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方式分

作者简介：王燕，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妍，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空间自相关；EG指数；Moran指数
　　一、 引言
　　本文主要围绕空间集聚程度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来考察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行业特性以及造成这种行业特性的主要原因。具体地，采用EG指数测度空间集聚程度，以规避传统指标未充分考虑企业规模、技术溢出等因素的缺陷；采用Moran指数检验产业布局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弥补传统指标和EG指数难以体现产业集聚发生地点及其空间关联性的不足。
　　二、 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演变态势
　　1. 指标选取。
　　目前，用于测度产业空间集聚程度且发展较为成熟的指标为EG指数（Ellison & Glaeser，1997）。假设某一经济体被划分为m个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分布着行业i的n个企业，则行业i的EG指数（γi）为：
　　其中，xj为区域j所有行业的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占全国所有行业的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的比重，sij为行业i在区域j的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占该行业全国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的比重，zik为企业k的产值（或就业人数）占行业i的全国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的比重，Gi、Hi分别为行业i的空间基尼系数和赫芬达尔指数。此外，γi<0代表行业i的空间布局呈分散化趋势，γi>0代表行业i的空间布局呈集聚化趋势。Ellison和Glaeser（1997）还指出，若γi<0.02，行业i为低度集聚；若0.02≤γi<0.05，行业i为中度集聚；若γi>0.05，行业i为高度集聚。参照此标准的建立方法，张明倩（2007）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进一步提出了适合于评价国内产业集聚程度的标准：若γi<0.026，行业i为低度集聚；若0.026≤γi<0.098，行业i为中度集聚；若γi>0.098，行业i为高度集聚。由于缺乏单个企业的详细数据，本文假设属于同一规模类型的企业具有相同的产值（或就业人数），调整后的赫芬达尔指数为：
　　其中，sil、sim和sis分别为大、中、小型企业的产值（或就业人数）占行业i的全国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的比重，nil、nim和nis分别为这三类企业的个数。按照《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界定，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五个行业。本文所涉及区域为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时间跨度为1997年～2010年。考虑到中国的就业数据会受国有企业劳动力过剩以及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干扰，本文在计算EG指数时采用产值数据。
　　2. 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当年价总产值，得出分行业的EG指数（见表1）。
　　从表1看出，其一，五个高技术行业的历年EG指数均为正，说明它们的空间布局在1997年～2010年都呈现集聚化趋势。参考张明倩（2007）的标准，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为高度集聚；医药制造业除了2005年的EG指数略高于0.098以外，在其它年份为中度集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为中度集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除了在1997年～1998年、2000年～2002年为中度集聚以外，在其它年份为低度集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低度集聚。本文认为，市场进入壁垒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和区位选择，能够对产业布局的地理集中化程度产生影响，故市场进入壁垒高低是解释行业集聚程度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具有高技术、高资金的特点，加之涉及国家安全，其市场准入门槛也较高，若不具有发展基础就很难进入这一领域。因此，一旦某一（些）区域依托初始优势成为带动该行业发展的增长极，这一（些）区域的初始优势就容易在体制、技术和资金等壁垒的影响下进入“自我加强”的累积循环，从而使行业长期处于“强集聚”状态。1997年～2010年，陕西、西南（四川、贵州）和东北（黑龙江、辽宁）始终占据中国国防工业体系重要地位，这些区域占全国总产值的平均比重为19.4%、17.5%和22.6%。相反，其它高技术行业的资金、技术、体制性壁垒相对较低，企业进入市场较为容易，从而使各行业呈现一定的“弱集聚”态势。其二，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的EG指数呈现倒U型变化，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EG指数呈现U型变化，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EG指数呈现不规则变化。本文发现，Gi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γi同方向变化，对γi的变化贡献度为92.2%①。因此，γi的变化正反映了行业i空间布局非均衡性的变化。以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为例，在1997年～2004年，东北（黑龙江、辽宁）、陕西、西南（四川、贵州）等重点区域的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8.6%、17.0%、16.0%上升到23.7%、24.7%、20.2%，从而使γi由0.123 5逐年上升到0.248 8。进入2005年以后，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发展战略逐渐由“以军为主”向“军民结合”转变，飞机制造及修理行业的外资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导致产业布局朝着更为多极化的方向演变，形成了“以东北（黑龙江、辽宁）、陕西、西南（四川、贵州）为第一层级，环渤海（北京、天津）、长三角（上海、江苏）、江西为第二层级”的格局，从而使γi由0.242 9下降到0.187 6。在此复合式格局中，第一层级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航空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上，其中，陕西集聚了西飞、陕飞、西航等重点企业，西南集聚了成飞、成发和贵航等重点企业，东北则集聚了沈飞、哈飞等重点企业；在第二层级中，环渤海，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在组装大型飞机业务方面具有优势，长三角，特别是上海在飞机维修业务方面具有优势，江西在生产直升机方面具有优势。由此看出，其EG指数在近几年有所下降不代表航空航天器制造业进入了过度集聚，进而引发空间分散化的阶段，而是反映了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专业化，进而有利于区域分工格局的合理演进。
三、 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布局的自相关性
　　1. 指标选取。
　　目前，用于检测产业空间自相关性的常见指标为Moran指数。假设某一经济体被划分为m个区域，某行业的Moran指数为：
　　2. 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当年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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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构造基于邻接关系的Queen标准空间权重矩阵，得出分行业的全域Moran指数（见表2）。
　　从表2看出，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Moran指数在大多数年份具有5%或10%的显著性水平，医药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Moran指数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中国高技术产业布局存在一定的空间自相关。具体而言，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Moran指数为负，说明其空间布局为负自相关，具有相反产值规模（分别高于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在空间上邻近，即高产值区域呈现相互分离的点状分布。这种空间自相关特征意味着，航空航天器制造业集聚还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当前的少数集聚区尚未显现出强有力的辐射带动作用。其它高技术行业的Moran指数为正，说明其空间布局为正自相关，具有相似产值规模（同时高于或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在空间上邻近，即高产值区域呈现彼此邻近的片状分布。此外，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的Moran指数明显大于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Moran指数，说明医药类行业的区域关联性相对更强，进而从空间自相关的角度印证了前文关于“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为中度集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低度集聚”的结论。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主要结论及其启示可归纳如下：
　　从产业集聚程度看，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为高度集聚，医药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为中度集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低度集聚。这种行业差异是由体制、技术、资金等多种市场进入壁垒综合导致。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涉及国防安全，对技术和资金的要求也很高，故市场进入壁垒较高。一旦某一（些）区域依托初始优势成为带动该行业发展的增长极，这一（些）区域的初始优势就容易在高市场进入壁垒影响下进入“自我加强”的累积循环，使行业空间布局呈现高度非均衡性。由于关乎国民健康，加之国内医药产品的生产设备大都依赖进口，新药研发历时长、风险高、资金需求大，医药类高技术行业在政策、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市场进入壁垒较高。相反，中国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中仍位于组装加工环节，加之《电子信息产业振兴与调整规划》的落实，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和体制性壁垒相对较低，使产业空间布局的非均衡性有所缓解。综上所述，市场进入壁垒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和区位选择，能够对产业的组织结构和空间布局发挥作用，进而影响产业集聚程度的高低。
　　从产业布局结构看，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形成了“以东北（黑龙江、辽宁）、陕西、西南（四川、贵州）为第一层级，环渤海（北京、天津）、长三角（上海、江苏）、江西为第二层级”的复合式格局，不同区域依托自身优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专业化。第一层级的区域主要在航空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第二层级的区域则在大飞机组装及维修上具有竞争优势。本文计算发现，这些区域还不具有强劲的辐射带动作用，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布局的“中心-外围”结构仍居于主导地位，产业增长极区域对其周边区域的扩散效应尚未显现。相反，其它高技术行业的空间布局表现出显著的正自相关，说明区域产业关联模式以“高—高”型和“低—低”型为主，即高产值区域在空间上表现为彼此邻近的片状分布，进而表明这些行业的集聚经济已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扩散效应。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依然处于领先地位，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则相对滞后，从而使医药类、电子类的高技术行业领域表现出“东强西弱”的发展势能差异。
　　参考文献：
　　1. 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梁晓艳，李志刚，汤书昆，赵林捷.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研究——基于省际高技术产业产值的空间计量分析.科学学研究，2007，25（3）：453-460.
　　3. 孙玉涛，刘凤朝，徐茜.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分布效应演变实证研究.科研管理，2011，32（11）：37-44.
　　4. 张明倩.中国产业集聚现象统计模型及应用研究.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研究”（项目号：07AJY017）；南开大学文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与创新机制研究”（项目号：NKC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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