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后简称《文通》）在中国语法史上意义非凡，可以说是中国语法的开山之作，从《文通》出发，我们的语法渐成体系。《文通》成书百年来，虽然也有批评的声音，但是其地位不可动摇，80年代吕叔湘、王海棻说：“《文通》……这九类字的划分大体上是合理的，发展到现在，除把‘字’改为‘词’，也还没有什么大变化。”以后诸家对它都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范围内。
马建中的“西学东渐”“洋为中用”运用得很好，他的“语言救国论”思想在当时也有很强的实用意义，对后世更是意义深远。在与西方语言的对比中，马建中感到了我们语法理论的匮乏，语言学习的费时低效，产生了也为汉语作一部语法书的想法，以便中国人更快的学好汉语，语法理论的开创贯穿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而他深厚的汉语国学功底又为他写这本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样他就借鉴西方尤其是拉丁语的“格朗玛”初步建构了汉语语法的大厦。
他以开阔的胸襟，积极选择借鉴，把前人的和国外有意义的东西都拿来为我所用。
马建中对古人“实字”“虚字”之说加以借鉴。这虚实之分，在传统语言学中可追溯到宋代，周辉《清波杂志》、孙奕《示儿编》、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张炎《词源》等都提到实字和虚字。元明清时代还出现了各类虚字专著。
马建忠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分类法，把字分为虚实两大类，实字有五类(名、代、动、静、状)，虚字有四类(介、连、助、叹)。词类划分是《文通》的一大贡献，此前虽有其他的书论集，但多是以修辞的角度来谈，而《说文》《尔雅》等书有多从训诂、音韵的角度谈文字、词汇，也仍然缺乏从总体观察汉语和寻找汉语共同规律的高度和理论概括。
《文通》虚词的研究贡献很大。《文通》认为“实字易训，虚字难释”。又说：刘彦和云：‘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虚字所助，不外此三端，而因类别之者因是以。马氏重视虚词研究，认识到虚词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句法，这是继承传统的虚字研究，又有自己新的观点。从体系的角度说，《文通》是我国汉语虚词研究进入现代语言学阶段的一个标志，而在它之前的有关虚词研究的著作《助字辨略》、《经传释词》等都仍属于传统训诂学的范围。在这方面《文通》表现出迥异于前人著作的风格，表现出一种时代的高度。
《文通》注意抓住每一类虚词的句法特征来说明问题。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指出：“从马氏对助词的解释来看，他提出助词有‘济夫动字不变之穷’的作用，这是前人没有说到的，是他的创新。”马氏能指出汉文介字这种济实字之穷的重要作用，是他比较汉文西文，并能联系汉语实际的结果。v 在《文通》中，马建忠对虚词的语法意义作了相当精确的概括，这种概括构成了其虚词说解的基础。所以，《文通》把虚词纳入整个语法乃至整个语言系统之中进行分析与研究， 从语法功能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而后在虚词“类意义”的统摄下，再对各个虚词进行模向的比较，寻找甄别其异同，这就避免了以往虚词说解上存在的头绪不清， 几呈散沙一盘的情况再现。他的论述具有理论的高度， 具有条理性系统性，这种主要依据虚词的组合功能与虚词的语句中所表现出的一定的语法意义来分析虚词的做法沿用至今。
实词虚化理论的提出。实词虚化理论的提出，不仅解释了实词虚化的理论，而且揭示汉语语法的一个根本特点：尽可能运用于法手段表达语法范畴，故虚词总不能彻底虚化而残留词汇意义。
根据汉语特点，提出词类通假说。汉语不像拉丁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不能按照形态给词分类。马氏在划分词类时采用概括意义标准，但汉语词的用法灵活，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很可能有不同的意义，这使马氏意义标准划分词类陷入困境，意义标准有时难免捉襟见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氏提出“词类通假说”，即各个词根据词汇及功能意义定类是固定的，这是基本属性，当它临时作其他词类时，就称为“假借”。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名字假借为动字。2．名字假借为状字(副词)。3．静字假借为动字。4．数词假借为动字。
对西方语法的借鉴，他在考察西方语法的基础上创立了我们自己的语法体系框架，各种词类的划分多有借鉴，同时他也很清晰地意识到中西语法的不同，西方语言是形态丰富的语言，而汉语则是缺乏形态的语言，比照西方的语言，汉语有着他特殊的地方，马建中发现了汉语特有的助词(语气词)，划分出了“助词”这个词类，这是明显的创造，“凡虚字用以结煞实字与句读者，曰‘助词’。”拉丁语法没有这个词类，因为“泰西文字，原于切音，故因声以见意，凡一切动字之尾音，则随语气而为之变。古希腊与拉丁文，其动字有变至六七十次尾音各不同者。今其方言变法，各自不同，而以英文为最简。惟其动字之有变，故无助字一门。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①”。拉丁语语气是通过形态变化来表达的，而汉语则是通过语气词(词)来表达的，是“华文所独”，如“也”、“矣”、“耶”、“哉”、“欤”等。
在拉丁语“前置词”的启示下，他划分出了“介词”这个词类。《文通》中介词所表示的语法意义相当于拉丁语法中的“格的变化”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汉语没有“格”的形态变化。他列举出的五个介词，除“之”字现已归入助词外，其他四个“ 于、以、与、为”，都是我们讲古汉语语法介词时必讲的内容。
词类划分的依据和类别为后世语法理论开了先例。
以往的语言学著作，对于实字和虚字，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和分类标准。马建忠正确地批评了传统语言学的局限：“读王怀祖、段茂堂诸书，虚实诸字，先后错用，自无定类，读者无所适从。”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明确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突破和进步。
马氏在划分词类时采用概括意义标准，“皆随其义以定句中之位”马建忠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分类法，把字分为虚实两大类，实字有五类(名、代、动、静、状)，虚字有四类(介、连、助、叹)，并说:“外无此类，故虚实两宗可包括一切字”。
《文通》的虚、实字，不只是意义上的对立。在马氏看来，虚字和实字在语法上是助与被助的关系，
虚字在句读中对实字有依赖性，实字通过先后之序构成句读的基本格局，而虚字只是表示实字间的关系，或在表意上助实字之不足。马氏这一思想体现在对虚字的论述中，体现在对代字、状字的划归上，也体现在整个语法体系的组织建构中。虚词划分则依据句法功能划分。这种一概括意义和语法意义进行划分的方法对后世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马建中看到了汉语词的多义性，而不同的词义意味着不同的词性，因此认为，“字无定类”“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知上下文义何如耳”“凡字有义理可解者，皆曰实字。即其所有之字类之，或主之，或宾之，或先焉，或后焉。皆随其义以定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得其当”后世在《文通》的理论基础上，借鉴马建中词类理论，将词汇学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使之更加科学严密合理。
由《马氏文通》创建的汉语词类体系，其格局是词先分虚实，后分小类再分次类，如把名次分为公名跟本名，公名又分为群名和通名；把代词分为指名代字、接读代字、询问代字、指示代字；把动字分为外动字、内动字、受动字、同动字和同动字和助动字和助动字、无属动字。这些分法大体是合理的。这种格局被大多数语法学家沿用。在汉语众多的词类体系中，能得到普遍公认的词类大约有10个，分别是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介词、连词、副词、助词。动词分及物和不及物动词等等。词类概念一经引进就成为科学语法的核心，语法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次大讨论，主题就是汉语词类。80年代以来句法学的发展，又继续呼唤着词类研究的深入。在马建中词汇理论的基础上后人继续研究探索，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正，使之更加完善和合理。
《文通》在汉语语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其词类理论又是他花费了很多笔墨的重要内容，研究汉语语法无不需要从《文通》出发，站在巨人的肩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
参考文献：
[1]马建中 《马氏文通》 商务印书馆
[2]叶太青 浅析《马氏文通》词类理论的几个特点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2月第21卷第1期
[3]宁皖平 论《马氏文通》虚字研究的成就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 年 第5期
[4]赵红梅《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词类体系研究概述 伊梨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第１５卷第４期
[5]陈兴伟《马氏文通》词类理论再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 1996 2总31期
[6]刘永耕《马氏文通》对汉语词汇研究的贡献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９６ 第１期
作者介绍：马腾 （1969- ）女 浙江省诸暨市人，石家庄
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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