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的历史

     公元前5世纪末，“疾病”和“医生”的概念刚刚出现。古希腊人认为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心灵，那时的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就认为，抑郁症属于脑部疾病，应服药治疗。那时，人们有时会通过向神祈祷来治病，他对此提出了抨击，认为是“骗子和庸医”的治疗方法。他还说：“哲學家所有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与其用于医疗，不如用在绘画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医生只能医治小病痛，精神障碍是哲学家该研究的事儿。 
　　在理论意义上，希波克拉底是百忧解的祖师，而柏拉图则是精神动力治疗的祖师。从他们开始到现今的2500多年间，所有的理论都可归于这两派。 
　　希波克拉底死后的70年里，亚里士多德学派提出了自成一派的理论，他们不赞成希波克拉底忽视灵魂的重要性，也反对柏拉图把医生贬低为匠人，而是认为：“身体失调会影响灵魂，灵魂的病症来自于身体，除非是天生的。强烈的情感可改变身体。

       　生于公元2世纪的盖伦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奥勒利乌斯的御医，和其他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名医一样，他试图综合所有先人的神经学与心理学。然而，虽然盖伦一直被中世纪的人们奉为医学权威，他提出的精神药物治疗的观念却与基督教的教义冲突。基督教兴起对抑郁症患者极为不利。 

       黑暗的中世纪，是一个敏感和社会秩序不稳定的时代。与古典时期不同，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灵魂和身体没有关联。 
　　根据托马斯·阿奎纳的说法，灵魂的位置在身体之上，灵魂不会臣服于身体疾病，因为灵魂是在神的管辖之下，只会受上帝或撒旦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失去理智被认为是没有足够的自制力遵守美德，社会秩序会因此荡然无存。抑郁症被道德化，患了抑郁症被认为是由于没有资格接受圣宠的福音，甚至罪有应得。抑郁症患者受到极大的诬蔑，甚至会被当成异教徒。 
　　文艺复兴时期，抑郁症被浪漫化，脆弱的性格被看作为艺术天赋和深邃心灵付出的代价。关于这一时期，哲学家费希纳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忧郁是天才的表现，是产生灵感的必要条件，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比一般人更容易忧郁，他们的忧郁说明他们的心智已经超脱了世俗琐事。同时他也承认，忧郁是一种可怕的病症，可以通过运动、改变饮食和听音乐来治疗。 
　　费希纳的这一观点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意大利，一些自认为是天才的人都说自己患了抑郁症，一些希望被认为有才华的人也假装很痛苦。在英国，上流阶层的叛逆者——满脸愁容、沉默寡言、一头乱发、暴躁、倨傲、严肃——成了16世纪末的典型形象，当时的文章常嘲讽这种形象，如莎翁名剧《皆大欢喜》中“忧郁的杰奎斯”。 
　　文艺复兴时代，“忧郁”这个词也意指深刻、感伤、复杂，甚至包括天赋。忧郁的状态被人同情，有时又令人有点羡慕，与黑暗阴沉的感觉相反，它一度被称为“白色忧郁”。 
　　在17世纪至19世纪，生物学和社会学成为控制精神障碍的重要方向。 
　　17世纪，英国学者伯顿（Robert Burton）为抑郁症辩护，结合千年来的思想与观点，倾其一生完成了著作《忧郁的剖析》。在抑郁症领域，这是在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之前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它博大精深却又充满矛盾，试图综合亚里士多德和费希纳的哲学、莎翁笔下人物的意志、希波克拉底等人的医学见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宗教观点、个人的疾病经验与自省。伯顿的成就跨越了哲学与医学，介于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 
　　18世纪，科学对身体和精神的解释快速发展，虽然科学前进了一大步，但抑郁症患者的地位却倒退了一大步。有关抑郁症患者的印象虽然不再和恶魔有关，却也和放纵、拒绝养成健康的自律有关系。18世纪末期，浪漫主义重现，纯粹理性忧郁太乏味而渐渐破灭。忧郁则重新受到了重视。 
　　20世纪，精神分析和精神生物学两个方向对抑郁症的理解和治疗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所说的“潜意识”，取代了“灵魂”的观念，建立了抑郁症病因的一种新的观点；他的作品《哀悼与忧郁》颇具创见，对现代人对抑郁症的看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克拉培林提出的精神障碍分类法，使其成为精神生物学的代表人物。 
　　最近的抑郁症科学研究回归了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观点，即抑郁症是脑部的疾病，可通过口服药物进行治疗。社会学在这方面的理论则与亚里士多德类似。同时二者也在各自的领域都更加成熟。而这两种思想孰是孰非，依然争论不休。也许，真理存在于二者之间。 
　　[根据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的著作《忧郁》（The Noonday Demon： An Atlas of Depression）整理] 
　　精神疾病防治与年龄阶段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对中国的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进行了评定，并与全球疾病负担进行比较，认为精神障碍同样是中国主要的疾病负担，并有逐渐升高的趋势。 
　　1990年我国神经精神疾病占疾病总负担的14.2%，1998年为15.1%，比全球数字高得多。如果加上自杀/自伤比例达19.3%，预测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占疾病总负担的比例将升至15.5%，加上自杀/自伤比例将达20.2%。也就是说，中国人疾病总负担的1/5是由精神障碍和自杀所引起，而抑郁症正是精神疾病中的一种。此外，与精神障碍相关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在中国乃至全球都是严重的卫生问题，如吸烟、酒精和毒品滥用、不洁性行为、酒后驾驶等，精神疾病和这些不健康、不安全的行为所导致的疾病负担几乎占中国总疾病负担的50%。 
　　我们需要从社会和家庭的层面开展精神障碍的病因预防。对于各个年龄组人群，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病因预防。

胎儿期

　　胎儿期是人类个体发育中的原始阶段，包括神经系统在内的各个组织和器官正在发生和形成。影响母体健康的有害因素都會影响胎儿的发育，甚至造成神经系统发展形成障碍。最常见者为各种感染，其次为许多中毒因素，如母体在妊娠期内接触的某些物质，如铅、汞、甲醇、锰、砷、一氧化碳和四氯化碳等，都可以影响到胎儿。 
　　近年发现有许多药物有致畸胎作用或影响胎儿的发育，应引起医务界的普遍注意。至于滥用安眠药、麻醉剂和成瘾药物对胎儿的有害影响已引起广泛注意，医护人员助产时也应尽量避免婴儿出生时的产伤。

婴幼儿期至学龄前期

　　这个时期孩子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发展特别迅速，但也较脆弱，因此在婴幼儿期要格外注意防病保健。也要重视婴幼儿的营养、睡眠，注意训练婴幼儿的言语、排泄机能。由于这一时期婴幼儿的兴奋过程较抑制过程占优势，活动富于情绪色彩，而克制能力则不健全，因此表现易激动、易疲劳、易受外界刺激等特征，对婴幼儿的正确养育很重要。

学龄前期至学龄期的儿童

　　学龄前期至学龄期的儿童，大脑的兴奋性和内抑制都有所增强，行为的自觉性也渐渐增多，能逐步控制并协调个人的行为，渐渐符合外界环境中的行为规范。研究结果提示，儿童行为问题与家庭背景、环境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有关，涉及父母文化水平、家庭气氛、父母对儿童的期待、教育所花精力、家庭类型、儿童学习成绩、性别、伙伴关系，以及儿童出生时的季节等因素。 
　　当儿童发育成长进入青春期阶段时，在较为复杂的生活条件下，大脑的机能继续有着明显的发展，第二性征方面出现了显著的改变，随之心理上也出现许多变化。

青年期

　　到青年期，一个人能够开始实行自我估价，也能评价他人的道德品质与行为作风，而且开始独立处理并支配自己的活动与行为。要在青年人中开展心理咨询，普及精神卫生知识，以预防和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十分重要。心理咨询的内容主要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

女性更年期

　　女性更年期的机体变化比较显著，内分泌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有着明显的失调，会影响大脑皮质的高级神经活动，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更年期症状群。少数人在某些精神创伤的促发下，发生了更年期忧郁状态或偏执状态。在青年期患有情感性精神病者，处于更年期时也易发病，临床多以焦虑抑郁状态为主要病象，因此要注意防止精神创伤和躯体疾病，对已存在了更年期症状群者，要及时采用内分泌治疗等。

老年期

　　当进入老年期时，人体会出现许多组织机构与功能的改变，精神功能自然趋于缓慢和欠灵活机敏；高血压、动脉硬化和心脏病等不少躯体疾病也增多，容易发生器质性或功能性精神异常者，在当今老龄化趋势的社会中有相对增多之势。因此，重视老年期的精神卫生，首先要防止老年期心因性疾病的发生，积极早期防止躯体疾病，注意改善脑功能状态，防止一些缺血性脑疾病导致的精神失常。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精神障碍的预防与控制》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