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跨越式发展首先必须具备一定条件： 一名锐意创新的校长，一个先进的办学理念，一个共同做事的好氛围，一批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其次，大学跨越式发展要遵循一定的路径，这种路径则因校制宜。
关键词：大学； 跨越式发展； 条件； 路径。
大学发展之道有两种： 其一是渐进式发展，其二是跨越式发展。具体到每一所大学的发展史，同样也会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时期，渐进式发展时期和跨越式发展时期。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一所大学的跨越式发展的条件与路径。笔者认为，一所大学跨越式发展的标志可以概括为： 其一，在大学发展的某一时期，大学成功实现了转型，为大学又好又快的发展打下基础，比如，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下，由一所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旧大学，转变为一所新型现代大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二，在大学发展的某一时期，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取得丰硕成果，也可以说这所大学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比如，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领导下，由一所地方大学变为“东方的剑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又如西南联大，在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批世界领先的人才，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之说，创造了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其三，在大学发展的某一时期，该所大学在国内外公认排名机构中，名次前移明显，甚至进入世界前 100 名行列，我们说，这所大学同样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比如，华中科技大学是一所建校只有 60 年的高校，由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变为国内一流大学，同样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国外的洪堡大学是一所在废墟上建立的大学，可它却成为当时世界大学的榜样；威斯康星大学由一所赠地学院变成了世界一流大学； 斯坦福大学在二战前还是一所优秀教师不愿意去的大学，二战后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英国沃里克大学在建校不到 50 年的时间内，步入英国大学的前 10 名，这些大学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纵观这些国内外大学跨越式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大学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但是，这种跨越式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遵循一定的路径。
1 大学跨越式发展的条件。
1. 1 一名锐意创新的校长。
通过分析这 8 所大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这 8 所大学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名锐意创新的校长。北京大学的发展，始自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浙江大学的发展，与竺可桢的领导密切相关，正是竺可桢在 1936 －1949 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浙江大学在抗日的连年烽火中，在学校频繁搬迁、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从一所不起眼的地方大学，迅速崛起为国内有影响的大学之一； 西南联大的发展，离不开三人领导小组： 梅贻琦、张伯岺、蒋梦麟，特别是梅贻琦的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的跨越离不开校长朱九思的贡献。国外大学同样如此。洪堡大学离不开洪堡的贡献，虽然他不是校长，但是他直接筹划了洪堡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离不开校长范·海斯的贡献； 斯坦福大学更是离不开特曼教授； 沃里克大学离不开巴特沃思的个性与执著。这些校长有着共同的特点： 他们具有教育家的素质与追求； 具有锐意创新的品格与胆识； 具有良好的个性与权威。
作为校长，他们能认真研究大学发展问题，熟知教育教学规律； 他们明白大学是什么，什么是好大学，大学如何发展，能够按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办大学； 他们能够与大学的教授甚至一般的师生分享权力，能够让全体师生的能量、才干发挥到最佳状态； 能够在大部分师生不想或没有想到要做某件事时，成功说服师生去做，从而引领大学向前发展。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作为校长，他们锐意创新，不畏艰难，敢为天下先。蔡元培当校长时北大是一个旧式官僚机构，他的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去当校长； 竺可桢当校长的浙江大学是一所不为人知的地方性大学，而且正赶上内忧外患的时代，可他硬是在流亡中把这所大学变成全国知名的大学； 西南联大也是如此； 华中科技大学的朱九思在 1972 －1979 年一共收留了全国各地被批斗而无家可归的专家教授600 多名，不仅为民族发展、国家建设保护了优秀的专业人才，也为改革开放后学校的大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文革”刚刚结束，他就大胆提出“科研要走在教学前面”，这是何等的胆识； 洪堡的柏林大学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但他却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人； 威斯康星的范海斯更是大胆提出“州的边界就是大学的边界”； 沃里克的巴特沃思险些被他的反对者灭掉。正是他们大胆的坚持，超人的胆识，为他们领导的大学开辟出一个新天地。
除了这些品格与胆识，他们良好的个性与个人权威，也为他们的成功打下了良好基础。他们都是真正的教育家，他们能够及时明确大学的发展方向，能凝聚人心； 他们是学术权威，有容人的品格，为人所敬仰。总之，他们可以领导大学走向特定目标。
1. 2 一个先进的办学理念。
所谓理念，即愿景及方向之指引原则。一个无理念之组织，犹如无航之舟、无弦之箭，何以治？所谓“理念”乃组织之最高领导原则，行诸于外在环境及内部优势所建构宏远、正确及前瞻之目标。有理念之组织方能长治久安，有理念之组织方能塑造优质之组织文化，有理念之组织方能凝聚组织之共识，有理念之组织方能分享共同价值观。［1］先进的办学理念必须符合学校发展的实际，符合教育教学发展规律，符合社会要求。
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大学办学的顶层设计，是大学改革发展的先导。一个大学只有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这所大学才具有良好的自觉性和目的性，这所大学才能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北大的“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浙大的“求是”精神：“求是”就是探索真理的奋斗精神，为科学献身的牺牲精神。“求是”就是不迷信盲从，不主观武断，保持清醒的科学头脑。“求是”就是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2］。西南联大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教授治校”［3］。华中科技大学的“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前面”，“把学校办成以理工为基础的综合大学”，“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要考虑实现 3 个转变： 从教学中心向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转变； 从以工科为主转变为理、工、文、管综合组成的大学； 在培养好大学生的同时，把研究生的培养提到重要位置”［4］。柏林大学的“大学应当同时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两项工作”［5］。威斯康星大学的“威斯康星思想”：“服务应当成为大学的惟一理想”； “大学应当成为服务于本州人民的机构”。［5］斯坦福大学的“抢抓机遇，服务社会”、沃里克大学的“经营大学”或“创业型大学”的理念，无不是当时最先进的理念。这些理念与时代相和谐，与学校长远目标相适应，解决了学校中存在的问题，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得到教师学生的认同。这些理念开创了
大学教育史上的新时代，具有理程碑的意义。
1. 3 一个共同做事的好氛围。
好氛围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外部好氛围指的是与外部组织机构的和谐共处、共生、共进，能够实现与外部组织机构的边界渗透，能与外部组织机构形成良性互动，进行恰当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内部的好氛围是指大学有一个共享的价值观、共享的文化，在政策、制度、文化与机制上能够互相包容。内外部的好氛围是大学想做事、能做事、做成事、不出事的基础与条件。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是一个完全官僚机构性质的学校，他到任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转变学校的性质，把北大“由官僚养成所变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2］，然后通过聘任各学科学长，彻底转变了大学的氛围，使大学成为培养人才、研究学术的地方； 梅贻琦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认真演绎了“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他不仅将这一理念用于学术，用于处理党派关系； 还用于处理三校合作、院系工作，甚至用于他领导的常委会、教授会、校务委员会。”为学校发展创先造了良好的氛围，为学校发展并跻身于世界知名大学创造了条件。竺可桢、朱九思由于良好的个人权威，也形成了校内外团结的良好氛围。洪堡时期的柏林大学由政府一手操作、校长由洪堡亲自选择，这为柏林大学建设良好的校内外氛围打下了基础。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由于与州长拉·福莱特的良好个人关系，使威斯康星大学与政府有着大学发展史上最为密切的大学与政府关系。斯坦福大学正是形成了必须服务社会才能生存、才能留住人才的思想才办起了“硅谷”，形成了良好的创业氛围，才创造了“硅谷效应”。沃里克大学也正是有了一个共享的创业文化，才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走出困境，形成了“经营大学”的理念。
大学虽然是一个“有组织无政府”状态的组织，但在大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关键工作上必须有一个共享的好氛围。如果在这方面有杂音，大家意见不一致，好事也可能变为坏事。
1. 4 一批国内外知名的教授。
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有三要素，即教授人选、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教授人选。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所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如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育出博学敦行的学者”［2］。一流的教授，是大学优势学科的代表者，是大学优良学风的酿造者，是大学声誉的表征者，是大学精神的笃行者。“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信赖教授而存在的”［2］。
蔡元培的成功离不开一批优秀的教授： 文科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马叙伦、李大钊等； 理科有李四光、冯祖荀、颜任光等； 法科有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等。在他的领导下，1918 年，北大有200 多名教师，教授 90 余人，教授平均年龄仅为33 岁。［6］竺可桢的成功离不开马一浮、胡刚复、苏步青、谈家桢、王淦昌、丰子恺等的加盟。西南联大更是被称为“教授储备库”［3］。朱九思的成功得益于其文革后期收罗的大批人才。洪堡时期的柏林大学更是人才济济，几乎同时代最著名的学者都集中在柏林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成名也在于一批一批的教授走向政府兼职岗位，走向农村，走向社会建设的第一线； 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特曼在大学危难时认识到在美国战后经济繁荣和冷战形势下，政府必将大规模投资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并预测到“政府的拨款势必倾注于有实力的大学或大学里有实力的系科”。为此，特曼确定的策略是： 选择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为重点发展学科，构筑学校的学术“尖顶”，吸引知名教授，竞争政府研究拨款。［7］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在于一批教授构筑了“学术尖顶”，形成了一批全美的优势学科，在于教授成果的科学转化。沃里克大学的成功也在于有一个激活的学术心脏，这个心脏的
活力来自于“沃里克研究员计划”，讨论“如何通过一个研究员计划来增加有活力的高质量研究人员”［8］。保持沃里克大学的学术地位和为创业大学提供支撑。
这些大学一是认识到位，他们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9］。教授是大学成功办学的充要条件。其二是积极聘任国内外一流的教授到校任教，如西南联大 1948 年有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 25 名，占全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32. 4% ，斯坦福大学 1983 年有 77 名院士，占全美院士总数的 5%。［9］三是这些大学都能够在聘来教授后重用教授，能够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使教授安心于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并在教学与研究上有充分的自主权，不受非学术因素干扰。
2 大学跨越式发展的路径。
路径是做事的目标确立、主次界定与先后顺序。只有明确目标、界定好主次后，方能明确做事的具体次序。而明确了次序，全校师生才会有工作的目标与方向，才知如何做、怎么做。好的路径选择，可以使大学上上下下的组织和个人都能清晰地理解大学的目标和方向，为大学又好又快发展打下基础，把大学的成功落在实处。各个学校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路径选择上也会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的路径选择是： ① 转变学校性质———从官僚养成所到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 ②建立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从少数人说了算到教授治校； ③采用选科———从强求一律到发展个性； ④改革北大学科设置———从学术并举到以学理为主。［2］。
浙江大学的改革路径是： ①改革大学管理，明确大学的目标、灵魂和教学。大学的目标———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 大学的灵魂———荟萃一批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的教授； 大学的教学———培养有“求是”精神的通才。［2］②广纳人才。
西南联大的路径是： ①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与延聘； ②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系。［10］华中科技大学的路径是： ①顶住压力，实现学科结构的综合化； ②排除万难，坚持科研走在教学的前面； ③审时度势，建设强大的教师队伍。［11］。
洪堡在柏林大学中的路径选择是：“遵循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路线，主张自由与批判地寻求真知。他主张教师可由他们的权力导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可以只用曾经训练他们心灵发现新真理的实例来教学。他称这个原理为教学与研究的统一，并且遵循它而任命科学院中最好的学者与研究员为新大学的教授。其次，他为学生废去固定课程，告诉他们可以自由地与任何教授从事研究工作。最后，他提供自由给教师，让他们从事自己的研究，而不论研究会导向何方，以及教导他们有所发现，而不必害怕被干扰”。［1］。
威斯康星大学的路径选择是： ①形成大学的集体意识———威斯康星思想； ②立足本州，放眼世界，围绕服务社会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实施大学自治，保持学术自由； ③成立大学边界的各类延伸载体，如专家局、莫里吉中心、威斯康星（ 麦迪逊）社区合作办公室、大学科技园等； ④建立各类制度，保持大学的各项规划得到持久的落实。
1斯坦福大学的行动路径是： ①研究二战后形势，抓住社会对大学需求的机遇； ②积极建设与企业、军方、政府的关系； ③发展尖端学科。
沃里克大学的行动路线是： ①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驾驭核心； ②构筑一个拓宽的发展外围； ③发展一个多元化的资助基地； ④拥有一个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 ⑤共享一个一体化的创业文化。［8］。
分析这些学校跨越式发展的路径，我们发现它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这一路径与学校发展愿景相适应，与校长的理念相协调； 这些路径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这些路径为广大师生所理解与接受；这些路径都有一系列的制度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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