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医学的傲慢与偏见

　　“健康管理”的理念，在我国宣传和推广已有十余年，但迄今为止，除了商业化的“体检中心”风生水起、不断扩张之外，其关键环节――“干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发生和发展”，却未能有效地付诸实施，症结何在？

　　理念付诸实施，需要人力、物力和体系的保障。这个保障，或来自政府的推动，或来自市场的驱动。体检产业得以繁荣，受益于市场驱动；疾病危险因素的干预，则因其常常“费力不讨好”，鲜能交由市场化解决，因此，需要政府的扶助推动。但如何推动，则需要政策制定得科学合理和切实可行。

　　“健康管理”属于“公共卫生”或“预防医学”的范畴。本期的“特别关注”，我们对健康管理实施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谁来管理？”进行专门讨论。

　　我首先推荐大家读一读一位署名为“良苦乡医”的村医给广东省卫生厅廖新波先生的信。相信这封信，代表了许多基层医务人员――健康管理的主要实施者们的心声。这位乡医，目睹和亲历了基层公共卫生的“实事虚做”，慷慨拷问：“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工作到底多少是专业性内容，多少是政治手段？

　　如能蒙廖先生允许，我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

　　“公共卫生”，既是一种政治手段，也是一门科学的专业。

　　如前所述，公共卫生，无论是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如疫苗接种、隔离、检疫，还是慢性病的预防，如限制烟草使用、普及合理膳食、推广健身运动，常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国内国外，莫不如此。

　　公共卫生也是一门科学的专业。近一百多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共卫生科学的发展和普及。我国政府建立和颁布的公共卫生政策、法规和措施，也大都有着充分的科学依据。

　　这位乡医的提问，也彰显了现代预防医学的傲慢及其承受的偏见。

　　“预防为主”，符合人类的普遍天性和愿望，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又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使其成为了古今中外普遍正确的“政治话语”，也使得“预防医学”形成了“傲慢”的姿态，以致政府机构、学术团体和公众常常对在“预防为主”名义下的各种建议和推荐盲目推崇，如曾风行全球的女性“雌激素替代”、在我国正在被滥用的“肿瘤标志物”筛查等。20世纪最为深刻和渊博的医学家之一、加拿大的DavidSackett教授，就曾批评预防医学“专横、武断、飞扬跋扈”。但Sackett教授的批评，也招致了许多医学界同行的反批评，认为其对预防医学存有偏见。事实上，对“预防医学”的漠视和偏见普遍存在，使得许多有效的预防措施未得到落实。例如，即使在美国，也只有3%的女性和5%的男性接受了各项确切有效的癌症筛查；又如，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反疫苗接种”运动愈演愈烈，这些年来也波及到了我国。再如，从事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专业人员，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常远低于从事临床医学的专业人员。这些偏见，不仅会阻碍预防医学的发展，也会损害人类的健康。

　　预防医学应得到合理公平的评价、科学可行的落实，既避免过度“傲慢”，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减少偏见。唯有如此，我国的“健康管理”理念，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本文来自《内蒙古预防医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