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劳动探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变迁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新锚点

　　距离沈原教授在新千禧伊始提出“中国社会正处于两次大转型的交汇点上”不过10余年，我们便切身体会到历史脚步的匆忙。这个颇具冲击力的新时代先是在全球范围内高调亮出了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创业创新、大数据等招牌吸睛，然后在各种黑马、独角兽可想而知的衰退与破灭中使世人惊愕，最后在中美对峙、逆全球化的浪潮下给全球经济以重重一击，将就业水平带至冰点。你我都能体会到庚子年的这股戾气：数字识别等新技术为生活提供便利，但也带来隐私的丧失与监控手段的普遍化等焦虑；生物医学技术将人们带到了基因编辑的新时代，但却对新型冠状病毒一筹莫展……世纪之初的瑰丽泡沫眼看越飞越远。伫立在历史长河边，我们切切实实地见证“沉舟侧畔千帆过”：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归途仍未明确、制造企业中的技术升级尚未完成之际，大批劳动者已经撇下现代工厂这只“巨兽”，以网红、快递小哥等新身份、新面目，投入“勇敢的新经济”中了。今时今日，学者们无疑又陷入一种对未来与未知的焦灼与不安之中。人当然“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后浪与前浪真的身处同一条奔涌的“河流”吗？世界到底变了吗？如果真如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或汉娜·阿伦特等先贤所揭示的，劳动不是明日黄花，而是人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人类社会存续的依托，我们又当如何把握历史的脉搏，理解令人炫目的“新工作”与那个似乎一直都在的“本质”之間的新关系呢？

　　19世纪早期，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提出了对现代社会本质的精辟见解，为世人拨开历史的迷雾、树立光明的灯塔。但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变迁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锚点”：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等学者在“二战”后革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制造剩余”和“吸收剩余”的角度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滞涨现象；戴维·哈维（DavidHarvey）等学者在冷战结束后提出了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为理解资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的跨国流动与弹性积累提供了可能。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移动互联等新技术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与交往方式，带来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模式的翻新。在这种情况下，以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Mosco）、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Murdock）等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从数字时代的劳动、劳动者与劳动关系特征人手，揭示了资本增殖的隐秘“新”逻辑，为我们理解人类在数字时代的境况设立了一个新的“锚点”。

　　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数字时代的劳动状况提供了哪些新认识？我们又如何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分析当今世界的变迁呢？在2017年到2020年4年间，姚建华副教授将该领域的代表文献引介到国内并编纂成册，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在这个困惑、彷徨的庚子年，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赋予人们洞察资本主义世界变迁的智慧与勇气。

　　二、数字时代的积累、劳动、支配与抗争

　　劳动与工作构成社会科学研究者理解人类存在状态的重要视角之一，而技术则是其探寻社会变迁的首选切入点。莫斯可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写道：“数字世界的下一步革命可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之前的互联网。这是因为新的技术带来了三个强有力且相互联系的系统：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数字技术将数据存储和服务集中于数字化工厂，用以处理由网络传感器收集的来自生产部门、受众、消费者，乃至身体的海量信息，打破与改变了曾经的商业模式和组织模式。那么数字技术时代的资本积累模式是怎样的呢？技术变迁对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新影响？这便是这套丛书所要回答的问题。笔者则将其归纳为积累模式、劳动控制、产消合一、组织抗争这“起、承、转、合”四个议题。

　　（一）“起”：积累模式的转变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今天的人们与其前辈仍在同一条历史之河中踏浪淘金。资本积累仍然源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三种途径：贸易、租金与劳动。但是，在当下这个被网友称为“羊毛出在狗身上，猪埋单”的时代，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转变：贸易不再是依托远洋航海的殖民贸易，而是通过对他人知识产权进行占有与销售或通过售卖互联网中的免费内容而获益的信息贸易；租金亦不仅来自土地或房产，而且源于网上空间——广告代理商支付给社交媒体、企业支付给搜索引擎、店家支付给平台、用户支付给媒体网站等；随着生产与消费界限的模糊、劳动与娱乐边界的打破、雇员与雇主身份的消弭，信息时代的人类劳动亦嬗变为生产出“数据”“内容”与“信息”的数字劳动与无酬劳动，这些“无形产品的生产者”便是“数字劳工”。

　　当然，数字劳工并非铁板一块。一方面，就像物质生产者能够分为技术专家、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一样，数字劳工既包括控制了创新过程的特权精英，也涵盖在“众包”这种新型组织方式下进行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自我理性化的IT工程师等中层软件开发者，还囊括大量在诸如富士康等电子制造企业或在呼叫中心提供售后服务的非技术工人。与工业劳动不同的是，不同等级的数字劳动之间，因物质收入与劳动强度的极化状态，存在着一个结构化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技术、性别与劳动关系的问题在数字时代变得更为错综复杂。知识经济与数字劳动虽为女性提供了终身学习的机会和更多的职业选择，但她们在工作生活中仍受制于一个脱胎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性别秩序。

　　综上所述，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在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了理解数字劳动的三个奠基性主张：资本积累与工作岗位的分散化；劳动产品无形化与劳动无薪化、数字化；基于“数字鸿沟”与性别秩序的劳动极化。这为我们理解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现象提供了理论根基。

　　（二）“承”：劳动控制的翻新

　　在撒切尔与里根携手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下，欧美政府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推行去管制化政策：放松对私有领域、市场和劳动的监管，不断推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改革，减少对社会福利、公益事业的投资与关注；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实施新保守主义政策，对进步工会进行压制与打击，并借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以离境外包工人替代本国正式雇员。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带来了文化领域的重大变化：媒介传播模式从社区服务模式转向了资本主义商业模式；媒体关注点从监督利益集团、提升社区能力等公共议题转变到天气、运动、娱乐等内容；文化产品则从严肃的深度调查转化为琐碎的趣事报道。

　　在媒介产业发展模式与技术手段转变下，新闻生产中的劳动控制亦发生了新变化：其一，基于关系与责任的控制、面向独立生产者的市场控制等新策略开始被媒介资本家们用来获取剩余劳动；其二，在反思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概念与执行分离”下的“去技术化”命题的基础上，马特·卡尔森（MattCarlson）指出，新技术对媒体劳动的影响是复杂的，数字化的人机交互虽加大了劳动者的工作量与压力，但也推动了个性化表达、削弱了新闻权威；第三，“剥削是一个动力学的概念，它将敌对与抵抗联结在了一起”，虽然文化公司试图通过控制文化产品的发行、流通、占有作者版权而获取利润，但劳动者也会主张更大的自主权与创造性，劳动者抵制形式也会更加多样化。

　　可见，工作与劳动显然是一个在数字技术基础上，段位不断提升的斗争场域。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剥削一积累”“控制一反抗”辩证关系的新变化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强调数字劳动的变动性与复杂性：反抗与自主性有可能巩固既有秩序；而特定的支配手段亦为劳动者的解放提供了可能。

　　（三）“转”：产消合一的出现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产和消费就借由“自助”的概念而捆绑在了一起：那些在麦当劳自取食物与酱料、在汽油站自助加油、自己动手组装宜家家具的消费者都是“产消合一”的“生产性消费”者。而在数字传播时代，游戏模组爱好者、粉丝、玩家、乐高数字设计师、脸书用户等在线消費者也成为重要的劳动者，为增添网络内容、创新游戏设计动脑出力。他们在兴趣、社交、合作、自我表达等闲暇娱乐名义下，成为新型产消合一者。

　　需要注意的是，传播生产领域的资本积累逻辑完全不同于工业领域，而“受众劳动”是理解该逻辑的核心。媒介企业、广告公司乃至工业企业的盈利与收视率紧密关联，传媒企业交换价值的实现则依赖于“无偿占用”受众的空闲时间、使其观看额外广告，在这个意义上，受众收看节目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受众劳动”。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受众劳动不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成为网络内容的生产者、大数据所需信息的提供者、在线社区的建设者等，人类的创造力被彻底地商品化。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生产与消费、工作与闲暇的边界消失了，传统生产者、传播资本、广告商、消费者、受众劳动者集中到了同一个网络平台。受众劳动的异化程度因其创造性、自主性的增加下降了，剥削率则因受众范围扩大而得到了显著提升。此时，传播资本的剩余价值变现能力与资本积累速率也是前所未有的。

　　（四）“合”：组织抗争的转变

　　劳动关系的核心在于劳动协商、利益协调与权力博弈，新的劳动方式和劳动群体呼唤着新的协调策略。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新劳动群体是如何维护自身利益的？数字劳工的组织方式又遭遇了什么新挑战？这套丛书的最后一册《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通过对“全球南方”ICT代工厂劳工与数字产业中高技能不稳定劳动者两个群体利益组织化策略的分析，回答了上述问题。

　　支撑着ICT产业大厦的是位于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全球南方”地区的低薪劳工。为了将分散于全球各处的产业链底端工人组织起来，以集体谈判的方式改善其雇用条件，美国、荷兰、瑞士、墨西哥、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劳工组织进行了跨国联合，通过会议、共同科研项目、社会运动、案例合作等不同方式，发起了“全球电子业劳工及环境倡议运动”。而“世界工会联合会”“马奎拉团结网络”等跨国劳工组织则通过动员消费者、组织物流行业工人、与社区组织或者环保运动联手、制定《电子产业行为准则》等策略，改善全球电子业工人的工作生活环境。

　　此外，北美地区自由撰稿人、视觉特效师、电子游戏开发者等高技能劳动者则通过更为灵活的方式表达自身诉求。其中，行业协会、职业协会、代理机构等自组织，因为更强调与出版商、编辑、工作室等雇主方的合作，致力于帮助劳雇双方搭建沟通桥梁，且更符合推崇独立性、灵活性与自我激励等价值观的高技能劳动者的精英特质，而成为更受欢迎的组织模式。但是，从美国视觉特效师的抗议活动来看，这种以平台为依托的行动模式虽然有助于表达不满、赢得关注、获得同情，但很难从根源上改变相关行业从业者作为不稳定劳动者的结构性的劣势地位。在当下，传统福特主义的工会组织方式已然无法适应新变化，职业组织又过于保守而难以解决劳资关系中的本质性问题，但符合技术精英特质的行会化工会组织尚未发展起来。欧美数字劳工将如何面对“下一代互联网”的冲击仍不甚清晰。

　　今天，笼罩在全球劳动者头上的阴云愈加沉重。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先地位和新世纪领导权的重要筹码，但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阻止全球经济衰退、解决全球就业危机呢？丛书的回答并不乐观。换个角度看，各方资本在挖掘智能财富上的眼光相当一致，但吃相并不好看。西方国家为了在瓜分“全球数字产业剩余”的蛋糕上获得更有利的位置而大打出手，不惜点燃了政治经济逆全球化的导火索。正如书中所言，新技术既能作用于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再生产，也为开辟全球新秩序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实际中，它带来的主要是争端、摩擦与混乱。全球资本主义的革新往往以改善工作状况为名，但承受着革新之痛的，却依然是普通劳动者。

　　三、从社会学角度入手深化数字劳工研究的三个方向

　　传播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的积累、剥削、劳动、抗争等概念出发，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情境下的数字劳工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但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取向较强，在分析上呈现强纲领性的特质，直接将西方理论置于中国实践之上可能有失妥当。那么，社会学能为我们在中国情境下深化数字劳工研究提供什么可能呢？接下来，笔者将从“支配一反抗”“社会整合”与“技术与解放”这三个问题意识出发，探索深化数字劳工研究的路径。

　　（一）在社会嵌入性中探索多元化的“支配一反抗”逻辑

　　虽然支配与反抗关系是劳动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但将二者看作不证自明的“社会事实”显然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如何洞悉中国数字产业中更多样化、隐秘化的支配与反抗关系呢？“嵌入性”是一个不错的着眼点。社会学者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在本地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之中的，因此我们往往需要借助社会文化才能理解经济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支配—反抗”关系亦不仅为抽象资本对剩余的欲求所影响，而且嵌入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机会结构与历史传统之中。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建筑业中的欠薪现象时就发现，包工制与传统社区的人情法则、计划经济时期公社大队兑现工分的历史习惯结合在一起后，才形成了对工人的强大支配力。

　　关系的嵌入性、政治嵌入性、社群嵌入性是分析中国数字劳动中的“支配—反抗”关系的三个人手点。第一，所有的经济活动必然嵌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但数字传媒业中的“关系”使用策略与建筑行业是完全不同的。“人们与同事在一起工作，与工友在一起劳动，与朋友在一起娱乐。形塑合适的关系是正确劳动的前提与必要条件。”笔者在对媒体实习生的研究中发现，在不存在血缘、亲缘、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情况下，综艺娱乐节目管理者能够通过日常关心、礼物交换、聚餐等“关系工作”方式，打造出符合娱乐性劳动需要的“老师”“朋友”或“战友”关系，继而构成对媒体实习生的文化性支配。第二，经济活动还嵌入由国家政治体制所决定的政治机会结构中，中国数字劳工的支配模式亦因此呈现出与欧美国家不同的特征。以服务人工智能的数据标注劳动为例，在劳动者组织化程度高、劳工运动压力较大的西方国家，数字企业往往使用诸如亚马逊土耳其人（AmazonMechanicalturk）等平台以众包的方式将标注工作分散到各处，以降低劳工组织化的潜能。而在强调社会治理的中国，数字企业则在产业扶贫、社区扶贫政策下，与地方政府、工会、学校、社区组织等进行合作，构建起将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的工厂化数据标注模式。第三，经济活动还嵌入社会群体的交往、互动与文化之中，这使中国数字劳工的“支配一反抗”关系具有了更隐秘的逻辑与多元的面向。比如，中国的游戏私服提升用户体验的方式与欧美正版游戏公司不同。前者的策略主要是提升游戏人气、增加玩家数量。这时，私服老板往往通过“利诱”的方式将部分玩家发展成家族管理者，使后者在“内部人”特权身份与公司绩效考核的双重激励下，努力投入游戏中。同样是“玩工”，如果支配了欧美游戏开发者的机制是“工作的游戏化”，引诱了中国“家族管理人”的机制却是“游戏的工作化”。

　　综上所述，如果将劳动过程看作一种形塑了劳动主体的操演，不同的社会情境便有不同的话语逻辑与询唤方式，“支配一反抗”关系则会被折射出不同的颜色。面对着五光十色的数字劳动状况，社会学者还需要践行扎根理论的要求，暂时悬置已然发展成型的理论或盘踞在脑海中的假设，并采取过程性与历史性的分析视角，以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探查人们在不同政治、社会、文化中的差异性劳动实践。最后，在将实践知识与既有理论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推进并深化已有理论的分析逻辑。

　　（二）从生产关系再生产角度探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未来

　　迈克·布洛维（MichaelBurawoy）在《生产的政治》中写道：“我们以生产开始，但必须以政治结束”。劳动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因为它受到了国家、市场、社会等因素的直接影响，而且是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环节。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数字劳工研究来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逻辑，并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在挑战进行判断。而以下两个研究议题值得研究者继续探讨。

　　第一，如果说在欧美国家，人们以创新且更难觉察的方式掩盖并获得剩余价值，不断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那么在中国情境下，人们经由数字劳动，再生产出了怎样的生产关系呢？笔者发现，在市场领域，“娱乐至死”的逻辑在不断蔓延，媒体实习生、自由撰稿人和受众劳动者的实际境遇与他国差异不大，资本逻辑借此得到了强化；但在体制内，地方政府将数字技术用于社会治理中、事业单位将“掌握数字技术”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多面手”的重要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劳工再生产出的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双轨”体制。那么，在数字时代，如何提升劳动者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的主体地位，是极为重要的议题。

　　第二，从不稳定无产者的劳动状况反思中国社会整合面临的巨大挑战。欧美学者曾围绕中国不稳定无产者的社会影响进行过一次争论。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语境下，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不仅意味着劳动者丧失了正式的工作、稳定的收人，而且意味着其社会安全感与社会政治能力的丧失，成为三和大神似的寄生虫；还有学者指出，中国不稳定无产者之所以难以汇聚成为“阶级”，是因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是分割的。所以，简单认为中国的劳动者缺乏社会参与能力是不甚合适的。上述看似相左的观点实则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议题：中国的社会建设尚未充分回应该群体的实际需要，社会发展速度还没有跟上时代前行的脚步。那么，我们如何通过技能培训、社会赋权、文化赋能提升其能动性，又如何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劳动关系革新、劳动法规升级，构建出涵盖数字劳工群体的社会整合新模式呢？显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在人机交互的数字技术下探寻劳动者的解放

　　技术哲学研究者强调，我们不应再采用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来理解技术，而应将技术看作人类本身的特性。“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则指出，技术本身亦是由行动主体所建构的，符合社会需要的技术才能获得更好的应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应仅将劳动者看作被技术操控的对象物，还应从变迁的视角出发，将其看作不断认识、习得技术，并与技术进行持续互动的主体。这时，我们能从以下两方面人手，继续推进数字劳工的研究。

　　其一，从个体工作历程的视角切人，探寻劳动者在其生命历程、劳动历程的不同阶段，与数字技术存在的不同关系。技术和管理方式在不断变迁，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与阅历的增加，劳动者也在告别曾经的自己，重塑着自身与数字技术的关系。在ICT代工厂有过不幸遭遇的工人，在其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虽在日复一日的流水线工作中被技术支配，也曾借助微博的力量，通过在互联网上出售手工拖鞋努力重建生活，还通过数字技术与障碍者构筑起彼此支持的网上社群，共同探寻生活的方向。那些经受过洗礼的工人，并不会放弃劳动，而是成长为积极向上的劳动主体。

　　其二，从群体行动逻辑入手，探索劳动者作为技术应用者，是如何改变数字技术发展趋势的。管理学者与数字技术的开发者往往在“产校融合”和“纸变钱”的项目中，发现五花八门的数字程控或管理系统因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合，而无法得到应用。当然，做出否定姿态的往往是普通劳动者——他们根据自身物质与非物质利益的变化、技术与制度、文化的关系、技术对其劳动带来的改变等要素进行判断，决定是为新技术的使用提供方便还是设立障碍。在一些国有工业企业中，具有较高技能的劳动者不会被动地服从“机器”。他们在使用数控机床进行生产时，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核心技能与工资制度上，以提升自身在数字技术情况下的讨价还价能力。

　　解放，意味着将社会行动主体从任何物质性、制度性、文化性、感知性的异化与桎梏中释放出来，使其恢复觉知与能动性，并在将自我命运与他人命运乃至社会命运紧密关联之时，迸发出自己的力量。但解放也并非永恒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生过程，劳动者可以通过个体性、群体性和社会性的行动，在各种情境下以相异的方式破除束缚。

　　余论

　　20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全球政治经济态势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学者如何像赖特·米尔斯（WrightMills）所呼唤的那样，将个体漂泊不安的处境、焦虑迷茫的感受与宏观的时代变迁联系起来进行理解呢？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了一条从技术变迁至资本积累，再到劳动境遇和集体行动的分析路径，以探讨个体劳动与资本主义发展间的复杂关系。“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收录了传播政治经濟学派的重要文献，探讨了信息时代的价值与积累、数字劳工的劳动方式与特征、产消合一状态下的玩工、信息产业的劳动关系四个理论议题。同时，它通过对数字劳工、创造性劳动、无薪劳动、受众劳动等概念的使用，重新对劳动剩余、资本积累、社会不平等议题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资本的剥削性与全球劳动分工并未因数字时代的到来而被颠覆，而是以新的方式得到了再次巩固。技术与劳动之间存在着复杂交错的关系，与新支配模式相生相伴的是劳动者的新行动模式。

　　展望未来，在中国情境下，研究者或许可以从三个方向人手，继续深化数字劳工研究。第一，打开数字工厂的黑箱，从数字资本主义的隐秘核心——劳动过程中，洞悉更多样化、隐秘化的支配与反抗关系。第二，从中国数字劳工的实际处境出发，探讨不稳定无产者未来会走向整体堕落还是阶级团结，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我们如何通过劳动关系的革新，形塑新的社会整合模式。第三，从技术与劳动者交互关系对传统劳动关系的挑战出发，探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情境下，如何消除劳动异化、使劳动者在劳动中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