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胡适

　　1923年12月蔡元培先生应《申报》社之约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内中提到：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其中特别提及胡适的即为:一是从介绍西洋哲学这方面看，“胡氏可算是介绍杜威学说上最有力的人”二是从整理古代哲学而言，“绩溪胡适把他在北京大学所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刊布出来，算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蔡先生发表这段话时，胡适不过三十二岁，尽管他的生命后来还延续了三十九年，他的哲学研究工作仍在继续，但他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他对北大哲学学科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并未脱离蔡先生所提示的轨迹。因此，我们今天来总结胡适的哲学成就时，大体也只能从介绍西洋哲学和研究中国哲学域中国思想)这两方面来讨论。

 

　　在胡适之前，中国学人介绍西洋哲学有严复、李石岑、王国维诸人，但他们主要介绍的是欧洲哲学。具体的说，严复迻译英国哲学家赫胥黎、斯宾塞、约翰。

 

　　穆勒等人的作品;李石岑介绍法国哲学家卢梭、伏尔泰、拉马尔克等人的学说，王国维评述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尼采的思想。介绍美国这块“新大陆”的哲学则自胡适始，他对美国本土哲学的系统介绍始于1919年4月15日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实验主义》一文，这篇论文从辨析“实验主义”名称的“引论”开始，到逐一介绍皮耳士、詹姆士、杜威的学说，尤其是对杜威哲学的推介给予了较大的篇幅，反映了胡适对杜威的“应用主义”(或“器具主义”ntumenalim)的偏爱。胡适之所以将这派哲学的中文译名定为“实验主义”是因为他认为：“实际主义’

 

　　(Praanatim胜重实际的效果;实验主义’(Expermenalim)虽然也注重实际的效果，但他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这一派哲学的始祖皮耳士常说他的新哲学不是别的，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TheLabroyattiudefmnd)。这种态度是这种哲学的各派所公认的，所以我们可用来做一个'类名’。对自己的这篇文章，胡适颇为自信，1921年7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当初本想不把《实验主义〉全部钞入，现在仔细看来，这几篇确有存在的价值。恐怕现在英文的论'实验主义’的书，如Munay的《pragnaim》之类一没有一部能比我这一本小册子的简要而精彩。遗憾的是，后来许多国人囿于偏见，有意无意地扭曲胡适的本意，常常使用“实用主义”这一在中文中明显带有贬意的名称。《实验主义》发表于杜威来华讲学前夕，它对实验主义的系统评介等于是为杜威来华讲学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

 

　　杜威在华讲学长达两年(919年4月30日一1921年7月)为“实验主义”

 

　　在华夏大地布道，同时也将近代以来的中美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杜威的巡回讲学中，胡适与杜威的其他嫡传弟子蒋梦麟、陶行知、刘伯明等随侍左右，为其讲演担任翻译。胡适出力尤大，杜威在北京、天津、山西、山东等处的讲演几乎全为胡适担任口译，经胡适翻译而整理出来的《杜威五大讲演》(920年8月《晨报》出版澎响极大，短短一年间，即己印行11版，每版都在一万册以上，实验主义蔚然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西方哲学理论，对推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以后，胡适又在北大开设“杜威著作选读”

 

　　胡适介绍西方哲学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在北大首先开设西方哲学史课程。1917年9月胡适来北大任教之初，即在哲学系开设“西洋哲学史大纲”一课，另在哲学研究所承担“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一课，指导学生冯友兰、张崧年、唐伟。据冯友兰先生回忆：1915年9月他进入北大，“但是并没有达到我原来要学习西方哲学的目的。当时的北京大学，照章程上说，有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实际上是印度哲学门压根就没人提。西洋哲学门，本来说是要在1915年开的，可是只找到了一位教授，名叫周慕西，不久他就去世，所以也开不成了。己经开的只有中国哲学门，这个学门己经有了比我高的一班，我们这班算是这个学门的第二班。”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北大哲学门西洋哲学史这一科目教学状况的窘境。胡适登上北大讲台，实为填补这一空白。可惜这方面他留下的材料只有一部《西洋哲学史大纲》井义稿残稿，内容仅有“导言”和“希腊哲学”部分。

 

　　胡适还写过一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922年《申报》为纪念该报五十周年编辑、出版一册《最近五十年》邀约各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撰稿。其中涉及哲学部分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由蔡元培先生承担，而胡适被分配撰写《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可见胡适当时被人们看成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胡适之前，虽有不少学者介绍西洋哲学，但他们却大多没有在欧美系统接受西方哲学教育和训练的经历，更说不上像胡适这样经历了从学士到博士一个完整的学术训练过程，因此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介绍只可能是个别的、或随感性的，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这样一个题目对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显然是一个前沿课题，它需要在欧美国家有过系统哲学训练背景，且对欧美哲学的最新发展动态有详尽了解的学者才可能承担。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文中，胡适着重介绍了新意象主义、尼采的哲学、演化论的哲学、实验主义、柏格森的哲学、新唯实主义、政治哲学(此节由高一涵代作)。这几方面的内容大都虽己有学者在某一方面做过专题介绍，但胡适独立承担，并在一篇只有三万三千多字的文章里，对如此纷繁的哲学流派做一有力的介绍，决非一般行家能够做到。窥察这两件事例，在五四时期中国的西方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不难看出胡适发挥了筚路蓝缕的作用。

 

　　胡适将“新思潮的意义”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整理国故”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两大目标”，后来他又“喜欢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胡适晚年自认：“这两方面也是我留学归国以后，整个四十年成熟的生命里'学术研究’的主要兴趣之所在。

 

　　胡适萌发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念头是1905—1906年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期，当时他阅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部著作，梁启超在书中“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即：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三、儒学统一时代俩汉)四、老学时代(魏晋)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但梁氏未写完此书，胡适“眼巴巴的望了几年”，在失望之余，他忽发野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这一点野心就是他“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10〕

 

　　1912年春，胡适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由农学院转入文学院，其主修即为哲学和心理学。1915年秋，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主修仍为哲学，受导师杜威先生“论理学之宗派”一课的影响，胡适决定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中文名改为《先秦名学史》)此论文的撰稿大约1916年5月即己启动，至1917年4月27日完稿。〔11]1922年在国内由亚东图书馆正式出版时改名为《先秦名学史》(出版时胡适可能小有修改)写作这篇论文，胡适抱有一个雄心：“但愿它成为用中文以外的任何语言向西方介绍古代中国各伟大学派的第一本书丨”这一点似与此前在哥大留学的陈焕章写作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有异曲同工之处。陈书是中国留美学生第一本以西方经济理论分析孔儒经济思想的博士论文，而胡书则是第一本以西方哲学方法研讨中国古代哲学的博士论文，在这一点上胡适可能是受到陈书的影响，至少曾为陈书作序的夏德教授(FidihHit)亦为胡适的“汉学”一课的教师，胡适与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12〕事实上，胡书在论证主题上与陈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书写作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与陈焕章所推动的孔教运动进行论辩，这一点胡适在导论中毫不掩饰地承认。

 

　　陈氏是抱着阐述孔教学理的目的来写作他的博士论文，而胡适则是抱着参与反对孔教运动的动机来写作自己的博士论文，他把阐述非儒学派的思想学说和恢复儒家学派的原初地位作为自己写作的两大目标。但胡适与陈焕章两人的博士论文在哥大的命运却大相径庭。陈书受到哥大两位权威学者:夏德(FidihHinh汉学教授)西格(HnnyRSeage，!•经济学教授)的大力推荐，荣幸地挤身于由哥大政治学教师编辑的“历史、经济与公共法丛书”而胡适的博士论文却在博士论文答辩中未能顺利通过，当年他没能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其中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让人们迷惑的悬案。但夏德教授给陈书作序表现出的好感所产生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很可能是阻碍胡适论文通过的重要原因。胡适博士答辩的受挫，反映了欧美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主流看法很大程度上仍受传教士(他们往往在西方被视为中国通)观点的支配，正是这些传教士对清末民初的孔教运动抱以热烈的支持，〔14〕而对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却视而不见。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风气中，则我们固可以推重胡先生作品，承认它有开风气的功用，但若以哲学史著作应具的条件来衡度胡先生这部书本身的价值，则我们只能说，这部书不是'哲学史’，只是一部'诸子杂考’一类考证之作。话中极尽讥讽之能事，它一方面表明哲学界的学风沿承“宋学”一路的学脉达到了巅峰，因而对胡适的开创之作表现出不屑的态度;一方面说明胡适的“汉学”特点和因这一特点所表现的拘谨，多少束缚了他对“义理”一面的极度挖掘。无论如何，由于胡适在学风上过于拘泥“汉学”的严谨，加上背负盛名的包袱，不敢随意铺陈通论性的中国哲学史，致使他一生未能如愿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以致屡遭人诟病。

 

　　从学术环境来看，中国哲学界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25年4月中国哲学会成立，中国哲学工作者开始有了自己相互探讨、相互切磋的学术组织;1926年清华大学创设哲学系，先后聘请金岳霖、冯友兰为系主任，他们以成为“一个东方的剑桥派”相标榜，这无异是在北大派之外别树一帜;1927年瞿菊通、黄子通诸人创刊《哲学评论》这是第一家专门性质的哲学刊物，它实际由冯友兰负责主编;1941年中国哲学会西方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对西方哲学的译介被纳入科学化、组织化的管理;这些机构和组织的成立，对促进中国哲学的专业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哲学界的新资源，由于胡适抗战时期长期出国在外而渐渐疏远，与冯友兰的关系则越来越密切，并逐渐成为后者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主要阵地。

 

　　这对胡适来说，显然失去了其应有的与哲学专业人士对话的渠道。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哲学界，或借助革命的风潮向左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或利用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资源向右向现代新儒家这一方向演变。胡适夹在二者中间，没有能够建构起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一味地继续念“实验主义”这本经，与他在政治上构筑的自由主义群体和在史学上形成的北大一史语所派相比，在哲学领域他可以说是势不成军，相对孤立，故在他之后，实验主义几无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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