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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旅游管理论文
“新常态”是经济学领域的词汇，2012年，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将“新常态”引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语境中，为之赋予了中国语境下的深刻内涵。但是，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而论，“新常态”却渐次超越了经济领域而具有普遍意义。在“新常态”渐趋流行的语境下，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倡导“万物平等、和谐共生”价值观的生态文明建设必将成为环境治理领域的新常态。在“人们生态觉醒”的环境新常态视域下，一贯倡言践行的“生态旅游”面临哪些困境，当如何突破而获得新生？凡此种种，无疑是值得慎思的重要课题。
一、新常态视域下生态旅游的内涵阐释与显性特征
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沉痛代价的，“社会生态环境恶化的表征不断常态化，环境的承载能力已达临界值”[1]，局部地区甚至超过了可以承受的最大阈值。在新常态视域下，生态旅游也被注入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内涵。
“生态旅游”一词最早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提出的。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局颁布实施的《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示范区认定》（GB/T26363-2010）对生态旅游进行了定义，即指“以生态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以生态环境与资源为目的取向开展的一种不仅可获得一定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而且又能进一步促进人类认识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旅游活动”[2]。此概念突出了旅游活动在不损害生态系统或地域文化的前提下，借助生态优势继而尽现发展优势、经济优势，让游客尽情地访问、鉴赏、享受自然美景和地域文化，突显了认识自然和保护环境的活动主旨和意趣。遗憾的是，在征服自然、确保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力下，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促进发展的最佳平衡点始终难于寻觅，生态旅游也是虚有其表而缺乏应有的实质内涵。
随着“保护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新经济观、生态平等新价值观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资源观等观念的重新确立，“绿色、循环、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万物和谐、互动共生”的包容性发展成为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常态”。而新常态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在实现经济增速略微放缓、增长趋于平稳、增长动力多元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力促经济、政治和环境等方面的提质增效，其终极指向是创设“天蓝、地绿、水净”的和谐家园，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日益提升，国民幸福感显著增强。社会步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旅游不再是一味地满足旅游企业、旅游者等旅游活动主体的需要，而是在坚持尊重自然当头、保护环境优先原则下，满足游客“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不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性提高，进而赋予生态旅游以尊重、顺应自然和采借地域文化知识为价值取向，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的深刻内涵。
相较以往，新常态视域下的生态旅游特征尤其鲜明：其一，尊重、顺应自然被置于相当突出的位置。基于“以人为中心”发展思维束缚，自然成了人类支配、奴役的对象，重索取而轻回报，甚至某些地方对自然的践踏和破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时至自然重要性凸显的今天，“自然资本代替人造资本成为稀缺要素，环境成为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要素”[3]。重现蓝天、延续人类必须给予自然以尊重，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适度地改造、利用自然。以自然资源、地域文化为重要吸引物，以环境资源和文化完整性展示和保护为目标的生态旅游更是如此。其二，“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明显让位于保护环境优先。由于观念上的偏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展才是硬道理”被人们恶意地曲解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结果在带来GDP增长的同时，自然生态却趋于恶化。涸泽而渔的旅游资源开发显然与“新常态”视域下的生态旅游理念是背道而驰的。生态旅游旨在旅游自然的渐进开发、永续利用，给人以美的享受，资源、环境保护应当放在第一位，绝非传统思维中的经济发展优先。其三，在欣赏自然、愉悦心境的过程中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解”。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实现“两个和解”（即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和解）是马克思的生态价值取向。生态旅游秉持生态保护优先的价值理念，旨在借助人们亲近自然、认识自然、“回归自然”的机会，充分发挥自然潜移默化的环境教育功能，不断增强人们的生态观念、环保意识，逐渐摆正人与自然的位置，理顺彼此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解”。
二、新常态视域下发展生态旅游面临的问题
1995年1月，首次生态旅游学术研究会在西双版纳召开，标志着我国生态旅游正式启幕。然而存在于旅游经营管理中的现实困境却成为制约生态旅游稳步有序推进的桎梏。推进生态旅游的实践活动中，高扬生态旅游却“只是打着‘生态’二字的幌子进行泛滥式的游生态”[4]是其间最大的伤痛。此话尽管尚显夸张，然而也并非虚妄空论之语。基于此境，清醒认识新常态下生态旅游的困境是探寻发展生态旅游的策略和路径的重要前提。
（一）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产品设计中，生态理念尚未充分融入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5]就是要在全社会倡导珍视自然、呵护环境的生态价值观念，这是需要认识和适应环境“新常态”。但是，在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过程中，许多旅游经营者及管理者往往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生态旅游总是被视为掠夺资源的一块“遮羞布”，只将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近期效应和经济效益纳入其间，而对资源循环利用及可持续利用程度、远期的环境影响评估的关注不足，“大规模地打造景观，无论是在景观选址还是在新修建筑中，都呈现出对自然的过度改造利用和资源掠夺”[6]。而在旅游产品的设计方面，从产品营销的角度而言，对包装略加渲染也在情理之中，但抛开原生态的包装和设计则明显有悖于旅游资源开发的初衷;在民俗技艺的表演活动中，“迎合游客的兴趣随意改变内容、形式与时间安排等而逐渐世俗化，导致了民俗资源的‘庸俗化’”[7]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二）过渡消费导致旅游景区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生态系统失衡
生态旅游是在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借助旅游资源去追求意趣、陶冶情操、享受生活，但是攀比消费的观念和高碳的生活方式却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而这种不良现象在“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都有所体现。首先，自驾游旅游者数量的攀升给景区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威胁。随着经济条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驾车旅游成为一种时尚。然而，自驾出游不仅增加了社会成本，而且尾气中所含的有害物质对环境质量、旅游资源的破坏也是不可低估的。其次，旅游食住中的享受型消费方式造成资源浪费、水体污染。在旅游活动中，便利、卫生、快捷、安全的消费环境是广大游客的基本诉求，而为了满足游客诉求，酒店宾馆往往提供以一次性洗漱用品的透支消费和新奇食物的诱导消费。多项调查表明，一次性洗漱用品的使用率不高，绝大多数成了生活垃圾，直接排入自然环境中。再次，旅游经营者坚持经济利益优先原则，游、购、娱等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旅游经营者以获取最大利润为根本动机，利用游客游玩、购物、娱乐等项目活动，经营者采用多种手段诱导游客消费虚拟景观、虚假商品，不仅没有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反而是对生态环境的又一次破坏。
（三）关于生态旅游的法律条款基本上是鼓励性的，法律威慑功能难于彰显
我国涉及旅游方面的法律法规较多，其中涉及生态旅游或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规范性条款也占有一定比例。但是，所涉条款带有较强的弹性和较大的模糊空间，且鼓励性条款偏多而约束性、禁止性的条款较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主席令12届第3号）为例，从“国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在有效保护旅游资源的前提下，依法合理利用旅游资源”、“国家倡导健康、文明、环保的旅游方式”、“旅游发展规划应当包括旅游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旅游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要求和措施”等诸多条款来看，“鼓励、倡导、应当”等词语或是鼓励性的，或为准许性的，而非禁止性的，况且就破坏性的旅游资源开发行为或非环保的旅游消费方式的惩戒措施又带有一定的模糊性，缺乏相对明确的惩罚性条款。现行社会大环境下，倡导并践行生态旅游，增强旅游活动主体科学利用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鼓励性条款固然相当重要，但禁止性条款也是必要的，以提高法律的威慑功能和约束力。
三、新常态视域下发展生态旅游的策略与路径选择
为免于“旅游使旅游成为不可能”[8]的悲剧发生，秉持环境生态理念，自觉践行生态旅游是必由之路，也是新常态下人与自然和解、携手迈向未来的关键。
（一）加强旅游行为监督
在旅游活动中，旅游企业、旅游经营者、旅游者等旅游活动主体都具有趋利性的一面，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旅游活动成本，酿成生态环境“公地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旅游管理者作为其间的中立者、协调员，却与之不同。在此层面上，旅游管理者在推进生态旅游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旅游管理者应当对生态旅游进行正面引导。根据旅游形势发展需要，适时出台生态旅游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对选择有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市场拓展等活动进行积极宣传和正面鼓励，并给予适当的生态补偿。同时，对打着生态旅游旗号却行以破坏生态环境的欺骗性旅游行为进行行政性约束，对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群众反映尤为强烈的消极旅游行为甚至可以借助法律武器进行适度惩处。
（二）坚持生态优先、环境为要的原则
不容置疑的是，“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是旅游资源有效利用、循环利用的的最佳手段，而寻求保护与发展的最佳平衡点则是旅游资源规划开发中首先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常态”，不再是强调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条腿走路，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五位一体”、均衡发展。旅游资源开发应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为前提，对旅游资源合理利用。因此，在旅游资源的规划开发过程中，在考虑经济回报率的同时，更需要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旅游资源持续开发进程中，要秉持“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理念，尽可能展示旅游资源原貌，突出旅游资源的本真效应，“真实的自然环境条件可以使旅游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支撑意义”[9]。与此同时，就旅游景区的各类景观、生态环境、环境容量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科学评估。在此基础上，“寻求保护与发展的最佳平衡点，使得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当地经济的发展高度融会贯通”[10]，这才是符合高水准生态旅游目标要求的旅游资源规划开发。
（三）注重生态环境教育
在生态旅游观念的指导下，旅游者应当选择相对科学、健康的旅游消费方式，摒弃甚至抵制高碳、奢侈消费。[11]纠正不健康的旅游消费心态，树立健康消费理念，首先，需要对旅游活动主体加强生态环境教育。从过去的强调经济高速发展向注重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常态”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部分旅游经营企业及旅游管理者依然沉浸在追求GDP增长的睡梦中，“经济先行、资源跟进、环境让路”的思维惯性难于在短期内消除，另一方面由于广大旅游者长期浸润在“重经济、轻环保”的思维意识中，科学的生态观念尚未形成，需要借助生态旅游的教育功能给予适当引导，在树立生态平等观的同时有效提升其环保意识。其次，积极倡导绿色消费、低碳生活，重拾节俭消费观念。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出游驾车、住宿上星、餐饮提档”成为旅游消费的一种时尚，而此消费方式恰是破坏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杀手，对景区周边环境影响是不容低估的。绿色消费旨在旅游者出游时尽量减少私驾的次数，倡导自行车旅游、徒步旅游，在亲近自然的活动中寻觅原生态，领悟“回归自然”的真谛;低碳生活意在旅游活动中尽量减少一次性消费用品的使用，旅游活动中倡导节俭、朴实的观念，做到绿色出行，生态消费。
（四）加强法律法规中刚性条款的制定和建设
生态旅游是一种健康的旅游方式，对旅游资源的有序开发、科学利用和可持续旅游目标的实现都是颇有助益的。但生态旅游观念的形成有一个从行为约束到行动自觉的过程。在生态观念不强、环保意识淡薄的状态下，对旅游活动主体的行为选择进行适当的约束，甚至在法律文件中增设一些禁止性条款也是必要的。现行旅游法律法规关于旅游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基本上是鼓励性条款，鼓励性条款属于柔性条款，有助于减弱旅游活动主体的抵触情绪，在和谐、友好的旅游氛围中逐步形成尊重生态环境、维系生态平衡的意识。但是，柔性条款与刚性条款是构成法律条文的两个面，彼此相辅相存、相得益彰。一方面，法律刚性条款的颁布将大大有助于旅游活动主体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增设操作性强的生态旅游条款，也将进一步规范生态旅游的范围。生态旅游法律条款的相对细化、明确化，可以避免“生态旅游一词被当成旗号借用、滥用，误导欺骗生态旅游消费者” [12]，进而有效防止生态旅游宽泛化、空心化。
综上所述，新常态视域下的生态旅游被注入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内涵，在“新常态”渐趋流行的语境下，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倡导“万物平等、和谐共生”价值观的生态文明建设必将成为环境治理领域的新常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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