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北方经济分化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步被稳定在7%上下的合理区间内，但却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势，即南北区域经济出现分化现象①。从2007年至2012年间，南北方GDP增速差距基本在0.5%以内，而从2013年开始，出现了“南快北慢”的新趋势，2016年南方GDP增速甚至超过北方近2%。更重要的是，按照目前南北经济的实际情况，这种分化现象可能长期持续，导致区域分化问题更加严重。区域分化问题的日益恶化，必然严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对经济健康发展和可持续性都将带来不小冲击。

　　由于南北经济分化是2013年以后出现的新现象，目前相关研究还较少。申兵等（2016）认为资源行业和重化工业是北方经济的支撑行业，而中国经济转型将伴随资源和重化工业作用的减弱，北方经济将会出现增长乏力的情况。另外，东南沿海地区的创新生态和机制更为完善，未来将继续吸引高端生产要素，区域分化的态势还将持续。王一鸣（2016）发现近年来南北分化态势趋于明显。北方转型相对较慢的资源型省（区、市）或上游产业比重较大的省（区、市）相对集中，经济回落幅度较大，而南方特别是沿海省（区、市）转型起步较早，经济已开始回稳，由此带来南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分化。他进一步提出影响区域分化六大因素，包括人口净流入、能源资源价格回落、高铁网络、内需市场、对外开放空间拓展及比较优势区域转移。另一些学者则聚焦局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如吴振宇（2013）发现西北地区私营企业占比低、工业产品集中在中间投入和设备，容易受终端需求影响，并且外部有效投入放缓（中央资金、央企投资）、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谭浩俊（2015）认为东北经济结构失衡，重工业比重过大、国有经济比重高、市场发育不够，是近年来北方经济表现不佳的重要原因。

　　研究区域经济问题，较早的研究主要是使用相关经济变量、指标等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如胡志远等（2007）以人均GDP、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和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指标为基础，引入泰尔指数，验证地区间收入差距长期演变趋势。李二玲等（2002）、郑广健（2017）等学者则使用GDP增速和人均GDP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作为主要研究手段。而近几年的研究则更倾向于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如吕健（2012）、张学良（2012）和刘华军等（2014）的研究。但是，现有的研究方法均不适用于新常态后的南北经济分化问题：第一，这些方法不够直观，不能反映出各个地区对区域分化现象形成的贡献大小;第二，南北经济分化问题是2013年后出现的新现象，可获得的样本量极有限，回归分析的统计学意义很小;第三，目前流行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其最大特点在于考虑横截面单位之间的空间依赖性，但这并非本文研究的侧重点。这三点也是目前关于南北经济分化问题的研究中，缺乏定量分析的主要原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GDP增速变动的结构分解分析，这种方法对时间序列数据的样本量要求极低（大于等于2即可），并且可以直接反映出各地区各时段对全局经济放缓的贡献以及贡献率，能够清楚地观察到南北经济分化现象主要是由哪些地区引起的，使后续分析的思路更为清晰、简单却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关于南北方的划分。赵建安（1998）、周民良（2000）和歐向军等（2006）均以全国地理中位线的北纬35°线为界，以北为北方区域，将东北、西北、华北（包括河南、山东）共15个省（区、市）为北方区域，其余的华东、中南、西南共16个省（区、市）划为南方区域，本文亦采用此种划分。北方省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方省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以及西藏自治区。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用数据均由国家统计局数据经计算后得到。

　　一、南北方经济分化现象

　　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全国同步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中国经济发展于2013年后逐步进入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与此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出现了南北GDP增速分化的新变化，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经济比重“南升北降”，具体表现在产业增加值、投资、净出口等方面。

　　（一）GDP分化情况

　　2007—2012年南北方GDP增速基本保持一致，北方GDP增速甚至略快于南方。而从2013年开始，这种现象出现了较大变化。从图1可以看出，南北方GDP增速在2013—2017年间大致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2013年南北GDP增速差距只有0.41%，而到了2016年，已经扩大到1.7%，2017年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依然达到了1.4%。2013—2017年，北方经济年均增长7.4%，低于南方8.5%的年均增速，北方落后南方1.1个百分点。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6%下降至39.0%，创下1980年以来最低值。根据最新的2018年第二季度GDP数据（累计），南方GDP增速为7.6%，北方GDP增速为6.3%，北方落后南方1.3个百分点，南北经济分化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从具体省份来看，2007—2012年期间，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陕西省和吉林省分别以16.0%、15.8%、15.4%、14.5%和13.4%的年均增速位列全国前五，其中北方省份占据4席。同期增速最慢的五个省份分别是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广东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中南方省份占据3席。而2013—2017年，全国增速排名前五的省份变为贵州省、重庆市、西藏自治区、云南省以及江西省，全部为南方省份，同期增速最慢的五个省份全部来自北方。

　　2013—2017年的GDP年均增速与2007—2012年相比，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和天津市分别下降9.1%、8.6%、7.6%和7.2%，占据前四，显著高于其他省份。更为严重的是，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省等北方省（区、市）的下行趋势依然存在。尤其是天津市，2017年GDP增速下降到3.6%，相对于2016年，下滑超5个百分点，而2018年一季度的GDP增速更是下降到了1.9%，下降幅度非常惊人。对比之下，GDP增速下滑幅度比较靠前的南方省份，如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等省（区、市），近两三年GDP增速都有明显企稳迹象。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以后，经济增速下滑最明显的省份，如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陕西省、山西省等，在地理位置上也较为接近，经济失速现象有从东北地区向外扩散的迹象，可能存在蔓延趋势，需要引起重视。

　　（二）产业分化情况

　　从三次产业来看，北方和南方第一产业增加值名义增速先后于2010年和2011年开始持续下降（见图2），但南方第一产业增速于2013年达到4.4%的最低点后，开始企稳反弹，2016年时已经恢复到8.0%。反观北方，第一产业增速从2010年的16.5%持续下滑到2016年的0.2%，仍无反弹迹象。截止2016年，南北方第一产业增速差距扩大到7.8%。

　　不同于第一产业，南北方第二产业增加值名义增速均于2010年开始出现震荡下行的态势（见图3）。同时，南北差距从2012年开始持续扩大，2012年南方增速只比北方快0.3%，而到了2016年，差距已经扩大到7.4%。其中，北方第二产业的名义增速在2015年、2016年出现连续两年的负增长。

　　相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分化现象在2016年之前并不明显，但是在2016年，南北增速差距出现明显分化，达到了5.1%，显著高于其他年份（见图4）。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呈现上升趋势，服务业比重也逐渐成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南北方服务业增速差距在未来仍然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可能意味着北方经济隐含着更为严重的问题。

　　更具体地看，2013年以来，北方大部分行业占南方的比重都在下降，特别是农业、工业、房地产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下滑得最为剧烈，截至2016年，分别下降了9.9%、13.2%、7.8%和10.3%，降幅十分明显，且看不出企稳迹象（见图5）。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动力减弱、资源能源瓶颈突出、生态环境压力凸显，依靠投资拉动的旧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在此大背景下，南北方投资增速均呈现明显下行趋势。2007—2013年北方资本形成总额名义增速稍快于南方，但总体差距不大，但从2014年开始，南方资本形成总额增速显著高于北方，并且差距迅速拉大（见图6）。到了2016年，南方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已经比北方快11.4%。2007—2016年间，南方资本形成总额增速从20.3%下滑至10.9%，但仍能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期北方资本形成总额增速从23.6%下滑至-0.4%，大幅放緩24个百分点，出现负增长。十年间，北方资本形成总额增速从领先南方3.3%，转变为落后11.4%，南北方投资出现巨大分化。

　　对比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南北方的消费增速相对稳定，在2007—2016年间的绝大部分年份，南北方的最终消费名义增速均能保持两位数增长，且南北方无明显分化趋势（见图7）。从最终消费构成来看，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未出现分化现象，但政府消费在2014年后分化明显。2007—2013年间，南北方政府消费名义增速互有快慢，且平均差距不到2%，然而在2014—2016年的三年间，差距迅速扩大到7%上下。从人均消费支出来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表现出类似趋势。2006—2012年，南北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相对较小，从439元扩大到705元，但2013年以后二者差距则迅速扩大，至2016年已上升至1 745元。南北方消费分化主要表现在政府消费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继而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中国在2008年之后的净出口受到了极大冲击，从影响程度上来看，北方比南方要严重许多。南方北方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在2008年、2006年先后达到最高点，之后转而下降，但过程具有较大差异（见图8）。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2009年南方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名义增速达到-65.4%，但2009—2011年仍能维持在3 000亿元以上的规模，直到2013年才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反观北方，2008年就已经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且2009年的净流入规模迅速扩大，相当于2008年的45倍。至2013年，北方净流入规模已经超过3万亿，同期南方净流入规模只有1 305亿元。与前文不同，南北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早在2007年就开始分化，2007—2013年7年间南北方净出口差距由7 547亿元迅速扩大到3万多亿，2013年之后分化趋势才有所好转。

　　二、南北方经济分化的原因分析

　　（一）GDP增速变动的结构分解分析

　　2013年以后，南北方GDP增速逐步下滑，2013—2017年，南方GDP放缓2.4个百分点，北方GDP增速放缓4个百分点。我们试图考察全国经济下行究竟是哪些省份导致的？南北方各发挥了何种作用？在新常态前后有何不同？能否将这种格局变化清晰表现出来？ 　　传统比较地区增长格局变化，一般有两种办法：一是直接对比各地年均增速，此种办法最为简单直观，但完全忽视了经济总量的影响，很多西部省份和东部沿海大省的经济总量甚至不在一个数量级，单纯比较增速变化很难充分反映出地区经济格局的演变逻辑。例如，增速降幅剧烈的省份如果经济总量占比很小，并不会对整体GDP增速下行造成较大影响。二是比较各省（区、市）GDP总量的比重，这种方法考虑了经济总量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各省经济总量差距极大，计算结果较大的一般都是经济大省。因为占整体GDP比重较大的省份，自身经济增速的较小波动，可能就会引起经济比重的较大波动，这就掩盖了经济增速差异对地区经济格局的影响。

　　考虑到以上两种方法的不足，我们首创GDP增速变化的结构分解分析，并应用在南北经济分化问题的研究上。此分解方法的优点是综合考虑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的影响，原理简单、方便应用且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其计算原理和方法如下所示。

　　t期GDP增速的变动可以通过以下的计算公式②进行分解，获得各地区对GDP增速变动的贡献。

　　其中，GPt表示全国t期的实际GDP增长率，GDPit表示i地区t期的名义GDP总量，rit表示i地区t期的实际GDP增长率。在i地区t期的贡献为0的时候，有1+rit=，即此时i地区的实际GDP增长率等于总体的实际GDP增长率。通过这样的分解，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个地区对整体GDP增长率变化的贡献大小。

　　同理，也可以计算各地区对GDP增速变动的贡献率。为方便观察，将分母取绝对值，结果为正，表示对GDP增长有正向拉动作用，结果为负，则表示对GDP增长有负向拉动作用。

　　GDP增速变动的贡献率，可以通过以下计算公式获得：

　　最后，将上式的分解结果累加，可以得到任意地区p期到s期的累计贡献和累计贡献率：

　　将2007年以后全国经济增速放缓分为2007—2012年和2013—2017年前后兩个阶段进行GDP增速的结构分解（见表1）。通过分解我们发现，第一个阶段全国经济增速放缓3.23%，其中的2.09%是南方导致的，1.14%是北方导致的，虽然这一阶段南北方经济增速放缓程度接近，但由于南方经济体量大于北方，因此南方地区对全国经济放缓的影响要大于北方，贡献率达到了-64.70%。第二个阶段2013—2017年，全国经济放缓3.11%，其中的0.38%是南方导致的，2.73%是北方导致的。这一阶段，南方地区经济已经基本企稳，而北方地区仍在快速下滑，对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贡献率达到了-87.88%。因此，可以认为第二阶段全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由北方地区单方面导致的。

　　同样可以按照相同的时间段将南北方GDP增速分别进行省际结构分解（见表2-表5），从省际分解结果看，前后两个阶段所表现出的差异就更为清晰。

　　第一阶段南方GDP增速放缓3.17%，北方GDP增速放缓3.31%。在这一阶段，导致南方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是广东省、浙江省、上海市和江苏省等东部沿海的经济大省，这四省分别拉低了南方经济增速1.99%、1.53%、1.21%和0.4%。2016年这几个省份的人均GDP分别为7.40万元、8.49万元、11.66万元和9.67万元，均达到较高水平。这反映出这一阶段的南方增长放缓，本质是占经济比重较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生产率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所致。而导致北方经济增速放缓，且贡献率小于-10%的省份有北京市、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除了山东省和北京市的人均GDP达到较高水平外，而其他省（区、市）人均GDP均在4万元左右，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北方经济增速放缓与南方不同，并不全是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导致。这一阶段，资源型省份对全国增长放缓的作用并不突出，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吉林省等省份甚至基于自身的良好表现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北方经济增速下滑。

　　第二阶段南方GDP增速放缓2.37%，北方GDP增速放缓4.13%。在这一阶段，导致南方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省份依然是广东省、浙江省、上海市和江苏省，但其经济增速已经明显企稳，合计贡献率相对于第一阶段大幅增加48.04%，对南方经济减速的影响已经大大降低。重庆市在第二阶段仍然是对南方经济增速贡献率最大的省份，贡献率达到了13.90%，而第一阶段贡献率第二的四川省，在第二阶段的贡献率下降到-8.34%，对南方经济增速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对比之下，影响北方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省份已经发生变化，东北地区成为经济重灾区，尤其是辽宁省，拉低北方经济增速2.08%，贡献率达到了-50.29%，其他如山西省、河北省等资源型和重工业省份的表现也较差。另一方面，第一阶段拖累北方经济增速的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河南省已经转换为扭转北方经济放缓的主要力量，共计正向拉动了北方GDP增速0.38%。北京市虽然仍旧对北方经济增速起到负向拉动作用，但贡献率已经由第一阶段的-40.72%大幅增加到-9.81%，经济企稳迹象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等北方省份，在第二阶段的贡献率相对于第一阶段明显降低，经济降速明显的省份有从东北地区向外扩散的迹象，经济失速现象可能存在蔓延趋势，需要引起重视。

　　通过对GDP增速变动的省际贡献分解分析，我们不难发现2007—2012年和2013—2017年前后两个阶段全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是不同的。在第一阶段，主要是由于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大省经济增速自然换挡所导致的。而到了第二阶段，这些省份经济增速换挡已经进入末期，经济增速已经企稳，其中部分省份甚至已经成为现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3年以后，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已经进入经济的触底反弹阶段，而东北三省、内蒙古、山西省和河北省等资源型和重工业省份的增速却开始下滑。

　　通过上述分析，南北经济分化问题的本质已经很清晰，实质上是东部沿海省份与传统的资源型和重工业省份在这一时期的不同表现所导致的。 　　（二）大宗商品价格的超预期下跌是本轮南北经济分化的短期直接诱因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过去能源、有色金属和钢铁等行业的过度建设所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产能利用率远低于合理水平，行业整体利润率水平大幅下降。从经济数据上看，原油、原煤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生产主要分布在北方，2015年北方原油、原煤和天然气产量占据全国的90%、85%和70%。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从2012年到2016年连续6年走低，其中2013—2016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跌51.5%，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等均下跌超过30%。

　　根据投入产出表的测算③，如果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跌50%，就可以拉低北方GDP总量0.4%，若考虑到价格下跌的同时还伴随着需求量的减少，对北方GDP的影响将超过0.4%。同时，这也严重影响了北方的工业利润，对后期工业扩大投资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为何2014年开始北方投资增速与南方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南方原油产量不足2 000万吨，92%以上的原油依赖外购，油价下跌对南方GDP的影响只有0.01%。甚至由于国际油价在低位徘徊，南方为此年均节约近2 700亿美元（约合1.8万亿元）能源成本，对处于转型之中的南方制造业无疑雪中送炭。由此可见，这轮以能源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对南北方的影响是非对称的，以能源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北方的GDP增长造成了较严重的冲击，而南方却在此轮大宗商品下跌的过程中受益。随着全球经济回暖，煤炭、石油、天然气、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全线反弹，相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自2016年末以来，已经连续十几个月运行在上升通道，虽然上涨势头已经减缓，但应该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南北经济分化趋势。

　　（三）中国长期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的南北分工格局是南北经济分化的根本原因

　　从长期视角来看，“资源诅咒”是目前对传统资源型和重工业省份的经济增长表现不佳的一种较为主流的解释，具体包括因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引发的“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创新挤出效应、体制机制不完善等等，并且具有一定的经验数据支撑（邵帅等，2008;赵康杰等，2014;夏飞等，2014）。实际上，Auty（1993）提出“资源诅咒”理论时，使用的是“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这个概念，而在后续的研究中，使用的多是“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这个概念，例如初级产品部门就业人数占比、产值占比等等，Stijns（2005）、Brunnschweiler等（2008）等学者早已指出这两个经常被混淆的概念具有巨大的差异，资源丰富未必相关部门的就业人数、产量和产值就多。已经有研究发现，“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一定程度内生于经济发展，使用这类指标，会倾向于得出存在“资源诅咒”的结论，若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其实证结果将不支持这一结论。而美国、澳大利亚、智利和挪威等国经济的成功，也都证明了与其说是“资源丰富”倒不如说是“资源依赖”限制了经济增长（Wright等，2004;Brunnschweiler，2008;Fan等，2012）。那么，为什么许多北方省份没有凭借丰富的资源实现更高質量的经济增长，反而发展成为资源依赖型省份？这个问题成为了从根源上解开南北经济分化问题的关键。

　　林毅夫等（2005）、刘小鲁（2011）、方福前（2016）等学者均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采取“引进技术”的增长方式，是经济取得巨大成果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许多北方省份之所以发展成为资源依赖型省份，也与这种技术进步方式密切相关。过去数十年中国以大规模购买新设备、新软件、专利、技术合股等方式，以投资的高增长实行了高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这种大规模的、极具资本体现式特征的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实际上是与发达国家的国际产业转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发达国家将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对外转移成为常态，其实质是生产环节和最终需求（及中间需求）的分离过程，即不断地将较低端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需求端则较多地保留在国内。中国是过去世界上最主要的产业接收国之一，对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中国来说，以接收这些产业的形式实现了高速的引进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并伴随出口的高速增长（见图9）。

　　南方相对于北方，虽然在自然资源丰富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劣势，但是却具有更重要的优势——地理位置。南方许多省份地处沿海，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将节省很大一部分运输成本。在过去中国“引进技术”的增长模式下，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放大，这正是自国家统计局开始公布货物和服务净流出数据以来，南方的净出口额始终远远高于北方的主要原因。北方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存在比较劣势，但却具有自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与南方的外向型经济不同，大部分资源型和重工业省份都集中在北方，为南方地区的加工业提供上游产品。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南北方在地理上的不同分工格局逐步形成。

　　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所形成的分工机制，导致北方重工业比重长期过大，甚至抑制了其他行业的健康发展。在对重工业产品需求旺盛的时期，这种弊端并不会显现出来，甚至在过去的部分时期，北方的经济增长都高于南方，但是北方的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引进式技术进步和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将不断下降，中国技术进步方式由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变，过去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结构将逐步转型升级。但随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继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导致外部需求突然下降，南方和北方都被迫加快转型步伐。由于北方主要是资源型经济，传统产业较多，产业结构整体偏重，市场发育度不够，结构转型的难度要比南方大的多。到目前为止，北方地区仍有不少省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主，经济结构转型的进程十分缓慢。另一方面，北方现在还面对资源价格大幅下跌的冲击，加剧了经济的不利局面。反观南方，总体产业结构较轻，很多东部沿海城市早已经过渡到“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即便是制造业，也逐步向高精尖行业转型，总体转型较为成功，整体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南北经济增速分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产业增加值、投资、净出口等方面。从三次产业增速来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较早出现分化现象，第三产业则在2016年后开始分化。从各产业增加值比重来看，北方农业、工业、房地产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下滑得最为剧烈。另一方面，南北方的投资增速和净出口额都出现了巨大分化，投资分化现象目前仍在持续恶化，而净出口的分化趋势在2013年后已经停止。南北方的消费增速没有明显分化趋势，但南北方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从时间上看，2007—2012年全国经济放缓，主要是由广东省、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所致。而2013年后出现的南北经济分化现象，主要是由于北方地区资源型和重工业省份的经济增速下滑导致的。我们认为，以能源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超预期下跌是这轮南北经济分化的直接原因，而中国长期以来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所形成的南北方分工格局是其根本原因。

　　（二）政策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利用目前良好的外部环境，借机加快转型升级。虽然，目前随着全球经济回暖，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开始探底回升，但是，无论未来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如何，中国经济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不会改变，污染大的传统产业的地位将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的高质量与可持续性要求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以创新为主线，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我们应该趁目前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北方经济压力有所减缓的时候，推动北方资源型省份和产业衰退型地区结构转型，淘汰初级钢材、水泥等落后产能，培育以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兴动能，摆脱过度依赖资源经济、经济结构过重的局面，以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为了避免在这一过程中，北方经济增长滑出合理区间，可以适度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将一些已经列入计划的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工程等大型投资项目提前实施，弥补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下行压力。

　　第二，抓住发展的历史机遇，推动北方体制机制变革。目前北方经济增速下降比较明显的省份，普遍存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制度壁垒较多的特点，不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经济结构以及承接新旧动能转换。因此，应贯彻与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率。同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尊重企业的市场地位，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充分激发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鼓励各经济主体利用移动互联网、电商等现代化工具与创新平台，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提高经济活力。

　　第三，充分利用南方在过去积累的经验与技术，帮助北方进行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具体而言，一是在北方地区谋划建设一批重要战略腹地城市。在北方地区选择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基础和经济实力的非省会城市，突出1-2个主导产业，通过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施更大力度的改革创新和扩大开放举措，承接东南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超大城市及中心城市部分功能疏解，增强以制造业为重点的产业要素集聚力，建设一批制造业中心城市，引领和支撑北方实体经济发展。二是加快谋划建设青银、哈大经济发展轴带，进一步促进南北方经济交流与区域协调发展。依托青银通道、京沈铁路、哈大铁路等重要交通网络，强化北方腹地的统筹发展，加快形成内陆开放新轴带，加强北方腹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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