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思想文化方面：明代出现了社会批评思想家李贽，明末清初之际出现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民主启蒙色彩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戴震等。李贽处于明朝封建社会结构发生强烈变化的时代，他的进步思想集中体现为，在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敢于冲破人们对封建思想的绝对迷信，提出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主张，粉碎了孔子神的地位，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强烈反对用德礼，政刑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行为。他这种反对等级限定，要求平等和发展个性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批判主义特征，这是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真实反映，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和进步意义。黄宗羲的杰出贡献在于他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提出了“君主应以天下利益为重，而不能只为自己经营。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优乐”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

　　农业方面：农业生产的进步首先表现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上。在明代耕地面积的基础上，到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逐年增加。顺治十八年为五百二十六万顷，康熙二十四年为五百八十九万顷，康熙六十一年达到了八百五十一万顷，到雍正三年达到了九百万顷。随着耕地面积的逐步拓展和人口的增加，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中期，农业的生产水平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一时期，农民的家庭生活与生产同市场经济的联系十分频繁。对市场利润的追逐，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闽浙地区推广了双季稻，岭南地区出现了三季稻，产量大幅度提高，可达到每亩三石到五石的收成。由于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了新大陆，并完成了环球航行，整个世界出现了物种大交流。这时，新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也从外部世界引进到了中国。这些农副产品的出现，极大地改善了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状况和生活生存条件。这一时期的棉花种植已经遍及全国各地，由于经济作物的利润较高，人们都把此作为投资对象。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普遍推广，精耕细作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使用雇工的现象日益普遍。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中期，雇工与地主之间的雇佣关系逐渐向货币性的契约关系转变。这种新型的剥削方式反映了这时期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存在。

　　手工业方面：我们可以从明朝小说《醒世恒言》中寻找到当时手工业发展的蛛丝马迹，小说中有一对施复夫妇，他们居住在苏州盛泽镇，拥有一台织机，还养了几筐蚕，靠缫丝织绸过日子。他们织出的绸缎色泽润泽，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人们争相购买。不到十年，施复夫妇就添置了三四十台织机，雇人织绸，成了大机户。像他们这样发家的大机户不胜枚举，这说明当时的手工业已经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农业式的手工业作坊十分兴旺。明朝中后期，冶铸业、陶瓷业、纺织业、采矿业等都有了快速发展的趋势，尤其是纺织业，纺织行业中机户和机工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具体体现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按质与量受钱。这种机户与机工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体现了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性质的关系。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改变了对工匠的直接剥削方式，明朝成化年间规定：轮班匠不愿意当班者，听其出银代役。嘉靖四十一年规定：班匠不许私自赴部投当，一律以银代役，每人每年纳银四钱五分，称之为“班匠银”。班匠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有利于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到清朝顺治三年规定：免直省京班匠价，并除其匠籍。这样匠户完全摆脱了政府的人身束缚，从而为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才，增加了劳动人手。

　　商业的繁荣：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明清两代的商业十分繁荣。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陆，长江沿岸，珠江沿岸等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四方商贾云集，货色齐全，都是有名的商业市镇。由于经济作物种植不断扩大，农产品的商业化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江南地区的农村市镇也十分活跃，从而催生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新型市镇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新的转折点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伴随着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货币职能逐渐由贵金属银子来承担，这是适应商品经济迅速和健康发展需要的结果。明朝嘉靖、隆庆两朝仅广东市舶司每年收取的关税和外商租地税就达二百万两银子。明清两朝，出现了许多财力雄厚的巨商。商业资本的发展也使商人的足迹遍及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影响无所不在，商人不仅控制了产品的销售市场，也控制了生产的原料市场，成为产销中介。这种商业资本的活动，仅差一步就变成了产业资本。如果变成了产业资本，那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社会了。

　　赋税制度的变化：一五八一年，明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针对当时的赋役制度存在的弊政，推行了一条鞭法，这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这次改革既是对当时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和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现实的认可，又为改革后人民离开土地到处流动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为城镇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资源。到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实行了摊丁入亩，从此，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以人口为科征根据的丁役制度基本上被废除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愈益松弛化。从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到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赋税制度的变革极大地推动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由是可知，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中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思想意识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家庭手工业从为本地市场提供产品，转变为为外地市场甚至外国市场提供产品，进而引发了人口的极大流动，催生了赋役制度的变革，使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大流动催生了一大批新兴的工商业成真的诞生，商业资本向手工业领域渗透，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所有这一切史实足以证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中期，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经过了长足发展的封建性农业大国，统治者始终坚持以农为本，重本抑末的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观念，中国的资本主义的胚芽发展的十分缓慢和不均匀，甚至到清朝中后期又实行所谓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了，失去了发展的大好机会。

　　作者：李同芹 来源：学校教育研究 2016年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