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德国人面临着价值和道德沦丧的危险，我们必须在公众当中达成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我们需要一种公共道德。就是说：我们整个国家必须意识到转变的必要性。要想长期维护8000万国民的尊严、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那么，所有这8000万人需要拥有一种共同的秩序。而这种秩序不能单靠宪法和法律来确立，它也需要每个人负责任地行事。忽略了义务，我们的权利将无法长期得到保证；没有美德，任何一种自由公民的社会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而如果缺乏教育的现象长期持续下去，就不会再有美德。
马里昂·登霍夫伯爵夫人谈到：“毫元约束的自由会导致野蛮和犯罪。任何社会都需要一些约束。没有规则、传统和关于行为规范的共识，任何共同体都无法存在。”我要补充一句：没有美德，我们将无法和平共处。
在过去，只要有约束力的或者人们觉得有约束力的传统、学说和意识形态尚存，许多人还是能够把它们当作依据的。然而,1914年以前的市民社会传统到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贵族的传统和行为方式对我们的社会早已没有约束力；德国大学的学术传统似乎也因为大众化而走向衰落；马克思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遭到破坏和诽谤；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已宣告终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变得支离破碎，虽然它重新出现于各个社会领域，但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残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蜕变为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现任领导人不再推崇和坚持葛底斯堡纲领所提出的价值；1968年一代人的意识形态只剩下一些残余，他们的大部分故意挑衅性的行为转变为适应性的行为，或者让位于追求前程和舒适的生活的行为；自从人们觉得我们的对外和平不再受到威胁以后，和平运动的意识形态也烟消云散；存在主义的哲学和文学思想早已被人遗忘，“后现代主义”的处境也差不多；基督教党派的政治家目前已经明白，不存在一种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基督教政治”－基督教徒埃德蒙德·斯托伊贝尔和海纳尔·盖斯勒对“基督教政治”似乎有极为不同的解释，基督徒艾哈德·爱普勒的解释就更加离奇；教会明显地失去了信徒和影响，目前，虔诚的信徒的数量远远少于三心二意的信徒；尽管工会会员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胁，但是，工会正在失去约束力，工会会员的数量也不断减少。
总的说来，与30年前或40年前相比，传统和意识形态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已经削弱。从目前来看，政治家、经营管理人员、医生、记者、教授以及媒体人士显然并没有相互联合起来，达成一种“关于行为规范的共识”（登霍夫〉。因此，无法排除目前尚存的许多规则和习俗进一步减少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找到一种加强社会内部团结、促使尽量多的成员遵守公共行为规则的出路？
汉斯一约亨·福格尔把葛底斯堡纲领的基本价值当做基础，同时信奉基督教精神。他于1997年写道：“我希望众人能够觉醒……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价值和美德，包括一些次要的美德。正是依靠这些美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够在经历了灾难之后……重新走向振兴。”他说得有道理！这些美德根本不是我们在1945年以后的新发明，相反，它们过去隐藏于瓦砾之中，我们只不过是把它们重新挖掘出来罢了。
关于美德的学说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关于美德的学说流行于古罗马时期，此后在欧洲中世纪、尤其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得到发展。从此以后，许多著名哲学家和学者对此作过论理述。用不着深入了解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不同体系，我们也都知道全部的美德。我们在幼年即从父母的行为和榜样中意识到美德，此后在日常生活中自己也去实践美德，并且往往是在无意识中去这样做的。问题在于，目前，在有些人那里，这种机制往往失灵，原因部分地在于他们没有理自然而然地接受美德，部分地在于他们公开嘲笑美德，或盟者把美德贬低为毫无价值的东西。然而,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行为传统得以重新发扬光大的最佳土壤，便是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的、通过榜样展示出来的美德。
人们心目中许多原则性的东西都值得仔细讨论。譬如，是否应当在学校悬挂耶稣受难像；是否应当以自然方式或人工方式避孕；圣饼是不是基督的肉身，或者是否象征着基督的肉身；上帝的仁慈是否可以成为人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全部理由；惩罚的意义在于和解还是在于恐吓；窃听他人的电话是否在任何场合都损害人的尊严这一基本价值，或者窃听在某些条件下服务于更高的目的，应当得到允许。
美德则不然。团结或乐于助人的美德受到普遍欢迎，诚实、自律、可靠和胆识以及宽容和坦诚也都是值得追求的美德一一对此无需争论。我们最多只能在出现冲突的具体场合，才能对哪种美德更加重要做出不同的判断。
为了让美德在未来重新成为普遍而自然的现象，我们自己首先要重新自觉地推崇美德。除了三项“神学美德”一一信仰、爱和希望以外，我们还要坚持四项“基本美德”，即理智、正义、勇敢和节制。此外，还有一些目前被称为次要美德的“公民道德”。
无需经过深入思考就能认识到：即使在今天，基本美德对于所有公民也都有重要意义。所有公民，特别是政治家都要保持理智，这意味着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力；所有公民都要具有申明其思考结果并把它付诸行动的胆量和勇气一一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胆识；所有公民都要有节制，即在权衡相互分歧或相互矛盾的利益和要f时要仔细慎重；此外，应当根据正义原则进行权衡，要求正义的意愿应当内在于行动之中，并指导行动。
对于处于一个狭小的空间中、在民主制和社会福利制的法制国家条件下共同生活的人来说，上述内容显然还是不够的。譬如，坦率和诚实一一毫无疑问，政治家尤其要具备这些美德一一的地位在哪里？和平愿望的地位在哪里？I对国家负责的政治家必须有和平愿望。
当然，这一点说起来要比实际去做容易。 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出于维护和平的愿望对希特勒做了过多的让步。当希特勒在半年过后用武力撕毁《慕尼黑协定》，使张伯伦也明白了他的战争野心之后，张伯伦放弃了绥靖政策。他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度，要求扩充英国的军备，并声称保护波兰的边界，但是，这样做并没有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40年过后，西德大部分和平运动组织以类似的方式表示愿意向强大的苏联做过多的让步，而忽略了自己的防卫力量以及我们的防卫同盟的力量。倡导东方政策的维利·勃兰特对此没有让步，我作为他的继任者同样没有让步。我们做梦也不允许西德的防卫观念有丝毫的削弱。张伯伦的例子以及和平运动的例子都证明：仅有和平的愿望还不够，对维护和平来说，理智和判断力这些品德同样不可或缺。
维护和平，或者恢复遭到破坏的和平，不仅需要理智，而且也需要妥协的意愿。甚至一个国家内部的和平也要求量相互矛盾的利益和目的各方具有达成适当妥协的意愿和能力。有些德国人还是要学学不要一见到“妥协”这个词就立刻想到“可疑的”妥协，而是要把妥协的意愿理解为理智和正义的不可缺少的补充物。
任何劳资协议必然都是工会的要求与雇主联合会给出的条件之间妥协的产物；任何立法都建立在多数人的不同主张之间达成妥协的基础上，在《基本法》要求2／3以上多数的场合更是如此；任何一家好的出版社都必须在学术名声与经济要求一一年底结算时不要亏损一一之间找到妥协办法；在任何公司、家庭和婚姻当中，经常使不同的观点、利益和愿望之间达成妥协也是必要的。相互让步的能力和意愿是文明的标志。
对维护社会的内部安定来说，宽容和达成妥协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美德。哪里缺少它们，哪里就有发生内战的危险。宗教不宽容曾经引发了反犹太主义、三十年战争和延续多年的北爱尔兰内战。至于政治不宽容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我们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已经见到，目前在几乎所有专制国家可以见到。
然而，如果以为只有宗教界人士和政治家才需要尽量保持宽容之心，那就错了。我们所有公民都要有宽容之心，无论是对待工作场所、办公室的同事还是对待邻居、房客都要如此。有人相处的地方总会有争执，但是，只要我们学会宽容并愿意妥协，许多争执是能够避免的。只有遇到重大的争执时才需要诉诸法庭。惟一有害的是对不宽容采取宽容的态度。
在公民道德当中，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当属团结。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认为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价值。这项美德还有其他一些称呼，譬如慈善、关怀、主动关心、博爱、友谊、友爱然而，从根本上说上述称呼所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即愿意帮助他人。我们看到，在重大危急关头，我们这个民族表现出了高度的无私关怀精神。无论在1962年北德地区水灾还是在1997年奥德河流域水灾期间，无数国民都以种种方式帮助深受洪水危害的居民，许多年轻的士兵和平民甚至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奋战。当媒体报道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以后，许多德国人为提供发展援助尽力有些人甚至不惜为此紧衣缩食。
“团结”一词是19世纪末由俾斯麦所反对的工人运动带入公众意识中的，“团结”所依据的原则却像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当然，鉴于两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被毁城市废墟中的、防空洞和难民潮中的痛苦经验，“慈善”在我们这个世纪有了新的涵义。在未来也有必要让我们的后代拥有团结的美德一一因为危急情况在将来也还会发生。然而，我们不必等到电视报道了许多人所面临的严重困境之后才需要我们去助人，相反，一看到周围有人遇到不幸，就要立即给予帮助。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违背规矩的情况。如果没有体谅、整洁、礼貌、守时、自律这些看二似无关紧要实则有用的公民道德，日常生活很快就会让我们觉得痛苦。譬如，我们为什么要容忍有人用喷罐把我们的墙壁、桥梁和快速铁路车站涂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学校领导和大学校长不能命令学生自己去把他们弄脏的走廊和厕所打扫干净？
我们在学校里、至迟在职业生活中会学会守时；而学会礼貌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方面，上一代人要起到表率作用；为人可靠和工作诚实更加重要，这种品德同样只有经过艰苦的历程才能习得，要经过实践磨练，要经历认同和指责，必要时还要采取拒绝态度一一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一个不诚实的人。
目前，有些公民道德遭到非议，如勤奋、守法、履行义务、忠诚。德国的专制制度曾经以恶劣的方式滥用过这些美德。无数受过上述品德教育和训练的人，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被迫执行上述要求的人事后才明白他们的人格遭到滥用。我们从这种经验中了解到：几乎所有美德都会被上司、上级机构乃至国家滥用。正如纳粹滥用了无数人的勇气一样，美德的确会遭到滥用。然而，纳粹的滥用无损于美德对于当代和未来的意义。相反，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需要基本美德和公民道德一一从义务意识到理智。理智可以帮助我们预先弄清滥用的可能性，而勇气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滥用现象。
勇气不仅是指体力过人，而且也是指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胆量。当1977年施莱尔被劫持以后，工业家埃伯哈德·冯·布劳希奇带上一整箱子钱赶往异国（和我事先给予的许可），去与一位据说是“红军派”联系人的人物接触的时候，他身上充满了这种勇气，因为此举有生命危险；此后不久，当汉斯一于尔根·维什涅夫斯基和边防大队指挥国员瓦格纳带领一组边防队员前往解救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理的飞机，并最终在摩加迪沙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同样充满了勇气，因为这种行动风险很大；当古斯塔夫·海涅曼1950年为抗议阿登纳的对外政策而辞去第一内政部长职务时，他同样也充满了勇气，因为他的辞职（以及他随后退出基民盟）可能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结束。
上述事例证明，谈到勇气，它不仅仅意味着机智过人，或者盲目的武夫之勇，相反，它首先要求权衡利弊，做出自己的判断，此后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判断付诸行动，即使遇到危险也是如此。然而，这样做完全会引起重大，怀疑。 归根到底，关键在于个人能否不顾自己的勇气多少或者撇开勇气不谈去遵从一种他所推崇或认可的基本价值。因此，汉斯一约亨·福格尔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要求不能仅仅意识到美德，而且要考虑到美德和价值两个方面。
1944年7月22日参与反希特勒暴动的人们经历过这种紧张的心理冲突。参与者当时愿意为了更高更大的目标把服从和忠诚的军人道德放到一边，放弃他们的誓言，然而，参与暴动者在下述问题上有分歧，即为了推翻独裁统治是否还要违反十戒的第五条（不要杀人），把希特勒也杀死。两种道德基本价值在该问题上发生冲突。只有靠良知才能做出决断。
在平常的生活历程中，类似的重大道德冲突几乎不会发生，但是，良知决定有时是难免的。在政治家的生活历程中，此类冲突相对多一些，也更严重一些。政治家不仅在良知面前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而且对外，即在议会、政党、选民和公众面前也要对自己的作为负责。没有良知的政治就会倾向于犯罪。
政治家理应毫无条件地保持诚实，然而，他任何时候都不能隐瞒真相，任何时候都不能撒谎吗？我想再举一个发生在施莱尔被劫持期间的例子。显然，我们当时要对劫持者制造迷惑。尽管媒体密切关注事件的经过，可我们还是连续许多天成功地封锁了一架满载边防队员的飞机已被秘密派往摩加迪沙的消息；我们还佯称愿意释放“红军派”的罪犯，给劫持汉莎航空公司飞机的人造成迷惑。事后没有人指责我们这种隐瞒真相的做法，我们的做法被认为是可取的。
实际上，当时，每天使我们的良知受到极度困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如恐怖分子占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使馆和绑架汉斯－马丁－施莱尔时一样，我们当时面临的选择或者是释放在押的谋杀犯（他们有可能出去杀更多的人），以此来拯救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的90人的生命，或者是坚持法律和法规，迫使恐怖分子不敢进行新的劫持行动。我们知道，无论怎样做，都会留下遗憾。
因此，一个政治家有时可以说谎或者必须说谎。关键在于他的政策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为此，他要事先考虑到后果，在作任何一个决定时都要保持理智一一理智也是一项基本美德。
所有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普通公民，尽管他们通常无需做出给他人造成重大影响的决定。他们在必要时也可能不得不说谎，他们也要对自己的良知负责。
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平民和执政者都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发展，我们自我设计个人生活的机会比所有过去时代的人都多，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我们的社会陷入混乱，我们的选择和机会将一去不复返。因此，我们应当坚持以下原则，即每个人都要对公共利益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他人和整体尽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的责任。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训练
我们生来具有维护自我、繁衍后代和保护自己的活动区域的天性，我们的基因让我们不宜于和平共处。我们具有本能，但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作为群居生物、作为在共同体中生活的生物所需要的几乎所有能力都要靠学习得来。如果没有教育，我们将相互争夺食物、相互排挤，必要时甚至相互杀戮。因此，我们需要各种规则一一从十戒到《基本法》，直到刑法；我们需要有人在周围直接或间接地向我们传授共同体和社会中的生活之道。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产生影响，当然并非都是好的影响。我们学习用刀、叉、勺子吃饭，学会洗澡，学习不说谎、不偷盗。在家庭、学校中，在游戏或体育协会中，我们学习各种必要的行为方式。至迟在职业生活中，我们还要学会适应、顾及他人，甚至还要学会守时和诚实。一旦我们触犯了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则，就会遭到批评、鄙视或者拒绝，有时一一尤其在小时候一一一甚至还会受到惩罚。至此，一切都还顺利，也合乎目的。
然而，如果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如果学校力不从心，如果电视、录像、电脑和互联网长时间所灌输的内容冲淡了父母和学校的教育影响，如果儿童和青少年陷于不良社会环境，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虐待，那么，不良影响就容易占据上风，社会化的行为就得不到培养。如果一个未成年人陷进某个以破门盗窃和盗车为乐事的青少年团伙，或者卷入毒品团伙，成为毒犯或犯下拥有毒品罪，或者加人强盗或光头党集团，他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而他自己也会危害他人。这时再对他进行道德和美德教育就为时已晚，于事无补了。他这时所需要的是个人关怀，然而，谁愿意做这种事呢？结果，等待他的望望是警察、刑事法官和监狱的惩治。
目前，在一些大城市的某些地区，父母和学校难以发挥足够的正面影响。许多教师已经无计可施，他们尽量把自己的工作限于根据教学计划传授知识；还有些教师片面地和肤浅地理解反权威教育的斗争口号，有意识地不给学生树立自然的、建立在修养和道德以及法律基础上的权威。以这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儿童和青少年不懂得规矩为何物。这种教育现象还有个时髦的口号，叫做放任主义。然而，无视任何权威的放任式教育不能叫做教育。
因此，过早地将班级集体分解为专科小组形式，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学生免修他们不愿学或不感兴趣的课程，是一种错误。一般说来，专科教师代替不了班主任的作用。班主任往往最了解学生，能够最及时地给予学生亲切关怀。一个好的班主任每周都有许多时间同他的班级在一起，更有机会激发和促进学生的好奇之心、首创精神、独立性、想像力和创造性，同样也更有机会激发和促进学生之间相互谦让、帮助和批评的精神。年轻人必须学会两种东西，即批评和接受批评的能力。
就传授美德而言，实践比任何理论课程都更加有效，后者只能起到补充性的作用。可是，我觉得，目前在培养教师时过于重视科学理论，而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实践关注较少。如何引导儿童的参与精神和自己动手的能力，如何唤起他们的创造性，如何培养合作精神，如何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约束，并在此后逐步放松约束一一对于所有这一切，未来的教师们只是在理论方面有所了解，还缺少对于未来教师职业的实践准备。教师的确应当向学生传授知识，因而他自己必须拥有知识。然而，教师对儿童和青少年施加教育影响的能力也同样重要。
价值、态度和美德必须通过实践经历以及榜样和表率的作用才能变成内心的东西。这一点适用于实科中学、文理中学和职业学校，也适用于大学和教会。能够背诵一些戒律和美德，在未来什么时候或许是有用的，但对青少年来说这些内容只是些词句。目前各种组织中的青少年工作在传授美德方面比抽象的伦理课程成功得多。对青少年来说，在按照教育原则开展活动的青少年小组一一它要求所有成员积极技入并具有牺牲精神一一中的实践经历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这种经验，应当认真考虑开展一次全民性的社会义务年活动。由于对内、对外政策的原因，维持男子普遍义务兵役制是迫切必要的，同样，为拒服兵役者所规定的替代性民役制度也必须维持下去。后者对社会是有益的，同时又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民役制度在大多数地方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证明，该制度也可以在青年妇女中实行。从男女平等的角度看，本来就应当这样做。如此一来，青年男子的兵役将成为普遍性的社会义务年期间的诸多义务形式之一。
社会义务年活动将使许多人体会到人间的困苦，同时也使他们体验到能够帮助他人的那种人间真情和乐趣；它还会强化义务思想，而无须专门就此去说教；此外，它还将使人们获得关于劳动这一基本价值的实践经验，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相反，如果像有些持机会主义观点的自由派人士所要求的那样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和义务民役制，将对维护社会内部团结的力量产生不利的影响，而纯粹的职业军人和雇佣军制度所可能造成的政治风险就更不用说了。
显然，关于全民性社会义务年的建议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有人甚至会把这种建议同纳粹时期的青年义务劳动军制度作恶意的比较。因此，支持上述建议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勇气。义务年活动不仅有益于教育目的，而且能够大量减少失业，甚至还可能减少青少年犯罪，犯罪毕竟与青年人失业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当然，人们未必在整整12个月中都去参加义务年活动甚至对服兵役者来说也不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军事培训。义务年活动也不需要统一的着装甚至制服，不需要对所有的人进行统一培训。此外，那些在医院和养老院服民役者的实践证明，我们不需要为社会义务年活动另设庞大的组织和官僚机构。在许多地方，人们需要更多的“服民役者”来充当助手，而社会义务年活动可以填补许多空缺，包括环境和自然保护方面的空缺。
事实上，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愿意投身于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活动。大量的服民役者证实了这一点，各种协会和教会的青少年工作证实了这一点，帮助外国人、保护纪念物、提供发展援助、自然和环境保护以及绿色和平组织和大赦国际的活动同样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年轻人还具有高度的牺牲精神。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具体的任务，并且有负责任的、热心的人主持工作，就有许多年轻人愿意为此效力。这种意愿将成为社会义务年的基础。
经验、价值和美德通过体验、榜样、表率和亲身经历得到传承。全部青少年工作都一一与其说是有意识地，还不如说是无意识地一一服务于这种传承。在这方面，成年人在许多场合不仅扮演着师长的角色，而且扮演着榜样的角色，尽管人们从表面上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在公共舞台上，我们同样也需要榜样。
在公共舞台上，我们同样也需要榜样。我的朋友库尔特·科尔伯曾经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是能够为其他人提供指导的榜样，而不是什么制订好的行为规范。”我认为不应当忽略规范，但是，我完全赞同科尔伯对榜样的呼吁。原因在于，从长期来看，政治阶层和经营管理阶层只有让其属下相信他们关注国家和国民的公共利益，他们那种基本上按照自己的设想领导国家和经济的做法才是可行的。只要他们证明自己坚持原则并富有牺牲精神，人们就会认同他们的榜样作用。相反，如果他们只是在周末讲话时谈论价值沦丧或价值转变，而没有让人觉得他们在坚持价值，他们就不适合充当榜样角色。虽然国民会忍受和选举这些政治家一一只要后者尚能在某种程度上履行其职责一一但是，国民不会感到振奋，也不会从这些政治家那里得到鼓舞。然而，如果政治家们甘愿说出必要的实话，甚至对各自所属的集团也这样说一即使这样做让他们觉得十分痛苦一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坦诚的名声，那么，政治家也能够成为年轻人的榜样。
同样，这一点也适用于医生、法律界人士、教授以及新闻和媒体人士等职能精英。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胡伯特·马克尔说过：“如果缺少为公共利益做贡献和牺牲的教育，领导人物最终将确如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经常指责的那样，充满令人难以忍受的狂妄自大和无所顾忌的气味。”谁能够对他的观点提出异议呢？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走得更远，他于1997年说道：。“进行必要改革的力量最终必然来自领导人物。”这里不仅对社会上层人物提出了道德要求、做出榜样或表率的要求，也提出了领导的要求：领导人物应当真正担负起领导职责。古罗马时期有句格言：Videant consules！译成德语意思就是：执政者要重视领导职能。
有一项重要的领导职能迄今受到忽略，那就是在学校教育和培训机构中不仅要关心年轻人的学习，维护他们的权利，对他们提出希望，还要让他们意识到对他人和整个社会的责任。
老年人不要因为少数年轻人的吵闹和犯罪行为而产生误解，对现在的所有年轻人做出否定性的总体判断。现在的年轻人骨子里完全充满
活力，与如今的中年人相比，他们对各种所谓的危险更少恐惧。恐惧心理主要存在于35～55岁之间的人群中，而生活的勇气则集中表现于青少年身上。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自己就把希望（包括政治希望）寄托于那些正当20￣25岁或30岁的人身上。
由于德国人面临着价值和道德沦丧的危险，我们必须在公众当中达成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我们需要一种公共道德。就是说：我们整个国家必须意识到转变的必要性。要想长期维护8000万国民的尊严、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那么，所有这8000万人需要拥有一种共同的秩序。而这种秩序不能单靠宪法和法律来确立，它也需要每个人负责任地行事。忽略了义务，我们的权利将无法长期得到保证；没有美德，任何一种自由公民的社会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而如果缺乏教育的现象长期持续下去，就不会再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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