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模式的演进与创新

　　现代技术创新发轫于资本主义社会萌芽期，在剩余价值驱使下，技术创新日益成为资本家的自觉行动，进而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群体行为。生产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生产组织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可以说，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贯穿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其内涵随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形态变化而改变。生产组织模式内涵的转变，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资本主义历史分期中特定资本主导下的技术创新演进的逻辑。

　　一、资本主义早期的商业革命引导了以手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

　　漫长的封建社会严重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地理大发现，新的世界市场孕育出巨额的商业资本，它不断侵蚀旧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基础，并最终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如何巩固新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唯一的手段就是加快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此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主要是脱胎于封建社会手工业技术，加快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只能改变生产组织形态，即只能通过空间整理改变生产组织的空间布局，但生产组织模式的演进，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历程。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产组织形态通过商业资本的主导，历经多次嬗变,从包买商制度、简单协作和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到有机的工场手工业，最后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厂制度等。这种由“商业资本”与“手工业技术”共生的社会金融与技术结合模式，加速了生产组织模式创新，推动了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

　　1.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培育了作坊式生产组织模式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直在缓慢地发展，在自然经济的夹缝中托起这块“飞地”的就是封建行会手工业制度。封建行会手工业制度最初是农奴为逃避封建领主的剥削和压迫逃入城市结社而形成的,它的进步性体现在自然经济中保存了商品经济的火种。反过来，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也将其历史局限性镌刻在封建行会手工业制度,即严苛的等级制度和繁琐的陈规陋俗上。在封建行会手工业制度下，生产组织基本形态是封建社会的单个生产作坊，主体包括行东（匠师）、帮工和学徒，他们之间等级森严。每个作坊规模受到严格限制，仅几个人而已。匠师手工技艺秘不外传，具有相当神秘性。为了抵御内外部的竞争，他们结成封建手工业行会,这样就造成单个生产作坊经营缺乏自主性，“中世纪的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转化为资本家，限定一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因此，封建行会手工业制度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适应简单商品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所固有的缺陷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造就的世界市场，为商品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外部条件。它一方面迫使封建行会手工业制度解体，随着行会手工业制度的瓦解，独立生产、自主经营的家庭式作坊数量开始增加，生产呈现出离散状原子化形态;另一方面殖民贸易形成了一个拥有雄厚货币财富的商人资本集团,从而吹响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崩溃的挽歌。然而，尽管殖民贸易的掠夺性质使其能够获得货币财富，但它终究是植根于流通领域。可见，这种财富积聚方式难以持续。商人资本要想不断获得货币财富，就必须控制生产,这就是包买商制度的历史前提。商人资本对生产的涉入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最初封建行会手工业者集生产销售于一身,随着商人资本的介入，销售业务就从行会中分离出来,并统一由商人资本承担，这就是包买商制度。此后，包买商的职能由单纯地包销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过渡到为其提供原材料和工具。随着小生产者的独立性日益丧失，其依附性则在不断增加，与此对应，商人资本由此获得商业利润以上的部分产业利润。然而，由于生产方式依然是分散的家庭式作坊，商人资本还没有直接控制生产过程，一方面它借助货币运动不断摧毁着旧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它又寄居于封建作坊生产，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新生产方式的产生。

　　孤立分散的生产组织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组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存在广大失去生产资料的自由无产者;二是存在少数掌握巨额货币财富的新兴贵族。这是建立新生产方式的两个因素。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恰好造就了这些前提条件:一方面，它迫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两相分离，人数众多的农村贫民、帮工、学徒以及破产的行东等，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变身为雇佣工人。另一方面，资本原始积累也造就了少数富商巨贾。他们积极介入生产领域，加人到包买商及大作坊主队伍，共同扩张作坊生产规模。由此，封建式作坊就转变为早期的资本主义作坊。界定封建作坊向资本主义作坊转向的特征不在于它们物质技术基础的差别,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简单协作。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简单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端，即，“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因此，简单协作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3]这种劳动社会化的形式基本上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早期阶段。作为社会化的劳动组织方式,简单协作较之之前的分散生产具有较多优点。例如，生产资料共同使用节省成本开支，社会化劳动创造的集体力、社会交往提高工作效率，等等。尽管基于简单协作的资本主义作坊生产组织创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工场内部分厂的缺位导致它难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它不得不让位于符合新形势需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场手工业。

　　2.生产的分工与协作革新了工场式生产组织模式

　　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张，产品商品化程度也在日益提高，这迫切要求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空间上极为分散的生产方式，存在非生产劳动消耗较大、市场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从而难以满足世界市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即使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已经将许多劳动力聚合在一起，完成了由个体劳动力到社会集体力的历史转变，但是，这些劳动力还只是简单凑合在一起，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等有机依存关系。为此,强化劳动过程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提高生产过程的连贯性就势在必行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来临，是通过“先合后分”两种方式，完成了两种不同的生产分工体系。

　　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地理上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存在交易成本高昂，生产可控性差等弊端。在这种现状下，资本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将手工业者集聚在一个开放而狭小的场地里进行生产，这种生产组织被称为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首先进行的就是“合的过程”，即“制品或者是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装配而成……那里局部工人在一个资本指挥下进行直接的协作。”[2]397’398这种方式属于混成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尽管由作坊生产转变为工场生产，但它依然没有改变生产的技术基础，即工场手工业生产还是建立在手工业生产者之间分工的基础上，还是依靠先前的技艺诀窍。如马车工场中的马具匠、油漆匠等，他们以前是作为市场上独立的手工业者制作相应的马车部件，现在只是集聚在工场内生产马车相应的部件。当然这不仅是单纯工作地点的改变问题。实际上,空间距离上的改变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非常大,它体现资本权力的行政命令取代平等主体间的市场交易。混成的工场手工业运作模式也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从而相应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而资本权威的上升，同时也意味着手工业者独立地位的下降。空间距离变化减少了非生产时间或无效时间。混成的工场手工业通过这种“空间消灭时间”的方式，加强了生产过程的连贯性，加快了资本循环和周转的速度,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尽管混成的工场手工业造成劳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然而，由于它的技术基础没有发生改变，资本并没有从实质上控制劳动,进而控制生产过程。因此，在混成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生产方式必须继续蚁变，通过一个较之前相反的“分的过程”来进一步加强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制品要经过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不断地由一个人之手转到另一个人之手，由一个过程转到另一个过程。”m398’399这种生产方式被称为有机的工场手工业，它建立在手工业生产者内部分工的基础上。尽管其生产方式的物质技术基础仍然是依靠人力的手工业，但这种生产方式一方面异常简单,如制针工场，先前独立制针手工业者必须完成所有操作，现在仅需完成某个单一操作即可;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又异常复杂,操作工序名目繁多庞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有机生产体系。由于工场所固有的开放模式增加了手工业者之间的社会交往，这为瓦解技艺诀窍提供了可能性。而资本想方设法确立自己权力的动机又为劳动的单一化提供了必要性。这种生产方式使手工业者进一步丧失了独立性，从而使其对资本的依附程度不断加深。反过来，由于它缩短了不同操作工序之间的空间转换，节省了大量非生产时间，这种生产方式又获得了由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高效率。至此，有机工场手工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态。

　　3.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需要衍生工厂式生产组织模式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以及海外市场的拓展，工业品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按工场手工业这种组织形式组织生产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换言之，也就是生产能力跟不上需求的步伐。当然，工场手工业生产组织中由于实现了场内分工，再加上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奴役剥削和统治，工场式生产组织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种生产组织形式难以摆脱场域开放空间结构所带来的缺陷，因而极大地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由破产小生产者和农民组成的雇工队伍同时还存留很多旧生产方式的痕迹，难以适应或不适应工场生产方式，从而产生了诸如对待工作随意、懈怠，在工场里面串岗、嬉闹等问题。这些忤逆资本权威的行为在工场这种开放的空间秩序中得到纵容放大。开放无序的空间组织结构难以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有效劳动纪律，并给予劳动者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对抗资本压迫的机会,从而在工场中滋生了庞大的非正式组织。这些非正式组织与企业正式生产组织目标不一致，两者经常发生冲突。而这种组织模式，难以通过技术手段完全实现对劳动的全程监控，因此，这种工场式生产组织又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效率也难有明显的起色。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加强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就必须打破旧生产组织的空间架构，从空间上将劳动者相对隔离，从而压制工场中非正式组织的活动，形成严格的劳动纪律。工场手工业生产必须转向，形成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它叫作工厂”。⑴319应运而生的工厂制生产组织，就空间形态来说，就是以空间分割为主要手段,协调不同种类的工人进行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相对于开放空间的工场而言，工厂制生产组织的主要特征就是工厂内部空间架构的相对封闭，而封闭性又使资本居间的协调成为必要，这无形中提升了资本对劳动的权威。事实上，工厂式生产组织综合了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两者的优点。首先，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结构使得劳动操作简单划一，工厂厂房形如蜂巢,生产工艺流程秩序井然,工厂还下设车间、工段、班组等建制，这种空间结构模式切断了生产者之间的攀谈和串岗等无组织纪律行为。隶属于特定组织的劳动者都具有完全固定的岗位设置，封闭空间造成他们心无旁骛。生产者不断地重复单一的工序操作，熟能生巧也导致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其次,由于消费者对产品功能性要求不断提升，产品的复合程度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工厂组织架构日益复杂,导致部门林立且条块分割。而要将这些车间、工段和班组串接勾连起来,形成一个协调有序的工厂生产体系,资本的居中协调越发重要。资本按照工艺流程的具体要求，完善工厂制度,形成劳动纪律，责任到人，形成对劳动的全方位监控，防范劳动者消极怠工,从而加强了资本独裁的权力。

　　工厂制生产组织不仅从空间上奠定了资本对劳动的权威，确立了一套科层制管理体制，为后来的高效的工厂生产创造了前提。工厂制度的意义而更在于，它造成了一批只会单一操作的技术片面化的工人。先前的有机的工场手工业则创造了生产上专用的劳动工具，这两者的结合为机器大规模的应用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只有非人化的机器大生产才能真正确立资本的统治地位，促使工人实质上隶属于资本，因此，巩固工厂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在于机器大生产。

　　二、资本主义成熟时期的产业革命促进了以现代化机器体系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商品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消费基础不断被削弱。政府的缺位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挤压，这种挤压又反过来侵蚀了消费市场。劳资利益的对立兼之资本主义的生产的严重过剩，最终导致1929?1933年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危机的根源是私人投资绝对过剩。要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高效且可控,顺利推进产业资本积累则势在必行。然而,此时资本积累遭遇以手工业技术为基础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下的现实制约,因此必须颠覆旧的技术基础，建立新的机器生产体系以快速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这就要求改革工厂的生产过程管理，其实质就是借助机器生产中应用科技的必然性和稳定性取代生产者主导的手工业技术的不确定性。在产业资本主导下，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历经了三次大的转变，即泰勒制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福特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和丰田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这种由“产业资本+机器体系”相结合的模式推动了以生产过程创新为特征的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促进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

　　1.生产过程控制技术成就了泰勒制生产组织模式

　　通过生产组织创新，以封建社会末期破产的农奴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纷纷“离土进厂”，资本主义市民化进程不断加速推进，不断变迁的生产组织创新最终演变到工厂制生产，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整理基本完成。为夯实资本主义工厂制的物质基础,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机器化大生产为之提供了技术保证。就社会化大生产而言，机器体系与工厂制生产形式之间是天作之合。当资本主导下的机器体系接管了生产，资本主义开始迈人一个新的阶段--管制资本主义阶段。它内在要求资本主义社会运转有序，而这又必须先使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细胞的工厂内部有序，由此，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控制也就被提上议事日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新的生产过程控制方式--泰勒制应运而生,[4]这种生产组织模式首先在美国以及某些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而后普及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泰勒制是因应旧式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经验主义而产生的。在旧式生产过程中，一线作业工人身兼二任，既要进行具体的生产操作,又要思考操作方法。所有这些都完全依靠工人个人的经验，并且这些经验和技艺相对封闭，不为外人知晓。这种单纯依靠经验进行生产的方法是非科学的，资本家并没有能够真正地控制生产过程。美国工程师泰勒在1881年揭开了对生产过程进行科学分析和控制的帷幕。他改革了工人一身二任的现象，将劳动和管理分开，一部分工人专门从事具体劳动，成为完成执行职能的劳动者;另外一部分工人专门从事计划管理工作，成为完成计划职能的管理者。这种创新分为“一破”、“一立”两个阶段。

　　首先，就是删繁就简的所谓“破”的阶段。具体来说，管理者将劳动者中身体最强壮、技术最熟练的某个工人从所有从事同一工种的工人中遴选出来，将其工作分解成尽可能简单的基本动作，然后使其紧张劳动，记录并分别测算出他完成每一个基本动作所需要的时间,再按照这些动作所需完成的任务的必要性给予分析，保留必要的基本动作，剔除或改进那些不必要的或者繁复冗余的动作，从而确定完成这些基本动作的最好、最快的方法，这是一种“高标准”的动作分析方法。

　　其次，建章立制的所谓“立”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管理者根据前一阶段确定下来的最好、最快的方法制定出标准的操作方法，将其完成基本动作所需的时间确立为标准时间,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的“标准作业方法”、“标准作业时间”、“标准工作量”等科学的工艺规程，并建立起“标准化作业”的文件档案材料，然后将这些科学的工艺规程以书面计划的形式下发到劳动者手中，监督他们执行，并给予贯彻得好的劳动者较高的工资，反之则反是。这是一种“严要求”的过程控制方法。

　　实践证明，泰勒制的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工业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高了2~3倍，“高标准严要求”形成了高效率、低成本和高利润的生产新局面。然而，作为资本主义新生事物的泰勒制具有二重性，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勒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5!泰勒制的这种生产组织模式，进一步瓦解了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这种标准化作业也为标准化、专用化机器的发明创造了条件。不断简化的操作使劳动对资本的依附程度逐步加深，资本主导权不断彰显。因此，泰勒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新发展形势的需要，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

　　2.生产的标准化与专业化铸就了福特制生产组织模式

　　尽管泰勒制生产组织模式的采用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它是以榨取工人更多血汗为前提的，实质上是一种血汗工资制度。这种生产组织模式的普遍采用还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一方面是因为代表资本家财富的商品极大地丰富，资本家自身消费需求总是有限度的，有巨额财富的资本家消费意愿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又导致工人收人普遍下降，使得他们仅能勉强维持劳动生产力的简单再生产，具有较强消费意愿的工人由于收人不足，致使社会整体有效需求不足。这两方面极大地削弱了资本主义消费基础。另外，泰勒制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是建立在单一机器单一工序基础上的，由此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出于工作需要，生产者经常面临空间位置的变动，但生产过程是由人的节奏和机器的节奏共同决定，因而生产过程的连贯性较差;二是，单机生产导致生产直接面对消费，两者之间传导路径较短，很容易造成商品严重供过于求的状态。事实上，这些矛盾最终导致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及列强为争夺全球消费市场的两次世界大战。当然，泰勒制标准化思想启迪了美国汽车巨头福特’他建立了第一条汽车流水生产线,将产品系列化、零件规格化、工厂专业化、机器及工具专用化、作业专门化等全面应用于汽车生产。一种建立在生产标准化、批量化基础上的福特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出现了，“福特主义的来临意味着资本主义调节的一个新时代。”

　　美国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1913年建立了人类第一条全新的汽车流水线生产系统，这是一项基于过程控制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有重要影响。其具体做法如下:先按照工艺流程布置好机械滚轴传送带,将汽车的底盘放置其上，然后开动电机使传送带运转起来，从而相应地带动汽车底盘向前运动。按照汽车生产工艺流程,每个工人都有固定的工序岗位,汽车传送带运行到哪个工位，相应工序岗位的工人就得给汽车底盘“添砖加瓦”，装上相应的汽车零部件，使其不断丰满起来，例如发动机、操控系统、仪表、方向盘、车厢、车轮等，最后当汽车传送带运动至流水生产线的末端时，一辆统一标准规格的完整车辆就被组装完毕。

　　福特制生产组织模式主要体现为生产过程的创新，其主要特点是:在实行产品标准化和生产自动化的基础上，利用高速传送装置连续不停地运转，强迫工人跟上传送带的节奏快速操作，从而使工人的劳动强度得到最大限度地提高,这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数量。福特制生产过程客观上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即资本的不断积累使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固定资本投入逐渐增加,先前的单一机器生产体系被社会化程度更高的机器体系所取代,生产到消费之间的传导链条延长了，生产的中间环节或中间投入规模更加巨大。因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然而，工序岗位更加固定和更加紧凑的巨大规模的生产流水线形成一种刚性积累模式，这种规模化、标准化的积累模式将资本主义生产导人一种更加可控、精巧的途径，因而福特制生产体系的生产效能相对较高。因此，这种生产组织模式一方面通过加大固定资本投人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又带来了更大的生产相对过剩问题。

　　3.模块化生产与即时控制要求创造了丰田制生产组织模式

　　两次世界大战导致战败国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战败国面临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工业生产体系的艰巨任务。福特制生产方式风行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这对于稳固战后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意义非常重大。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既须面对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千疮百孔的破败经济现状，鉴于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金短缺现实，而又必须面对生产资料供给非常匮乏的危机，这使得日本工业生产必须精打细算地进行精益生产，杜绝浪费。此外，由于国内市场极为有限，日本还需应对不同的海外需求市场，以进行差异化生产。这种原材料和最终产品市场两头在外的尴尬境地使得日本工业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福特制生产模式，为此，日本汽车巨头丰田公司在吸收福特制优点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将批量生产与单件生产综合起来的新的生产过程控制方式--丰田制生产过程创新，它是指“建立在及时生产（Justintime)体系基础上的一个日本管理模式。”这种新过程控制方式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短短一、二十年间，日本经济从战争废墟中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丰田制生产过程控制模式由此风靡全球。

　　1953年，日本丰田公司的副总裁大野耐一等人发现,福特制是一种供给导向型的生产过程控制,这种生产模式适合美国这种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的国家。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环境的特殊性,使其不宜完全照搬福特制，因为福特制遵循供给导向，生产与消费脱节容易引起生产过剩。此外，这种模式容易引起的人员、设备、库存过剩，这也是日本国情所不能承受之重。因此，日本必须按照需求导向对福特制进行改造，将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换为大规模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从而创造出一种高效率、低消耗的生产方式，这就是丰田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的前因。

　　丰田制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也主要体现在生产过程的创新上，其内涵主要包括两大块:即时生产和看板管理。即时生产是以无库存或库存最小化为目标，它要求生产系统对市场需求做出即时响应，为此强调生产计划和过程控制的先导性。为了保证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需要，传统的流水生产线需要全面改造，以应对需求变动。其主要措施是大力发展柔性技术与流程式生产，包括将生产体系分成不同的功能模块,而产品零部件尽可能采用标准件或通用件。因此，这种生产组织模式在进行多任务生产时能够均衡配置产能,实现均衡化生产,并可对生产场域实现专业化布局。为减少任务变动所需的转换时间，丰田制突出生产体系的柔性化,包括培养工人一专多能的劳动力柔性和发展多功能普适性的设备柔性。

　　看板管理是为实现即时生产服务的生产流程现场控制方式，它一改传统罔顾需求的“推式”现场控制，即将“前道工序推着后道工序走”的这种为生产而生产的模式，转变为以需求为引擎的“拉式”现场控制，即“后道工序按照看板拉着前道工序走”的这种为需求而生产的模式。可见，“看板”是相当于在企业内部引入一种模拟货币，将市场订单转换为看板，即后道装配工序可凭借取货看板所需要的零部件的品种和数量，从而向前道生产工序取货，而前道生产工序又凭借生产看板进行上述零部件的生产。这样就使企业内部物料的流转采取模拟市场的形式，借助看板方式在目视范围内将供、产、销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实施全过程管理，从而极大地减少了物资储备和库存，提高了生产效率。

　　三、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金融革命催生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个相对富足稳固的资本主义状态。然而，曰益凸显的市场问题也使得资本快速积累丧失了实现的基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空前加剧，1968~1972年间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危机终结了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危机肇因主要是政府投资过度。如何在物质丰裕社会中突围，拓展新市场，以激发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是该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可见，消费者对产品的接受程度也就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而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软化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实现市场引导生产，换言之，就是通过市场整理和市场挖掘，即时转换生产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先前的物质技术基础，强化了资本的独立价值表现，形成了金融全球化的新格局。在迅速流动的金融资本操控下，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历经三种形态:定制化生产组织模式创新、流程化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和协同化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等。这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由“金融资本+信息技术”催生的生产模式创新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1.个性化生产需要诱致了定制化生产组织模式

　　以生产过程创新为主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的出现,表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即在资本主义制度容许的范围内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释放和进步。然而，随着滞胀危机的爆发，市场问题日趋严重: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方面较大程度上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体系,满足了全社会的基本需求;但另一方面，较高的集体消费水平使消费市场趋近饱和，生产相对过剩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现象;二是，经过长期的战后重建，日本、德国等战败国经济突飞猛进，经济实力快速增长,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实力此消彼长，资本主义世界也由美国一家独大的一极世界过渡到了美、日、欧等列强并存的多极世界，争夺海外市场的竞争表现异常激烈;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长期发展所导致的贫富两极积累，使得财富极大程度地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这些资本家奢侈的需求构成市场需求的主要部分，但高层面的需求往往是差异化极大的。要满足这些有着巨额财富的资本家的需求，一对一生产很有必要。生产必须面向市场，定制化生产模式就是因应小批量个性化生产而出现的，它的出现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步入以市场拜物教为内核的新自由主义阶段。

　　新自由资本主义是一个信息相对发达的社会，各类市场信息纷纷涌现，挖掘市场信息并把握信息真正价值成为企业家的最基本的职能。因此，快速处理市场信息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生死存亡的事情,多变的市场需求像一根无形之线，牵引着市场创新的方向。市场经济下，“不创新毋宁死”的观念融入资本家的血液。在此情形下，买卖双方权力反转:市场情势由先前卖方生产什么，买方就消费什么，反转为买方需要什么，卖方就得给我生产什么。先前那种批量生产集体消费的刚性生产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市场发展的特征趋势就是要以消费者主导地位取代生产者的主导地位，信息技术革命为此转换提供了技术基础。发掘并满足个性需求成为企业突出重围的法宝，企业必须在充分尊重用户意见的基础上，借助计算机信息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根据用户的特定需求进行定制生产,也即收集用户对相关产品的样式形态等外在形式甚至功能属性等内在特性上的特殊偏好。企业直接面对用户，即生产直接面对市场。用户的需求第一时间被反馈给企业设计部门，它们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技术,将这些个性化需求糅合进企业产品的设计过程中，然后通过计算机辅助制造（CAM)技术，按照产品设计的特殊要求调度相关生产部门，并通过自动化生产技术进行即时生产。

　　在定制化生产模式下，谁抱残守缺固守成见，市场就淘汰谁。因此，新形势下企业要做大做强，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企业都必须更加注重用户体验和用户参与，建立愉悦互动的沟通渠道，不断与用户良性互动，挖掘这些体验中有价值的信息,融合进自身创新进程中，生产出更加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二是，企业需大力发展和引进国内外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技术,用这些计算机技术改造传统的生产系统，不断提升生产系统的柔性化，从而快速响应市场需求进行即时生产。

　　2.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成就了流程化生产组织模式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刚性积累体系中，生产过程创新都是建立在规模巨大的流水生产线的基础上，经年沉淀下来的以基础性设施建设为特征的生产体系，其固定资本规模较为庞大,刚性积累后果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极为僵硬笨重，机构重叠臃肿且运转困难。与此相对应的是，企业官僚式行政管理体系存在着过多的非生产性费用，这些费用的增加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而随着产业资本的不断积累，以剧增的固定资本为表征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导致不变资本快速增长,相应地，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出现资本严重过剩现象。另外，囿于固定资本自身周转缓慢的内在特征，臃肿庞大的机器生产体系的价值难以快速转移，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使其难以承受价值革命的致命性打击。由于固定资本规模巨大，企业在面对多变的市场需求时难以华丽转身。这种刚性积累体系的痼疾一方面导致非生产性费用上升;另一方面又使得平均利润下降。非生产性费用侵蚀利润，使得这种生产体系运转更加困难。

　　真正给刚性积累体系致命一击的，还是汹涌澎湃的信息技术革命。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传播，先前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两相分离的生产运营模式遭遇互联网革命的冲击。因为后者无形中拉大了从生产到最终消费之间的距离,而日益凸显的“生产消费一体化”趋势更能体现生产对象化程度，以及更直接地体现生产的目的性。生产日益贴近消费以弥合生产消费之间的界线，这种生产扁平化趋势减少了过多的中间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为生产而生产的弊端。企业运营成本的锐减，极大地降低了过多的非生产性费用。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虽增加横向管理幅度，但减少了纵向管理层次,从而降低了信息传递的失真与扭曲。这种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基础上的横向扁平化管理模式的应用，是对纵向官僚行政管理体系的革命，它要求企业生产体系重组以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即生产流程再造。这是依据生产价值链中不同部分对于企业价值增值有不同的影响,结合企业自身的资源禀赋情况,有选择性地将企业更多资源运用于那些对企业有较大贡献的生产环节，并相应地将部分生产资源从对企业贡献小的生产环节中移出，甚至将这些生产环节转移外包出去，因此，这是对企业生产流程的重新改造。

　　这种流程化生产模式创新就是在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基于市场需求的变化，依据企业自身条件,有选择性地从事价值链条中高端的研究开发环节，或是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等，形成一个跨企业间合作的分工体系。生产流程再造使生产组织具有很大的弹性和适应性。

　　3.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促成了协同化生产组织模式

　　流程化生产模式创新虽然减少了中间管理层级，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官僚行政管理体系的弊端，拉近了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距离，但是，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发展不断激发消费者各种各样的需求，深度地分化着现代消费市场。而金融资本又推波助澜。新颖多样且不断翻新的现代金融服务方式,不断造就新的需求市场。因而对于单一生产企业而言,现代化的市场更加变幻莫测，市场需求更加捉摸不定。随着市场需求结构的升华，消费者对产品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要求产品功能的集成化。单一企业和单一专业的结构难以应对这种新局面，因为先前的生产模式还仅局限于自身作为生产主体，这种依靠自已企业竞争市场的单兵作战模式，远远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发展。

　　先前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在新形势下这种竞争模式不再适用。因为当前的市场竞争态势不但位置前移，上溯到处于价值链顶端的研发阶段，也即竞争不再是从生产制造开始，而是直接肇始于研究开发阶段。非但如此，而且竞争还囊括了生产链条的各个环节。为应对市场需求的新变化,企业应当共同做大市场，建立新型的竞争合作关系，共同打拼天下。因此,在这种形势下，企业至少应具备两种思维:一是动态性思维，因为市场需求如流水，变幻莫测，现代企业应该具有前瞻性眼光，及时把握市场的潮流和趋势，未雨绸缪，提前做好相应的决策预案;二是系统性思维，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性系统，涉及到全社会诸多经济主体间的方方面面,并且错综复杂。而复杂系统是远远超出单一企业决策能力的，企业必须具有全局性眼光，跳出自身的窠臼，系统性地看待问题,整合相应的生产资源。因此，各个企业都需要对原来的生产体系大破大立，基于产品价值链的分布和各自的核心竞争力来找准自己的位置。由于产品价值链的每个环节都利益攸关,各个企业需要打破自身界限，重新界定本企业与其他企业、政府以及与社会等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竞争合作关系，从整体的角度融合各类生产要素，在实现共同目标的同时实现各自的目标，这些可称为协同化生产模式创新的前景。至此，协同化生产模式创新的内涵也就大致被勾勒出来了。

　　协同化生产模式创新的实质在于突破经济主体间的外部壁垒，通过充分汇聚各自的人、财、物等硬件生产要素和知识、信息、技术等软件生产要素,实现优势互补，有效汇聚各自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深度合作。协同化生产模式创新其最大意义在于，它改变了生产过程创新中围绕生产整合生产系统的传统做法，转变为当前的围绕市场需求整合生产系统。协同化生产模式创新是一项复杂的创新模式，它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等核心构件，以及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的创新平台、非营利组织等辅助构件，通过这些主体核心竞争力的整合和协同，使这个系统产生一种叠加的正外部性。然而，如何打破企业壁垒，并推动协同化生产模式创新，这就主要靠金融垄断资本来推动。现代金融垄断资本能够基于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其国家或国际代理人,在国家甚至国际层面对生产要素进行整合。

　　四、结语与思考

　　作为生产组织载体的技术基础是一种既得的社会力量，因而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模式创新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而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的源头。资本主义社会的从诞生、成熟、最后到衰落等全过程都伴随着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作为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一方面呈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反映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冲突加剧。

　　事实上,资本主义主导产业的历次革命，都引起了生产组织模式及其内涵的巨大变动。资本主义早期的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成熟期的产业革命都表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承担了相应的销售和生产等实务或职能，因而它们主导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这两个阶段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具有历史进步性。然而，到了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金融革命则强化了金融资本的操控性，它使得金融资本完全脱离生产和销售等实务，完全凭借金融资本操控权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以获取风险报酬。因而，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一方面表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表明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不断加强。

　　所有这些生产组织模式创新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它服务于资本家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这个狭隘目的,这就造成了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的制度瓶颈。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最终决定了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的性质和发展空间。事实上，作为社会化生产方式的产物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其一般性体现为合理组织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是中性的，无关社会形态。作为更高的人类文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摒弃了资本主义狭隘的生产关系基础。作为一个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两方面决定了我们还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等。事实上，我国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我国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后者是服务于资本的，而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需要，这表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更广阔的天地。

　　                                                        刘爱文1、王碧英2

　                            　  (1.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南昌330013:2.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长春13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