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曾国藩 孝弟 家庭伦理 社会伦理
论文摘要:曾国藩受传统铭家思想和湖湘文化的影响，在继承和发展了曾氏家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孝弟”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忍想，以“仁、礼、诚、愁”为准则的社会伦理思想。曾国藩的伦理思想时构建现今社会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人际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曾国藩伦理思想的来源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曾国藩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也受到了湖湘文化和曾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曾国落一生勤奋好学，对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钻研极深，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及仁、礼、恕、中庸等重要观念都对其伦理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内圣外王不仅是传统儒家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也是道德人格的理想境界。内圣外王意为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务社会事功。曾国藩从小所受的是典型的儒家教育，一生走过的也是一条典型的由内圣而外王的道路。早年他初人京城的时候，曾在当时著名理学家唐鉴、俊仁的引导和影响下研习宋明理学，接受了程朱的性命义理之学，严格按照理学的要求修身养性，建树圣贤人格，为以后的外王事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又受王夫之经世致用的影响，投身于济世救民的事业中去。“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礼”是儒家的人伦秩序思想与人际关系原则的集中体现。曾国藩十分重视礼学，认为一切经济致用之事，无论是仁义道德，还是政治军功，实际上均是礼学。他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在曾国藩看来，“礼”即“理”，“礼”调节着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是“理”的外在表现。在人事上要维护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纲常;在政治上维护以“礼”为核心的封建礼治。所以他认为:“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实际上，曾国藩的“礼学”在“内仁”与“外礼”的关系上仍然强调以“内仁”为本，“外礼”为用。如果说“外礼”是活水的话，“内仁”则是源头，常人受教时亦应“内仁”与“外礼”的修行并重，二者不可偏颇，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亲亲”、“尊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另外，儒家思想中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积极人世精神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等也深深地感染并引导曾氏的人生，进而成为他伦理思想的重要养料，影响着他对家人的训教并将之灵活运用。如他既要求子弟立志清远，自强不息，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志，优国优民之心，又虑及儒家的人世精神。曾氏用儒家思想心怀天下的大志来要求子弟，其自身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的践行者。他也考虑到在官场上可能与名利有冲突，因此，“与官场交接，既不能硬，也不能软，怀揣着一肚皮不合适宜，所以到处不受欢迎，干脆就一味浑含，永不发露，用圣贤之心委曲求全”。阁这其中也体现了他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运用。
(二)湖湘文化的熏陶
一个人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对其思想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曾国落是湖南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众多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和影响的一朵奇葩。它的特色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儒家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内核。历代湖湘先贤总是把当大官、秉大政作为自己实现经国济世抱负的最主要途径。曾国藩在实践中，也着力贯彻经世致用的思想，他自己着手建立翻译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他热情倡导科学技术和洋务运动，这一思想在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不甚昌明的近代中国无疑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契合了时代的要求，也是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在传统的义利之辩中，湖南人很少给“利”以恰当的地位，他们总是选择传统意义上的“义”，而忽视实实在在的“利”。曾国藩也一定程度上受到湖湘义利观的影响，是一个重义轻利的上司。
(三)曾氏家训的传承和发展
曾氏家训是从曾国藩祖父那里传下来的家规家风，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作为价值参照系的，其主要内容带有明显的儒家伦理色彩。曾氏家训强调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强调敬老爱幼、敬上爱下等观念，将家庭伦理放大，体现了家庭关系的社会化。曾国藩出生于重视耕读的家庭，曾家孝友传家的家训以及八字家风对曾国藩形成良好的学风和成熟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孝友传家”的“孝“是指孝敬父母;“友”指兄弟之间以及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八字家风”具体内容是指“书、蔬、渔、猪、早、扫、考、宝。“书”就是读书治学，“蔬”指种菜，“渔、猪”指养鱼和养猪，代指“耕”。曾国藩秉承耕读家风，受此影响，铸就了勤奋好学，毕生坚持每日读书的习惯，虽官至显位，仍然坚持亲自在庭院里种菜施肥。“早、扫”指早起洒扫，这是曾氏家族多年来的要求，包括家中子弟都要照此做到。“考”是指祭祀，本意为不忘先辈教诲。“宝”是指和亲睦邻，即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曾国藩继承和发扬了这些曾氏家训的精华，并结合自身的实践感悟，构建了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伦理思想。曾国藩认为耕读为本，耕读优于仕。传统仕宦家训的内容主要是道德教化，“治生”、“致用”方面的训诫很少，对田耕农作往往持鄙夷态度;而曾国藩虽鼓励子弟博取功名，但在耕读与功名之间，他更强调前者，“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的价值取向，既是对曾氏家族重视家风的继承，也是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仕宦家训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思想。他指出:“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的君子之泽，其分为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墙之择，稼稿之泽尤为长久。修身齐家必须有君子之风，君子之风中尤数稼措的传统可以维持长久，因此，曾国藩一生重视耕读，并把其祖父星冈公的“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家圃旧业”一语视为“鲜哉至训”，为“万世法”。
曾氏家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六恼”，具体是指对僧、巫、医(郎中)、地(看风水)、命(算命)以及客人常住不走都很恼火，可见曾氏家训反对封建迷信的家风由来已久。曾国藩在继承家训的基础上，提出反对封建迷信，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认为先哲圣贤之言行皆可学，但地、命、僧、巫、祈祷则不能学，教导子弟要谨守“六恼”祖训，拒斥封建迷信。他还强调学以致用的重要性，反对夜郎自大，提倡子弟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他致书儿子要他们认真研习天文数学，洗刷自己不懂天文数学之“耻”。在给儿子的信中称赞李鸿章办洋务是“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之伟”。
二、曾国藩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家庭伦理
在家庭伦理思想中，曾国藩把做人的教育看得比做官更为重要，这一点在其提倡淡薄“官”、“财”的伦理思想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曾久处官场，耳闻目睹官场如战场，争权夺利，浮沉无常。因此，告诫家人要淡薄官财。虽然读书做官是科举时代一般家庭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曾国藩并不热衷，“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始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在家庭伦理中，曾国藩认为对子女不仅仅是只考虑如何抚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教育子女的问题。首要坚持的就是“孝弟”，这是家和之方，也是曾氏家族几代人为之努力奋斗并且做出显著成效的伦理原则。
对“孝”，曾国藩有一番自己的体认和心得。孝，在常人理解不外乎“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但这些在曾看来还不够，他认为还应该在更高层次上即从精神上关心父母，“事亲以得欢心为本”，使父母精神偷悦。要做到“孝”，子女还必须有良好的个人修养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威望，不使父母连累受辱。由此可见，曾心中的大孝就是显祖、扬名、弗辱、为父母争光。
对弟，曾国藩认为:“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补，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方行，是即我卒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兄友弟恭不能仅仅停留在“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上，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期共同进步。他认识到了严格要求，绝不纵容，才是真正的爱。“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正是身为长兄曾国藩的治家心得。
在封建社会的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加深了代际亲情和际内亲情，使中国的传统家庭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更多的天伦之乐。曾毕生极重“孝弟”，目的之一就是要用“孝弟”来维系大家庭内部的和睦、团结和稳定，希望曾氏族人对内能保持曾家的荣华富贵，绵延后世，使曾氏家族无颠坠之虞，曾氏兄弟无覆灭之灾;对外退可以自守，进可以干禄，在宦海沉浮中能够相互照应，互相提携，逢凶化吉，趋吉避凶，结成一种势力，同呼吸，共荣辱，同进退，共命运。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和睦和团结，曾一方面时刻誓惕着家庭内部的兄弟之间可能产生的摩擦和矛盾，以防一点点不团结的“火星，’引起“后院大火”，不时给大家敲起警钟。曾在一次家信中警告大家:“近来外侮纷至沓来，余日夜战战兢兢，若有大祸即临头，国潇要谨记自己的言行，不可参与地方事……曾对时局急变的优虑，对自身安危的担心，对家庭命运的恐惧，溢于言表;另一方面又常常关注家人们向外发展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帮助家人避祸消灾。曾对自身、兄弟、家庭，不仅考虑特多，而且很周全。曾国藩在曾氏兄弟成家立业之前，对他们谆谆教导;他们成家立业之后，曾仍不遗余力地要求他们遵守家规家法，并送给他们“俭以养廉，直而能忍，庆流子孙，光大门第”等语作为座右铭。曾教育其子弟及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告诫他们“由俭人奢易，由奢返俭难”，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
总之，曾把“孝弟”看作是自家的优良传统，传家之宝，并对此发扬光大。他以祖上“孝友传家”的家训为基础，从中华传统文化与湖湘农家文化中汲取类似的营养，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和实践，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以“孝弟”为核心的家庭伦理思想。他既强调父母对子女、兄姊对弟妹要爱抚、关心;更强调子女对父母、弟妹对兄姊要孝顺、尊敬。孝弟是促进兄姊与弟妹、父母与子女情感的一根纽带。在曾国藩看来，要促进人与人关系的融洽，必须先从促进父母与子女、兄姊与弟妹的关系做起，这就是“务本”。
（二)社会伦理
“社会伦理”就是指一定历史阶段，基于生活层面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外在的、客观的、整体性的伦理关系，它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方面。在社会伦理关系方面，曾坚持仁、礼、诚、怒的准则，以及在其中贯彻“严”的原则。他是公正宽厚的上司，恭顺有作为的下级，有定见但好打交道的同事。他惜才重义，对杨载福危急之时救落水女孩和康福这样重义薄利的人才都十分赞赏。他不计前嫌，大力推荐左宗棠，与极富血性，重情重义的儒将彭玉麟之间的友情和对太平天国之中俊才的评价，都显示了曾国藩的品格和高识。
曾认为对待部下“用威不如用礼，用恩不如用仁”，做领导必须有驾驭下属的本事，但不要使用权术，而要用“诚”与“恕”对待他们。“诚”就是以诚相待，是为人的立身之本。曾氏在对待下属方面处处体现“诚”，表现为两“宽”:一是在银钱吃紧的时候，解囊分用，宁愿自己苦一点。二是不与下属争功，打了胜仗，将功劳全部归于部下，遇有保举的事，用最好的奖励来笼络他。当然。“宽”不是没有原则的，在以诚待人的时候，同样要“严”，具体表现是讲是非曲直，凡是部下将士与地方官民发生争执引起诉讼的，如恰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一定要弄清事非曲直，毫不祖护，当惩治要严加惩治。“严”也体现了曾国藩以诚待人，同时运用“礼”的原则要求部下，使湘勇竭诚效忠，遵循敬民爱民的信条。曾也严以律己，曾经对其部下说不往家中带一分军队的银钱。“恕”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基本内容是要求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对别人要宽恕，对自己要严格，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同治十年正月(1871年)，曾氏已是衰病交加的老者，此时他仍关注部下的军纪。当听到长江水师士卒敲诈勒索的传闻时，二十五日写信给澄、元两弟，在书信中说:“长江水师，外间啧有烦言。或谓遇民间的骨牌者，则以拿赌讹诈。得数千乃肯放民的拉纤，不许在炮船桅上盖过，干预词讼……两弟在省时，亦闻此闲话否?如有所闻请详告我。”从上可看出曾国藩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且对兄弟也严加监督，不姑息他们有违伦理及军纪之事，体现了曾国藩社会伦理中诚与怒的原则。
三、曾国藩伦理思想的评价
曾国藩伦理思想的方法和原则，既来源于中国传文化，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新的阐发，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反映了古今中外社会生活中共同或基本的人伦关系及道德要求，其夺人之处仍然熠熠生辉，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因素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伦理关系的建设仍有普遍意义。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落后性和保守性，例如“忠孝”思想当中仍然有愚忠的封建残余存在。
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经济变动，使得很多人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陷于功利主义的倾向。在
家庭教育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许多家长重养轻教，重文化知识轻品德教育，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小养成了小皇帝的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生活奢侈，不懂礼仪，没有修养，甚至骄横蛮野。针对这一现状，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曾国藩的伦理思想的合理因素及其成功经验，对于改善现代生活中的人伦关系，缓解现代生活领域的种种问题，对振兴礼仪之邦、民主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均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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