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田工程技术救国思想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李书田曾指出：“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大学之责任愈大，国家危亡之挽救,中华民族之复兴，罔不依大学师生之如何振奋而定其命运，尤其以应用科学为国家富强枢纽之现代我工程学院，所负之使命愈大，则我国历史最久之北洋工学院所负之使命,更非新设之工学院可同日语，今后我师生应如何尽此重大使命,即是书田所愿与诸师众生所共勉者。”对于大学国家中兴的社会责任认识深刻，兴学救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跃然纸上。

 

　　他强调工程学术应致力于服务世界和平，而不应沦为侵略之工具：“余企盼工程学术永为控制天然物力利用厚生之学术，而不为摧毁文明之工具。如果万国工程技术人才一致结合起来，不为人类战争直接与间接服务，余深信世界和平，当永远可以保持。”他还指出工程师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工程)应由吾人善为因时势之转移,助长之或控制之，俾其永远福益人类，而无时济人类之祸害。苟万邦工程人才，不受摧毁人类文明者所驱使，而且善为控制工程学术之应用，庶几自然物力，尽为人类福利所利用，而世界大同之理想，不难实现于后世。”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上，李书田强调工程技术应得以善用方能为人类造福，而在中国当时的形势下，只有致力于发展工程教育与工程学术，方能与国民政府提出的抗战与建国并举的政策相契合，为救国图存贡献工程学者之力量，并为世界和平做出应有之贡献。

 

　　在《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务月刊》发刊词中，他再次明确了工程教育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宗旨：“本会以联络土木工程同志，研究土木工程学术，协力发展中国土木工程为宗旨。……会务中接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土木工程上一切问题，及协助会员介绍职业，皆所以为完成本会之第三宗旨‘协力发展中国土木工程建设’也。”

 

　　李书田在主持‘‘北洋”的17年中，始终自觉践行工程救国的理念，与广大师生勉力兴学，开展的工程教育与科学研究始终围绕着服务国家工业化这一主题,并为国家建设切实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无论是“北洋”初创时期，还是抗战爆发之后，他所主持开展的工程教育与科学研究始终贯穿着救国强国的主线，以挽救民族之危亡、促进国家之建设为己任。如在西安临大工学院矿冶工程学会迎新大会上的讲演中，他指出：“现值国难严重，同学应加倍努力，万不可因敌机之威胁而自馁,须知全国各地，均非绝对安全之区，目下既有机会求学，自应潜心攻研，培植能力，以备异曰担负复兴与建设大业之重任。”

 

　　1935年出版的第52期《北洋周刊》中，《国立北洋工学院研究事业之状况及其成绩》一文记述了李书田和其他教授取得的一些重要科研成果，均与国家建设密切相关。如1929年11月，他代表中国工程学会赴日本东京出席万国工业会议,在会上宣读了《铁道工程与运用》等4篇英语论文，受到高度赞赏并被收入《万国工业会议论文集》;初次创立“对数图解河水流量计算法”，创立简便的‘‘图解梯形重心之二十四原理及其画法”，发表《隧道之功用》《关于为河北省农田水利开发自流井之调查研究》等论文，编写《中国水利问题》《水力学》，审定《机械原理》等69。这些成果在当时均关注国家工程建设之急需，致力于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体现出他的工程报国思想。此外，他还发表过《关于水利之提案九则》《中国工业服务社与中国工业之前途》《西康宁属经济建设之水电动力问题》等学术论文，无一不关注中国之实际建设问题。

 

　　他认为教师的作用应表现在4个方面：“教员的职责，是要极透彻地教授学生以各学科之理论、技术、实验、设计;督责学生求学，鼓舞其求学兴趣，锻炼其推阐思想，严加淘汰不及格之学生，以资提高程度;以师长之尊严，与其精神道德，或因嘉言之发抒，或借懿行之习现,而表率诸生;埋头实验室或研究室中以阐明、整理、论评，或发现学术之精微，而助长学术之进步，并领导高年级学生研究之风尚。”可见，教师不仅要对教学极为精通，而且要引导督促学生积极求学，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同时致力于开展科研,解决国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对教师提出的这些要求，无一不与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对应用科学的急需相对应。

 

　　对育人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李书田在《训练水利建设人才刍议》中也有论述：“已有水利工程之知识，需要整理与编撰，未定水利工程之学说与理论，需要实验与研究，水利工程之著述与发明，更应提倡与奖励,俾期水利人才之培植，与水利学术之进步，相辅相进”,明确提出了育人与学术研究是工程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为鼓励教师开展科研工作，提供成果展示的平台，李书田主办了《北洋理工季刊》,5年中共出版了5卷18期，刊发了170余篇学术论文(1937年7月因战乱停刊)，还曾主办《北洋周刊》、《康专校刊》等刊物。在这样的工程救国、兴学图存思想之导向下，教师完成了很多与战时工程实际相关的研究项目，如“广东云浮及紫金铁矿研究’、“华北煤炭低温蒸馏研究“内燃机实际能率分析研究”等。教授们大都潜心钻研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张润田的〈道路曲线及土方学》，方颐朴的《地形测量学》《大地测量学》《实用天文学》，高步昆的《构造理论》《钢筋混凝土理论》，谭锡筹的《矿物学》《岩石学》和译著《世界矿产与国际政策》，丁绪怀的《高等化学》，王子祜的《试金学》等。

 

　　由是可见，在民族危亡之关键时期，李书田以工程救国为己任，通过大力开展工程教育与工程研究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强调育人与学术研究应并举共进，并带领广大师生取得了一大批国家建设所急需的科研成果。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以脚踏实地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工程教育与工程研究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工程学术的进步，而且为抗战与建国贡献了力量。

 

　　2教育使命：“内求生存之自给，外御强暴之侵凌”工程教育当“出其工程学术以解决之'“出其所造就者以担当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办学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据此方针，李书田以西北联大常委之身份一直负责工学院工作，并在其间执掌或创建了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贵州农工学院、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等院校。在辗转办学的过程中，他多方求索积极开展战时教育，兴学致用以求救国图存。

 

　　1937年12月，李书田在《适应抗战期间之生产建置与工程教育》一文中指出：“吾人生当此伟大时期,全国动员抗敌，精神之贯彻，智力之运用，战士之补充，物力之供给，在需要人人尽其最大智能，以‘内求生存之自给，外御强暴之侵凌’。”1]为此,他提出了战时生产建置与工程教育4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迅分在内地各安全区域,就物产人工之所宜，建置若干临时厂矿中心，并逐渐由临时而永久，昼夜加速增加生产，俾前方器材所资,给养所需，与后方生活所必不可缺者，悉能自给自足，夫然后适应长期抗战之生产条件，与充分做到物力动员之前提。”

 

　　“第二,……专门工矿人才之培植，自必须加速进行,并予以适应时需之特殊训练，俾运用物力动员之智力源泉，永无涸竭之虞，全国各大学工学院之专门教授，责任綦重，应如何以最经济之时间，与极贫乏之设备，为最有效之训练，是乃工程教育家最值得筹思而力行者。”

 

　　“第三，大学工学院教授，在平时因宜专心致力于学生之教练及学术之研究，在战时应环顾全国物产动员之推移，到无人能以负起物产动员责任之紧急时期，须能立即领导设计、创置并运用各军需与非军需生产部门，以‘内求生存之自给，外御强暴之侵凌’。……工程学术、工程教育……遇新问题之发生,则出其工程学术以解决之;遇人才匮乏,则出其所造就者以担当之;遇生产部门之待加强增置,则设计、创置并厘定运用之方。”

 

　　“第四，……战事时期一切军需工业与军需交通及运输之支撑，固端赖工程人才奋力以赴，而吾人更应远瞩高瞻战后之复兴建设。倘不于此时预储多量之工程专门人才，则战后复兴建设之大业,势必不克迅速观成。……故抗战无论至如何困难关头，工程教育亦应维持其繁荣滋长，驯至国家财政至极度艰难之顷，办理工程教育者应率同教授、学生从事一面生产一面教学之非常措施,‘半工半教半读’，‘自给自足自存’，纵使经费停拨,仍能维持弦歌于不辍，延续工程教育于无穷”

 

该文较为全面地阐明了李书田的战时教育思想，明确了战时工程教育内求自给、外求御侮之总体目标，并以此为核心提出了全面而具体的应对措施，尤其可资后人借鉴。他指出了应因地制宜开展后方生产,根据各地物产情况设立厂矿，并在工程研究的导向上具体体现出这一思想一如前所述，西北联大所开展的很多研究项目都是与地方矿产、水利、工程等紧密联系的，是为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而进行的。

 

对于工程专门人才的培养，他指出不能因抗战而中断，反而要大力克服困难,适应战时需要，对学生进行特殊训练,而教师在这方面负有重要的引导与督促责任，努力利用最短的时间和有限的条件培养出国家急需的工程人才，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大学工学院教授而言，战时应切实发挥作用，展专业之所长，为各生产部门出谋划策、提供设计与指导，用自己的实际努力兴业救国;而对工程教育而言，要出学问以解决实际问题，出人才以担当建设重任，出计划以促进生产。他还指出，战时工程教育不能仅仅着眼于战时，尚要目光长远,看到战后重建的人才需求，无论抗战中遇到什么困难，工程教育都不能中断，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师生应努力做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从而使战时工程教育得以延续。这些思想的提出，不仅明确了战时教育的目标，使师生共勉而戮力同心,而且体现出李书田脚踏实地、学以致用、兴学救国的报国情怀。

 

　　在西北联大辗转迁移的艰苦过程中，李书田仍不忘因时因地对学生实施战时教育，并把学校迁移本身作为帮助学生认识社会、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契机。例如，由西安迁汉中时，他“回忆这次迁移所费达一月有奇的长久时间，全体师生徒步近千里的路程，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从事这样的长途旅行，在我们学界，却是破天荒的大举动。我们对于沿途各地的风俗习惯，得有详细调查的机会，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亦得到不少的益处。”这种苦中作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联大师生，使他们虽身处艰苦的环境，却反而愈发奋进向上“汉中迁徙’、“七星灯火”等早已传为佳话。

 

　　西北联大扎根汉中后，李书田结合地方生产建设需要对各学院的设置进行了全盘考虑：“医学院设于南郑，因该地居民较多，可便利民众的诊病，法商学院设于本城西关外，农学院设于勉县武侯祠，利用汉水开掘沟渠从事灌溉。体育、地理、土木三系及高中部均设于古路坝，利用大自然的形势和环境，研究地理，实地测量及锻炼身心。可见,在李书田心中，大学不是关门办学的“象牙塔”，而是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在战时以知识和技能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出一份力，是他战时办学的重要思路之一。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确保师生战时安全和教学秩序，西安临大时期制定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防空警备办法》《本校防空灯火管制办法》，西北联大时期则于1938年通过实施了《本校军事管理暂行办法》，决定对全校学生施行军事管理，并具体规定了组织、请假、外出、操场、野外、值日等细则，以利战时之需08。同时，西北联大还结合战时需要对学生展开全面军事训练，专门培养军事工程人才：“集特殊军训队学生于同一宿舍，编定榻位，整顿内务，限制携带行李件数，严守起居作息时间，一切生活，有如军队之住营房，整齐朴素，殆已做到。”

 

并安排学生入伍见习：“此类见习于学生生活改进不少，使其了然于下级士兵实际情形，艰难困苦，无不备尝，然后知兵役于人生之价值与‘好人应当兵’之真谛。。08李书田深知前方战事愈发危急之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的必要性，因而会同其他常委结合西北联大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战时军事教育策略，并着力推动实施,为确保联大教学秩序、培养熟悉战时环境和具有基本军事技能的工程人才奠定了良好基础。其后，部分联大师生响应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奔赴抗日前线，为保家卫国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西北联大还组织学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前方将士。付恒志院士曾回忆道：“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学生和随着学校西迁的师生，在西安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抗日活动。西安一下子变了样，街上到处是演讲、活报剧、墙报、标语、募捐……激发他无穷的爱国心、无穷的救亡图存思想，这就是思想，就是精神。”018当时的师生们同仇敌忾，群情激昂，以学生为主体成立了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抗战剧团等，大力开展抗日宣传，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将西安闹翻了天”，还有3支抗日宣传队先期翻越秦岭，远赴陕南秦巴山地进行抗日宣传、社会调查和为群众医病。教师则在教学中开设社会科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等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启迪和教育一大批进步学生走上了追求真理的道路,许多青年学生还投奔延安参加了抗曰队伍。学校还成立抗战后援支会、为抗战将士募捐棉背心、教师扣薪捐助前方将士、师生共同为伤兵募捐、义卖作品捐赠抗战将士鞋袜、为前线捐款等活动，将后方师生们的心与前方将士紧紧联系起来,不仅增强了师生的抗日信念，也为他们奋发学习、以学报国增添了动力。“树志模式”及其“五端方针”均强调实践训练与组织管理能力培养，李书田所开展的战时工程教育正是始终以实践为导向，强调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工程组织管理能力。仍以水利工程教育为例，他指出：‘水利机关之实际工作训练,所以增加熟练，所以补专门教育与职业学校教育之不足。在水利高等专门人才及中级水利职业人才，单独负责工作以前，此层训练，至数必要。”“应择学绩优良，身体健强，最有希望者，予以特殊训练，每数月至半年易其工作，由绘图而测量，而水文测量，而设计，而施工，以期于二三年之内训练成一全才，俾克单独负责工作”实践补课堂教育之不足，并通过岗位轮换使工程人才尽快熟悉相关领域的工作，培养能够独当一面的全才，正是李书田对学生寄予的厚望，他希望这些学生能够真正学有所成,在毕业后立即投入抗战时期的国家建设中，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他特别指出，高等水利专门人才的训练‘‘所关最为切要”，并从10个方面详细提出了培养方案，如：‘高等水利专门人才，非二年或三年毕业之专科学校所能达其目的，必须大学或独立学院之土木工程学系，特设水利工程组，于第三四年级，増授水像学及水文测量、河工学、防洪学、灌溉及排水学……等水工设计，经济及农业科目，水利行政及水利法律科目，亦须注重授习，并辅之以水利工程实地练习。”120另外,还强调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当学工程者离开学校，踏进社会去服务的时候，他的专业往往包括一个很大的范围，所以在分工合作方面，或是在工作勤惰方面看,都必须要有组织上的知识和管理的能力，才能使范围内各方面都按照规矩，顺利进行。”

 

　　由是观之，李书田提出的“树志模式”从总体上明确了战时工程教育的要求，指出了‘‘树志”的重要性和工程学者应努力的方向，尤其强调了要注重工程建设内蕴的人文精神，以关注人类福祉为己任。而“五端方针”则可视为工程教育具体实施过程中应予贯彻始终的主线，强调了工程教育应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注重知识结构的全面合理,通过因材施教塑造具有宽厚工程知识基础、丰富实践经验和较强组织管理能力的工程人才，以资为抗战和建国贡献力量。这些理念有效推动了战时工程教育的开展,在今天看来仍具其前瞻性、普适性和借鉴意义。

 

　　4结语

 

　　大力推进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着力培养工程技术高级专业人才，经世致用，以工程实践救国报国，可以说是李书田一生的追求。作为执掌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一北洋大学时间最久的校长，李书田在其时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形成了自己对工程教育的深入认识和独到见解，提出了工程教育中行之有效的‘‘树志模式”，尤其是在西北联大时期，辗转办学与多方磨难促使其工程教育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并经历了战时办学实践的检验。他始终强调工程救国、工程报国，自觉担负起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为中国科学技术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尤其是其战时工程教育思想不仅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而且与中国当时之实际紧密契合;不仅在艰苦辗转的环境下推动了工程教育发展，而且切实为抗战与建国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不仅着眼于当时当地，而且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今天看来，他的战时工程教育理念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正所谓人如其名，他既饱读诗书，又躬耕于田，“耕”与“砚”不曾偏废之：不仅在高等教育上有所建树，而且为国家解决了很多实际工程问题；不仅传授工程知识，而且注重工程实践。审时度势、工程救国、辗转办学、从严治教或可从某种程度上概括李书田的工程教育人生，而救高等教育于国家危难、传中华文明之不灭薪火则可谓他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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