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的“文化尺度”内涵认知研究

　　【摘要】外语教育的文化尺度，就是要坚持其文化传播、调适冲突、变迁整合等文化解决的立场。外语教育“文化尺度”审视，主要体现在外语教育文化性及其文化目标与功能等维度考查上。呼唤“文化尺度”，既是我们的主观期许，也是外语教育文化功能发挥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外语教育；文化尺度；多维审视；实践期许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安徽高校省级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朱光潜西方美学翻译思想研究”（项目编号：SK2017A0518），2017年淮南师范学院校级项目“外语教育的文化尺度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7xj51），2016年淮南师范学院校级项目“译介学视域下典籍英译与文化传播应对策略研究”（2016xj30）阶段性成果之一。

　　教育是“活化”的文化，外语教育则是多元文化共同“活化”的过程。当前我国的外语教育集多元文化于一身，其复杂性和难度不言而喻。回望过去，外语教育缺乏文化自觉，人们对外语教育文化属性知之甚少，而外语教育每个环节都充满着文化影响。当前我国外语教育改革，呼唤“文化尺度”的衡量和审视。

　　一、内涵意蕴：文化尺度的“文化”实质

　　什么是“尺度”？“尺度”意味着尺度有则，在中国古代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如《六韬·农器》中说：“丈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纴有尺度。”意为规定的限度。第二层涵义，如唐代李涉《題清溪鬼谷先生旧居》诗中说：“常闻先生教，指示秦仪路。二子才不同，逞词过尺度。”宋代苏洵《与梅圣俞书》中说：“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意为准则、法度。第三层涵义，如唐代杜甫《桃竹杖引赠章留后》中说：“江心磻石生桃竹，苍波喷浸尺度足。”清朝阮元《小沧浪笔谈》卷三：“元又登岱顶见无字碑，碑之高广厚，尺度一如琅邪台碑。”意为现代汉语的尺寸、尺码。目前，在科学研究中，“尺度”已是一个多学科常用概念，通常理解为考察事物（或现象）特征与变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人们基于尺度所关注的三个方面——客体（被考察对象）、主体（考察者，通常指人）、时空维度，逐步提出了有关的延伸概念，如生态尺度、时间尺度、空间尺度、建筑尺度、尺度效应、大尺度效应、文化尺度等。其中，不少概念的结构是复合型的，所指、能指十分明了，但“文化尺度”的概念有些例外，因为文化是一种整体性的复杂存在。

　　正因为如此，对文化尺度也就产生了不同层面的理解。广义上的文化尺度，就是用文化去把握研究事物，进而得出研究对象的文化理解与文化解决，也就是对目标事物文化视野化，就是“从历史文化、文化传统角度审视现实中的各类问题及其所体现的认知特征……就是把我们研究的对象视为‘文化’，并用文化理念和文化学原理审视其背后的价值方面的原因，进而寻求整体解决问题的‘文而化之’的策略”[1]13。狭义上的文化尺度，一般是指用文化范畴衡量事物，进行类型区分和价值评判。在我国，目前对于广义上的文化尺度，多采用马克思历史观，即先进文化要符合先进生产方式要求，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2]。对于狭义上的文化尺度，大多是在一定文化观基础上，即以文化主题进行具体的功能分析和价值批判。

　　与文化的分类一样，文化尺度也存在审视角度问题。对于文化类型的区分，学界都已接受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最粗浅划分；更细致的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行为文化等。比较文化研究创始人吉尔特·霍夫斯塔德，基于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目的，又总结出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人与女人气质、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等五个文化尺度[3]。出于对文化尺度实践的向往，人们还提出了“文化基因”和“文化优化”。所谓“文化基因”，意指民族精神、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遗传、延伸和嬗变，也常指其“出生缺陷”与“出生强优”，即后天的改造、发育、再遗传和嬗变（俗称“转基因”）。所谓“文化优化”，意指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要求，对文化所进行的控制、规划、设计等文化管理活动。[参见苗伟：《文化优化：一种自觉的文化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等思想。总的说来，此前人们对于文化尺度的探讨，大多是在微观上从狭义方面“用文化来评判文化”，还未形成对人类活动所涉一切事物赋予文化尺度的态度。

　　所谓文化尺度，通俗地说就是文化的立场，实质是一种“文化”的态度和“文化”的策略。在价值观上，“承认多元价值的存在并实现价值审视”；在方法论上，采用“多样性整合并积极在‘田野’实践中顺势而为”[1]13。宏观上常常表现为对研究事物自觉采取文化整体性考察的视野，微观上常常表现为基于文化主题、形态进行功能的衡量或评价——前者是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与态度总领，后者是在文化宏观认知基础上的实践与执行。文化尺度的宏观与微观（广义与狭义）通常也需要统筹运用，需要基于文化形态考察的具体化。

　　可见，文化尺度有其“文化”的实质。这个实质是，聚焦多元价值的立场态度，选择“文而化之”的整合方法。

　　二、多维审视：外语教育文化尺度的基本维度

　　外语教育，归根到底是文化的教育。文化事物的考察，尤其需要文化的尺度，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文化的外语教育，我们需要提高自身对于文化的敏感性，彰显文化尺度的存在方式及其价值。外语教育“文化尺度”审视，主要体现在外语教育文化性、外语教育文化目标以及文化功能等基本维度的考察上。

　　教育通过文化化人的过程而使文化得以在社会遗传和再生，是文化的生命传承机制[4]。外语教育作为人类高层次的教育活动，自然具有文化的属性：其内容是多种文化的结晶，活动形式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与文化有着先天后天、全方位、多维度的联系。外语教育的内容除了多元文化的内容，还有若干不可回避的文化环节。外语教育的“文化性”，总体来说，就是它可以在多元文化间，加速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交流（文化传播）；可以为多种文化架起相互沟通的有力桥梁，为多种文化学习交汇融合提供机会。正是基于这种主动性，外语教育可以在一定高度上引导文化间的选择，引领文化的变迁和整合，从而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管人们的自觉程度如何，外语教育的文化目标是客观存在的。它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及其理解能力，包括对他者文化与本国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对异国文化的鉴赏能力等，使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够客观对待不同文化，包容而不盲目崇拜异国文化，找准对待不同文化的“第三视角”（“第三视角”是指，学习者能够调整自身的观念，用外语本族人的眼光看待目标语文化和母语文化，同时获得对目标文化的内部视角和对本族文化的外部视角，并在此基础上以“第三方”立场审视两种文化。参见tandCultureinLanguageLearn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208-210），在学习中自觉进行中外文化对比。一方面，进一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发现本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各自优势与不足，从而吸收目的语的优势文化与传播本土优秀文化，加速文化融合；另一方面，习得目的语文化，在实际交流中减少误解，缓冲矛盾，逐步实现外语教育所具有的文化传播功能、冲突调适功能、变迁与传承功能、多元整合功能。

　　外语教育必须能够直面多元文化间的文化传播、调适冲突、变迁、融合与整合等环节的功能发挥。我们对外语教育，不能简单地使用“好坏”或“是否占据主流”来评判，我们更应该把外语教育视为文化，运用文化视野来考察、反思，并指引其改进。采用文化的尺度，以其文化性程度实现状况来衡量，还外语教育原有的真实文化性。外语教育的文化本质，就是在传播中实现多元文化的交汇，使之相互融合吸收，调适冲突，促进变迁创新。这些既是外语教育的文化表征，又是外语教育的文化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而且应该从文化上加以理解，甚至从根本上看都是文化问题”[5]。概而言之，外语教育的文化尺度就是诉诸价值澄清，坚持其传播交流，调适冲突，变迁融合等文化解决的立场，用多元整合策略实现“文而化之”的文化使命。

　　三、功能发挥：外语教育文化尺度的实践期许

　　作为文化教育的外语教育，需要文化尺度。这既是我们的主观期许，也是客观实践发展的需要。

　　在中国，文化尺度的实践，古已有之。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开始，中国的文化，就实行了政治化、帝制化的儒学尺度。到了近现代，在“问题”与“主义”的文化路向选择中，历史倒向了“主义”一方（在文化尺度的微观审视——价值观与方法论审视中，价值观维度常常被文化主体优先采用。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问题与主义”之争，结果是“主义”一方胜利。这是文化发展中“价值优先法则”的典型事例）。民国时期有“三民主义”；新中国建立后，除了马列主义等，还有与国情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世纪之交，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论，张岱年先生提出“综合创新论”，以这些学者为代表，都在努力寻找某种既适合时代又体现民族传统的发展之路的文化尺度。

　　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不断碰撞，各民族国家传统文化价值的凸显，已成为构建其教育特色的重要基础。各国都努力寻求在传承本土文化和借鉴外来文化基础上创造新文化的教育良策。当代中国教育，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和传统文化转型的背景下，作为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中华民族理应更有作为。其中，我们的外语教育要有文化尺度：要有基于文化视野的国际意识，直面多元文化间的冲突与战争；要在国内层面上，做好多民族的文化认同，处理好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工作。

　　就文化传播而言，外语教育就是母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任何一个文化发展过程都同时具有新观念的输入和传统观念的重构两个方面[6]。外语教育文化传播实践的考察，要看外来文化是否被吸收，本土文化是否传播到学习目的语人群，并且这种传播媒介应当是所学习的目的语。实现文化的双向传播，关键是把本土文化外语化，直接与目的语人群平等交流。其中，文化吸收与融合及其程度是外语教育文化功能的重要标志：这一功能的实现，需要我们熟悉自己的文化，善于发现它与外来文化的异同和彼此优势；有了经由外语教育实现的文化吸收与融合，将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以外语教育中的主体——英語教育为例，英语文化成果集中在近现代，尤其在思想辩证、视野突破和科技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与此相关，外语教育文化功能的有效实现，还要注意价值的比较与选择、文化批判尺度的掌握、文化语境的理解等文化技能。否则，盲目地吸收，可能适得其反。

　　教育是为一定的社会状况服务的，进行外语教育时，要把握好核心价值观与其他多元价值观关系这一文化尺度。中国文化的基本方面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内在契合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它认同天人合一，重视群体价值，强调自主修为。由于复杂的原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西方社会打上意识形态烙印，在当前不易被西方国家接受，而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认可度较高。为此，外语教育主动结合核心价值观并以优秀传统文化形式进行传播，是适当甚至是必需的。

　　当代中国教育价值观，呈现出复杂变迁的特征。多元文化并存、碰撞和变迁时时刻刻反作用于教育，教育问题往往交织着文化问题。社会对教育的诘问，也是对文化的责问，它们既是教育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或者是两者兼有的问题。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从根本上说是文化改革，教育改革效果最终也会体现为文化上的变化[1]17。其实，“在所有事物的背后都有人与文化的问题，不同的文化传统特色会酝酿催生出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方式，而教育的根本力量和指向正是在对人和文化发展的影响”[7]。

　　同样，外语教育改革也是“一个文化改造、社会改造和国民性改造的整体工程”，没有文化的触动无法收到实效。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思想上多说教，方法上重练习，有“医头医脚”的嫌疑。我们希望，我国的外语教育改革择其中道，统筹兼顾，文而化之——不被陈旧的传统教法自缚手脚；要敢于引入外语教育的文化尺度，用“文化之手”改造和革新教学思想，创新教学方法，力争外语教学活动融入文化之中，努力用外语表达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文化尺度的魅力，实现外语教育的优秀传统文化世界传播和自我育人。本文来自《东北亚外语研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