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创作的道德建设

　　一般认为，中国文学的自我觉醒是在建安时代（公元3世纪初期），这个时代往往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而已集》），其标志是魏文帝曹丕（187-226）的《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阐明了文学自觉的观点，也强调了文学的功用。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当是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了一个明确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旧文学的结束。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不同于历史上包括近代产生过的文学变革或文学改良，它所带来的是文学观念、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的大革新、大解放。从此，在文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中，中国文学开始实现现代化，并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新中国成立的凯歌声中当代文学诞生了，它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承续，又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起点。大概说来，从1949年建国到70年代中期，是当代文学除旧布新、曲折发展的一个时期。从70年代至今，是当代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也通常被称为“新时期”。而今，文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崭新的21世纪，回顾新世纪10多年来文学的发展，我们感受到了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确实遇到了“新问题”，即人文主义写作立场受到挤压，文学自身的艺术趣味也因为先锋精神的式微而出现了问题。这不得不让我们关注文学创作中的道德建设，以此来扭转当下文学的分裂与困境。

　　文学创作是一种人文现象，文学的人文性不仅体现在文学是表现人性的，还体现在要表现人的道德感。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创作是一种具有潜在道德内质的精神活动。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仅仅是题材关系，更重要的是道德问题的本身与人的精神成长的密切关系。文学表现道德内容，其实是探讨人的精神成长方式及其特性。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关注人类的精神文明，重视高尚的道德品格。柏拉图的《理想国》十分注重文学的道德评价，孔子曾说过“有德者必有言”。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之所以思想内容深刻并深深地吸引读者与影响读者，重要原因就是其中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与刻画。巴金《家》中展现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也是基于在道德层面上探讨人的生存活动，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打动人心的首要因素。文学作品探讨道德问题时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的高度。追求真善美是文学创作的理想，鞭笞假恶丑是人类的天然使命。文学与道德的关联，是因为文学与人相关联，道德的生活本是人的生活本义之一，文学只要与人发生关系，就与道德发生了关系。然而，近些年来一些趣味低级、思想腐朽的文学作品却在不断扩大市场，这不仅使人们对文学的意义和使命产生了迷惑，更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成长有严重的负面效应。例如，在创作领域，以女人、欲望、身体为诉求的“下半身写作”、“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等越来越多；以“金钱与权力”、“美女与时尚”、“别墅与汽车”、“酒店与酒吧”为诉诸对象的消费主义写作、享乐主义写作铺天盖地；以“网恋”、“郁闷”、“一夜情”等为题材的“情色写作”、“青春写作”对青年人的影响日益增大……

　　整个人类精神世界，是一个既内涵丰富，又层次分明的价值系统。人们依据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对生活的追求以及信仰、心灵境界的水平，立足于不同的价值尺度，归属于相应的价值观念群体。一个价值系统要保持自身的活力，要靠不同价值等级之间的精神能量传递，即从物质功利境界到道德审美境界。文学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文学价值是人类的精神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即事物对人的意义，文学应当以人自身为最高目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理想。文学的价值形态可以概括为三种，即功利型、代偿型、娱乐型。但是，当今的一些文学创作者对这些价值形态并没有完全了解，他们只专注于娱乐型，并且把“娱乐”简单而庸俗地看作是“媚俗”，因此出现一些迎合读者低级趣味、诉诸大众浅层需求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文学的价值形态和人的道德诉求都有密切的关系。文学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其功能目标与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最终必然会指向社会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文学，特别是那些具有进步的人文意识的作品，总是会追求一定的道德内涵，引人向上，从而对人的提升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鲁迅先生的杂文像一把把犀利的匕首，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批判落后的封建道德，医治落后的“国民性弱点”，发挥了巨大而神奇的社会作用。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亦是文学突出的功能之一。在文学创作中，道德之所以会构成价值因素，根本原因在于道德是作为人的行为规范而存在的。从文学的自律和他律角度观察，文学制度和文学创作关系密切。辛鸣说：“我们认为，规则、对象、理念、载体，这四大要素构成制度系统。”文学如流水，制度如河道。没有河道的流水只不过是一滩乱流而已。制度系统的规则如同河流的两岸，制度系统的对象如同河流的流域，制度系统的理念如同河流的方向，制度系统的载体如同河流的河床。道德之所以更普遍、更深刻地存在于人民心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对于经济、政治、宗教、法律等等而言，其空间和时间的局限较小，从而作为一个较为长久和普遍的标准。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道德标准简单化和庸俗化，因为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时代环境下，道德的表现方式是会有差异的。如前所言，道德作为文学制度中的关键，对文学的发展方向、文学展现的领域、文学自身的规范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也更加艰巨。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道德困惑，经济发展与道德沦丧的二律悖反又一次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国民素质的提高不仅包括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同时更应该包括个体主体道德水平的提升和群体主体道德水准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讲，民众道德水平的提高能够切实巩固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果。缺乏道德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终将走向衰弊，同时物质文明也会毁于一旦。目前，和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甚不相称的是，部分民众的思想水平和道德水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文学作为提升公众道德水准的有效途径之一，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一些出版机构和创作者缺乏社会道德感与艺术良知，盲目地追求市场和金钱，对现今文化生活中出现的道德水平低下、层次不高的许多行为不仅毫不谴责，反而津津乐道、为虎作伥，在作品中大肆渲染。这一现象，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学创作的繁荣都是极为有害的。

　　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文化激荡交融，各种矛盾的道德倾向交叉混杂，推进文化事业的改革发展十分重要、紧迫。中国人一直把精神文明看得很重，对于道德的高尚一向非常重视，对于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沦丧也一向甚为鄙视。文学创作应当担起道德导向的重任，产生出引导人、启迪人、鼓舞人的作品，为文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管理机制，明确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推广不仅要关注经济效益，更要关注社会效益，营造积极向上的创作氛围，引导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需要说明的是，道德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面貌。我们既不应当把腐朽的封建的道德标准改头换面重新拾起，也不应当把西方的一些所谓的“普世道德”扩展开来。传统文化中思想精髓和社会主义新风尚应该成为文学作品的道德导向。另外，不能把机械、教条地把道德评价与政治评价混为一体，把对文学的道德评价等同于政治评价，这样通常会使艺术之火熄灭。正确的创作方向是文学创作生产的根本性问题，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源于人民、源于生活。创作者应当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修养，做道德品行和人格操守的示范者。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和升华。一定时期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往往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态。目前一些“道德缺位”的作品也反映了社会上某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以及某些社会成员由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所导致的精神空虚和思想困惑。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当提起一个国家，我们总会首先想起这个国家的文化巨擘和文学巨人，中国的鲁迅、茅盾、老舍，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海明威，英国的莎士比亚、哈代、拜伦，俄国的高尔基、托尔斯泰、契科夫，凡此等等，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伟大作品是永恒的精神财富。观察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文学作为一种人文现象而言，文学表现道德问题，不仅已经为中外文学史所证明，而且也是今天的文学与将来的文学都无法回避的。文学表现人的道德感，决定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创作目的，是其价值立场与人生观的反映。在人类发展的新世纪，文学依旧不能丧失道德诉求和道德评判，作家不能忘记自身的道德引导责任和对社会的道德关怀。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对真善美的探讨和歌颂始终是文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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