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工业资本来源及其作用分析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出现和发展，在金融市场发展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其融资来源较为有限。文章依据近代几个较具规模的民族工业企业的资本来源数据，对近代民族工业的资本来源进行了分类讨论，并分别说明了其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工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支持，投资的存在是创办企业的必要前提。各个企业的资本来源不尽相同。在近代，随着国门被外国侵略者轰开，中国被迫追随世界潮流走上工业化道路。

与早已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尚未发育健全的环境下，近代民族工业获取资本的途径显然有着自身的特点。本文将分析我国近代民族工业资本的几种主要来源及其对近代民族企业、工业发展的影响。

　　在本文中，主要将民族资本的来源分为两大类：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其中，民间资本按权益的不同分为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

　　1 国家资本

　　国家资本，即国家利用财政收入、内债外债收入对民族工业企业的投资与拨款，它包括中央政府的投资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国家资本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萌芽之时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在近代的各种账目中，国家资本常以“官府”的形态出现。

　　1.1 国家资本在民族工业中投资的实例

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早期，国家资本可以说是当时的工厂的主要资本来源，尤其是在洋务运动时期。例如，福州船政局的开办经费除“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外，“如有不敷，准由该督提取本省厘税应用”。这可以看出，福州船政局的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的税收。

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军工工业等大多都与之相似，虽有官督商办等形式的存在，但其生存主要依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拨款。不仅仅是军事工业，在后来民用企业兴起之时，国家资本依然在总投资中占据主要地位。例如，对于中国早期的四大毛纺织厂，其资本来源中便有大量的官府投资。

　　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中的统计，中国早期的四大毛纺织厂中，兰州织呢厂初创阶段的全部资本都来自于官府拨付的20万两，后来的增添资本则来自于省政府的陆续拨款;溥利织呢厂实收的60万两资本中，来自官府的有35万两，已经超过了实收资本的一半;湖北毡呢厂实收的30万元资本中，官府投资有16.7万元，占实收资本的55.67%，而后的增添资本是由官钱局(即清政府官方创办的金融机构)出资20万元，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是官方政府对工厂的支持。

　　1.2 国家资本对企业的影响

首先，必须承认，在民间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投资热情低迷的时代，国家资本的存在是众多民族企业发展的重要助力。在上述的两个例子中，洋务运动的军工企业，乃至后来的各种民用企业如织呢业等，其创立与存续无不依赖于政府的拨款支持。

同样，大生纱厂初创之时原定为完全商办，但商股集资困难，资金难以到位，只好以官方的纺纱机作价50万两作为官股入股，这才勉强集资一半;而原定50万两的商股一直到开车前也不过集到17.83万两。可以想象，在民间资本如此匮乏的年代，若没有国家资本，中国的民族工业是难以存续的。

其次，国家资本不如市场投资灵活，且企业常由于国家财力不足造成经营上的困难。在获取国家资本的过程中，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用于行政申报和审批，且资金往往不能及时到达，企业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不说，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也遭到限制，甚至因此停工破产。例如，洋务企业之一的江南制造局，就因扩大生产导致经费不足，却又难以及时从政府获取投资。

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到江南制造局“……嗣因军务肃清，军需无款可拨，而枪炮未能停工，……综计该局用款，造船厂项下既需兼办，而制造之外又有诸色工程，各项经费，较之前二年间用费倍增。……若非停工以待，必至束手无策。”同样，湖北毡呢局在筹资时原定筹集官股30万元，然而最终却只得167000元，资本的不足导致工厂入不敷出，开工不足，一年之内停工数次。生产规模狭小而不稳定的企业显然无法获利，在市场竞争中难以长久生存。

　　最后，政府向企业投资后常常将官僚引入企业管理层，而这些官僚大都不懂企业经营知识，而且带入很多官场腐败的作风，缺乏竞争意识和危机感等。这些问题加剧了国家资本企业的衰落和倒闭，对于还处在摸爬滚打阶段的民族工业显然是较大的打击。

　　2 民间资本

　　随着近代中国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民众投资观念的产生，民间投资也渐渐成为民族企业的一大资本来源。此处将民间投资按资本的所有权分为借入资本和自有资本。

　　2.1 借入资本

　　借入资本，即企业以承诺到期支付本金和一定利息而获得的资金，本文将其分为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两种。

　　2.1.1 借入资本实例

　　中国的金融市场虽然产生较晚，但借贷取息的行为却早已出现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因此这应该是近代中国人最为熟悉、最易接受的融资方式了。随着近代社会民间办厂和民间投资的渐渐流行，借入资本也成为民办企业的重要资本来源。

　　荣氏家族的企业可谓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从表1中可以看出，荣氏企业之一的福新公司借入资本占资产总值的份额较大，大多数时候在企业总资产的一半以上，偶尔甚至接近3/4，具体见表1。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向银行贷款也成了众多企业在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时的一个选择。例如，近代著名实业家刘鸿生在1932年以后经营困难时“经常不断地向银行告贷，华商银行的路子走不通时，又多次转向外商银行，如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联系借款。” 可以看出，当时的民办工业企业对借贷资本的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不仅是在创办和扩大再生产时，在企业陷入困境时，贷款也往往成为民族企业的救命稻草。

　　2.1.2 借入资本对企业的影响

　　借贷款作为中国民间较为熟悉和信赖的融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民族工业筹集资金和发展生产。但其存在的不良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近代民族企业借款方式较为落后，影响融资的质量。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民族企业债券的发行还比较少。20 世纪30 年代后期至 40 年代前期，企业债券发行虽然逐渐增多，但也还只是局限在极少数比较著名的企业之中。截至 1940 年，全国发行债券的企业大致仅有 19 家，债券总发行额 5000 余万元。其中上海约有 8 家，发行债券总额 1800 余万元。由此看来，除去银行贷款，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借贷款中可能存在大量高利贷。虽然高利率可能更好地吸引民众投资，但过高的利息显然会压缩企业的利润，并限制企业的扩大再生产。

　　其次，近代金融市场和银行业发展不完善，也给近代民族工业的贷款造成困难。正如李一翔在《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一书中指出：与英国和德国的银行在促进本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相比，近代中国的金融体制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银行对企业的融资基本上局限于提供流动资金，而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份额极少。大量短期贷款对企业的资金周转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再次，混乱的时局使得银行收回贷款难度高，降低银行贷款热情。银行贷款一般是以厂基为担保，如果借款到期不还，可将厂基拍卖。但是，一方面拍卖抵押品存在的问题是：处分抵押品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另一方面，被抵押的厂基机器日久损毁，若欲拍卖，买主难以寻觅，因此必然增加银行的贷款成本。据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三年度(1934 年)营业报告记载，当时工业放款是 5400 万元左右，均成为呆坏账(郭达，2008)。银行不愿贷款，则企业通过借贷获取资金的难度增大。

　　最后，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大量银行被官僚资本所控制，企业依赖于银行的贷款便给官僚资本侵吞民间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

　　2.2 自有资本

　　自有资本，即股东出资形成的资本金、资本盈余以及其运行结果累积留存收益。此处的自有资本专指民间投资形成的自有资本。它与借入资本的一大区别在于自有资本无需还本付息，投资者与企业共担风险，共享成果。然而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投资环境下，自有资本的融资存在着其特点。

　　2.2.1 自有资本融资实例

　　在组织管理上开始具有现代公司制特点的近代民族工业企业，融资时自然少不了股份集资。这其中，既有创办人用自身财产入股的部分，也有公开发售股票集资的部分，同时还包括企业在运营后利润分配时提取的盈余公积。例如，早期四大毛纺织厂之一的日辉织呢厂在1907年创办时就曾在《申报》上公开登文售股集资：“本公司遵商部所定有限公司章程办理，业经禀蒙两江督宪咨立案。耳钉资本规银五十万两，分作五千股，每股计银一百两，官利长年七厘。”

　　典型的民办企业，如荣氏企业，其股本构成中也有大量来自创办人以外的投资。

　　福新系统面粉厂的创办时间要比茂新系统各厂晚大约12年，见表2。其股本中来自创始人以外的成分就要远高于茂新各厂。个人认为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近代中国民间参与投资的人数和投资金额都有所增加，获取民间投资较之前容易了;二是在之前已有茂新面粉公司的情况下，民间对荣氏企业的信任度提升，投资荣氏企业的风险预期较小，这与当代人们在股票市场上选购股票的依据也是比较相似的。

　　由表3也可以看出，荣氏企业的自有资本近乎年年增长，这其中除了增资的可能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发展，荣氏企业也在此时大量盈利，提取了盈余公积等。

　　2.2.2 自有资本对企业融资的影响

　　实行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制度，依托于市场经济，这是近代民族工业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发展的表现。通过发售股票的方式集资，企业无须偿还本金，且股票红利也是用扣除成本、缴纳税收之后的盈利支付，显然能够减少企业的财务压力。再者，从自身盈余中提取盈余公积，既能凭此扩大生产规模，也可以留存以备不时之需，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自由选择和危机缓冲的机会。

但中国近代的股份集资与现代的股份集资有着重大区别，即近代公司实行“官利制度”。所谓官利，即“官定利息”，股东一旦投资，无论企业盈利或者亏损，都必须定期向股东支付事先约定的利息;在盈利时再额外支付分红。官利虽然是在缺乏投资氛围的环境中吸引资金的无奈之举，也的确起到了吸资的作用，但其负面影响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未盈利之时便不得不支付官利，这对原本就缺乏资金的企业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

如上文所提，大生纱厂在开办之时便出现筹资不足的问题，但开车后，缺乏经营理念的股东们却不顾企业艰难要求支付官利，以致最后张謇不得不挪用企业资本金来支付官利，进而导致企业资金更加紧张，恶性循环。一是源于近代中国民众传统经济带来的保本思想以及投资理念的缺乏;二是近代中国在匆忙踏上工业化道路时资本市场未发育完善的结果;三是因为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与战争之中，民众对时局的预期较为悲观，缺乏投资信心，这应该是近代民族工业融资困难的最主要原因。

　　另外，近代民族企业家和股东通常缺乏经营经验，一旦盈利则首先考虑扩建，少有提取资金作积累的习惯。这样不留后路的做法导致企业留存资本少，一旦陷入资金不足的困境很难靠自身力量摆脱。这也使得企业的自有资本没有起到其应该有的作用。

　　3 结 论

　　根据上文分析，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资本来源有国家资本投资、民间借入资本、民间自有资本。不同年代，三者在企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是不断变化的。

　　总体来说，国家资本在民族工业发展初期所占比重较大，而随着民间资本、民间金融市场和民间投资观念的发展，借入资本和自有资本的重要性不断增长。三种不同的资本来源各有优点，都对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时局环境的局限性，这些资本来源方式都没有发展完善，存在着大量的弊端，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较大的制约。所以，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稳定的时局和发展完善的金融市场。

　　作者：刘晓君 来源：中国市场 2016年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