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时空差异格局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纵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并非所有国家均能实现有效优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其中既有发展较好的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也有“贫民窟”式的城镇化发展国家，如墨西哥和阿根廷，还有短短几十年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韩国和日本。目前中国处于30%～70%的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30余年来的城镇化进程遗留了区域失衡、城乡差异、资源浪费等问题，新型城镇化的任务紧迫而艰巨。区域协调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大部分区域协调问题均不可避免地涉及空间格局问题。

　　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6.1%，然而全国各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却并不一致。总体看，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东、中、西部，与全国城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相比，既有共性，也有独特之处。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长三角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5.25%，长江中游城市群为45.44%，成渝城市圈为37.20%，黔中城市圈为33.00%，滇中城市圈为31.5%，若以户籍人口为计算标准，以上城市群的城镇化率均未超过35%。可以看出，受各城市群发育程度和发展阶段制约，以城市群来划分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因而需要差异化的城镇化政策。

　　从已有的成果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空间分布与演化和城镇体系建设两个方面。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带，20世纪80年代就受到重视，陆大道首先提出了T字型开发战略，以长江经济带为轴线推进国土空间开发，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此后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被提出。基于以上背景，较早的关于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研究多基于开发的角度，胡宪昌首次提到了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协调发展的想法[1]。较早的对?L江经济带城镇化的探讨同样受到此视角的影响，黄学才等阐述了三峡库区移民对三峡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却没有给出具体的论证[2]。朱英明和姚士谋等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过程，认为长江经济带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近期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非农化转移道路并重， 中长期以城镇化转移为主”，具有阶段性和地域性等特征[3-5]。2014年起，长江经济带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区域，相关研究开始逐渐增加。肖金成等从战略发展的角度提出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总体任务，包括发展核心城市，培育新的增长极、合理规划城市群和经济区、建设创新型城市等[6]。方创琳等则从城镇化空间布局的角度提出“水轴串城”、“陆轴连城”和“产业链城”的以流域一体化为主线的城镇体系布局[7]。进一步地，官华平以湖北省为例研究了长江经济带推进城镇化战略的具体实施路径，包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维护平等的社会福利安排和劳动力转移结合产业转移等[8]。以上研究沿袭了90年代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研究视角，多侧重于从空间开发的视角研究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宏观战略问题。还有部分研究则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探索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水平及空间演化等问题，如陈修颖用ESDA的方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空间分异的基本特征[9]。张超等通过城市夜间灯光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及其变动特征进行了分析[10]。还有实证研究围绕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展开，如李小帆等、刘欢等、罗腾飞等、张宇等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协调性的研究[11-15]，罗腾飞等对城镇化效率的研究等[16]。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实证研究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做出研究，但形成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化方面的研究还有所欠缺，对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空间差异格局方面的研究尚待加强。尽管朱英明等在1999年做出过直接相关的研究，但依然缺少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空间格局的相关刻画，同时，十年间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动已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且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范围也已改变，由原来的7省2市变为9省2市，因而需要进一步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时空格局展开研究，以更好地支撑相应宏观政策的制定。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1.1.1 研究的基本单位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为长江经济带，范围涉及9省2市共计11个省级行政单元，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以及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和滇中城市圈5大城市群（圈）。其中东部区域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四个地区的全部城市，中部区域包括江西、湖北和湖南的全部城市，西部区域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四个地区的全部城市。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四个地区的全部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湖北、湖南和江西的全部城市，成渝城市群包含了四川、重庆和贵州的全部城市，黔中城市圈为贵州省全部城市，滇中城市圈为云南省所有城市。现以此为基本单位，分析长江经济带户籍人口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格局。本文选取了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进行比较分析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空间差异格局，在分析城市规模体系格局时，采用的数据时2003年和201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城区人口数量，作为城市常住人口数量的替代。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1.1.2指标的选取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关于城镇化水平的衡量历来都存在争议。城镇化率和城镇人口数量是度量城镇化水平的直接标准。目前使用最多的是用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国的城镇化率。但是我国的城镇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农业人口在“市化”或“镇化”的过程中受到了户籍制度的束缚。“户口”给了在城市工作的“原住民”和“后来居民”一个身份标签，由于偏向城市的公共政策，城市中拥有“城市户口”的人能够享有更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从而造成了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及城市内部的“市民”和“非市民”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因此有学者使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我国城镇化的真实水平。

　　两个衡量指标各有优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能更加准确地描述人口在城市的集聚状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描述城乡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方面更胜一筹。本文在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水平的衡量上分别采用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以及城镇人口规模3个指标表示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水平。

　　1.2 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了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对部分结果进行了可视化处理。采用泰尔指数（Theil Entropy）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异特征，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中的Moran’s I指数测度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程度，采用Moran 散点图和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分析局部空间相关和集聚情况。

　　2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整体空间特征

　　2.1 城镇人口规模特征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发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进一步影响到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相应的城市的等级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按照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按照1000万以上、500到1000万、300到500万、100到300万、50到100万、20到50万和20万以下共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Ⅰ型小城市和Ⅱ型小城市7个等级对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进行了层级划分。

　　从划分的结果看，长江经济带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分布基本合理，但是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Ⅱ型小城市的分布相对较少；从城市人口规模层级的分布来看，主要表现为超大城市人口占比较大，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Ⅱ型小城市人口分布相对较少。整体看，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的结构主要表现为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较少，城市金字塔的“腰部”和“底部”过窄，从而形成了“葫芦”状的结构。在人口的?蛹读鞫?上则表现为超大城市的过度膨胀和中等城市及Ⅱ型小城市的快速萎缩，形成一种“两极化”的变化趋势。

　　3.2 人口城镇化水平分布特征

　　至2010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均值已经达到了44.5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均值为25.64%。以上两个数据的差异说明了一个事实：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人口迁移的过程，不仅是人口由农业转为非农业，由农村转到城市，同时还是农业人口在城市之间的迁移。在城市的分布上，长江经济带既包括了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也包括了诸如景洪这样的边陲小城，人口在这些城市之间的流动势必会塑造长江经济带新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因而有必要先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和空间差异展开分析。

　　通过GIS可视化技术把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城镇化水平直观地表现出来，并寻找和探究其中的规律。图1和图2为2000年和2010年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代表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图，展示了这两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反地势”和“圈层”分布特征。如果把长江经济带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则对于城镇化水平东部〉中部〉西部。同时，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表现出较小的差异性，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圈和滇中城市圈表现出首位城市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城市圈内部的差异性较大的特征。

　　从2010年和2000年两个时间节点的比较看，2010年长江经济带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升，上海、武汉、重庆等大城市的上升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四川西部，云南东部和北部变化不大。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变化趋势上可以发现人口向区域内部首位城市和大城市迁移的集聚趋势。2010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同2000年相比变化却并不显著。除上海、杭州、合肥、南昌、武汉、长沙、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等省会城市具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外，其余城市略有提升，但变化并不明显，这也表明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实际上能够真正享有城镇化成果的人口增加并不明显。但是依然可以从长江经济带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中发现东部和中部城镇化发展水平逐渐超过了西部。

　　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的横向比较上看，2000年和2010年长江经济带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均高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两者的差距要比2000年大，这表明从2000年到2010年，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随时间变得更为凸显了。统计上的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一趋势。表2展示了2010年和2000年长江经济带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并给出了比较他们均值的t检验值。可以发现对于长江经济带的五个城市群的均值检验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假设检验，且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差异要比西部的几个城市群大，说明了户籍制度的限制使那些人口迁入多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极化了，并且随着迁入人口的增加，也就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些城市内部的不均衡性增加了。

　　4 长江经济带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类型 　　为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水平区域间的差异，分别计算了2000年和2010年长江经济带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泰尔指数，并按照东、中、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和滇中城市圈分解，计算每一区域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表明，无论从常住人口看还是从户籍人口看，自2000年到2010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变小了，意味着各城市间的城镇化水平的差异缩小了。但从各分组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来看，基于常住人口和基于户籍人口的统计标准结果不一致。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统计口径的差异分解显示，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分组看，城市内部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东部减少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各分组之间的差异却显著增加，由24.63%增长到了39.71%。这表明东、中、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内部却有“俱乐部”趋同的趋势。按照城市群分组计算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差异得到了大幅的减小，成渝城市群、黔中和滇中城市群内部的差异有略微的缩减，但是变化不明显。同时几个城市群之间的差距大幅增加，由20.50%增长为37.11%，这也表明了城市化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有些区域得到了大幅增长，而有些区域却表现不佳。

　　用户籍人口城镇化计算得到了不同的结论。按照东、中、西部分组的结果看，东部地区城市间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减少了，中部和西部的差异增加了，而且西部增加的要比中部的大。同时，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变小了。按照城市群分组的计算结果看，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和黔中城市群内部的差异均减小了，滇中城市圈内部的差异略微增加。同时，各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差距增加了，由15.64%变为21.97%，表明几个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有所增加。由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没有过多地考虑外来迁入人口的影响，因而更多是本地人口增长水平的折射。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泰尔指数结果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差异并不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实际上近年来能够享受城镇化发展成果的流动人口并不多。

　　户籍人口差异和常住人口差异之间的差别同样验证了以上观点。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泰尔系数相比，考虑了流动人口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泰尔指数在各地区分组或者各城市群分组内部的差异更小，说明各区域内部人口流入水平相近，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开始趋同，但是在分组之间，也就是东部、中部和西部或者各个城市群之间，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显著增加，这暗示了流动人口向东部集聚的事实。

　　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和各个城市群之间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以及内部贡献特征同各区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核心―外围经济结构中，龙头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同周边城市的关系不同，主要体现在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上。当前者大于后者时，表现为要素向省会集聚的趋势，造成城乡和区域不平衡，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会增加；当扩散效应大于集聚效应时，首位城市的生产要素向周边溢出，从而城市间经济发展趋同，表现为城镇化水平差异的缩小。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受所处区位和对外开放程度不同的影响，首位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城市是我国最早的改革开放城市之一，市场化程度较高，同时“苏南模式”的城镇化模式也使得生产要素在区域内部得到了较好的配置，城镇化水平差异不大。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实行，东部沿海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部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和西部的成渝城市群作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区，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同时，由于首位城市的集聚效应不同，导致了中西部城市非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协调性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不同。

　　5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空间集聚与演化

　　5.1 空间分布及演化趋势

　　?榻?一步研究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空间集聚和扩散效应，分别计算全局Moran’s I 值和LISA值，并通过Moran散点图分析空间分布和演化趋势。表4显示了2000年和2010年长江经济带及其内部各个城市群城镇化水平的全局Moran’s I值。长江经济带整体人口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集聚现象，但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集聚趋势要远大于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表明人口明显集中向一些地区流动。同时，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全局Moran’s I 值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口向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明显。但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圈和滇中城市圈的全局Moran’s I 值没有通过检验。从人口流动数据来看，成渝城市群、滇中和黔中城市圈实为近年来的人口流出地区。如用城市常住人口减去户籍人口作为一个城市净流动人口的代表，2010年重庆市净流出人口430万，毕节市净流出180万，资阳市净流出136万，昭通市净流出61万，为劳务输出大市。2010年，上海市人口净流入800万，苏州市净流入400万，杭州市净流入182万，武汉市净流入140万，成了人口流入大市。尽管略显粗糙，但依然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趋势，从2000年到2010年，西部城市的人口在向东部城市集聚，并且这种趋势随时间加强了。

　　接着采用Moran散点图来分析。Moran散点图根据空间单元属性值所处的不同象限把空间相关分为HH、LH、LL和HL四种类型，通常采用时空跃迁测度法来进一步刻画。时空跃迁可以被分为四种类型：类型Ⅰ为空间单元属性值仅在横轴上的变化，包括HHt→ LHt+1，LHt

　　→ HHt+1，LLt→ HLt+1，表示仅仅为省域自身的跃迁；类型Ⅱ为空间单元属性值仅在纵轴上的变化，包括HHt→ HLt+1，LHt→ LLt+1，LLt→ LHt+1，HLt→ HHt+1，表示仅仅是相关空间临近单元的跃迁；类型Ⅲ为空间单元属性值同时在横纵轴上的变化，包括HHt→ LLt+1，LHt→ HLt+1，LLt→ HHt+1，HLt→ LHt+1，表示某空间单元和其邻居均发生跃迁；类型Ⅳ表示空间单元保持相同水平，包括HHt→ HHt+1，LHt→ LHt+1，HLt→ HLt+1，LLt→ LLt+1[17]。 　　从2000年和2010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Moran’s I散点的跃迁类型看（表5），大部分城市处于Ⅳ型跃迁，即城镇化空间关系没有太大的改变。其次，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看，部分中西部城市发生了I型跃迁和Ⅱ型跃迁，约占总数的6.92%。表明中部和西部常住人口城镇化集聚发生了变化，部分城市由流入型变成了流出型，部分城市由流出型变成了流入型。但户籍人口的I型跃迁城市主要为东部和中部城市，约占总数的5.38%。约8.46%的城市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和约11.54%的城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发生了Ⅱ型跃迁，同样以中西部城市为主。约3.08%的城市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和约2.31%发生Ⅲ型跃迁。从总体的跃迁结果来看，2010年中部和西部的城镇化集聚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为进一步明晰各个城市的空间演化特征，采用LISA集聚图的形式分析2003年～2012年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类型。可以发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集聚显示出了大致相同的趋势（图3、图4）：从2000年到2010年，长江经济带的东部形成了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类型区，西部（西南部）形成了“低低”集聚类型区， 2010年的集聚度比2000年显著。不同的是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集聚程度更为明显。可知城镇化的高水平集聚同区域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是高水平城镇化集聚的地区。这同城镇化的本质是分不开的，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受到区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引领的。长江经济带东部沿海区域是我国最先开放和发展的区域，?^域经济和现代化水平较之西部城市更为发达，因而也是城镇化高高集聚的区域。对于西部城市，存在着两方面的因素制约着其城镇化高水平集聚区的产生：一是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不足导致推动城镇化的力度不大，二是受地势影响，部分西部城市环境脆弱，不适合人类集聚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集中开展。

　　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的分析可知：从整体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有集聚的趋势，但是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西部和各个城市群之间的城镇化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形成了城镇化水平差异分布的空间格局，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有“俱乐部”趋同的趋势。从各个城市城镇化水平的跃迁和局部集聚效果来看，在长江经济带的东端形成了城镇化水平显著的“高高”类型集聚区，在西端形成了显著的“低低”类型集聚区。

　　5.2 影响因素分析

　　在分析城镇化的集聚现象时，通常可以按照“物以类聚”的思路来寻找不同集聚类型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从而找出决定落后地区加快提升城镇化水平的条件。在理论分析中，可以发现工业化是推动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但考虑到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特征，农民在向第二产业转移的同时还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样能够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同时，根据现有研究，另一个推进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是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市场的活力得以进一步迸发。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的对外开放程度不同，受政策和区位影响，东部区域对外开放早于中西部区域，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更完善的市场和更发达的经济吸引了更多的人口向该区域流动，因而会具有更高的城镇化水平。可见对外开放程度同样会对区域城镇化产生影响，在此使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另外，还需要考虑的两个因素是区域的工资水平和户籍歧视程度。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和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表明，区域工资差异是推动人口在区域之间迁移的重要因素。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市场中，较高的工资构成吸引人口向本区域流动的最直接的推动力，但是区域的竞争又使得那些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区域同样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并推进他们进一步提升城镇化率。而户籍歧视的存在，则对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构成了制约，户籍歧视越重的区域，这种制约显得越明显。

　　6 结论与讨论

　　空间格局的形成是要素流动与空间摩擦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说是空间效应的直接表象。新经济地理学把影响要素流动的因素分为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第一自然指的是自然地貌、气候、文化因素等，第二自然指的是由于高工资或收入、知识外部性、劳动力池、技能提升、市场潜力等因素引致的集聚力，以及城市的交通拥堵，高房价、环境污染等引致的分散力。另外会对空间格局产生影响的还包括制度因素，如不同的区域政策差异，以及我国的户籍制度等[18]。对于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不同城市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导致了城市的职能和经济分工的不同，同时与现有港口的经济距离直接制约了地方的开放进程，并进一步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的集聚力和分散力造成了不同城市对人口的吸引，从而影响到人口发生流动，并通过因果循环累积进一步强化；最后，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从而造成在城市体系上大城市数量不足。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空间格局表现为以城市群为单位，在城镇化水平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趋同和差异的格局。总的来看，位于东部的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城市分工的空间格局要优于位于中部的城市群，又优于位于西部的城市群，在带状经济体上形成了“三段五圈”的差异性城镇化水平的分布格局。以上格局的形成是“点―轴”理论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上的重要体现，在人口迁移和集聚的进程中，先是形成了经济增长和人口集聚的中心点，以长江经济带若干省份的中心城市和直辖市为代表，接着不同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形成沿长江干流的城市群网结构，同时不同中心城市之间相互竞争，长江经济带整体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最后随着中心城市扩散力的进一步加强，终将形成区域一体化的城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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