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常”与“变”

　　回顾2015年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大事件，“人大教授孙家洲发公开信断绝与其硕士生的师生关系”应是其中最具话题性的事件之一，教授决意与学生断绝来往，师生伦理再度引发思考。

　　教师职业道德当中的师生伦理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因为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二者间的关系应当包括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以及垂范与效法的关系。同时，由于年龄的差距使教师与学生在认知、思想、阅历、经验等诸方面存在差异与矛盾，在信息社会中，学生不再是单向度的接受知识，尤其在面对不少新生事物时教师也需要向学生学习，正所谓教学相长，因此，在师生伦理关系中就有必要强调平等。也许，这里的平等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教师做为教育者，很难主观上将学生视作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主体。师生关系融洽和谐的一个重要前提应当是双方平等相待，以诚相见。而教师尤其应当发挥其主动性，努力践行师生的平等关系。

　　一、师道尊严之常

　　我们传统的教育伦理内涵丰富，包括：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师道尊严；为人师表，率先垂范；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循序渐进等。其中，“师道尊严”的内涵最为丰富，它出自《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是说大凡为学的道理，让老师有威严是很不容易的，只要老师有威严了，那么学说和道理才会庄严。道理庄严了，人们才懂得尊重学业。“为师者道既尊且严”。人们只要提起“师道尊严”，很多人的脑中便出现一副专门板脸对付学生的冷冰冰的不容置喙的面孔。实际上，它原本是对教师自身道德的严格要求。“只有在敬德修业方面，乃至于一举手，一投足，都能符合为人师表的标准了，堪为晚辈后生师法效从了，一个人才算是符合了‘为师之道’，也才算凭靠着后天的修养，获得了‘为师之尊’”。[1]每个人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老师，其中一些以“为师之道”获得了“为师之尊”的师者最终实际上构成了我们未来个人生活场景与价值观念的主干。由此可见，师道尊严对于学生的重要价值以及深远影响。而真正践行了“师道尊严”的老师也格外值得敬重。

　　二、师生伦理之变

　　也许，有人会针对传统的“师道尊严”日渐式微这一不争的事实，认为现代社会的师生关系的本质就是契约关系，这就意味着解除的可能性与合理性。那么就有必要追问什么是契约关系？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契约精神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

　　师生伦理在当下时代应具有哪些基本内涵？“过去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在师生伦理上，正在形成一套新的价值系统。这一套新的价值系统不一定是不如过去的，它是特定时空中的产物，反映了我们的生活和制度，任何企图用旧传统来规范新时代的努力都是徒劳的”。[2]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样，一个时代也应当有一个时代的师生伦理关系。不是恢复旧有的，而是从旧有的当中生发出新质，让它既能面向新的时代，适应新的要求，又能与过去对话。这其中尤其应当注意出现的新变化，具体而言，师生关系中，应当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不盲从轻信权威，敢于质疑，毕竟在信息化时代中教师对知识的垄断已然成为历史，而对于在现代民主意识熏染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而言，批判精神与自我意识的较大发展，使他们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与信仰几无可能。从教师方面来说，应当提倡更加宽容的胸襟，时常提醒自己“与我意见不同的并不一定是错的”。

　　三、如何面对常与变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形成的？一般而言，师生之间两代人的“代沟”是客观存在的，由此导致双方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不同也并不足为怪。如事件中的人大孙教授是1950年代人，特定历史时期的生长经历必然使他的思想道德及价值观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无法容忍学生晚辈对该领域学术权威的质疑与嘲讽，硕士生郝某是“90后”，年轻人的锐气与勇敢使他“无端嘲讽”几位名教授，还用了“垃圾”一词，这让他在导师眼里成为名副其实的“狂徒”，进而怒不可遏。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有一个观点：怒是教师的大忌。愤怒的情绪会使教师发生行为偏离，因而造成某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情绪可能带来更大危害。发公开信断绝师生关系。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非常严厉的，郝某一下子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大概从未想过在微信朋友圈中逞一时口舌之快，却给自己带来如此厄运，据说他本人意识到未来在京读博的计划已经十分渺茫。教授如此做自然是要以正视听，让郝某深刻反省，但如若仔细考量，未必就没有利己之义，将私议变为公论，话语权并不对等，恐怕也是担心学生的“狂妄之论”累及自己，所以坚定的撇清关系。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教师的主要职责究竟是什么？韩愈在《师说》中以“传道、受业、解惑”六个字扼要概括了教师的作用，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传授知识是其中的核心重要内容，教师可以被定位为知识的传授者，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获得知识的途径日益多元化，由之而来的是教师的主要职责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3]我们所面对的学生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被动的接受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帮助”与“互相”，这两个词更加强调教育过程中的两方教师与学生的平等关系，这也符合某些人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契约关系”，其前提应当是尊重与平等。不以身份之威强加于对方。在此前提下，允许受教育者有更多自发的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这当中难免存在偏颇甚至不符合实际的看法，理应得到修正，这样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修正？这个问题又与修正的目的密切相关。教育的主旨是教育人、改造人。做为教育者，我们所面对的学生（即使是研究生）也是会出现某些过失的，如何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并且及时进行修正呢？沟通自然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反观事件中的孙教授必定是想通过某种方式让学生郝某认识到自己的“狂妄无知”，修正之前的不当言论，原本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通过何种方式才是适宜的？适宜意味着这种方式既可以使教师达到教育的目的，又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过失，然后及时修正。此事最终之所以成为事件，主要在于孙教授处理的方式，将断绝师生关系的决定形成文字发在个人博客中，后来被数次转发后，成为公共话题。有人拍手称快，认为是在当下师道尊严日渐式微的时代，力挽狂澜之举，但若站在学生郝某的立场上，此举无疑将他推向人人挞伐之地，在舆论的狂风巨浪中几近颠覆，这样的教育方式的确过于严厉了。或许，孙教授可以有断绝师生关系的权力与自由，但这完全可以私下协商解决，一旦成为公众事件后，郝某这个进入学术殿堂不久的年轻人被陷入窘境，前途也十分渺茫。这大概也是老师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然而事已至此。当然，在教育过程中没人能永远做到在任何情境下的心平气和，但做为教师理应最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保护学生，宽容他们的过错，否则，一时之怒，结果却是难以设想的。我们不禁要问：师道尊严果真就这样树立起来了吗？难道这不是以扼杀一个年轻人异见的方式进行的吗？学生固然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了巨大代价，那么教师是不是也该反思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否符合师生伦理呢？

　　如果我们承认存在教师职业道德的理想境界，那么就应当以“为师之道”完善自己，努力去获得“为师至尊”。这才是真正的“师道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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