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唐朝规定京城民居商用都不得起楼，这体现了坊市制度的严密性。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增加，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和原有的空间结构逐渐被突破。这种突破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立体空间的扩展，表现在民居和商用打破不得起楼阁的规定，尤其是商用起楼，使都城具有了更大的容纳量和吞吐量，也具有更大的弹性。本文重点探讨了唐长安和北宋东京在立体空间扩展过程中的变化和特点。
关键词：唐宋都城流动人口
由唐入宋城市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都市空间的扩展。空间的扩展无疑增强了都市的吸纳力，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空间的扩展至少具有三维（向）性：一是外延的扩展，以城关为中心或枢纽，以城内主要大街通过城关连接城外的重要官道，使都市的实际区域逐渐向城外扩展，即形成“大都市”（不以城墙为界限）；二是城内封闭式的坊市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为“打墙侵街”、“接檐造舍”等，这是不改变城内空间的情况下，扩大现有平面空间的利用率，增大城内的弹性和流通性，属于内涵的扩展；三是立体空间的扩展，即在占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楼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率，以增加商用和民用宅舍使用空间。外延的扩展和坊市制度的突破，学者们已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立体空间的扩展在唐宋城市变革进程中的轨迹以及所起的作用，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一、唐代都城民用和商用起楼的限制和反限制
（一）民用住宅起楼的限制与反限制
唐朝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基础上严格规划的都城，按规定京城民居商用都不得起楼，体现了坊市制度的严密性。但上述规定越来越不适应官民生活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高宗时期，河间王李孝恭子李晦“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候晦言曰：‘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迫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其楼。①”李晦拆楼并不仅仅因为为人谦和谨慎，而是有明文规定民宅不得起楼，以免“临视人家”，造成不便，所以不得不拆。
权贵宅第违制建造从武则天以后更为严重。“武后已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②，如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竞起第舍，以侈丽相高，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③。长宁公主下嫁杨慎交时“造第东都，使杨务廉营总。第成，府财几竭，乃擢务廉将作大匠。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卫故营合为宅，右属都城，左俯大道，作三重楼以冯观，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置酒赋诗”④。一些权臣也肆无忌惮，如许敬宗“营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马其上，纵酒奏乐自娱”⑤，杨国忠“构连甲第，土木被绨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①，元载“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市宇宏丽，冠绝当时”②，这其中长宁公主所筑“三重楼”和许敬宗造“连楼”，是明确起楼的记载，其他第舍是否起楼不清楚。刘蕡曾上书云：“臣前所谓‘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请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车服。禁人金银珠玉
锦绣雕楼不蓄于私室，则无荡心之巧矣。”③可见私室起楼禁而不止。
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六月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等，……有奏：……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近者或有不守敕文，因循制造，自今以后，伏请禁断。”④可知士庶公私第宅起楼阁依敕当被“禁断”。但如没有人阻止，李晦的楼也就继续存在下去了。可以想见，权贵起楼应不是个别现象。
权贵的追求奢侈，竞相起阁雕楼，对都市的发展从整体空间上看，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负面的，这些负面作用到北宋以后就看的更清楚了。
五代后唐时，“庄宗常择高楼避暑，皆不称旨。宦官曰：‘今大内楼观，不及旧时长安卿相之家，旧日大明、兴庆两宫，楼观百数，皆雕楹画栱，干云蔽日，今官家纳凉无可御者’”⑤。可知旧时长安卿相之家所起楼已颇为壮观。
（二）商用建筑起楼的禁令与突破
商业区的商业用房突破不得起楼的规定，是唐宋城市变革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市区内商用起楼早有先例。杜宝《大业杂记》记载洛阳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牙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⑥可知隋代洛阳城市区已有楼阁群，但不见有禁令的限制。唐朝对商业性质的楼阁则有明文限制。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80年）六月一日敕：“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市人家，勒百日内毁拆，至九月二十日，京兆尹严郢奏：坊市邸店旧楼请不毁。”⑦说明在大历年间，坊市邸店起楼已是普遍现象，且屡禁不止，所起楼以商用为主，是时兴建颇盛。所起楼阁，不论商用抑或民居，在大历年间仍在禁止之列，但是起楼之风显然是越来越盛。在城市人口数量与城市空间容量形成突出矛盾后，这个规定就无法执行了。
唐人有不少对楼的描述，长安以外的其他城市，包括东都洛阳在内，并没有严格实行商业不得起楼的禁令。当时人的诗文中关于楼的描述很多是营业性的酒楼、倡楼。⑧唐人笔记小说有关于长安酒楼的描写，都是在市区，坊区有酒肆，未见起楼阁。①
《逸史》曾记载李君赴进士举，路遇一白衣人，因相谈甚为融洽，特为李君写了三封信，“甚急则开之”。他以久未及第，“欲罢去时”，开了第二封信，信中让他“可西市鞦辔行头坐”，于是便遵照而去，“至即登楼饮酒”。②《虬髯传》记载了虬髯客与约李靖交往的故事，在李渊父子其兵以前，他曾约李靖入京一见，地点是“马行东酒楼下”③。文中提到酒楼楼下可栓牲口，楼上可饮酒、下棋，还设有柜房，代客保管钱等。唐代风俗马行设酒楼，“作为行头所在地，并用作看验商品质量、谈论价格、商定买卖以及签定契约的场所，实际上具有行市的会馆以及交易所的性质”④。《续玄怪录》载：杜子春在长安西市东门得一老者资助，于是“乘肥衣轻，会酒徒，徵丝管，歌舞于倡楼”，一二年间，三百万钱挥霍的“稍稍而尽”。后又得资助一千万钱，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⑤。此处的倡楼未写明地点，看来与西市有关。酒楼也是进京举子进士的聚会场所。“天宝中，进士有东西堋，各有声势，稍伧者，多会于酒楼”⑥。
唐人诗文中多处提到“倡楼”“青楼”，看来营业性的建筑起楼比较普遍，但长安的楼主要应在市区。
都市的发展，常住人口的增加，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的增加，拓展都市有限的空间才能解决发展问题，原有不得起楼的规定显然已滞后于都市发展的现状。学者对唐长安人口数量的估测，存在着很大分歧，我认为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大约在一百万左右⑦，且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超过大多数学者的估测。大历十四年下敕毁拆邸店楼阁的理由仍是“临视人家”，连京兆尹也出面奏请“坊市邸店旧楼请不毁”，说明都市在发展的压力下，已不仅限于平面空间的扩展，开始冲破禁令向立体化发展，上文所录大和六年禁断起楼阁敕也可见一斑。
①《旧唐书》卷六0《河间王孝恭传附子晦传》，第7册，第235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有关规定详见后文。
②王谠《唐语林》卷五，第182页，古典文学出版社标点本，1957年版。
③《资治通鉴》卷二0九，第7册，第662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版。
④《新唐书》卷八三，第12册，第36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⑤《新唐书•》卷二三二上《奸臣传上》，第20册，第6338页。
①《旧唐书》卷一0六《杨国忠传》，第10册，第3245页。
②《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第10册，第3411页。
③《旧唐书》卷一九0下《刘蕡传》，第15册，第5075页。
④《唐会要》卷三一“杂录”，《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0818本，第6册，第575页。
⑤《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第3册，第767页。
⑥《续谈助》卷四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0272册，第93页。
⑦《唐会要》卷五九《工部尚书》，第0822册，第1037页。同书卷三一《杂录》太和六年六月敕，改“市”为“视”，俟考。
⑧《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载：“与弟行简、从祖弟敏中友爱。东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为之传。”（第14册第4304页）《全唐诗》卷二四李廓《长安少年行》：“游市慵骑马，随姬入坐车。楼边听歌吹，帘外市（集作莺）花。”（第2册第328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同书卷九九张柬之《与国贤良夜歌二首》：“柳台临新堰，楼堞相重复。窈窕凤凰姝，倾城复倾国。杏间花照灼，楼上月裴回。带娇移玉柱，含笑捧金杯。”（第4册第1067页）卷一0六郑愔《春怨》：“曲中愁夜夜，楼上别年年”句，第4册第1108页；卷一一六孟浩然（一作张子容）《长安早春》“草迎金埒马，花伴玉楼人。”（第4册第1178页）卷一一八孙逖（一作沈佺期）《和上巳连寒食有怀京洛》：“红妆楼下东郊道，青草洲边南渡桥。”（第4册第1195页）扬州这类南方商业发达城市，诗人的描述就更多了，如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全唐诗》卷三0一，第9册第3430页）等等。
①前所述酒肆主人因李晦住宅有楼临视己宅而希望拆撤，可知酒肆未建楼阁。
②《太平广记》卷一五七“李君“条引，中华书局标点本，1961年版，第4册，第1130页。
③《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虬髯客“，第4册，第1447页。
④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东京酒楼、茶坊和集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第320-321页。
⑤《太平广记》卷一六“杜子春”条引，第1册第109-110页。
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0289册，第1页。
⑦学者们对唐长安人口的估测，存在着很大差别，最高估测数达180万，见严耕望《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估测》，《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最低是40万，见郑显文《唐代长安城人口百万说质疑》，《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我的估测见《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三）园林风景区的楼群
园林或风景区建楼阁似乎并无限制，尤其是主要风景区往往与宫城、市区和居民区有一定距离，没有“临视人家”之忧。如曲江池，皇家园林，偏于东南郊，被诗人誉为“万顷繁华地”⑧。唐文宗“好为诗，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思复升平故事，故为楼殿以壮之”⑨；白居易《曲江》诗“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楼台在花杪，瓯鹭下烟中”⑩；韩愈《同水部张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诗“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⑾；韦庄《长安旧里》诗“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⑿；崔颢《渭城少年行》吟道：“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江边。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⒀”可见，曲江风景区，各官署建楼堂馆所是没有限制的，朝廷往往还鼓励各官署在曲江建造楼堂馆所。①
唐长安曲江风景区的楼群、北宋东京城郊风景区楼群和南宋西湖沿岸楼群在性质上又有区别。
风景区的园林楼馆与都城发展平面空间的拓展是有直接联系的，与都城向立体空间的发展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间接关系是有的。这些风景区往往成为城市的延伸，如果说唐的这种延伸还主要集中在城区和郊区的曲江池，到北宋东京，这些风景区就扩展到“百里无闲地”，以外城城门所贯通城内外大道为主轴，从城门延伸至城郊数十里，而且其功能已不仅仅是风景娱乐区了，更多地兼有娱乐和商业性质。南宋临安，城外西湖沿岸已经成为人烟稠密的集风景、商业和居住区于一体的繁华区，临湖楼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如诗人所咏“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②，且以私人住宅和商业性楼馆为主。史家所言“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③，其繁盛与唐长安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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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子兰《悲长安》，《全唐诗》卷八二四，第23册，第9289页。
⑨《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本纪下》，第2册，第561页。
⑩《全唐诗》卷四六二，第14册，第5260页。
⑾《全唐诗》卷三四四，第10册，第3864页。
⑿《全唐诗》卷六九九，第20册，第8042页。关于曲江风景区的变迁，可参见王双怀《唐代曲江风景区的变迁》，载《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1999年。
⒀《全唐诗》卷一三0，第4册第1324页。
①《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本纪下》，第2册，第561页。
②周煇：《清波杂志》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74册，第24页。
③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塌房》，《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标点本，1957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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