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中的问题、根源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化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支持乡村发展”等话语成为中央政府政策制定及地方政府实践中的主旋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及其《决议》又阐述了“文化建设”及“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与战略举措，将“城乡文化一体化”成为打破城乡二元化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之下，各级政府及时制定“文化惠民”政策，组织、指导各级职能部门落实这一战略。为了更好地对政策实施的绩效进行评估并完善政策，需要研判的是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文化一体化的实际进程样态如何，是否存在问题或面临困境，如果存在问题或困境应如何应对。为更好地以现实为基础做出回答，笔者以南京市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为研究对象，在南京市六合区竹镇开展了对村民文化生活的实地调研。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一是采用结构化的问卷调查方法进行了数据调查，二是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式，对农村文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调查内容涵盖了农民民俗文化、公共文化、宗教文化及娱乐文化等多个方面。
　　一、六合区竹镇村庄文化生活现状及特点
　　近年来，竹镇作为南京市现代农业主导型街镇之一，在南京市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战略引领下，竹镇镇政府深入挖掘江苏省百家名镇、少数民族镇、南京市千年古镇等特色文化品牌，大力开展各项文化艺术活动，不断丰富竹镇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统筹文化一体化发展中成效显著。依据调研材料，本课题组将当前竹镇农民文化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特点勾勒如下。
　　（一）村庄物质生活极大提高，但精神文化产品严重不足
　　依据调查，竹镇农民家庭中物质性硬件普及率高，彩电、冰箱、洗衣机等普及率已达80%，手机普及率达92%。而文化产品则严重匮乏，书籍（子女上学用书）和影碟占有量较高，为40%左右，报刊占有量为20%，杂志为18%，乐器为10%，体育器材为13%。可以看出，农民的消费结构呈现出“重器物，轻文化”的特征，文化产品严重偏低。
　　（二）村庄文化性互动严重衰退，新生代文化享受呈现个体私密化
　　从文化的受众来区分，可分为公共性的互动文化和个体性的享受文化。依据在竹镇的调研，村庄内的公共文化活动难以组织，相互串门闲聊的互动已较少，中老年一代之前的闲聊互动还较多，而73%的年轻人偶尔或者很少闲聊互动，其活动的区域主要在镇上或市区，大部分的文化享受方式是较为私密性的上网、听音乐或看电视，见表2。
　　（三）个体娱乐休闲方式单调，内容空洞，不良消遣方式增多
　　依据调查，70%的村民反映消遣时无事可干，40%的村民反映空虚、心烦、没有精神，55～56%的农民主要娱乐方式为麻将或打牌，而麻将或打牌发展成赌博性质的活动占了20%左右，有15%的村民参与过地下六合彩活动。在村里总能看到不少人聚拢在一起打麻将或打牌，而因为赌博或六合彩导致家庭关系不和、人际关系破裂的人数有8%。
　　（四）农村出现信仰真空，地下教会组织呈现蔓延态势
　　尽管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精神信仰却出现了真空状况，传统的信仰观念正在被市场经济瓦解，在这种情境下各种“东方闪电”、“顶头教”、“地下基督教”等组织乘虚而入并逐渐蔓延开来，这些邪教组织往往具有组织体系，传播途径具有隐蔽性，而其造成的风险具有不可控性，对乡村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严重挑战。
　　（五）民俗文化活动变化不明显，有些内容变质异化
　　竹镇的民俗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从家庭层面来看，清明祭祖、婚丧嫁娶甚至是宗族仪式等活动还有增强的趋势，但在民俗活动也存在异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面子竞争和内涵淡化等方面。例如，村庄赶人情比例极高，红白喜事办宴请的超过90%、考学当兵办宴请的超过70%、老人做寿办宴请的超过70%，人情往来频次多，花费大，成为炫耀和攀比的工具。而一些仪式尽管形式尚在，但丰富的情感和意义表达正在变得淡薄。
　　二、六合区竹镇村庄文化供给存在的问题
　　理论上，农村文化建设是政府外部文化供给与村庄内部承接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竹镇文化供给主体来看，目前供给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有政府、市场，还有各种民间文艺团体（如乐队、腰鼓队、秧歌队、戏曲组织）等。根据调查，课题组认为三种供给主体在供给过程中存在以下的问题和困境。
　　（一）政府的文化供给分析
　　政府是文化公共品供给的主力军，但在满足农民文化需求的过程中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重视“供给”，而轻视“需求”。调查发现，在竹镇文化公共品的供给中，政府在“有线电视”、“有线广播”上投入较多的经费与精力，为每一个行政村都设立了“农家书屋”，且经常为村组举办“送电影”等活动。但从问卷数据及访谈材料来看，村民对供方的举措并不十分满意，他们的主要需求点在“文化活动站”、“体育场地”及“老年人活动中心”方面。可见，政府供给内容与农村现实和农民需要之间存在明显张力。政府的文化供给与农民的文化需求错位必然消弱部分文化供给的效果。
　　其二，重视“硬件”，而轻视“软件”。调查中，课题组发现，作为考核村庄文化建设的一项指标，“农家书屋”成为每一个行政村展示其公共文化产品的标志物，也是政府提供文化产品的阵地。在此，农民理应可以享受精神文化大餐；然而，实际运行中，多数书屋或是长期处于关停状态，或是书籍拿走无人归还；因而，无法满足有阅读要求的村民需要。这一现象彰显了政府作为文化供给主体重视“硬件”（强调场馆、阵地建设）轻视“软件”（组织建设、组织保障）的偏好。
其三，重视“送文化”，轻视“种文化”。政府作为文化公共品供给主体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还习惯于采用文化行政部门主导的、单向的、强制性的、灌输性的供给模式。这种供给模式的必然导致以 “国家”为本位 排除“农民”本位、以“精英文化”挤压“乡土文化”。调查发现，农民对政府的“送文化”缺乏兴趣，而对文艺下乡、地方特色民俗文化表演等较为轻松活泼的文化形式更感兴趣，但这些却是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真空地带。
　　（二）市场化的文化供给分析
　　根据调查，农村文化活动市场化的供给主要是用于婚丧嫁娶及各种人情仪式的乐队、剧团或表演团体等，节目内容和形式皆可多元化。其运转和业务模式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团体不规范，档次难以满足需求。在访谈中发现，农村市场化乐队一般规模都较小，以几个固定演员为主，活跃于方圆十几里的范围内，表演着基本雷同的节目；随着时间的推进，其节目的创新性与新颖性丧失。可见，这样的文化供给主体提供给村民的只能是缺乏创新的“老一套”；消费方的农民也必然对此日渐失去兴趣。缺乏规范、档次不高成为农村乐队作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主体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其次，节目导向性不强，有低俗化倾向。目前，在村庄的文化产品供给中，农村乐队较为活跃，但其节目内容呈现“低俗化”与“过度娱乐化”的特征。如在六合竹镇农村乐队演出中常见的“侄子戏婶”、“祝酒闹馆”、“傻子拜寿”等节目无不充斥着低俗、肉麻、搞笑的动作与语言；尤其是农村红白喜事不分，均以搞笑低级庸俗的情爱、小品等节目形式进行表演。低俗化演出日益瓦解了乡村原有的伦理价值，污染了乡村文化生态。
　　最后，加入面子竞争，难以形成好风气。尽管农村市场化文化产品供给主体存在着上述规模小、档次低、低俗化等缺陷，但在他们仍活跃在村庄场域中，成为家家户户红白喜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种仪式。调查发现，村民办事之所以请乐队是基于两方面的心态：一是面子问题，不能“人有我无”失面子，要做到“人有我有”挣面子；二是寻找心理平衡，在意邻里相亲的舆论评价。
　　（三）民间团体和村民自组织的文化供给分析
　　民间文艺团体和村民自组织的文化供给具有明显的准公益性，其活动类型包括农闲时的文化休闲、社区文艺晚会、体育健身项目等多种类型。当前两种文化供给方式存在的困境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民间团体供给文化的困境：体制支持有限，后劲发展不足。调查发现，在政府与市场文化供给主体之外，还存在着来自村庄内部与外部社会的文艺人才自发创办的文化组织。这类民间文艺团体多半是服务村民文化生活的公益性组织，可以弥补政府与市场供给不足的缺陷。但在实际运行中，民间团体遇到了资金筹集缺失、功能定位不准及与乡村两级组织关系失调等困境，其发展后劲不足就成为必然。
　　第二，村民自组织供给文化的困境：暂时维持运转，无法有效成长。在竹镇农村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准公益性文化供给主体——村民自发组织，如篮球队、健身舞队、秧歌队等。村民自组织成员之间一般没有严格的组织，只是基于共同兴趣、爱好与需求而组成的， 其活动内容体现村民文化生活的诉求。但由于经济实力、内部组织合作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村民自组织无法有效成长。
　　第三，民间团体和村民自组织陷入困境的原因：基层组织的组织力弱化。调查中发现，问及为何民间团体与村民自组织的发展会陷入上述困境时，90%村民将原因归结到村“两委”与村党员队伍身上，认为村“两委”缺乏魄力、村党员干部素质不高，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经济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基层党员干部的“不愿干”、“不会干”、“不敢干”成为农村基层组织的组织力弱化的形象写照，也凸显了民间文艺团体作的可持续性问题亟待引起关注。
　　三、南京市统筹文化一体化的对策和建议
　　课题组认为，21世纪以来，南京市在统筹文化发展一体化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但依然存在各种问题。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为了更好地推动南京市乡村文化的发展，我们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来破解农民文化生活和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困境，进一步提升文化一体化发展水平。基于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南京市统筹文化发展一体化应遵循“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按照“三个结合”路径，采取“四项措施”。
　　（一）南京市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应做到“三有利”
　　一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文化具有价值性、社会性与政治性。因此，农村文化建设不单是为了满足农民文化需求，而是通过创造良好的文艺形式传播输入时代传统，如民族精神、八荣八耻、四有公民。尤其是在当下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之下，如何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以多彩的贴近农民现实的文化活动方式来感染农民、教育农民、启发农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简言之，在统筹城乡文化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是其应有之义。
　　二是有利于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主动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才能发挥村民消费文化产品的主体性、主动性、创造性。尤其是政府作为农村文化供给主体要克服“城市化思维”，用“种文化”来替换“送文化”，以农民喜闻乐见的载体与形式，将积极向上的优秀文化蕴含在农村各类文化活动中，让村民走出文化消费的边缘地带，成为乡村文化活动名副其实的主体者。
　　三是有利于增强村民福利，维护村庄秩序。从上述可见，当前村民闲暇时间增多、物质生活改善，但精神文化产品严重不足，仅有的一些文化产品也是内容单调，且不良消遣方式居多。因而，乡村文化建设应着眼于提高农民的道德感与幸福感，摆脱当下文化活动表演下流化、媚俗化、物欲化的窠臼；从精神层面，提高村民对真善美的感知与追求，发挥乡村文化增强村民福利与维护村庄秩序的功能。
　　（二）南京市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应做到“三结合”
　　其一，农村文化活动阵地建设与组织建设相结合。克服目前农村文化建设中重“硬件”轻“软 件”现象，必须将农村文化活动阵地建设与组织建设相结合。电影院、有线电视广播、农家书屋等文化场馆设施是文化建设的基础，也是长期以来农村文化建设关注的重点。但当下，组织建设严重滞后，影响了阵地建设应有的功能发挥。目前，既要抓好区、乡（镇）、村三级文化组织的职能定位和关系重塑，又要抓好民间文化组织建设，同时还要协调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二，政府导向与市场培育、扶持、规范相结合。从以上对竹镇文化供给主体分析可知，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来自政府、市场及民间三个主体。因此，要打破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中政府作为唯一主体的思维习惯，学会接纳市场作为文化供给主体。尤其是对目前市场文化主体运营与模式上存在的规模小、档次低、低俗化等问题，予以培育、扶持与规范。换言之，政府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导主体，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形成协作多元主体共存局面，既有利于克服文化建设中政府主体的“效率黑洞”弊端，又有利于市场主体的壮大与规范化。
　　其三，政府财力支持与民间及村民自发组织相结合。农村文化建设多元供给主体中的另一极是民间文艺团体与村民自发组织，也是农村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在满足村民文化生活诉求与适应村民文化需求方面，发挥着政府与市场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体制性支持有限，极大地限制了其自我生长能力，无力向“发展型”阶段迈进。这就需要区、乡、村三级组织从财力与管理方面加大扶持，同时吸纳农民、村庄外部精英及非政府组织作为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社会力量来整合社会资源，来补充政府和市场供给中的不足。
　　（三）南京市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应做到“四措施”
　　第一，整合资源，进一步加大文化投入力度。从六合竹镇调查情况来看，当前农村文化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统筹城乡文化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整合资源加大对文化的投入力度。为此，省市区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落实有利于农村文化建设的相关文化娱乐场所的税收返还政策；县文化局、乡镇文化站应积极争取来自省市扶持基层文化建设的项目；同时释放与鼓励市场主体和民间社会团体投资赞助文化事业。通过多元化的资源整合，改变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短板，从而逐步推进农村文化建设走向良性发展平台。
　　第二，解放思想，进一步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管理机制涉及资金管理、组织管理等诸多方面，机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农村文化建设成效。改变当前文化管理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首先需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锐意创新姿态投入到农村文化建设事业上来；其次还需要实现对文化建设的分类治理、明确各类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构建农民文化需求指标、发挥基层治理组织的行动能力、经费保障机制和“阳光”使用机制等，让农民过上体面而有意义的生活。
　　第三，加大扶持，进一步培养乡土文化人才。优秀的文化人才队伍是农村文化建设迈向新台阶的灵魂与保障。因此，在推进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不可忽视。农村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挖掘、保护与培育那些熟悉农村生活与民风民情的乡土人才；他们多才多艺且生活于村庄热爱这片乡土，对他们加以引导与培育使之成为农村文化建设主力；二是引进外部文艺人才，建立当地文化建设与外部文艺人才的长效互动机制；同时发挥村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培育优秀的乡土文化人才是自觉维护村庄道德价值、传播宣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环节。
　　第四，创建品牌，进一步创建特色民俗文化。农村文化建设的生命力在于能否提供丰富多彩、贴近农民生活、“寓教于乐”的文化活动。这就需要：发掘一批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沟通市场机制与农民文化诉求，打造一批真正属于农民的文化品牌；结合地方资源和产业优势，扶植一批有地方传统特色的民俗文化，如孝道文化、红色文化、道教文化、戏曲文化等；培育一批农村文化积极分子和文化产业经纪人，通过整合培训、评比，逐渐做大做强，逐渐形成农村文化品牌新的切入点和增长点。
　　参考文献：
　　李祖佩.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困境与出路.中州学刊，2013（06）.
　　吴理财.非均等化的农村文化服务及其改进对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08（01）.
　　*本文系2012年度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04）及南京晓庄学院人文类项目（2013XSKY010）课题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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