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运气:含义、出场路径及启示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5 ― 0031 ― 04

　　最早把“道德”和“运气”结合起来，提出“道德运气”这一说法的是英国道德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道德运气”是当代伦理学研究中凸显出来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引起了伦理学界的热烈争论。究竟是什么是道德运气？道德运气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提出的？道德运气的确认和理解会造成什么影响？

　　一、道德运气：概念的界定

　　古希腊哲学家已经把“道德”放在“运气”中加以讨论。对于“道德”与“运气”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大概有两种看法。其一，道德“免于”运气。这一派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他们强调道德的理性和可认知性，排斥“运气”在道德中的影响。他们偏向认为好人是自足的，受理性支配，不受运气影响。只承认“那些具有最大稳定性、不受偶然性影响的活动才具有内在价值〔1〕（439）”。他们倾向于否定外在善的存在。其二，道德“受制于”运气。这一派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他们认为好生活应该考虑“运气”的影响，运气是好生活的外在善，指出“运气对好生活有一个严肃的影响，好的生活是脆弱的，可以因为灾难而被告打断〔1〕 （443）”。古希腊哲学家是在宏观层面和与行为者整个生活状态有关的不确定性上来谈运气的〔2〕。是否承认“运气”的存在与他们道德哲学观念相关，对好人是否是自足的回答，是他们理论的分歧点。

　　正式把“道德运气”结合来使用的是伯纳德?威廉斯。他在20世纪70年代在《道德运气》这篇文章中开始使用“道德运气”。目前国外的学者们主要用三种方式来界定“道德运气”：一是伯纳德?威廉斯以修辞的方式提出“道德运气”。他把“道德运气”描述成自身外围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人的道德生活的客观存在，是“不是处于自我领域中的那些东西也不在自我控制之内〔3〕 （29）”。他明确指出不是在“没有原因”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区别于不可知论。他是在运气会破坏人的自足生活下使用这一说法，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看法，有别于苏格拉底的这一传统。二是从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上来下定义。这是内格尔在回应威廉姆斯时给“道德运气”下的定义，“凡在某人所做之事的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某人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我们仍然在这个方面将其作为道德判断对象之处，那就可以称之为道德上的运气”。强调“道德运气”是道德判断中人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内格尔还把道德运气细分为构成方面的运气（constitutive luck）、环境方面的运气（ circumstantial luck） 、行为原因方面的运气（ causal luck）和行为结果方面的运气（ resultant luck）。三是以当代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为代表，在非常贴近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一派对道德和运气的看法上来使用“道德运气”。“‘运气’并不是指事件的发生都是随机的或是无缘由的。由“运气”引发的事件只是指它不是主动促成的，不是人造成是人为的，是碰巧发生的。” 〔1〕 （4）。而国内对“道德运气”的界定是在综合了国外学者的研究上提出的。如学者李义天则从区分“运气”是谁的不可控的角度来定义“道德运气”，认为运气是处于“这个行为者”生活之中、而在“这个行为者”能动性之外的不确定性〔4〕。

　　可见，对道德运气做出详细定义的学者并不多，他们大都以描述性的方式或论辩的方式论证道德运气的存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道德运气本身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难以做出统一的规定；再者可能是大多?笛д吒?关注道德运气的确认对道德、道德评价、道德责任等的影响，不太重视对它的进行界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道德运气的规定性：一是不可控性，不在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内；二是偶然性，是偶然发生的；三是关涉道德的，与道德判断、道德责任相关的。需要指出的是道德运气有好运气和坏运气之分，不单指好运气。

　　二、道德运气的出场路径

　　道德运气的出场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让道德回归伦理生活。启蒙运动后，人类摆脱了宗教的价值束缚，高扬人的能动性和理性，强调理性、动机、良知等在道德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人的能动性与道德评价的确定性，不容许运气这样偶然的、不确定的因素对道德评价、道德责任产生影响，削弱人的能动性。现代道德哲学强调人的理性作用，强调人在道德中的能动性，高度推崇人的主体性。如现代道德哲学的代表康德就是从理性来建构人的世界的，他要“忽略所有可能决定我们的自然性质”，而且“忽略可能影响我们的偶然情况” 〔5〕 （252）。在康德那里，“不管偶然产生的东西是幸运还是不幸，它们都被认为不是道德评价的恰当对象，也不是决定道德评价的恰当因素。在品格的领域中，真正算数的东西是动机，而不是风度、权力或者天赋这样的东西，类似地在行动的领域中，在世界中实际上得到实现的东西不是变化，而是意图。〔3〕 （29-30）”所以康德等理性主义者不是否认道德运气，而是不考虑运气在道德中的影响，把运气排除在道德评价和判断之外，目的就是有维护人的理性作用，高度强调人的能动性。再看一下对现代道德影响较大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他们追求事态的价值，强调人理性计算的能力，相信人们能根据理性计算得出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利益的正确选择。功利主义者也认为运气不会对道德产生影响，因为这一行动是经过理性的精密计算得出的。

　　而道德却真实地受到运气的影响。最早关注道德运气与能动性关系紧张的是乔？芬博格（Joel Feinberg）。芬博格把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类比进行，认为人承担的法律责任需要考虑后果对行为的影响，道德责任同样也要考虑结果，而这一结果往往受到运气的影响。只考虑人的能动性就来探讨道德责任，是不全面的。威廉斯则认为道德 （ morality） 只是伦理（ ethics） 的一种特定体制（ peculiar institution） ，它在形式上强调普遍性和确定性， 在内涵上聚焦于行为者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在功能上以责备或赞扬的评价为主旨。〔6〕 （174-177）威廉斯则认为现代道德与伦理是不一样的，现代所认为的“道德”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强调人的能动性，希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规约人的道德生活，用基本理性规范来面对复杂的日常生活，不是对人整全生活的考虑，强调的是一种寻求普遍规范，重视理性和自由的道德生活。威廉斯把“道德”放在“运气”中考虑是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结果。我们通过道德运气的思考来反思整全的道德生活，道德不但需要理性的作用，还需要考虑运气、意志、动机、情感等因素。 　　如果说道德运气是在反思现代化的背景下提出的，那道德运气登场的直接目的是对“道德免于运气”的批判。在非道德领域，运气的影响无处不在，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承认的观点，而为何道德就免于运气了呢？这一看法是源于苏格拉底的道德传统。苏格拉底认为好人是自足的，不受运气的影响。到斯多亚学派则认为理性和意志是人的道德目的，追求道德是体现了平等，道德不受运气的影响。这一传统下来到笛卡尔、斯宾诺莎等，集大成于康德。提出道德免于运气主要是基于平等的考虑，如果道德免于运气，一方面每个人有平等的权利提高道德修养，“人人得以成尧舜”，人至少在道德上是平等的。正如威廉斯《道德运气》一文开篇所谈到的“成功的道德生活，一旦从对出生、幸运的培养的考虑中被移交出来，或者实际上从对一个非佩拉吉乌斯的上帝的那种不可理喻的恩惠的考虑中被移交出来，就被呈现为这样一种生涯――那种生涯不仅对这些才能开放，而且也对一切理性存在者在同样的程度上都必然具有的一种才能开放。〔3〕 （30-31）”；另一方面如果道德不免于运气，人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这也体现了平等。所以，要维护平等和道德至上，道德是必须在免于运气的。而威廉斯也正是从这里切入来进行对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道德哲学进行批判的，反驳道德免于运气和道德至上性。

　　道德运气出场的“利器”――行为者遗憾，肯定道德运气的存在。为了道德运气的出场，证明其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威廉斯指出了“行为者遗憾”这一现象。他首先探讨了“遗憾”这一种情感。遗憾是事情发生后，人认识到“要是事情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就更好了”。〔3〕 （40）造成遗憾有两个条件：事情可以是另一个样子，且是另一个样子时更好。遗憾是人对事情的感知，主体可以是当事人，也可以是旁观者。当事人遗憾即“行为者遗憾”。它是指行为者在对自己过去作为第一人称参与的事情的一种反思性遗憾。在这种遗憾中，行为者内心有自责感，并希望对事情进行补偿，但补偿也不能完全消除遗憾。旁观者遗憾是指没有直接参与事件的人对事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遗憾。威廉斯认为遗憾之情几乎无处不在，他详细分析了行为者遗憾和旁观者遗憾，且对意愿行为、非意愿行为的遗憾进行了分析。下面，我们用图表的方式来显示威廉斯所说的遗憾无处不在（图表中把意外行为也考虑在内）。

　　另一方面，威廉斯还通过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来说明是否有遗憾。失败可能是由于内在运气或外在运气失败所致，也可能由于内外运气同时作用所致。内在运气失败是由于行为者自身的原因，如能力不足，判断不充分等；外在运气失败是由于行为者自身以外的原因，如天气、他人等。运气失败与是否产生遗憾的关系如下图：

　　图2 失败原因与遗憾

　　以上两幅图说明行为者遗憾在日常生活中是常见的。威廉斯就是通过行为者遗憾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情感来证明道德运气的存在及其在道德评价中的作用的。

　　三、道德运气提出的意义

　　第一，对现代道德概念的反思，回归整全的个人生活。现代伦理学强调理性精神，理性、规范、原则等在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现代道德致力于探索道德普遍原理，追求真理模型，强调慎思的重要作用，弘扬人的理性作用。而把人的情感、运气等不确定因素置于不重要的地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严格以某些道德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或者通过严格计算行为后果的价值来选择自己的行为。而威廉斯提出“道德运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运气”的讨论就是对现代道德的反思，追求整全的道德生活，回归具体、丰富和人性化的道德生活。??理学应当关注人的幸福生活而不仅仅是道德概念、责任和义务，应该更关注应该如何生活，而不只是关注应该服从什么道德规则。我们的生活不是理性就是解决一切的，除了理性的作用外还综合考虑运气、情感等对道德的影响。“道德运气”的提出与争论动摇了以行为为中心的现代西方道德哲学思维，实现了道德哲学研究的新转向――以行为者为中心的德性伦理学。

　　第二，引发了对道德判断、道德评价和道德责任的再认识。道德判断是人们依据道德知识来进行逻辑思维的过程，是考察行为者道德动机的重要因素。弗兰克纳认为道德判断可以分为：义务判断（什么是对的、错的、应当的）、德行判断（人的品格、意向等）、价值判断（美学、工具的等）〔7〕 （23）。以往的道德判断是不考虑运气因素的，经过对道德运气的存在与否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进行道德判断要全面地考虑道德事实，要把运气纳入判断的范围。至于道德评价，伦理学史上主要存在三种标准，一是功利主义的原则，唯结果论，结果好，评价就好，如密尔；一是义务论原则，只要动机善，评价就好，如康德；第三种是混合论，即综合考虑行为者的动机、行为和产生的结果，如弗兰克纳。前两种标准是不考虑运气因素的。对于道德运气的讨论有助于对道德评价标准进行反思，做出更全面的道德评价。在对“道德运气”进行广泛的讨论前，我们在道德责任的认定上，遵循的一般原则是“控制原则”，即每个人只对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包括意志、动机、行动等）负责，对不可控的因素（运气等）是不负责任的。正如张继选先生所说：“一个人在道德上必须要为之负责任的事情只是那种在他的能力控制范围之内发生的行为， 这种控制能力根源于他的意志， 而独立于意志的任何东西一直被认为是与道德特性的归属毫无关系” 〔8〕。控制原则可以使道德责任非常清晰，但它与“道德运气”却存在某种张力。这种张力主要表现在控制原则的控制性与运气的不可控制性之间的矛盾，控制原则的理想性与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之间的矛盾。道德运气使偶然性介入道德评价、道德判断，使控制原则失去原来的基础。有学者开始对控制原则提出不同的意见。如沃夫（Wolf）和沃尔克（Walker）认为控制原则只规定了最少的责任，使整个社会缺少安全感和人也人之间关爱的温暖感。人们应该在不伤害他人之余，从人与人关怀的角度多承担责任。

　　第三，更清晰地认识自我，改变道德观，过伦理生活。道德运气的讨论使我们审视道德生活，除了确定的自我意志、动机、规则外，还存在不可控的但又影响我们道德生活的因素。人的伦理生活并不是思维中的完全确定的步骤，会受到运气的影响。人有主体性，也有有限性，正是这种有限性突显了运气的存在。人生并是不一个公式化的生活，而是充满运气的生活，任何计划的实施都可能有意外、有偶然，人生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冲突中进行选择的过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不确定性，是抱有怀疑的恐惧，是裹脚不前，“听天命”，还是更坚定自己的判断，“尽人事”。承认运气的存在并不是让我们听凭运气的摆布，而是让我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把握那些与我们自主性有关的那种运气（内在运气），而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运气。这种观念转变会使得行为者认识到生活中本就存在不确定性，在遭遇坏运气时不至于没有准备，在碰上好运气时也不会得意忘形，更全面地认识生活。

　　第四，转变道德教育理念，认同人的脆弱性，接受人的不完美性。在当前的道德教育理念中，我们有把人全能化的倾向，塑造人高、大、全的形象，把道德榜样说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这些不良的引导会使我们的教育对象认为人是无所不能的，是不会失败的。以至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是过于骄傲和自大的，没有认识到人的脆弱性，人的幸福是受运气的影响的。不接受人的自然性，认为人的自然性是恶心的，应该摒弃的。认识到道德运气的存在，认同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有助于个人发展正常的道德情感（同情、正义等），有助于个人道德成长和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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