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濑舟》中体现的森鸥外的传统道德意识

　　森鸥外的历史小说分为“尊重历史”和“脱离历史”两种类型，《高濑舟》即是“脱离历史”而创作的作品。《高濑舟》于大正5年（1916年）1月发表在《中央公论》上。取材于江户时期的一部随笔集《翁草》中的一篇小故事《流浪犯人的故事》。《高濑舟》内容讲的是，德川时代（1603-1867）京都的罪犯被宣判为流放远方小岛时，需要由一个解差押解，乘坐“高濑舟”去往大阪。宽政年间（1789-1801）的某一天，一个名叫喜助的犯人，因犯杀人罪而被流放。通常情况下，“高濑舟”上的流放犯，无不悲伤至极。相比之下，无亲无故的喜助却迥然不同，他美滋滋的，好像在愉快地游山玩水。押送喜助的解差羽田庄兵卫觉得此犯人神情匪夷所思，便问其缘由。作品便是以二人的对话一步步展开的。

　　二、森鸥外的传统道德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

　　刚出场的喜助在庄兵卫的眼里是“消瘦、脸色苍白”“看起来是那么的老实，那么的温顺”实在不像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被宣判流放到岛上的罪人无一不垂头丧气，懊悔不已。只有喜助非但没有任何伤心之色，反而“容光焕发，双眸微微洋溢着光彩”这令庄兵卫大惑不解，问起原因，回答说：“去往远岛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件悲伤的事情，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但那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上是享过福的人。岛上虽然艰难，但也不是什么鬼栖之地。……去了岛上不管多累的工作，我都能应对。并且在出发前公家还发了二百文钱。”从喜助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喜助以前生活困苦，到处奔波劳碌却食不果腹。但因杀了弟弟而犯罪的喜助不但三餐有了着落，还能得到200文钱作为本钱开始新的生活。这对于喜助来说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因此他对裁决没有丝毫的不满，甚至非常感激。喜助对于自己一直以来的处境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反而因为状况得到了些微改善而对统治者感激涕零。他自出生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潜意识中己经接受了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阶级制度。

　　喜助的弟弟是在作品的后半部分登场的。虽然对弟弟的描述较少，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弟弟是一个善良又高傲的人物形象。由于生病，不仅失去了劳动能力，而且由于长期患病，花费了很多钱。弟弟深知自己的已经无法痊愈，这样下去只会拖累哥哥，于是选择了自杀来结束自己短暂而又痛苦的人生。但是刀子插进喉咙后却没有立刻死亡，痛苦不堪的弟弟拜托喜助帮他拔出剃刀，结束生命来摆脱痛苦。求生本是人类的本能，然后弟弟却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一段表现了弟弟和喜助之间感人至深，超越生死的兄弟之情。森鸥外刻画这种长幼尊卑、手足情深，实际上也是对传统道德观的一种肯定。

　　作品除了描写喜助之外，还对庄兵卫的心理活动进行了大量描写。庄兵卫是一个押送犯人的下级官吏，虽然生活状况要比喜助优越许多，却也同样入不敷出。他也感到困惑过，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因此他尊敬甚至羡慕无欲无求的喜助，被他深深打动。听完喜助的回答后，他也曾质疑过裁决，认为“这能算是杀人吗”，然而他最终也没有也不敢找出答案。“他决定完完全全把大人的裁定当做自己的想法”，即完完全全听从于统治阶级的安排，屈从于权威，不敢有丝毫反抗。对于喜助的遭遇，庄兵卫确实做到了“哀其不幸”，最终也没有做到“怒其不争”，甚至可以说庄兵卫本身也没有丝毫“怒”的感情。这里也体现出了森鸥外对忠君思想的拥护与支持。

　　三、总结

　　吉田精一认为：“森鸥外的历史小说的特点是，把人物和事件安排在客观的环境里，结合当前的现实和历史的事实，从而来研究社会行为的伦理意义。”那么发表《高濑舟》时的社会现实又是怎么样的呢？《高濑舟》发表于1916年，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了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然而这场改革并不彻底，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下层劳动人民生活贫困，苦不堪言，状况与文中的喜助十分相似。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森鸥外塑造了喜助这样“知足常乐”的人物形象，无疑起到了教化群众，转移阶级矛盾的作用。森鸥外虽然看到了下层人民的困苦，并带有一些同情，然而并没有指出其存在的根本原因。非但没有指出社会阶级等级制度的不公平，反而以歌颂喜助这样“知足常乐”的形象来麻痹人民的神经。这与森鸥外的阶级局限性是分不开的。森鸥外是有名的军医，本身就属于统治阶级。所以他虽然能够发现问题却不能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