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我国农村户用沼气工程网络建构与生成

　　[中图分类号]X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40-05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农村户用沼气建设是缓解能源危机、控制环境污染、发展生态农业的有效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开始大力发展农村户用沼气工程。据统计，2003―2012年，中央政府投入专项资金315亿元、地方配套139亿元、农民自筹464亿元，共计918亿元用于农村户用沼气工程建设。这些举措带动了农村户用沼气工程的“大跃进”增长，全国户用沼气池保有量从2000年的848万户上升到2014年底的4183万户。在国家政策与资金的支持下，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户用沼气池保有国[1]。

　　虽然政府在农村户用沼气建设方面投入力度很大，但效果一直备受争议。数据表明，全国废、病池比例高达15% ，局部村或村民组甚至超过50%，即使建成后前一两年尚好的沼气池，也会日益变差，甚至出现废弃现象[2]。如此巨额的投入除带来保有量的巨幅增加外，并未带来设想中的各种变化，各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弃用现象[3]。农村户用沼气遭遇弃用的尴尬引发不少专家学者的反思。学者的调研思考为政策决策部门提供了智力支持，2015年4月13日，国家发改委与农业部联合下发特急文件《2015年农村沼气工程转型升级工作方案》，通知各省区市抓紧申报农村沼气工程投资计划，中央拿出2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规模化大型沼气项目。至此，中央在农村沼气的发展方向上做出了改变，不再力推户用沼气项目。

　　围绕农村户用沼气工程建设，国内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研究范围涉及工程技术领域、生态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领域包括农村沼气工程的发展历程、各省区的发展现状、建设模式、存在问题等多个方面，研究方法涵盖计量工具模型的运用、影响因素分析、效益评价等。上述研究均是从外部解析农村沼气工程的成败得失，鲜少考虑农村沼气工程运作的“黑箱”。农村沼气工程涉及技术和社会两个层面，是二者的有机融合。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把农村户用沼气工程涉及的对象按照技术或社会属性进行归类，把农户、政府、技术服务提供者视为人类行动者，沼气、发酵原料、沼气技术、配套设施、经济效益、生态环境等归为非人类行动者。不同利益取向与行动方式的各方参与者把农村沼气工程结成了一个强大的“无缝之网”。本文以ANT为依托，考察农村户用沼气工程网络建构过程，揭示沼气技术在农村发展的运作逻辑，为厘清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农村户用沼气工程的行动者网络构成要素

　　以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卡隆（Michel Callon）、劳（John Law）为代表的巴黎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研究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们遇到的微观与宏观、内部与外部问题，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一研究纲领。该理论为研究社会、技术工程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

　　ANT的核心主张由广义对称性原则（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和问题转译（problem translation）三个概念组成。广义对称性原则要求对称地处理技术与社会、宏观与微观、认识与存在等二元事物，平等地对待人与非人类力量在技术工程中的作用。拉图尔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与行动者网络构建技术“黑箱”的实践活动同步建构的，而不是排除在技术黑箱之外。行动者是指凡在社会技术实践活动中“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4]的均可称为行动者，可以是“个体的或者民众的、拟人的或非拟人的”[5]，既可指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技术人员，也包括给予科学技术活动提供支持的人与社会组织，还有科技活动中使用的自然物、人工物、资金支持、政策法规、科技文献等。行动者网络并非指行动者之间的简单叠加，也不同于信息技术领域中的网络，而是“异质行动者建立网络、发展网络以解决特定问题的一个动态的过程”[6]，是一种描述联结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转译过程把行动者结成网络。所谓转译就是指“由事实建构者给出的、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的人的兴趣的解释”[7]184。换句话，转译就是行动者通过磋商、谈判努力把自己的问题转换成其他行动者的利益与问题，使其他行动者加入到行动者网络联盟中。

　　转译通过问题呈现（problematization）、征召（enrolment）、利益赋予（interestment）、动员（mobilization）与异议（dissidence）[8][11]等五个关键环节来实现。问题呈现借用卡隆的话来说就是，“你们想的即是我们所想的，你们要支持我们的研究，与我们结盟，这样你们才可能获得你们所想的东西。”[9]也就是说核心行动者把其他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并为他们指出实现利益的途径，进而结成行动者网络联盟，这样，核心行动者的问题就变成了其他行动者目标实现的“关键通行点”（Obligatory Points of Passage，OPP）。利益赋予的目的是通过各种策略与设施，强化问题呈现过程中其他行动者的兴趣，通过转译把他们纳入行动者网络，即征召。动员就是指倡议者作为行动者网络的“代言人”，通过向其他行动者发出“指令”，行使自己的权力，确保网络运行稳定。异议则是指网络中的不同行动者不认同“关键通行点”，致使网络出现坍塌或解构，成为网络运行稳定的障碍。通过五个转译环节形成了由不同异质性要素结成的行动者网络。 　　农村户用沼气技术作为现代科技系统研发的产物，它需要的不仅是科学技术的支撑，还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农户的接纳与采用，更需要市场的产业化运作和配合。正如ANT理论所主张的，农村沼气工程的推广与发展是对诸多行动者力量与利益转译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构成农村户用沼气工程的行动者网络包括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两种力量与存在。政策制定者与采纳农户是最核心的人类行动者，其行动的建构还涉及基层政策执行者、科技开发人员、技术服务人员、沼气产品相关生产企业等行动者主体。人类行动者的主体作用通过一定的载体―非人类行动者来实现，沼气技术、政策文本、资金、发酵原料、沼气产品、配套设施、农户需求、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等非人类行动者通过人类行动者的代言与解说，在二者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中共同发挥作用。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依据各自所处的现实情境，解构或建构着沼气这一技术产物，在时间维度中诠释着自身的行为。从ANT视角看，农村户用沼气工程在推广过程中把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诸多因素编织到行动者网络之中，这些异质行动者相互关联、相互磋商，通过循环往复的转译，决定着沼气工程的社会运行。

　　三、农村户用沼气工程行动者网络的转译过程分析

　　在确定了农村户用沼气工程行动者网络的核心行动者之后，我们参照卡隆提出的转译过程五个关键环节，具体分析不同的异质行动者是如何被转译和定位于农村户用沼气工程行动者网络之中的。通过转译过程，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在新的网络中依据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承担的功能、身处的地位与追求的利益进行重新界定与排序。只有通过关键通行点，才能满足核心行动者所关注的利益。

　　（一）农村户用沼气工程推广过程中的问题呈现

　　问题呈现是农村户用沼气工程行动者网络形成的第一个阶段，每个参与其中的行动者都面临着所要克服的障碍与困境，要成功地完成转译过程，各行动者都要努力跨越各自的障碍。在农村户用沼气工程行动者网络建构中，各行动者追求的目标与要克服的障碍见图1。

　　图1 农村户用沼气工程行动者网络的行动主体及关键通行点（OPP）

　　从各个行动者的出发点来看，中央政府发展农村沼气，可以借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新农村建设。这里，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核心行动者，它利用沼气技术网络了基层政府、农户、科研人员、服务人员、沼气设施企业等多个异质行动者，它的作用是负责制定政策、出台规划，推动基层政府执行政策，召集科研人员解决沼气技术难题；地方基层政府在农村沼气工程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民对沼气的认同支持，他们的目标是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沼气建设任务；对于农户来说，沼气技术是一个有别于“农民本身的生计系统及能源消费结构”[10]的新系统，由于农民缺乏实际的操作技能和使用沼气的经验，因此科技研发人员要克服的主要障碍就是保障沼气技术的成熟性、适宜性与可靠性。对于沼气技术来说，能否为农民接受和使用，要突破的障碍就是农户和其他能源消费品（如电、煤、液化气等）的经济性、便利性、可得性等方面的比较。综上，各行动者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农户真正地使用沼气技术。形式上讲，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沼气工程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已有很大进展；但实质上看，沼气工程行动者网络能否形成，主要责任并不取决于政府，而在于农民自身。“农户作为自身行为的主体，任何外在干预事物唯有真正纳入农民的生计系统中，才能最终为农民所接受，获得可持续的发展”[10]。

　　（二）农村户用沼气工程推广过程中的征召

　　在农村户用沼气工程异质行动者网络中，必须赋予每位行动者可接受的任务。首先，中央政府征召了地方基层政府、科技研发及服务人员、农户，制定政策、出台规划、推出沼气科研项目及国债补贴项目等系列工作。如中央为农村户用沼气的补助设立了一个标准：“西北、东北地区每户补助1200元，西南地区每户补助1000元，其他地区每户补助800元”[11]。其次，地方基层政府招募了农户、技术服务人员参与沼气池的建设与维护。为鼓励农户建设沼气池，除中央政府的补贴外，省、市政府还有相应的配套补贴；为保证沼气工程的正常运行，基层政府建立了一整套包括省级技术实训基地、县级服务站点、乡村服务网点、农民沼气服务人员在内的沼气技术服务体系。最后，进一步游说其他行动者，如沼气配套设施生产企业要生产出合格的沼气灶具、沼气压力表、沼气输送管道、沼气脱硫器等系列产品，这是沼气技术被农户接受的必要条件。为保证沼气配套产品满足农户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要制订质量标准，保证产品质量。这又是核心行动者征召的重要举措。沼气技术要真正完成从实验室走向农户家中的过程，沼气设施生产企业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三）农村户用沼气工程推广过程中的利益赋予

　　利益赋予就是指“在潜在的行动者间建立起一种利益机制，也是核心行动者用来促使和稳定其他行动者依约扮演各自角色的手段”[12]。在农村户用沼气工程转译过程中，中央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赋予地方基层政府的“潜在”利益是拿出配套资金与措施推广农村沼气的使用。尽管从长远看，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但短期内地方政府看不到它的收益。上级政府与沼气用户之间的沟通桥梁是基层政府执行者，他们推广户用沼气的目标在于完成上级分配的指标任务，衡量基层政府政绩的标准是沼气池的建设数量，这直接影响着地方基层政府的工作理念。这种“压力型体制”迫使基层政府更关注农户沼气数量，至于农民使用沼气与否不在他们的任务范围内。至此，沼气技术系统的价值被隐性化，中央赋予地方基层政府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很好地实现。中央政府赋予沼气农户的利益本应是最显性、最直接的（如建设沼气有政府补贴、沼气是清洁能源等等），但户用沼气设计之初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农户生产生活系统不断弱化、农村老龄化、空心化严重、农村散户养殖减少等问题，致使农户的利益变得隐性而渐渐消失。综上，农村户用沼气工程推广过程中的利益赋予环节并没有很好地聚合行动者的利益，才会出现“农村户用沼气遭遇弃用的尴尬”。 　　（四）农村户用沼气工程推广过程中的动员

　　利益赋予环节出现了问题，就会直接影响动员的成功。按照卡隆提出的五个转译环节设想，只有顺利完成这个阶段，才可能建成一个成功网络。在农村户用沼气行动者网络建构中，核心行动者―中央政府依据传统行政管理手段，形式上看是成功动员了地方基层政府、科研技术人员、农户、沼气配套设施生产企业。但实质上，只有科研技术人员被成功地动员了，因为沼气技术转译环节中，利益赋予最成功的受益者是科技研发人员，政府拨出专门的项目经费用于沼气的研发与技术难题的突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科技攻关计划项目解决了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适用性问题，如针对不同气候的地区、使用不同的原料开发出了低温产气技术、秸秆高效生物转化与催化合成制取的“生物合成气”等技术。即使是以实现盈利为目的沼气设施（沼气灶具及配件等）生产企业，也因农户使用沼气的数量不稳定，难以实现追求利润的目标。致使核心行动者动员沼气设施生产企业加入联盟的行动面临极大挑战。建构行动者网络，仅有行动者有限的参与难以结成紧密的联盟。

　　（五）农村户用沼气工程推广过程中的异议

　　农村户用沼气工程行动者网络中存在着异议，这些异议使得网络产生了变化的动力。户用沼气的推广中，中央政策制定者和地方基层政府执行者各自存在的障碍与追求的目标仅有形式上的统一性，缺乏实质上的一致性，二者的行动者地位不对等，利益关系不好界定。仅从户用沼气本身的设计来看，其初衷是为“实现农户生计系统自身各种要素的循环持续利用”，但现实情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性使得农户系统逐渐发生着变化，单纯的户用沼气使用越来越需要在原料和使用上合作，需要因地制宜，系统互动性的考虑实施”[10]。农户面临着原料来源、技术运行、产品消费比较差异等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其作为最重要的核心行动者出现异议就会影响网络的稳定性。“如果行动者在网络运作过程中不能获得必要的利益，原先的网络可能会重构甚至瓦解。”[13]针对户用沼气工程行动者网络已不能适应变化的事实，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网络取而代之，那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大中型沼气来替代户用沼气的不经济。

　　四、结论与启示

　　农村沼气生态系统是一个集生物生产、农民生活、社会发展于一体的复杂聚合体。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户用沼气的发展规律与运行逻辑，向人们揭示出以下启示：

　　首先，农村技术工程的形成与演化，与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建构农村技术工程行动者网络，拥有不同利益取向与行为方式的行动者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网络的形成。因此，针对自上而下推动的农村技术工程，应充分发挥农民的能动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切入农民生产、生活系统出发，改变农民生活习惯，尊重农民话语权，让农民主动接受与采纳新技术，方可建构成功的网络。如电动自行车在农村的迅速普及就是例证。也就是说，政府在推动技术创新系统时，既要重视技术本身的转型升级，也要关注社会因素在技术推广中的作用。社会创新如果不能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单纯地夸大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力量，都会影响网络的顺利建构。

　　其次，农村技术工程的顺利实施要靠强大的异质行动者网络来推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性使得技术的推广并不完全决定于技术的优越性，而要看核心行动者所建构的行动者网络联盟是否坚实。在农村户用沼气政策制定与执行中，政策制定者靠行政指令推动整个网络的运行，看似建构了一个强大的网络联盟，但这种实施体制忽略了农户现有的生计系统，仅把农民作为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忽视农民核心行动者的作用，缺失沼气市场与产业化的长期培育，那么表面上建构起来的看似强大的行动者网络极易坍塌或解构。因此，农村技术工程网络联盟的建构者，必须转译所有参与的行动者，调动一切有用资源，共同构建行动者联盟，逐步扩大网络的影响，实现政策的设计初衷。

　　最后，问题转译是建构农村技术工程行动者网络联盟的微观机制，它也是联结网络的基本方法。转译使得各类行动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特殊问题（像科学预算或单孔模型中的问题）现在被稳固地与更大的问题（国家的存亡、汽车的未来）联系到了一起”[7]198。农村户用沼气技术虽有国家直接推动，但问题转译过程中没有真正把农民的兴趣调动起来，使得转译并不成功。但后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禽畜养殖场大中型沼气工程，不仅为养殖企业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还取得了较好的能源、环保、生态等多重社会效益[14]。这表明养殖企业正是通过不断的问题转译，把沼气技术与国家发展战略、行政压力下的地方基层政府、农户、科研单位等行动者联系在一起，才有了强大的网络联盟。也就是说唯有对沼气工程实施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的变革，发展大中型沼气，才是政策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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