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语境转换:从哲学的革命到革命的哲

马克思哲学的语境转换:从哲学的革命到革命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的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资本的兴起到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从现代性思维到后现代思维,从宏观的民主政治到微观的知识权力控制,从旧的全球化到新的全球化,处处都显示着这个世界的深刻变化。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变得“过时”、需要我们去“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的出场［1］,但是这个不断的出场也从反面证明了对马克思哲学不断的误读。不管是对作为“幽灵”的马克思还是对当下在场的马克思,人们都普遍缺乏对马克思哲学的革命生命力的深层挖掘。作为同一个马克思,不管是西方语境还是中国语境,不管是原初语境还是当下语境,不管是哲学语境还是经济学语境,都只能拥有同一个镜像:“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2］9不同的是,在不同语境下马克思的问题指向有所区别,而构成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是对时代问题的深层指认过程。因此,解释马克思主义顽强的生命力的唯一证据就是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时代的把握:透过哲学革命的形式化认识论转换,抵达革命哲学的实践基地,在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完成主体际的语境转换。
　　一、解放语境的认识论构成
　　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把追求个人自由和全人类的解放作为一生的使命,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也就是解放话语:“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11一方面,从古希腊“原子式”的个人,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从哲学话语到经济学话语,马克思在学习解放话语的同时也在进行话语的解放:从对主体的异化分析到对资本的价值运动分析,从主观的思辨话语到实证的科学话语。但是，如果因此就把马克思认定为类似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却是混淆了科学哲学与科学的哲学的本意——马克思消解的是旧的形而上学,而不是形而上学本身。另一方面,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万象,马克思继承了从古希腊经历中世纪并被近代科学改造了的理性传统,透过行为分析动机,透过现象分析本质,透过事件寻找规律,但是并不像韦伯一样标榜价值中立,而是永远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只有解放了的主体才能实现主体自身的解放。
　　解放主体的前提是进行认识论的还原与颠倒:哲学不是科学的注脚,在黄昏起飞的猫头鹰也同样迎接着黎明。当传统的形而上学还在概念世界里纠缠于纯粹理性如何能够到达彼岸的时候,科学已经走在了前面:用纯粹形式化的数学和纯粹经验化的实验开辟了一条通往无法被哲学证明的真理的道路。停止了进化过程的形而上学被定格在了物的世界:所有的观念只是哲学家的自言自语。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丰富性面前,苍白的哲学语言失去了认识能力,连知识的客观性都成为了问题。其实问题就出在问题本身:在提出问题之前必须对问题本身进行追问。因此,在没有搞清楚认识的哲学思考的起点之前,所有对认识的哲学追问都是非法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思考的实践性标签就是旧形而上学的墓碑。
　　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传统的形而上学所分析的抽象的认识主体,也不存在实证科学所研究的“客观事实”,因为表面的客观事实背后总是隐藏着“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3］155这一事实。纯粹的直观永远不可能达到其所想要的纯粹状态,因为任何可以被定义为认识的过程总是“心(脑)—身”的交互作用,是“感性—理性”的交互作用,即便是最形式化的数学也不是纯粹的理性产物,总是夹杂着“信仰”、“信任”之类的东西:纯粹理性的纯粹性只能存在于纯粹理性自身,而即便是纯粹理性自身也需要依附于一个物质基础,这就构成了一个无法打破的解释的循环。因此,作为人的认识只能是这样:“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扭结。”［4］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没有人的认识论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500
　　“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6］因此，构成认识论的解放语境必然是对旧哲学前提的改造与超越。这里存在两种类型的提问方式的约束:不能提出超越现实的问题,所有的理解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妄图超越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只能被认定为非法的“越界”;也不能提出没有固定的问题域的问题,因为这将会使问题本身失去意义的附着,漂浮在形而上学的幻想之中。
　　二、虚幻主体的实践还原
　　马克思的哲学是与旧唯物主义相对立意义上的新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5］502也就是说,区分新旧唯物主义的关键在于对主体的性质的理解。而新旧理解方式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只有将虚幻飘渺的主体拉回人间的实践基地,才能够还原人类认识的真实图景。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对于主体的理解方式可以划分为两种:个体的人和作为类的人。尽管传统社会主体是城邦式的公共社会,但从古希腊原子式个人的哲学探究到宗教神学对分有神性的人的理性剖析,仍然可以看到追求个体的努力。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完成“哥白尼式”的革命,树立了个体主体的至高地位,取代了上帝;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理解,“科学与主体话语上升为社会主导话语”［7］,建立在个体基础上的主体及其理性力量成为哲学话语的中心: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语言哲学、哲学解释学、哲学人类学都把目光聚焦到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人上面。但是这个个人是抽象的、单一的主体,而作为类的人只是个体的简单放大,因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探寻真实的认知主体应该从什么地方出发:“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8］525-526这也就意味着，想象的主体仅仅存在于主体的想象当中,抽象地谈论“认识是如何可能的”本身就是所有困惑和错误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