很深邃，但在概念上却不够清晰和明白；传统哲学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瑐西方哲学提出的“逻各斯”正好为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尴尬提供出路，也就是说对于论道的超越是在塑造一种新的中国哲学形态，这其中不能忽视西方哲学的助推力。俞吾金也曾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欠缺“严密的认知理论”，也就是“知性思维”。“举例来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性’、‘心，、天，、善恶’这些基本概念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在关于人性与善恶关系的讨论中，既关涉到心，如孟子所说的‘四心’或‘仁心’，也关涉到‘天’，如孔子的‘天命’、墨子的‘天志’、张载的‘天地之性，等。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哲学界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含义始终难以形成共识。事实上，在不同哲学家的语言游戏中，这些基本概念显现出完全不同的含义……”®而这些没有做出明确界定和区分的方面往往能够通过西方哲学特有的确定概念、明晰判断的研究得以解惑，这是中西哲学能够进行互通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也是我们进一步展开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研究的路径之一。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主动融入之三：体现在以融入方式开显自身的理论方向。“对中国来说，选择‘哲学’概念来理解自己的某些传统学问，无疑是以西释中的思路。这门学科即使不叫‘哲学’，而叫道学、道术、义理之学，也不可能回到与西方接触之前的状态。这不仅是因为西方哲学背景会影响到这门学科的选材，更重要的也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体系和思维方式已被‘哲学’地定型了。其实，择出经学、子学的某些部分作为一个学科的思路本身，便是西方哲学的投射。这种‘哲学地’思考的过程，使得中国哲学研究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建构’，或在某种意义上，是用‘哲学’整理中国材料的‘先天局限’。”®可见，对中国文化的补充使得中国人的眼光不得不放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面，而西方哲学也确实在补充中国文化的意义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我表达方式，只不过这种表达方式隐性地存在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线索之内，造成了我们首先更加能够接受西方哲学有违中国文化的表达的异质性分析，而不能接受正是在这种差异性的补充中实现着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表达。实际上，我们应该大胆地承认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中国已经在新的形态发展之下初具成果。

　　

　　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成果当然不能说具有专门化的分类，它往往就是中国人以现代视角、比较视域、发展眼光研究西方哲学的基本现状。而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自我超越和反思总是能够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西方哲学研究正在以中国化的方式成为一种现代的理论形态。比如我们在对美国实用主义研究的历程中，经历了对实用主义的引进、论战、拒斥、反思，到现代寻找以不同的视角解读实用主义，挖掘实用主义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意义。实用主义实际上也同样随着这样的多种历程不断在自我修正完善，只不过这种完善更多的是以中国学者为思考主体的完善。2009年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召开了纪念杜威诞辰150周年的学术研讨活动，中国学者在对杜威哲学贡献的纪念和反思中进一步实现了对实用主义现代发展的积极推进。以往一些被忽视的，甚至是没有被挖掘出来的杜威哲学思想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比如汪堂家先生就指出，杜威的科学研究方法毋庸置疑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我们还应该努力看到杜威研究的一些新方向，如杜威的女性主义研究、生态主义研究等等。这次会议开放性地就杜威哲学的贡献以及现代性研究的前提内容做出的研讨，这些都预示着中国的实用主义研究正在以现代性的角度贴近西方哲学的自我发展逻辑。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看到了努力实现西方哲学自身理论方向的扩充是能够解决这些适应时代问题，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维度。

　　

　　透过西方哲学在中国理论研究与发展的事实可以看到，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一方面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仍然延续着历史发展中所展现的适应中国社会的基本理念成为中国化的理论，另一方面，西方哲学中国化又的确不能离开西方哲学本身研究所带来的创造性启示。因此：“原封不动地把西方哲学搬到中国，这是西方哲学在中国；西方哲学在中国取得新形态，这是中国化了的西方哲学。前者是对西方哲学的译述，后者意味着西方哲学在中国获得了发展和出新，表现了中国哲学家在建构自身理论时的创造。’’瑐所谓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创造性的表达着中国文化主要还是指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中，自觉地将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思路以及有别于中国方式的合理因素，以准确定位中国社会的现实境遇为前提的理论形态建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特色，就成了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一部分，它与西方哲学中国化自身表达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要素共同构成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精髓。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主动融入之四：体现在开创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诸多理论成果。在中国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实现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新形态提供了诸多可选择的参照和路径。比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就曾提出“创造的综合”和“辩证的综合”，而在当时正值东西方文化论战，以及马克思主义名声大噪之时，这种观点没有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但张岱年先生提出这样的观点意在说明：我们需要主动看到西方哲学研究对于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方面的积极意义，并且不能片面地总结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1987年，张岱年先生再次提出“综合创新论”，即“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化”，在思想全面解放的局面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响。“综合创新论”真正意义上地表达了中国学者通过自觉运用西方哲学可中国化的优长方面发展而来的中国思想方法方面的创新成果。换句话说，是将西方哲学中国化看作是合理融入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他通过八个命题的论证整合了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八个基本命题是：一、物我同实；二、物统事理；三、一本多级；四、思成于积；五、真知三表'六、充生达理；七、群己一体；八、兼和为上。’’瑐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论”鲜明地展现了他在对西方文化的深入辨识中，在西方哲学研究的合理基础上实现的以补给中国传统文化为目标的西方哲学中国化。除“综合创新论”之外，人生价值论、广义认识论、转识成智论等都蕴含着西方哲学原本之思维方式、精神气韵对于中国社会的借鉴意义，更蕴含着西方哲学以中国化的形态融入中国哲学建构、融入中国社会，通过诠释中国社会问题实现自身形态的转换，这是西方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总之，西方哲学中国化在历史推动下以及建构发展的复杂进程中都以其“积极应变、自觉反思、主动融入”的内在发展逻辑印证着西方哲学中国化“适应中国社会”、“表达中国文化”的理论自觉。西方哲学中国化也确在自我凸显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了应该给予自觉认识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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