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先勇小说中的风月女子形象探究其性别叙事

　　白先勇通过小说构建了一个个别样的都市传奇，也塑造出了诸多的风尘奇女形象。风月女子作为连接社会上层与底层的重要纽带,折射出丰富的文学和文化意义。“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性别问题因为个中蕴含的差异性而得到较高的关注度，而白先勇小说本身所提供的特殊语境更使这个问题的内涵得到充实和丰富。

　　一、风月女子形象书写

　　“风月”一词在古代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就时常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下也时常代表了不同意义。本文提到的“风月”是指妓女，此含义在《桃花扇》中有所体现：“有鸨妓李贞丽者,烟花妙部，风月名班，丰韵犹存，铅华未谢。其中妓女分为艺妓和色妓,前者主要从事艺术表演活动,后者则主要出卖色相。白先勇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品貌各具特色的风月女子，其大致情况如下表：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作品中的风月女子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作品中一直挣扎沉浮于欢场中，如《孤恋花》中的云芳老六、五宝，《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萧红美；第二种是从前身家清白，但实际堕人风尘的女子，如《一把青》中的朱青,《谪仙怨》中的黄凤仪;第三种则是歌伶等欢场女子，但通过婚嫁或其他方式从良,进人上层社会的女子，如《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蒋碧月等人。白先勇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勾勒出了一个个引人人胜的故事,更是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二、叙事立场:个人化与集体化的分离白先勇作为一位男性作家,面对性别问题，他如何通过女性书写来阐述自己的叙事立场？又如何处理“自我”位置?

　　风月女子是被大部分知识精英所漠视和鄙视的群体，挣扎在伦理与道德的边缘，而白先勇却使她们以一个强悍无比的姿态呈现在众人面前，让一种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伦理体系释放强大的生命力。这与存在主义那看似虚无中的可贵反抗性相应和。雅斯贝尔斯认为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事物；在他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白先勇笔下的风月女子大多披着悲剧的外衣:朱青与郭轸恩爱静好,却一夕之间得知郭轸殉国,殉情未遂,从此弃灵择肉以麻醉自我;蓝田玉一声昆腔响彻得月台,选择嫁与钱鹏志后,其飞上枝头变作钱夫人,却到底命中注定“长错了一根骨头”,命中注定输掉了爱情，与郑彦青一晌偷欢而被月月红夺走了心头之爱,晚来寡居，早无风头可言,局促如她,更是难与大器晚成的桂枝香可比，此般亦是一种失败。这些悲剧走向都展现了一种“存在主义的生存偶然性和荒谬的本体论”。

　　但是人的可能性要如何在这种“命定失败”的困境中体现？萨特曾经著书《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来推行自己的哲学思想，提出“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即“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懦夫与英雄并非天生;在于‘自我选择’。’"?同时,萨特的文学创作被他自称为“介人”文学,因他提倡“介人事实,对重大事件作出表态”?。从可以看出，萨特是一位“人世”的作家，所以他的哲学也是一种“人世的哲学”，虽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有力灌输,却也在核心思想中确立了“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即选择的无可避免性,不选择亦为一种选择。白先勇笔下的风月女子往往都有一股孤绝之气，不同于中国传统百姓将个人价值寄托于社会和群体中的观念，而是一种带有具体性的个体意识介人。白先勇通过以下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叙事立场：

　　其一,有的通过个人言说的存在形态进行。如《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被花雕模糊了意识,临演《惊梦》前在似醉非醉的迷乱中忆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思绪混乱却是乱中有序，道破了前缘纠葛,含蓄地以灵肉之争作为突破口，使用了大量意识流式的回忆、梦魇以及内涵丰富的隐喻，着重使用情绪结构来代替情节结构。一连串的破折号与语言的反复,加之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化为一系列意象喷涌而出，跌宕华美，符立中言此“宛如经历了一场文字的‘高潮”，不断冲击读者感官的同时也构成了一种疏离感。但恰恰是这种个人化的疏离感，是白先勇对女性群体的发现与肯定。

　　其二是跨越自身，发掘底层经验，如《孤恋花》中的云芳老六。完全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从语言到价值观都贴近现实,展现出一种混沌而原生态的生命力。加斯东.巴什拉说:“所有的词语都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中中规中矩地履行它们的职责。最常用的词语和最常见的现实相关的词语并不会因此而失去它们的诗意可能性。白先勇极大限度地从人名到诨号到衣饰都贯以统一。金大班花名“玉观音”,任黛黛一句讽刺道出这名号由来一取其以肉身“普度众生”之意。这个称号自然是对佛门不敬,但正是这称号，体现了人物对神佛的无敬畏，便连金大班自己也道是已横了心打算死后去地狱尝尝上刀山下油锅的感觉。无独有偶，《孽子》中丽月也是一派不敬神佛的模样,展现了宗教沦陷之后人的迷失与沉沦命运,却也从侧面体现了在不自由环境中的自由选择。

　　白先勇有推己及人的悲悯情怀，使白先勇能够更深人地去发掘人性深处,也使他能够更平等、客观地去看待各个角色，来突出人性的全面和真实，体现那些发源于自然的感情。虽然白先勇笔下的风月女子形象多是悲剧,且直接大胆地将肮脏、不堪、腐朽展示出来,但这自死而生的状态正体现了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存在勇气，也正如白先勇自己所言：

　　“其实存在主义的最后信息，是肯定人在传统价值及宗教信仰破灭后,仍能勇敢孤独地活下去,自然有其积极意义。”?因此，他更能够深人女性内心，为这些迷失的风月女子发声，赋予了她们“悲剧的尊严”，也抚慰了自己的漂泊离乱之绪。

　　三、叙事策略:交叉对照

　　白先勇笔下的风月女子形象各异，但这每一个形象聚集为一体，辅以交叉对照，则整个形象群体的张力迅速扩张,进而可以着眼社会，放眼历史，上升为一种可操作的叙事策略。

　　康德说崇高的情操要比优美的情操更为强而有力，只不过没有优美情操来替换和伴随，崇髙的情操就会使人厌倦而不能长久地感到满足。_白先勇通过细腻的笔触,将宏达的历史叙事进行了细节化和琐碎化处理，以往昔对照来突出人物特点。余秋雨曾道:白先勇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写实到极点，也象征到极点"?的聚会。自上海至台北，尹雪艳的排场也不曾降低，花团锦簇中似乎荒谬地将时间定格,南迁之后的败落几乎被淡化，巧妙避开了政权转移的历史展示，用接近恋物的方式展现了移人台湾的上层社会景象，从某种程度上是借这种持久的美感展现对父权符号的一种对抗。

　　同时，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往往呈现出“女强男弱’’的性别模式。这一特点在其笔下风月女子所处的文学世界中显得更加突出。而这种性别模式在相关作品中分为三种情况：显性模式、中性模式和隐性模式。

　　首先是显性模式，即通过人物语言、情节等方面，在男女接触或角逐中明显地体现出女子强势而男子落于下风的局面。如抢白童经理、对追求者不屑一顾的金大班。再如尹雪艳，作者通过另外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来呈现了显性模式。上海滩传尹雪艳身有重煞,命犯白虎，沾上的“轻者家败，重者人亡”,八字不够硬的追求者或丢官破产，或丧命人亡。这命运之说也展现了“女强男弱”的局面。其次,是中性模式,指男女人物基本不出现角逐关系，且女子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男性特征，以代替男子的社会角色、情感角色。如“总司令”云芳老六,其情感角色也被视作女性同性恋的男性一方。再次是隐性模式。隐性模式指虽然在作品的社会关系之中男子处于支配地位，或是角逐之中女子落于下风，但实际上女子只是暂落下乘，她们最终会因为“命运”立足于长久，或是因为坚持和爱而成为走到最终。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朱凤。这三种模式并非对立而存,有时也会交互使用，如《永远的尹雪艳》中，便兼具显性模式和隐性模式两种，尹雪艳的抚慰作用是显性模式,而尹雪艳的命中带煞则是隐性模式。

　　作为男性作家,白先勇作品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男性眼中的女人形象”:或精明泼辣,或“天生祸水’’,或冷酷无情；但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心中的男人形象”:或残暴自私,或软弱无能,或迷惘无措。两者之间褒贬皆备，表现手法多样,但这认同与颠覆之间，则体现了白先勇性别观念和情感观念推进的焦虑。

　　四、叙事结构:空间化特征

　　前文曾经提到人物的今昔之比。中国怀古诗往往会体现出“历史空间化”的现象，即在作品中“历史的时间性向度向空间性向度的转化”?，而这一点也体现在了白先勇的作品当中。风月女子所处的形形色色的生存空间，展现出了丰富而复杂的面向。福柯曾言:“20世纪则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所经历和感觉到的时间可能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而更可能是一个个不同的空间互相缠绕而组成的网络。”?以《永远的尹雪艳》为例，真正指向的是客人们心中民国时期的昔曰辉煌，可白先勇却将此在现实空间中向四面展开,化作尹公馆不肯低于霞飞路的浩大排场,化作尹雪艳的殷切称呼，即便这称呼十几年前便已作废；化作尹公馆餐桌上苏州厨娘烹出的京沪小菜。而尹雪艳这个“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成了时间永恒性的意象,直线而行的时间在她这里也选择却步不前尹雪艳总也不老”。

　　同时,白先勇选择《登幽州台歌》作为《纽约客》的卷首，把《乌衣巷》写在了《台北人》的卷首。乌衣巷位于南京秦淮河畔，其背后的魏晋时代为文人骚客追忆千百年,而其地理位置在成诗年代唐朝之后的历史中也成为有名的风月场所聚集地。这两首诗体现的意境与作品中风月女子所体现的历史空间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像极了《红楼梦》中的判词,从一开始便奠定了人物的命运轨迹，赋予了她们在文本中的历史使命:家乡是过去的,是辉煌的，是有爱的，是青春的,是具有人性的;而游走离乡，是当下的,是潦倒的,是残酷的,是枯萎的，是兽性的。

　　这种历史在现实物象中的延展是一种积极的建构,空间与人之间构成一种互相生产的动态关系，人在自己开辟的空间形态中,并非是无动于衷的，而是塑造空间的同时也在被空间进行塑造。这也契合了《乌衣巷》这首题在卷首的诗所昭示的在《乌衣巷》一诗中，时间深处的真实历史在诗中固然已不是真正的意旨所在，但并不能因此说此诗中没有‘人’的气象与风骨，此诗中‘人’的气象迥异于拜倒于三皇五帝脚下的‘士’人,而是在现实物象的沉潜、把玩中,在现实空间的无限延展中确认自身存在的人，因此此诗的基调不是单纯的悲悼，而是在悲悼的下面回旋着人的颂歌。白先勇笔下的风月女子身上也是如此，她们在追忆和自我麻醉构成的现实中徘徊和幻想，来努力确认自身的存在。这是中国士人文学精神在现代作品当中的一种映照，是家国传统对于作者理念的一种渗透，更是作者在性别叙事中为建构女性的自我主体性所做出的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