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观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20世纪后半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日益激化并最终通过五月革命的爆发而走上历史的前台，这种文化矛盾随着全球化的过程扩散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成为每一个现代人自身生存的危机，对这种文化困境哲学社会科学以各自的方式做出理论回应其中，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以著作的形式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问题主题化，在西方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影响。人们认识到，贝尔不只是因为写了一本好书，也不只是因为为这本书取了一个好名，而且是因为提出了一个人类性的问题。然而对于这个人类性问题，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贝尔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论述这从根本上导致了人们的不同解读甚至是不解读。所谓“不同解读”就是要么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要么把它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领域内的矛盾，所谓“不解读”就是对其不作深入分析而直接作为理论前设，这两种处理不仅容易弱化贝尔思想的深刻性而且容易使我们所探讨的主题表面化因此采用什么样的视角来解读就成为理解贝尔思想的重要问题一般说来，传统的教科书体系哲学倾向于将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解为社会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然而这一视角无法满足解读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的需要。事实上，贝尔理论所表征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问题早已突破了单一传统学科的限制越来越需要一种包容多元差异的整体性的文化哲学阐释只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本性：现代人存在形式之间的矛盾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不只是社会物质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也不只是作为社会意识的形态，即意义表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领域内的矛盾，而是一个具有双重嵌套的网络矛盾体。对于这种结构性矛盾，贝尔在自己的研究中做出了深入地分柝只不过他所做的这种分析没有明确区分不同层次的文化，因而没有明确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界，造成人们对资本主义矛盾及其本性的困惑甚至误读。那么，贝尔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内涵进行解析。

　　1.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内涵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文化”包含不同层次的文化。所谓不同层次的文化是指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所言说的文化具有两个根本的层次，其一是作为人类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这种文化与社会在很多时候等同即我们所说的“大文化”其二是作为社会中与经济、政治等领域相区别并行的独特领域它作为社会的一个精神性的组成部分即我们所说的“小文化”。小文化无疑是大文化的系统内部的子系统，大文化内各个子系统的结构和力量的变化势必影响文化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反之亦然。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矛盾”包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领域间矛盾另一类是领域内矛盾。从这样的观点看，贝尔所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有两个层次：总体层次和局部层次。总体层次指涉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这里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指广义的文化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社会内部矛盾。因此贝尔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新的结构关系，提出了三大领域对立学说，形成文化批判理论的总体观，表达了文化矛盾在大尺度上的内涵。局部层次指涉文化领域内部传统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文化矛盾是狭义的文化矛盾现代主义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本身都是非常复杂的结构，各种文化倾向混杂，多元多样“众神颠狂”导致的文化分裂与碰撞是文化矛盾在小尺度上的内涵。因此贝尔认为经济、政治领域存在所谓“现代化”，而文化领域无所谓现代化问题。小尺度的文化矛盾与大尺度的文化矛盾并不是无涉的、静止的两个层面，大尺度的文化矛盾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文化天空，小尺度的文化矛盾也不是与前者隔绝的文化大地二者是双重嵌套的网络结构。大尺度的经济原则、政治原则对文化领域的渗透引起的文化领域内部不同理念、风格、思潮之间的冲突，小尺度的文化分裂与碰撞向外扩散、放大引起社会全方位变化，两种尺度的矛盾互为基础互相转化。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解决必然与矛盾的发生相逆需要先经小文化的重建到大文化的重构。从大尺度来说，与经济、政治构成三角形的张力关系的文化在后工业时代已经超越了其原有地位和意义已经成为对经济和政治原则钳制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系统力量是文化领域内部各种冲突着的文化力量的总体性效应。在文化领域内部曾经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轫原初动力已经在分裂中丧失，这种丧失弱化了文化系统对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制衡，资本主义社会全面陷入矛盾之中。因此对立和冲突的解决只能以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的张力重建，而结构重建需要我们首先从小文化领域内部开始。目前后者的力量在目前还远没有发挥出来其原因就在于小文化领域内部结构出现问题，这就需要从“大文化”“走入”“小文化”来深入探求“小文化”自身的重建问题小文化自身的重建是否能够为解决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呢？这个问题几乎是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潮。

　　2.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本性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问题是近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面对的重要问题，而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这一矛盾是文化矛盾这一人类性问题在现代的集中表征一般地说，文化矛盾的本性是人自身多种生存形式之间的矛盾。当我们把文化视为“大文化”，即人自身生存方式的时候，文化的总体性就包含着经济、政治和精神三个维度。其中，文化理念是人之为人的思想特性，它是人的价值观、人的理想和道德、有关人发展的精神境界和理想目+标经济和政治是人自身现实化的中介，人的生命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获得它的现实性马克思所说的“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蕴含着这一意义“一切社会关系”表征着人的历史存在。离开政治与经济人就离开了文化的总体；

　　而精神表征是人之为人的认同和选择更集中地体现了人自身的实践性。人与自身生存的矛盾在小尺度上凝聚为人自身生命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因此更深入地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本性就是当代社会中人自身与其存在形式之间的矛盾它是激化了的矛盾，人自身精神的分裂、文化的危机和信仰的迷失已经使西方现代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被拋入文化“黑洞”中无根之存在。

　　文化矛盾一直是人类性的问题相比于动植物而言，人不过是一根苇草然而从不同于动植物而言，人又是一根特殊的苇草——有思想的苇草，而恰恰是由于思想的存在使得人能够与猿告别，从而能以文化方式来生存。文化作为人之为人的表征逐渐分化社会分化为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每个领域开始发育并逐渐以自己的规则运转。而这种运转在显现人的力量的同时也突显出人作为现实社会存在的有限性。“每一种形式一经创造出来便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成为生命力量的磨难1丨新的文化存在使人们所处的超稳定的、经验的、面对面的文化环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身之间关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作为社会发展之源的“文化生命”与使这种“文化生命”现实化的“文化形式”之间由最终的同一而走向斗争人的生命活动不断地建构形式而又不断地摆脱形式的活动，人们的全部活动成为解决文化矛盾的注脚。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人类现时代多种存在形式之间的冲突。

　　贝尔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一鲜明的主题命名了自己的对现代社会的思考，这无疑是敏锐的准确的。不止如此贝尔通过后工业理论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空间时代化，从而显现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超越地方性和意识形态性而具有全球性的可能。

　　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空间：后工业社会

　　1959年贝尔注意到资本主义文化存在模式的变化，他从社会的工业生产方式角度将其概括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他那里与工业社会相比，后工业社会的“后”不只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且有其丰富的内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空间。

　　1.后工业社会的独特空间

　　其一，后工业社会是更加强调知识对人类社会生存重要性的社会空间。在经济部门上，工业社会以利用能源技术和机器技术的制造业为主以第二产业为主;后工业社会则主要属于第三产业范畴。在职业性质上工业社会以半熟练工人和工程师为主;后工业社会则以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职业以及科学家为主。在技术支持上工业社会以能源技术为主；后工业社会以信息技术为主。在计划上，工业社会主要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更多地面对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后工业社会主要筹划人与人之间的对策，更多地面对和解决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矛盾。在方法论上，工业社会除了应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外，还应用实验的方法；后工业社会则主要运用抽象理论的方法如决策论、系统分析等等。在时间取向上，工业社会关注当下，着重考虑适应性调整强调根据趋势做出推测和估计；后工业社会则面向未来，强调预测。在发展中心上工业社会以资本为中心强调国家或私人对投资决策的控制；后工业社会则以理论知识推动的社会全面发展为中心，围绕此中心，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成为社会的中轴，智力技术成为制定决策的新型工具知识阶级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结构变化。

　　其二后工业社会是人类面临世界风险的社会空间。人之为人，就在于人们总是试图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矛盾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然而在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类的这种努力却总是带来更多的矛盾和危机，后工业社会就是在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的亚阶段，因此它所带来的文化矛盾和危机比工业社会更加严重。具体表现在：区域性危机产生全球后果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其当前的集中体现；人口爆炸难以遏止日益膨胀的人口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人力资源不如说是人口压力；生态灾难呈现的狰狞面目，自然资源短缺、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存处境恶化已经到了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拐点；专家的专业局限性与专家的权威无限性暴露出科学万能论的危机；科学知识的神化导致信仰的虚化；信息爆炸及其不对称显现出人类生命的虚拟和价值的虚无；社会存在的符号化导致的社会伦理破碎和原初道德的尚失等等后工业社会的人被拋入更大的困惑之中。

　　其三后工业社会是蕴含解决人类文化危机的资源的社会空间。首先后工业社会是为文化危机的解决提供了主体资源。培根曾指出，“知识就是力量”，后工业社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知识成为社会分层之中轴的社会水平结构社会成员包括科学阶层、技术阶层、行政阶层和文化阶层等在内的专业阶级，技术人员和半专业人员，职员和销售人员，技术工人和半熟练工人都是拥有知识的实践主体，这就为解决后工业的矛盾提供了主体资源。其次后工业社会是为文化危机的解决提供了组织资源。在这样的社会中，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知识部门成为社会实际起决定作用的结构，工业企业和商业公司、政府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公共社会部门、军事部门这些组织部门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了组织基础。再次后工业社会是为文化危机的解决提供了体制资源。后工业社会政治是包括指导系统和政策系统在内的特殊控制系统在这样的社会中，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通过技术力量和政治权利的平衡来体现权力专门的技术和政治组织通过教育、动员和吸收等途径来取得权力。

　　2.“后工业社会”空间的时代主题

　　贝尔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的当代表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社会工业生产方式转换后的社会深层矛盾，是社会存在形式发生变化后的文化矛盾。二战后西方社会爆发了空前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在大文化和小文化两个层次上展开，大文化的分裂和失衡渗透到小文化中去，导致小文化内部结构的分裂和失衡小文化内部应力的变化削平和弱化了小文化的系统力量，由此作为拉动大文化即社会中经济和政治两股力量的文化力量再也不足以维持原有的平衡。现代人的行为已经被经济规则所掌控，人自身的行为受制于精确编制的时间表占有和争夺更多的物质财富成为获得更多自由的条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这种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工业生产方式上的变•8°化，虽然不是一个“后工业社会”所能概括的但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概括无疑从一个侧面表征了人类所在的时代处境这种现实的时代处境反过来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一时代理论所表征的人类性理论问题的空间和背景。

　　后工业社会以一种新的空间形式表征了“现代时期行将终结人类目前正面临着对未来根本性选择这一议题2丨。人类究竟可能有什么样的根本选择呢？贝尔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解决：中介与介入

　　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必须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内部因素着手，循着这条思路贝尔先后提出“回归宗教”和建立“公众家庭”两个方案而这两个方案提出的过程显现了贝尔方法论与存在论的转换。

　　1.二分法到中介方法

　　从贝尔观点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自两个冲动力。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力”遮蔽、弱化甚至取代了资本主义发展之初起到“第一推动”作用的“宗教冲动力”。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后，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资本成为资本主义一切价值的终极意义既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互有张力的两种冲动力的结果，那么恢复宗教冲动力，以信仰的力量来牵制经济冲动力所内涵的技术理性就必然首先进入贝尔的视野而这种思考方式是典型的二元论。在这种二分法思维指导下，贝尔首先分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宗教性问题他认为，尽管资本的逻辑进行反叛，但其自身断裂性、解构性和相对性决定它无法作为宗教的替代物，因此，贝尔提出“回归宗教”的策略提出重建人们的信仰，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

　　在贝尔看来，回归宗教或者说建立新的宗教应当是一种人类自觉自愿、独自领悟和奉行的信仰目的在于使资本主义社会恢复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在这一视角上贝尔分析了在后工业时代回归宗教的三种可能路向：一是回到传统宗教，这一条路明显走不通韦伯早已指出：“宗教禁欲主义那大笑着的继承者——脸上的玫瑰色似乎在无可挽回地褪去”[3丨。二是当代原教旨主义宗教的扩散，这与现代性明显冲突，与第一条路一样无法实现三是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地方性宗教的扩大，与前两个路向相比，这条路目前或多或少地显现出自身的生命力，然而它能否抵抗全球现代性的强大力量还不得而知。就这样按照两个冲动力的理论，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回归宗教方案在贝尔那里似乎已经走入了死胡同。贝尔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又提出了“公众家庭”的解决方案

　　在贝尔那里，公众家庭正如其词汇构成所显现的是“公众”与“家庭”的结合体其中，“公众”强调了其政治性，“家庭”强调了其经济性，“公众家庭”则强调了其新型社会文化模式。从政治上看在承认个人的权利同时又不陷入唯我主义强调公民意识和社会公德；从经济上看，每个个体只追求最低收入且不纵欲；从文化上看，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尊重传统，关注未来不难看出，“公众家庭”模式带有着某种宗教的色彩但是它又与“回归宗教”方案有根本差别。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再版前言”中指出：“我不以为（很对不起迪尔凯姆先生）宗教是一种社会的功能必须丨imcinalneessity，或者说没有宗教社会就会崩溃。事实上公众家庭的经济一文化一政治的三位一体思考本身表明贝尔此时已经跳出宗教冲动力一经济冲动力的二元思维模式而坚持了他在资本主义矛盾分析中的多元决定思想和中介方法。贝尔摒弃了纯粹自然科学研究及其背后的意识哲学思考方式进入文化哲学的思想方式表明他不局限于学科的界限自由穿越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公众家庭”的理论方案不仅体现贝尔的中介方法论而且体现贝尔的介入生存论。

　　2.从概念到介入

　　贝尔提出“公众家庭”的方案既是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研究的理论逻辑，又是其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的实践构想。我们说其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研究的理论逻辑，是因为“公众家庭”是其“三中轴说”理论的继续和贯彻是概念自身的逻辑而我们说其是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的实践构想，是因为“公众家庭”本身强调主体的介入蕴含着某种现实性。

　　“公众家庭”的现实性首先体现在，我们对这种社会结构有一种的熟悉之感经济上重节俭、文化上重传承、政治上重个人基础的公共性，怎么看它在具体运作形式上都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图景具有某种相似性。“公众家庭”的现实性还体现在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新生主体的寄望之中。后工业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这种社会形式为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提供了主体资源、制度资源和组织机制，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蕴含解决人类文化危机的资源“公众家庭”提供了解决人类的文化危机的方案在贝尔看来，随着知识主体的介入“公众家庭”有望从理想走向现实而贝尔的这种信心与其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的两个图示的解读和所受的启发是分不开的。

　　3.从马克思的“第一图示”到“第二图示”

　　在贝尔看来，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离不开新的历史主体而新的历史主体早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分析中显现了。然而，以往人们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析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表述上，从而错误地把它当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结构描述的唯一图式。

　　事实上，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运转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渐渐地与《资本论〉第1卷的概述中所设想的情况大不相同当马克思开始写《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大规模投资银行体系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现已经开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了。这时社会主体出现了大规模的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等“新”的中产阶级。对此马克思以格外敏锐的目光观察并注意到了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这就是说，资本积累就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劳动指挥者实际就是拥有生产管理权的管理者，由他们组成了一个管理阶层。与管理阶层一同出现和增加的还有一些办公室人员、白领工人等，即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商业活动也会增加，“价格计算、簿记、出纳、通讯都属于这类活动。生产规模越扩展产业资本的商业活动……也就越增加。因此，使用商业雇佣工人就成为必要了，他们组成真正的事务所。贝尔认为，马克思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新因素体现出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析中存在着不同于以往人们认识的”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

　　一般说来坚持马克思的“第一图式”的人常常按照决定论思想方式看待社会发展，实际上是强调了生产方式决定并包罗了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而忽视了任何社会都是混合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复合体。如果从第二图示出发社会的多元决定思想必然自我呈现出来。从马克思的第二图示出发，贝尔不仅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三领域对立学说提出了每一领域的中轴原则，提出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实质，也提出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在现代西方社会“资本的逻辑”仍然是人“对物的依赖性”阶段的社会逻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从根本上说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终究无法在资本主义内部得到彻底解决。然而从建设性的角度我们不能无视贝尔的“马克思第二图示理论”给我们的启发

　　贝尔高度重视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他指出：“如果人们读到20世纪上半叶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他们就会看到：事实上几乎所有都是同马克思的第二图式的对话。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所表征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贝尔本人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阿尔都塞在谈到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时说：“人们可以把微观联系‘当作’非存在；这并不是说它不存在：而是它对认识说来不存在。但无论如何宏观的必然性“归根到底”正是在这种无限的微观多样性中'向前发展’，即取得胜利。无论是卢卡奇的中介本体论、列菲伏尔的渐进一逆退法、萨特的中介方法、阿尔杜塞的多元决定论，还是哈贝马斯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一政治哲学”、吉登斯的“社会学哲学化与哲学的社会学化”、福柯的“哲学的政治学和历史学”，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的微观政治批判，还是如同贝尔一样诉诸马克思社会历史思想中微观资源的研究，二十世纪的很多社会历史研究都是对马克思思想所蕴含的微观、中介思想资源的挖掘，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析意义的再生产。这些研究尽管大都因拒斥宏大理想、远景目标、忽视经济和宏观政治的缺点大都有其理论、境界和实践操作上的局限性需要批判但其共同表征了一个事实：历史显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形态不应是抽象的意识哲学而是对人生存方式自觉反思的文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