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产生的效应分析

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W·舒尔茨(Shultz)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1]。Kendrick等[2]研究表明，对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来说，其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高于发达国家和富裕人口。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按2011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确定的新贫困标准估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可达到近1.3亿。农民工大多来自不发达或贫困地区，很多属于贫困人口，且人力资本原始积累很少。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3]显示，进城农民工75.4%为初中及以下学历，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市产业的升级，知识和技能越来越成为制约农民转移规模和速度的重要因素。缺乏知识和就业技能的农民工无法适应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要求，长期转移能力很低，导致被动回流，由此形成中国特殊的“农村—进城务工—最终回流农村”的“两栖”模式[4]。相关研究也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培训与农民工回流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5]；人力资本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农民工产业转移的能力[6]，那些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往往能够在城市获得更高层级的职业和更高的收入[7,8]，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倾向于留城[9]。因此，人力资本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10-12]。
    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公民社会和国家福利、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13]。学者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经济收入有较为显著的影响[14,15]。有学者甚至认为，相较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更大[16]。蒋乃华等学者[17]的量化研究更是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社会资本投资工资性收益是人力资本投资工资性收益的2.5倍。钱文荣等学者[9,18，19]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与归属感的形成，关系网络对农民工留城定居具有重要影响，经常与城市本地居民交往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定居。实际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他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20]。人力资本影响着农民工再构社会资本尤其是现代型社会资本的能力；反过来，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又影响其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力[20，21]。但是，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比人力资本还少，这使其初始社会资本对收入几乎没有影响。但叶静怡等学者[22]发现，农民工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即新型社会资本对收入却有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提升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发展能力、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长效机制、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关于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重要性的研究较多。学术界更多的是将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或)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研究对其就业、收入、流动、职业成长、身份认同、城市融合的影响；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如何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但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或)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采用实证方法研究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或)社会资本获得、存量增长的并不多。
    培训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也是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虽然国家高度重视农民工培训教育问题，但由于多种原因，目前进城农民工接受培训教育的机会仍然很少，很多培训教育效果也并不理想。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的主要行业之一，建设工地民工学校是设立在建设工地，对参与工程建设的民工进行非学历教育培训、组织管理、公共服务的平台。杭州市建委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推广建设工地民工学校，逐步探索出了“政府倡导、企业主办、工地建校、社会参与”的成熟办学模式。2007年起，中国建设部等五部委在全国推广建筑业民工学校。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的报告，至2010年底，全国依托1.5万多所建筑业农民工业余学校，累计培训农民工400多万人次[23]。而杭州市8年累计通过民工学校培训建筑业农民工50多万人次，已经具备对办学成效进行评估的良好条件。因此，本文以杭州市建设工地民工学校为例，采用实证和量化分析方法，对其在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上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
    1　相关概念及变量测量
    1.1　人力资本
    Shultz[1]、Laroche[24]、饶年华[25]、夏光[26]等学者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一种生产要素而存在于人体内的、能为其投资者现在和未来带来经济收益的所有智力、知识、技能、体能(健康)、能力、经验等资源的总和。因此，以往研究中对人力资本的测量也就主要集中在对个人的教育水平、职业经历等因素的考察之上。也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人密不可分，因此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可以一定程度上通过描述农民工的一般人口特征来反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健康状况等。王德劲[27]将人力资本的主要测算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种：基于成本、基于收入、基于教育指标、基于直接能力测算等方法。而预期收入法被认为是最合理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28]。这些方法都是针对某一时点上个体人力资本的测量，而本研究关注的是个体人力资本的变化，因此并不能直接使用上述这些测量方法。考虑到本研究需要，我们对预期收入法进行了改进，通过测量个体对未来5年内收入变化幅度的预期来反映其人力资本的变化。这是因为，如果个体人力资本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发生了较大改变，其对自己未来收入的预期也会较为乐观，从而发生较大变化。这里我们将预期收入增长幅度分为1至5个等级：＜20%，20%～40%，41%～60%；61%～80%，＞80%。
    1.2　社会资本
    参考程民选[29]、周长城等[30]学者的意见，本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广泛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组织中并能够为利用它的主体带来收益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度量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关于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研究者多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即对以个人为中心延伸出去的网络状况进行测量[29]。林南[31]认为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度量方法基本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度量，二是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但是这种测量方法问卷都较为复杂，不太适用于文化素质水平普 遍不高的农民工。因此，本文采用较为简单的量表测量方法。量表在Collins，Clark[32]的社会资本量表基础上做了改进，共8个题项，包括内外部人际关系的数量变化、内外部关系人接触次数的变化、内外部关系人亲密程度的变化以及内外部关系人持续时间的变化。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测量，要求被测者根据自己实际状况回答，“1”代表变化很少，依次“5”代表变化很大。
    1.3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自变量主要包括农民工参与农民工学校的学习情况，包括参学次数、学校硬件满意度、学校管理满意度、授课形式满意度、参学课程内容满意程度等。所有指标都量化为1至5个等级，“1”表示很少、很不满意，依次“5”表示很多、很满意。
    考虑到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在建筑行业工作年限、学历水平都是其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可能会对农民工在农民工学校学习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变化产生影响，本研究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予以控制。性别做了虚拟变量处理，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分为18～25，26～30，31～35，36～40，41～45，46～50，＞51岁7个等级。学历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及以上5个等级。在建筑行业工作年限分为0～2，3～5，6～10，11～15，16～20，21～30，＞30年7个等级。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方式，调查对象为来自杭州市10个建筑工地不同岗位的外来农民工。因为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工作大多比较辛苦劳累，且研究涉及到让他们评价由政府倡导的组织，要得到真实、完整的数据并不容易，因此我们在问卷派发的过程中进行了控制，不仅对问卷发放人员进行了专门培训，而且采取一对一调查的方式，指导农民工现场完成问卷填写，以尽可能地保证数据的质量。最后共发放问卷400份，每个工地40份；回收385份，回收率96.25%，剔除缺失关键变量、填满率不足90%以及明显随意填写(量表题项都选“1”或“5”)的无效问卷后共得到321份有效问卷。被测中男性占89.8%，女性占10.2%，性别比例差异较大。但由于建筑行业的用工特殊性，这一比例基本符合建筑行业农民工总体性别比例状况。样本其他特征见表1。
    
    本研究所有研究变量的数据都来自同一对象，严格按照Podsakoff等[33]推荐的方法进行处理，避免比较容易出现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首先，在问卷正式定稿之前，举行了3次农民工座谈会，每次邀请5～7名不同文化程度、年龄、行业工作年限的农民工参与座谈，让他们试填问卷并发表意见，然后对问卷内容和题项表述进行反复修改，以便正式调查时被测能较为容易、准确地理解每个题项。其次，采用匿名方式，并通过向被测派发礼品以及承诺保密提高其参与度，以降低无响应偏差。同时，对每个问答题和选项进行解释，防止因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导致理解偏差和结果偏差。再次，为了更加切实地反映被测实际感受和行为特点，减少被测行为受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以尽可能少出现社会称许偏见效应(social-desirability bias effect)，我们向被测者表示，问卷答案没有好坏优劣、正确错误之分，他们只需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情况填写即可。通过这些措施，本研究有效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统计分析
    3.1　效度与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最常用的Cronbach'a一致性系数对社会资本量表进行信度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量表的总体Cronbach'a一致性系数为0.905，这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问卷的测量结果可靠。并将自变量和社会资本的所有项目(共13个题项)放到一起进行探索式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880，Bartlett's Test的值为1 184，Sig值为0，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特征值大于1)，并使用最大方差法Varimax进行正交旋转，结果显示13个题项被归类到3个因子上，它们分别是关系的数量与质量、关系的持续时间以及学校培训效果与预期一致。3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6.721%，这说明社会资本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另外，由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的强弱能体现农民工预期收入、综合能力的高低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弱，进而体现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高低，故选择“农民工留城意愿”作为效标变量，对问卷效度作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农民工留城意愿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相关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问卷效度良好。
    3.2　数据分析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表2)可以看出，参学次数、对授课形式和课程内容满意度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农民工参与农民工学校学习对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有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构建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到模型4的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代表各控制变量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回归分析；模型2代表在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各自变量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回归分析；模型3代表各控制变量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回归分析；模型4代表在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各自变量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回归分析。经分析，模型1到模型4的回归方程容许度都大于0.671，方差膨胀因子小于1.562，多重线性共振效应不明显。
    
    如表3结果所示，模型2证实农民工参与农民工学校学习的次数与其人力资本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回归系数β=0.328，显著性水平P＜0.01(双尾检测)，对授课形式和课程内容的满意程度与人力资本也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回归系数分别为0.226和0.406，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对学校硬件和学校管理的满意度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回归模型的ANOVA分析通过了0.1%水平的高显著性检验，说明整个回归方程通过了高显著性检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为0.413，表示控制变量和农民工参与学校培训共同解释了人力资本41.3%的变异，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是很高的水平。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变量的影响。表3中模型2的结果表明，学历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比较显著，回归系数β=0.112，显著性水平P＜0.05(双尾检测)，这表明在参与农民工学校学习的农民工中，那些具有较高学历水平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幅度较大。这可能源自于这些较高学历水平的农民工具有较好学习能力和较强的学习意愿。
    模型4证实农民工参与农民工学校学习的次数与其社会资本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β=0.307，显著性水平P＜ 0.01(双尾检测)，对授课形式和课程内容的满意程度与社会资本也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分别为0.096和0.152，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学校硬件和学校管理的满意度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模型的ANOVA分析通过了1%水平的高显著性检验，说明整个回归方程通过了高显著性检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为0.399，表示控制变量和农民工参与学校培训共同解释了人力资本39.9%的变异，也属于很高的水平。同时控制变量中行业工作年限对社会资本具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β=0.127，显著性水平P＜0.05(双尾检测)。
    
    4　结果及讨论
    本研究调查发现，农民工参与农民工学校学习的次数和对授课形式和课程内容的满意度与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显著关系。这也与作者的后续调查结果相符。在后续调查中，当被问及在民工学校学习后的收获时，大多数农民工都认为自己在民工学校学到了很多知识，其中包括安全生产、质量、维权、技能、法律、文明礼仪、卫生保健、城市生活等知识。其中认为学到了安全生产知识，增强了安全意识的人最多，占95%(表4)。当被问及“在民工学校学习后你有何感受”时，61.0%的农民工感到企业很关心自己，增进了他们对企业的感情和忠诚度；50.8%感到自己的知识面和眼界扩大了；43.3%认为提高了求知欲和学习兴趣；40.8%的人感觉到杭州市政府很关心民工，增进了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感情和归属感；36.1%感觉被尊重了；34.2%感觉自信心增强了(表5)。民工学校也促进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40.8%的农民工认为通过参加民工学校的学习和活动促进了农民工之间的相互了解、接触，增进了友谊；39.9%认为促进了与建筑企业管理层的交流与沟通；38.9%认为促进了与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的交流与沟通，28.7%认为促进了与城市社会各界的交流与沟通(表6)。
    
    根据被调查农民工的反馈(表4-6)，民工学校在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中发挥的作用具体体现为：广泛地增长了农民工的知识，提升了工作技能，并通过健康保健和安全生产知识的传授，增强了农民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促进了农民工的健康和职业安全；同时，满足了农民工进行人际交往、获得友爱和归属感等社会需要，促进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农民工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改变了农民工不爱学习的状况，增强了学习意识，提升了学习能力，即人力资本后续开发的能力。因此，民工学校在农民工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安全健康等人力资本重要方面的提升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民工学校使农民工突破了以亲缘、地缘为主的同质性社会关系网络的局限，重构、扩大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和城市生活关系网络，使他们与企业管理层、行业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建立起了有助于他们在城市获得促进自身发展资源的、在异质性基础上的业缘关系网络，有力地提升了他们的社会资本。民工学校学习和活动的过程，也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全面积累和提升的过程，其路径可用图1表示。
    从被调查农民工的学习收获看(表4，表6)，农民工通过民工学校获得的社会资本提升相对小于人力资本的提升。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推广，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不断增加，相比之下社会资本存量显得非常不足，且对他们来说，发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比发展人力资本更难。而社会资本投资收益远大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因此，从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和弥补农民工社会资本不足的角度讲，民工学校今后更应关注进一步扩大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农民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力度，要求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对农民工实行“先培训、后输出”，但由于农民工在外出打工前不能确定择业意向、输出地政府组织培训积极性不高且缺乏培训资金等原因，使得输出前培训很难实施，绝大多数农民工未经技能培训就外出打工。因此，由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和用工单位对农民工进行岗前或在岗培训，更具有合理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建设工地民工学校是一种由农民工输入地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引导、以用工单位为实施主体、在农民工集中生产生活地建学校、依托社会力量支持办学的一种新的培训教育模式。尤其是农民工劳动时间普遍较长，把学校建在农民工工作和集中生活的地方，很好地解决了农民工的工学矛盾，降低了学习的机会成本和交通成本，使得农民工参学变得方便和可行，提高了农民工的学习积极性。这在目前背景下，不失为推进农民工培训教育、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种好模式。
    5　对策与建议
    在目前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途径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建设工地民工学校的支持和推进力度，完善有关激励和制约机制，鼓励和促进企业办学，并帮助民工学校解决经费、师资不足等问题；同时，采取措施吸引或组织农民工积极到农民工学校学习，使民工学校更好地发挥作用。另外，政府也要积极探索在其他行业或农民工集聚地创办类似的学校，给建筑业以外的全社会的农民工更多参加学习培训和社会交往的机会。而农民工学校也应根据教学对象，积极在授课形式和课程内容设置上进行创新，开设符合农民工实际需求的课程，并采用灵活多样的、农民工喜闻乐见的授课方式，以提高民工学校的吸引力和授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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