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百年小学语文教材研究述评

　　教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是实现教学目标，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媒介，还是发挥教育功能的重要途径。语文教材是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物质体现形式，它以具体的内容和直观的形式体现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是依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订的。笔者在对硕博论文和其他文献初步分析的基础上，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这两方面分析小学语文教材的相关研究。

　　一、研究的内容

　　小学语文教材的相关研究涉及多个方面，研究主要从教材的价值功能、教材编制以及教材使用这三个层面展开，其中教材编制层面又包括了语文教材编制理论的研究和选文、练习、知识、助学等四大系统的具体研究。

　　（一）教材的价值功能

　　百年（1902――2010）来，关于语文教材的价值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呈现递增的态势。新课改以来，由于理念的更新和发展，研究者对语文教材的价值与功能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王文彦（2006）在语文教材建设一节中提出语文教材具有德智启迪，语文历练，语言积累，知识扩展等功能[1]。张静（2010）认为语文教材的功能主要反映在两个领域，一是对教材的一般功能的研究，二是对语文教材的独特功能的研究；并且从教育学视域与社会学视域对语文教材的功能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相关研究[2]。此外，傅建明（2002）从课程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教材功能，提出语文教材作为社会控制的中介，具有社会政治经济合法化、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分层、保存和活化制度文化、政治社会化等功能[3]。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语文教材的价值和功能的研究是从多种角度进行的，新课改之前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大多集中在功能分类方面，是新课改之后的研究开始集中在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研究上，而对教材训练价值的相关研究较少。

　　（二）教材的编制

　　自语文单独设科以来，教育界在教材理论和教材编写上进行了种种尝试，编写了多种语文教材。语文教材改革以后开始实行一纲多本，将教材引入竞争机制，新课改之后语文教材建设开始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语文教材的编制主要由以下四部分构成：

　　1.选文系统。我国的语文教材向来以“文选型”为主流、为正宗，语文教材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便落实为“选文”问题的讨论。在“选文”问题中，确认“选文”的类型是极其重要的。如陈启天（1920）将选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生需要精读深究的文质兼美的文章”，叫“模范文”；第二类“是反映社会、政治、人生重大问题的文章”，叫“问题文”；第三类“是学生自修的教材”，叫“自修文”[4]。在我国，教材的编排过于依照编者一相情愿的意图在进行着，缺乏权威的论证或者有效体系的保障。

　　2.练习系统。练习系统，也叫训练系统、作业系统，是语文教材重要的组成部分。练习系统指的是语文教材有计划地、按照一定的目标而为学生提供的各种口头或书面的练习题、思考题和活动方案等。詹海玲（2008）根据练习的内容和《语文课程标准》的阶段目标将其分为五类：语文基础练习、阅读相关练习、写作相关练习、口语相关练习和综合性语文练习[5]。新课改以后的语文教材中的练习系统和旧版有很大的区别，更加注重学生的自主性以及学习方式的多样化，倡导进行自主、交流、合作、探究等多种语文学习方式，发挥每项练习活动的多方面的育人功能。

　　3.知识系统。根据相关资料发现，语文知识开始列入教材最早开始于1935年夏?D尊、叶邵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主要是用于读写训练的辅助作用。王文彦认为语文教材的知识系统大致包括读写听说知识，汉语知识，文体知识和文学知识等四个主要领域[6]。可以看出语文知识的分类大体上相同，都包括基本的听说读写、汉语、文体、文学知识。近年来关于知识系统的研究中，大都是关于识字的量和质方面的研究，真正关于教材中识字编排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4.助读系统。助读系统是语文教材的构成要素之一，具有方式的中介性、课程的承载性、教与学的意向性等特点，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促进语文教学改革。专门论述助读系统的著作较少，期刊论文和学术论文对助读系统的研究成果较多，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高中和初中语文教材助读系统的研究，对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助读系统的研究较少。

　　（三）教材的使用

　　在语文教育界王荣生老师较早提出了“教教材”和“用教材教”的理论。他在“语文教学内容”的论域里，对“教教材”与“用教材教”进行辨析，他把“内容问题”分作“课程”“教材”“教学”三个层面，它们之间有联系而又区别。“课程内容”是解决“语文课教什么”的问题；“教材内容”解决“用什么去教”的问题，是语文教学中的“交际的对象”，而不是“学习的对象”；“教学内容”则解决“实际教什么”的问题。赵梦轩（2012）认为新课改的实施和新教材的使用，要求教师变“教教材”为“用教材教”，这是对传统“教教材”的一个超越[7]。

　　二、研究的方法

　　笔者通过对多种的研究方法的梳理，大致认为现阶段的语文教材的研究主要为“比较研究法”以及“历史研究法”两种。

　　（一）运用比较研究法的相关研究

　　语文教材“一纲多本”的实施，语文教材的种类开始多样化使得比较研究法在教材研究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李英娟（2005）从语文教师的视角对同一个教材（人教版）新课改前后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对教材的体系、结构、内容等方面的对新旧教材进行对照，力求联系课程理论、教材研究理论，深入分析其变化的实质[8]。

　　（二）运用历史研究法的相关研究

　　历史研究法是“通过搜集某种教育现象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事实，加以系统客观的分析研究，从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9]。有的研究者通过历史研究法梳理了小学语文教材的相关发展脉络，比如李汉朝（2013）对民国不同历史时期小语文教科书的教学内容进行初步分析，为正在进行的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改革提供一个新的途径[10]。采用历史研究法可以看出语文教学的发展历程，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对我国语文教材编写的影响。（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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