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本早期文教政策解读 ——以“和魂汉才”为例

　　日本教育的历史，以明治维新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在不同时期，日本采取了不同的文教政策，这是日本教育历史发展的显著特点。明治维新之前，是日本的古代教育时期，这期间主要是对中国教育的学习和移植，特别是中国的唐代时期是日本人全面学习、模仿、移植中国教育的重要阶段，此时奉行的是“和魂汉才”的文教政策。明治维新之后，是日本教育近代化创立和开始时期。在这期间，日本一面消化儒家经典，一面打开国门，求知识于世界，进行了日本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改革。这时“和魂汉才”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和魂洋才”、“文明开化”的文教政策。不难看出，日本教育改革的历史正是其文教政策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建构与嬗变的过程。

　　一、“和魂汉才”的内涵与形成

　　“和魂汉才”一词最早见于菅原道真(845—903)的《菅氏遗诫》，其中的原文为:“凡国学所要，虽欲论涉古今究天人，其自非和魂汉才，不能阚其阃奥矣。这一学说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然而，20世纪60年代岩波书店在出版《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时，担任注释《管家文草》的川口久雄，依据黑川春树、土田杏村、加藤仁平等人的意见，极力主张《菅家遗诫》系伪作，并认为上述那段文字“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文体上看，显然不是道真所作，而是近世人自作聪明的窜加。”[2]在菅原道真稍后，在紫式部的著名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可以看到“才”与“大和魂”的比照出现。在该书《少女》卷中，清晰地出现了“才”和“大和魂”。这段文字在由丰子恺先生译成中文时，因采用了意译而成为：“凡人总须以学为本，再具备大和智慧而见用于世，便是强者。由于把“才”意译为“学问”，把“大和魂”意译为“大和智慧”，在中译本上便看不到“才”和“大和魂”的比照了。由此“和魂汉才”在菅原道真时代或稍晚时便已见端倪。

　　作为一种文教政策思想，“和魂汉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改变其含义的，而今人和古人所赋予它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和魂”与“才”除了在《源氏物语》中比照出现以外，还出现于《今昔物语》、《今镜》、《愚管抄》等典籍。在《今昔物语》中有一个典型的故事，清楚地阐述了当时的“和魂汉才”的意义。故事说:有明法博士助教清原善澄者，其才颇高，无与伦比。某夜有盗贼人门行窃，善澄急忙隐藏起来，并依稀看出盗贼模样。盗贼走后，善澄出而大声嚷叫，声言天明后将去告官，盗贼闻声复回，将善澄拖出杀死。[4]故事作者最后作了这样的评语:善澄才高但无和魂。[5]这里所说的明法博士助教的“才”是指“汉才”，而此时的“和魂”是指实际的处世能力。“和魂汉才”盛行于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年）。此时的含义是指在坚持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精神，即“大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吸收汉土中国的先进文明。这是古代日本视中国为楷模，效仿中国，学习中国，快速发展日本社会文化教育的集中体现。

　　二、“和魂汉才”的实践与发展

　　日本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与高度发展的中国文明相接触并开始学习中国文化，以摆脱蒙昧，向文明发展。早在弥生时代就开始努力引进中国文化。日本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并努力使之日本化，特别是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吸收和改造非常成功。他们在吸收、消化过程中，逐步把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儒家思想置于日本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据史料记载，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携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出访日本。王仁到达日本后受到隆重的礼遇，应邀作了应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菟道稚郎子开了日本人学习汉文和儒学的先河，他拜王仁为师学习《论语》、《千字文》，并且精通所学。应神天皇死后，菟道稚郎子将皇位让与其兄鶴鹩，是为仁德天皇。而对菟道稚郎子让皇位的思想，有人认为一定是受了《论语•泰伯》的影响。《论语•泰伯》中有:“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三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是古公軎父的大儿子，按照中国传统应该立为太子，但他得知其父欲立第三个儿子时，便主动让位于三弟一季历（周文王的父亲)。菟道稚郎子从这个故事受到启发，也学习泰伯的做法，让位给哥哥。

　　隋唐时代是日本全面引进中国文化的时代。向中国遣派留学生、留学僧始自推古天皇十七年(609年）。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为使，带领四名学问僧和四名留学生到中国。据《隋书•东夷传》记载，圣德太子派遣这些人留学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第二，在欢迎隋使裴世清时天皇致辞说:“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7]可见，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僧)与当时日本国内政治形势有关。当时日本豪族势力强大，外戚苏我氏消灭部务氏后，毒杀天皇，妄图篡国夺权。圣德太子派遣这批留学生，目的在于建立中央集权制王朝，引进佛教，使之加强皇权和抑制豪族，明确君臣伦理，倡导尊卑秩序，利用汉文化的思想武器统一豪族的信仰，解决列岛面临的王朝统一问题，使豪族共奉天皇。

　　日本之所以派遣大量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据推古天皇三十一年药师惠日等人曾上奏天皇说:“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s:于是，日本在初唐以后，赴唐使团越派越大，而且所派使节及留学生人选都以才能为首要条件。他们肩负吸收中国文化的重大使命，所以他们一到中国便满腔热情地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在奈良都城繁荣起来的天平文化，就是他们的功绩。

　　日本在奈良时代全面引进中国的制度文化。从公元600年(推古天皇八年)派使人隋起，此后短短十多年间，先后四次派遣隋使。圣德太子的各级使节、留学生、学问僧，都亲眼目睹了唐朝臻于完善的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他们回国时都带有大量书籍。这些文化输人的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输人，它必然要在日本引起一场社会变革。公元646年的大化革新，正是这种社会变革。这场变革首先是改变法制，其次是改革官制。在大化革新中，日本模仿中国的均田制，实行班田制，与班田制相适应，又引进租庸调制，此项制度是仿照中国的均田制并依据日本国情稍加变通而成的。日本不仅仿唐官僚制度建立官僚体系，而且，连官吏风仪也仿唐而行;在外交制度上也仿中国鸿胪寺设立鸿胪馆;在教育制度上，大学与国学也仿照唐朝设立经、书、算三门学科，把儒家经典作为教科书。

　　日本是以“文化立国”的民族。他们把世人认为最难掌握的汉字逐渐日本化，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这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正如日本学者清水茂在《中国文学在日本》一文中说:“日本本来没有文字，记录都借用汉字”，“现在的假名，都是从汉字的草体(平假名)或者偏旁(片假名)变化而来的”[_。而在此之前，日本虽也有自己特有的文学，但并没有文字记载，而是口口相传的口头文学。后来借用汉字以后，用汉文或者借汉字音来表示日语，记录历史文化。这既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结果，也是日本后来进一步吸收中国及世界文化的工具。

　　日本引进儒家哲学以13世纪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3世纪前是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内涵的时代，以后则是宋学或理学在日本盛行的时代。⑴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和改造是非常成功的。它将儒学思想与日本固有文化相结合，导人中国的“王土王民”思想，嫁接出“以德治国”的方略。但是，日本吸收中国儒学是有所筛选的，如片面强调“忠”，对孟子的学说大加排斥；强调“勇敢”，日本儒教将勇敢视为一个主要美德；日本儒学还注重行动。改造后的中国儒学已内化变形为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产物——武士道。公元13世纪起日本开始引进宋学。自从理学之书传人日本后，近三百年间，日本人讲理学总是理释不分，或以理说佛，或以佛说理。日本进人江户时代，封建武士阶级为了巩固其阶级地位和身份，江户幕府定朱子学为国学。在朱子学的各派中，海西学派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学派，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唯物主义倾向，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古学派是朱子学的对立派，他们认为《论语》是“最上至极、宇宙第一”，《论语》之后，只有《孟子》能为《论语》疏注，但同时也讲求经世致用，使阳明学在日本形成一个学派，与朱子学抗衡的是中江藤树。他以探索精神去朱子之念，得读《阳明全书》后，他便在其教学中全力宣讲阳明“心法”，并且有所创新，是日本阳明学的开山人。日本从中国引进儒教，但中国儒教原有的繁琐礼制几乎未被采用，似乎只是作为一种教义一儒教的精神和思维方式传到了日本，并且给日本社会以相当深远的影响。

　　日本在吸收引进中国汉文化时，奉行的是“和魂汉才”的文教政策。“和魂汉才”贯穿了整个日本的古代历史，此时的教育史是最好的佐证。但是，今人所说的“和魂汉才”早已超越了原来单纯的含义，它指的是遵循日本固有的传统精神来取舍和有效利用中国的汉学学问。也就是说，它已经被用来表述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模式了。

　　三、“和魂汉才’’的衰退与终结

　　在幕末开国前，日本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时的日本受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关“夷狄”思想的影响，存在着盲目自傲、狂妄自大的思想，称西洋诸国为“夷狄”、“蛮人”，把他们视为信奉邪教、不懂人伦、尚未开化的落后的民族予以蔑视，同时也把他们列为欲据日本列岛为己有的侵略势力予以敌视。在这种传统观念的支配下，思想家们都持“攘夷”之说，主张拒绝与西洋诸国交往。

　　随着幕末以降，西学东渐，中国封建文明相形见绌。日本把学习的对象开始转向西方，表述对外文化教育融合模式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欧各国在人文和自然科学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使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借助先进的科技文明，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强大起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纷纷对外进行文化扩张、经济侵略和拓展殖民地。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直接接触西方文化。随着葡萄牙传教士的进人，日本接触了以天主教为中心的欧洲文化，进而开始吸收包括思想、伦理、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广泛内容的学问。公元1600年，荷兰人与英国人来到日本，荷兰人提供给日本幕府大量的军火镇压农民暴动。后来，日本幕府赶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却允许荷兰人留在诸岛。日本了解西方世界的第一阶段主要是通过荷兰人，他们把荷兰人传给他们的种种知识叫做兰学。日本在18世纪中叶兴起了兰学的热潮。兰学的兴起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文化锁国的状态，在日本向西方文化靠近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为幕末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对日本朝野震动很大。幕藩政权出于军事技术近代化和“殖产兴业”的需要开始扶植洋学。一些具有危机意识和兰学基础的知识分子从救国救民的目的出发重视对以西方军事科学为中心，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在内的西方科学的研究并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于是，早期“和魂汉才”的文教政策受到来自西方的洋学的冲击，开始走向衰退。后来，随着明治政府“求知识于世界”、“文明开化”口号的提出，以及幕末思想家佐久间象山的极力倡导，更促使“和魂汉才”的文教政策渐渐暗淡。首先，1854年，佐久间象山在《省愆录》中公开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他在一首汉诗中表明了这种思想:“东洋道德西洋艺，匡廓相依完圈模，大地周围一万里，还须缺得半隅无。”佐久间象山主张“以汉土圣贤道德仁义之教为经，以西洋艺术诸科之学为纬”。[14]由此可见，佐久间象山所认为的“东洋道德”即是指汉土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但他所指的儒学，已经是一种被吸收改造后的经世致用的日本儒学。如他所说:“儒者之学以经世济民为务，学不足以经世济民，非儒也。”[15]其次，佐久间象山对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有非常充分的认识。他说:“方今之世，仅知和汉之学识已断然不行，绝难总括五大洲以适应大经济之发展。全世界之形势，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世界，哥白尼发明地动之说，牛顿探明引力之理。三大发明以来，万般学术皆得其根基，毫无虚诞之情，悉成其实。故欧美各州面目遂改，以致有蒸汽船、电报等之创制，实夺造化之工，可愕可怖。”[16]因此，他从承认西方科学技术优秀并积极摄取的观点出发，积极主张开国通商，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艺。再次，从军事的角度谈国防问题。他说:“当今抵御外寇之急务，莫先于知彼;知彼之法，莫要于知彼之术。”“愚意不外以夷之术防夷。彼有大舰，我亦造大舰;彼有大炮，我亦造大炮。”[17]他主张对外应以宾礼相待，精研诸国学术，使国力强盛。最后，从物产、通商、技术等方面对比西洋各国，分析本国与诸国之间的差距，对当时日本的落后之处进行概括总结。他所概括的日本当时不及西洋之处有四个方面：“其一，游民多，途耗其财;其二，贸易、理财之道不如外藩通达;其三，物产之学未精，山泽有遗财;其四，百工之职不知力学、器学，限于人力。”18]1856年以后，佐久间象山便开始从生产、流通、财政等领域谈开国。1862年的上书中已经与军事技术无关，而只单纯从生产、贸易等富国的观点来谈开国了。

　　佐久间象山对“和魂汉才”的文教政策并没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是坚持了折中的立场，他对待东西方文化并无偏颇之言。他认为，“主观上是要在摄取西洋技术时，很好地将程朱格物穷理理论运用于现实之中，他的意图是不要用西洋科学技术代替传统。”[19]他的这一概括在幕末时期，具有一定的的代表性，渐渐贯穿于日本近代化的全过程之中。后来，日本思想家桥本佐内也认为：“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取于我。”[2<]黄井小楠提出：”明尧舜孔子之道，尽西洋器械之术，何止富国，何止强兵，四海布大义。此种观点与佐久间象山的想法一脉相承。

　　大约明治十年以后，日本思想家们认识到当时日本有被完全西化的危险，于是开始批判片面强调“洋才”而忽视“和魂”的问题。这一时期，不少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揭露欧化运动给明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思想家德福苏峰于明治二十年(1887年）著《新日本之青年》，指出：”明治之世界，乃批评之世界，怀疑之世界，无信仰之世界。他认为封建社会的道德虽“不完全”’“然社会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尚着不完全之衣装”，而今却“尽脱旧衣，未着新装”。因此他得出结论“今我明治之社会，若从道德上观察，乃裸体之社会。[22]幸德秋水于明治十三年（1880年）发表《社会腐败的原因及其救治》一文，认为从道德上看，明治社会已“腐败堕落”。森欧外在《论洋学的盛衰》中指出:政府的“欧化主义政策”，招致了越来越多的反感和抨击，因此，要求回归传统的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之风一时大盛，强调回归“日本精神”。日本社会又对“和魂汉才”这一文教政策表现出一定的向往和留恋。

　　明治初期，明治政府提出扶持神道教，排斥佛教，压制基督教。明治初年，在“王政复古”思想指导下，教育领域也出现了复古思潮。国学派坚决主张教育要坚持“唯神之道”。加藤弘之从反对恢复儒教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出发，主张按照神、佛、耶、儒四种宗教教育建立修身科;保守派从维护传统道德的立场出发，批判“文明开化”，主张“东西调和”，如元田永孚始终坚持儒教德育观主张以仁义忠孝的孔子之教作为国教之基础。

　　在上述各种思想纷争的局面下，明治天皇站在维护封建道德的立场上，于1890年10月30日签发了由元田永孚等人制定的《教育敕语》。元田永孚于明治二十年（1879年)起草《教学大旨》，同年被以“圣旨”形式颁发。其中有如下内容：挽近专尚知识才艺，驰文明开化之末，破品行，伤风俗者甚多……自今以往，以祖宗训典为基，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主孔子，人人尚诚实品行。然于各科之学，随其才器益进，道德才艺，本末全备，大中至正之教学布满天下，以我邦独立之精神，可无耻于宇内。”他倡导孔子的“道德之学”，把儒教的忠孝仁义等思想和“博爱”、“启发智能”、“重国宪尊国法”等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结合在一起。井上哲次郎说:。我邦人采欧洲之事物，不问长短，以为彼国之事物尽善之，东洋之事物尽陈腐”，以致抛弃“东洋古来之德教”，结果“民心四分五裂，呈可悲之状，如此岂可图国家之富强”。[23]对当时忽视东洋道德的社会风气给予批评。

　　随着长期旅居国外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的回国，他们不仅遍察欧美各国，而且带回了西方各国先进文化、科技，特别是启蒙思想，并且不断地著书立说，如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出版了《文明论概略》、《劝学篇》等极富启蒙意义的著作，被誉为日本近代的“圣经”。此时的日本已从开始视中国传统经典为“至宝”转向怀疑、排斥，以致批判，西学开始走向兴盛。至此，日本奉行的早期文教政策一一“和魂汉才”在完成了日本向中国教育学习之后，趋于衰退，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