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钓鱼岛冲突看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一、概念界定。

　　政府危机管理，指的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为应付各种危机情景所进行的信息收集、信息分析、问题决策、计划拟定、措施制定、化解处理、动态调整、经验总结和自我诊断的全过程。随着恶性危机事件的增多和当代政府危机管理的发展完善和，现代意义上的危机管理已由危机发生后的被动应对转向从危机前预防到危机后提高的全面危机管理。公民参与，通常又称为公共参与、公众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

　　二、公民参与对政府危机管理的现实意义。

　　政府危机管理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府的作用，而且受制于公民参与的有序性。不管是在危机预警阶段，还是危机发生后的处理阶段，都离不开公民的有效参与。

　　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完整的组织体系，是涉及多部门、全方位的应对网络。

　　但是，由于危机事件的发生具有多重不确定性，即具备发生的时间、地点、危害程度、危害对象等多重因素的不确定性。政府在短期内所能提供的公共资源有限，必然对于某些突发危机事件无法采取及时和有效的应急措施从而造成损失。因此，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很难实现危机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和灵活。公众参与，是政府危机管理中提供公共安全、预防危机发生、减轻危机危害、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在保证。

　　这一次钓鱼岛危机中，虽然政府没有有序组织公民参与，但我国公民自发参与其中。日本企图“国有化”

　　钓鱼岛消息传出后，与政府相对冷静的态度相比，中国民众的反应极为强烈。首先，香港保钓人士登岛宣示我国主权，用行动来抵御此次危机。接着，中国各地自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保钓运动”。在西安、青岛、成都等城市，数万名群众自发组成游行示威队伍，打出“抵制日货”、“宁愿中国不长草，誓死保卫钓鱼岛”等口号，举行了一场场大规模的保钓爱国游行运动。在这些爱国游行运动中，也衍生了一些不理智行为，比如冲砸他人日系车辆、袭击日本人、砸抢日本人开办商场等。我们承认有些属于违法行为，也呼吁大家要理智爱国，但是这些、“抗日”的爱国游行运动，也让日本看到了中国群众的愤怒和决心，客观上对日本起到了威慑作用。另外，国内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行动，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不愿购买日货。例如，日系车 9 月在中国销量大幅下滑。丰田 9 日宣布 9 月在中国新车销量比上年同月下降 48.9%，为 4.41 万辆。中国市场是日本制造业的出口大国，更是日本企业盈利的重要来源。如果中国群众不再买日货，中国减少从日本的进口，日本可能很难找到可替代市场，经济势必遭受严重损失。还有旅游业。

　　往年十一是北海道的旅游旺季，会接待百余个中国旅游团。钓鱼岛事件后，中国游客纷纷退团，现在去往北海团的中国旅游团已经所剩无几。

　　总之，这些民间自发的公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为这次钓鱼岛危机的处理提供了群众基础，舆论造势，也让日本乃至全世界看到了我国人民对钓鱼岛主权的捍卫，强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和社会利益，减轻了此次危机带来的国家利益损失，同时为政府危机管理提供了基础。但是这些公民参与中也暴露出我国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方面的问题。

　　三、我国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问题。

　　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实现有序的公民参与是发挥公民主体的作用，以最终战胜危机的保证。但是我国公民普遍危机应对能力不高，使政府处理危机的成本大大上升，很多人不能积极配合政府的危机管理措施，甚至有的人故意散播谣言，制造社会混乱。这说明公众的非理性情绪和盲目性过强，缺乏面对危机的正常心态。

　　目前从整体上看，我国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组织基础薄弱，公民参与的社会组织，如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社会团体、协会等等，在数量和能量上与世界水平相比差距较大。有些组织为官办性质，行政色彩浓重，缺乏民间团体的灵活度和创新性。而且，我国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尚未纳人法律和制度化轨道，对于公民参与危机管理的权利、参与的责任方面没有比较清晰和，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障。还有些社会组织与政府缺乏制度化的联系沟通，难以有效地参与危机治理。

　　总之，处理和解决各种危机不仅是政府自身的事，也是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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