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时期“统战”

摘　要：叶挺由于“北伐”名将的背景及无党派的身份，被国共两党任命为新四军军长，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叶挺为了能够在“统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保持“中立”，并利用其特殊身份促进“统战”工作的开展。但由于国共两党摩擦日益严重及新四军领导体制的缺陷，使得叶挺在“统战”工作中受到了局限。

关键词：叶挺；新四军；“统战”；贡献；局限

一 为“统战”保持中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创了合作抗日的新局面。从1937年7、8月间，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之事进行反复交涉，共产党方面指示：“可与国民党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1而国民党方面则希望通过改编，“把他们缴械，瓦解掉”，2故提议以陈诚为军长，共产党反对，要求以叶剑英或彭德怀为军长，双方就军长人选问题上相持不下。
　　叶挺自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一直旅居国外，脱离了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归国，希望能够为抗日尽力。1937年，叶挺在潘汉年的安排下，与正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建议由叶挺来改编和领导南方游击部队，叶挺“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团结，想对于国内团结与抗战，尽自己的力量”，3以个人名义向蒋介石建议：“让我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4蒋介石考虑到叶挺已经脱离共产党十年之久，通过对叶挺的控制可以达到牵制共产党的目的。很快，蒋介石于1937年9月28日，单方面“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5
　　叶挺北伐名将的出身及无党派身份使他成为新四军军长的不二人选，为了争取叶挺，国共两党都试探请他加入自己的党派。延安方面提出：“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6当毛泽东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时，“他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7蒋介石为了不让叶挺加入共产党，故意挑拨离间，对叶挺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8并且询问叶挺想不想加入国民党，还说如果叶挺参加了国民党，那么什么编制、经费就好解决了。叶挺表示，他现在哪个党都不想参加，只想参加抗日救国。9叶挺对自己处境的认识是清醒的：只有保持“中立”，新四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更有利于抗日救国。在一次接受《救亡日报》记者的采访时，叶挺被问及关于统一战线理论斗争的问题，他表明：“对于思想这个问题，我并不考虑，我不信某一种思想，可以千万年不变。我是一个军人，在目前，只想怎样战胜日本。”10显然，叶挺是想表明自己在国共两党之间，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不做取舍，他的唯一信念是“战胜日本”。
　　叶挺虽然是国共两党都想争取的力量，但也是两党都怀疑的对象，保持“中立”，使他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共产党对蒋介石任命叶挺这一动机产生怀疑，认为“南方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现在却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11就是在叶挺担任军长后，共产党方面对他依然没有充分信任，他曾向周恩来表露自己的苦楚：“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12而国民党方面看到叶挺不遗余力地为新四军争取经费，扩大编制，按照共产党的意思向敌后挺近的时候，蒋介石开始担忧，并且埋怨叶挺在新四军没起到“领导作用”，光知道替人家要钱要枪，无限制扩大，始终未达到他的希望。13因而对于叶挺的种种请求加以限制。一方面是共产党的猜疑，一方面是国民党的限制，保持“中立”并非那么简单，难怪叶挺抱怨道：“我今天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情况如此复杂，却要我担负这么大的担子，我实在干不下去了。”14
　　二 调节国共争端
　　国共双方就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达成了共识，但在具体的干部任命、经费待遇、整编规模等问题上，依然争斗不休，叶挺作为一个“中立人”，尽力发挥着调节和维持的作用。
　　中共方面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求在新四军中“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15。在经费待遇上，“要求与国军同等待遇，极力求得物质、军火与经济之补充接济”16。而国民党方面则坚持“不能先委任师长、旅长。”17对于共产党提出的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项英为副军长，经费至少十万等要求，国民党方面也不同意。18为此，叶挺反复交涉，劝蒋介石“将他们开拨到前方打日本才是主要问题，其他皆为人事问题，容易解决。”19蒋介石以“具体问题可以找陈诚商量”20推卸，叶挺又赴武汉同陈诚、何应钦交谈，新四军干部任免问题终于解决，共产党所拟定的四支队司令名单，“准与照委”21。可以说，叶挺在新四军组建过程中，努力调节两党争端，促成双方达成妥协，加速了新四军成立的进程。
　　在新四军编制问题上，共产党方面要求保持并扩大编制，而蒋介石通过“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22的手段加以限制。所谓点验，就是清点核定枪械的数量，以枪械的多少，决定部队的编制员额。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党派第三战区副司令长罗卓英对新四军进行大规模点验。叶挺与副军长项英分析决定，由叶挺陪同罗卓英接受点验，因为罗不仅是叶挺的同乡、而且同为保定军校的同乡和粤军时期的同事。在点验的过程中，叶挺一方面对这位首席点验官尽量尊重，以老交情套近乎，准备丰盛的家乡菜，宴请他；一方面对于罗卓英过分的指责据理力争。对于罗所提出压缩编制的要求，叶挺一边答应着精简，一边结合新四军内部实际情况，把一些干部战士送往教导队培训，或放到下面充实基层，把宣传队和华侨服务队上调军部等，巧妙地度过了点验。项英不禁夸赞：“叶军长对付罗卓英真有办法，说自己就缺乏这个灵活劲儿。” 23
   随着新四军的壮大发展，国共两党的摩擦日益增多，叶挺的“统战”工作越来越艰难。叶挺在新四军成立三周年上讲话时表明：“这三年中，别扭、误会、摩擦，是不断的在政治上军事上来烦扰我们；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是在军需上克制我们。”24尤其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建立在国共两党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岌岌可危，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终于暴露于世人眼下，叶挺之“中立”必然走向破灭。

　　三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叶挺作 为“北伐”名将，与国共两党都有着历史渊源，这使他很自然地成了国共两党的联系桥梁，并在此基础上，叶挺为新四军不断吸纳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
　　叶挺有不少保定军校的同学，在粤军工作和北伐时期的同事很多都当上了国民党的高级干部，比如陈诚、顾祝同、张奎发等，而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潘汉年、张云逸等与叶挺的关系也不错。在很多情况下，叶挺都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化解两党矛盾，维护“统战”的稳定和发展。比如新四军成立初期，经费紧缺，共产党所提每月16.5万国民政府只批了6.5万。叶挺给陈诚、顾祝同写信，并在武汉及屯溪跟他们面谈，敦促他们解决供给问题。25当时顾祝同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新四军的顶头上司，而陈诚此时是军委总政治部部长兼武汉卫戍总司令等职，顾和陈又是蒋介石身边可以说的上话的人，叶挺利用老交情，与这些国民党高层人员互动，最终使经费由6万多增加到9万。
　　“统战”工作不单单涉及国共两党的团结一致，也包含将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等一切爱国人士统统纳入抗日阵营中来。叶挺在任新四军军长期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安排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到新四军工作。通过郭沫若的介绍，叶挺将一个年仅23岁的医学博士沈其震破格任命为新四军军医处长，并和沈其震“一道说服了十一名合格的医师和二十名受过训练的护士参加了这支军队。”26著名音乐家任光，应叶挺要求，于1940年从重庆来到皖南军部，领导新四军的音乐创作。敌工部部长林植夫也是叶挺介绍的，此人曾是国家主义派《孤军》杂志的总编辑，具有反共倾向，由于他会日文，在日留过学，叶挺认为他适合参加新四军的对敌宣传工作，所以将他留在新四军。据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说：“新四军的统一战线色彩是比较浓厚的。”27
　　尽管叶挺为“统战”工作处处努力，但由于新四军领导体制上的缺陷及“项叶”不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叶挺发挥其“统战”作用。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军队，党委负责制使非党员身份的叶挺无缘参加重大决策。这种体制上的缺陷让叶挺很苦恼，不单单自己的权力受限，而且在与项英发生意见分歧时，难以通过一个有效的机制去处理。例如1938年4月蒋介石曾令新四军集中出南陵，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挺主张可以执行，而项英反对，并背着叶挺发电致毛泽东等：“我意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而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愈弄愈棘手。”28显然，项英对这个“非党员”对出面与国民党解决问题的“间接方式”表示不满，对叶挺的工作能力提出质疑。再加上项英“家长式”作风，叶挺感觉受排挤，“统战”工作难以开展，因而不止一次地想离开军部，而这其中的原因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29再次说明新四军领导体制的缺陷给叶挺带来很多不便和委屈。               
   总之，非党员身份的尴尬、国共两党争端的掣肘、新四军内部领导体制的缺陷、叶项不和等因素，使叶挺在任军长期间曾前后三次辞职，离开军部长达15个月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叶挺军事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发挥。尽管如此，他对“统战”依然抱有希望，并努力维持着“统战”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正如他所总结新四军在成立三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不是由于给养好，军需足，械弹多，而主要是由于我们执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实行了‘抗战建国纲领’”。30然而，“统战”工作是复杂的，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国民党“积极反共”的政策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的爆发，统一战线走向破灭。叶挺不胜感慨：“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于陷入漩涡，一败涂地。”31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叶挺的辛酸与无奈，但叶挺为“统战”工作所做的贡献却并非“一败涂地”，后人应该清楚这一点。
  
   作者简介：晁佩军（1990—），女，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目前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2马洪武等著：《新四军发展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3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叶挺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4《叶挺研究史料》，第442页。
5段雨生等编著《叶挺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271页。
6《新四军·文献》，第53页。
7《新四军·文献》，第57页。
8《新四军·文献》，第60页。
9 段雨生等编著《叶挺将军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4页。
10 姚潜修：《访问叶挺将军》，广州《救亡日报》（1938年1月26日），第112号，第一版，特稿。
11《新四军·文献》，第36、37页。
12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
13 段雨生等编著《叶挺将军传》，第344-345页。
14 段雨生等编著《叶挺将军传》，第344页。
15《新四军·文献》，第26页。
16《新四军·文献》，第38-39页。
17《新四军·文献》，第60页。
18 《新四军·文献》，第50-70页。
19《新四军·文献》，第60页。
20 同上。
21《新四军·文献》，第70页。
22《新四军·文献》，第60页。
23 段雨生等编著《叶挺将军传》，第292-294页。
24《叶挺研究史料》，第157页。
25 段雨生等编著《叶挺将军传》，第281页。
26【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259页。
27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第252页。
28卢权等著《叶挺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
29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第296-298页。
30《叶挺研究史料》，第158、159页。
31 叶挺：《囚语》，《北京日报》（2001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