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刮痧》中的文化记忆

　　电影《刮痧》是一部揭示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经典影片，主要反映了20世纪末中美文化交流中面临的典型困境。在21世纪的今天，有些问题，如对刮痧等中医知识的误解，随着中美人文交流的深入发展正在逐渐减少。不过，影片所体现出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中少数族裔的文化记忆及其对跨文化交际的启示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德国的埃及学研究者扬?阿斯曼在1997年出版的著作《文化记忆》一书中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将“记忆”引入到了文化学的研究领域。阿斯曼认为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包括时间和社会两个层面。从时间层面上看，这种凝聚性结构“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的意义”;从社会层面上看，这种结构“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1]。而文化记忆的职责正是对这种凝聚性结构的“产生和维护”，它可以使此文化体系中的所有成员产生情感上的归属和文化身份上的认同。文化记忆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只要这种文化的文化记忆还在发挥作用，它就可以得到持续发展。相反，“文化记忆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文化主体性的消亡”[2]。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由于文化记忆的根深蒂固，她的文化主体性一直得以保存，成为全世界唯一一支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这种文化记忆对于以少数裔身份旅居海外的中国移民是根植于灵魂深处的，不能随时间的流逝而消亡。然而，在美国这种强势文化突出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要巩固和强化作为少数裔群体存在的海外中国移民的文化记忆，从而使其获得应有的文化自尊和身份认同，就必须通过文字、图片、仪式等媒介形式，否则这种文化记忆也必将湮没在主流文化的霸权话语中。

　　文化记忆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就是建立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认同。而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认同是身份认同的一个主要体现形式，没有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则无从谈起。对于离开祖国、散居在外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处于两难境地：“必须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进行艰难选择，由此而经历着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3]11在此期间产生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挫折和由此导致的“认同危机”都与根植于此类移民内心深处并与以集体记忆形式保留的文化记忆有必然的联系，而这些文化记忆又以文字、仪式等文化的形式得以维护和发展。

　　“认同是一个主体对自我的追问和建构”[3]13，在电影《刮痧》中，以移民身份出现的许大同夫妇也在不断进行着这样的追问和建构。他们竭尽全力试图融入美国文化之中，并且似乎也逐步实现了他们所追求的一切。当许大同捧起电脑游戏设计奖奖杯，说出“我爱你们，我爱美国，这就是我的美国梦”时，他似乎已经建构起了他的文化身份――“一个真正的成功的美国人”。但是观众却不难从他身上发现深深的中国印记。这些印记不仅体现在他的鲜明的中国人的外表上，也体现在他颇具中国特色的穿着与行为举止上，更体现在他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上。这种文化意识更多的来自于以文化记忆形式体现的文化传承。在影片中，许大同的父亲就是这种文化传承的具体载体，许大同身上的种种中式文化基因大都来自于父亲的教诲，而他又试图把这种文化精神传承于他儿子的身上。从不在家打儿子的许大同因为丹尼斯与小朋友的冲突而当众打了他，这件事情在他朋友――美国人昆兰的眼中是难以置信的，然而在父亲那儿得到的却是“当面教子，背后教妻”的赞许。其他如“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才”“不摔的孩子长不大”和“儿子是我的，我当然有版权”等对儿童的教育方式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记忆。然而当这种文化记忆与美国文化相冲突甚至发生尖锐矛盾时，作为少数族裔的中国移民又不得不追问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体验到身份认同挫折所带来的心灵冲击和精神磨难。因此被判失去监护权的许大同与妻子在贫民窟的住所中借酒浇愁，痛哭流涕;极度彷徨绝望中的许大同也才发出“我到底错在哪里？”的呐喊。这种呐喊是弱势文化群体身份认同挫折的体现，也是对文化霸权的一种抗争。可以看出，文化记忆特别是少数族裔的文化记忆，对于弱势文化群体试图融入主流文化的努力无疑具有一定程度的阻滞作用，但对于他们保持自身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认同感，文化记忆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少数族裔而言，没有文化记忆的融入实质上是一个被强势文化同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以文化独立和文化自尊的丧失为代价。在电影中，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好的私立学校，许大同夫妻不得不在家中用英语对话，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英语语言环境”，这实际上是以牺牲部分文化记忆的方式来获取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认同。而爷爷教给孩子的“筷子”一词，则是以象征性的手法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用文字的形式传承下去。

　　二、作为象征符号的文化记忆在影片中的体现

　　当然，文化记忆不是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集体记忆。“文化要存在，就必须保存自己过去的经验，而对于过去经验的传递和保存必须通过群体意识来构造和维持，换句话说，必须依靠集体记忆。”[4]从广义而言，集体记忆是指“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4]。尽管它的表现形式体现在具有某种文化基因的个体身上，但它是超越个人的，不是个体回忆的集合体。而“象征正是作为集体记忆而存在的，是人类文化感性存在和精神世界的桥梁与融合体”[4]。对于散居在海外的移民而言，文化记忆的体现往往是以一种象征的文化符号表现出来。 　　象征因其高度的凝结能力构成了奇特而高效的文化记忆保存方式，成为文化集体记忆机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压缩的方式保存大量的文化信息”，是“人类文化记忆的绝妙之处，一个物体、一个姿势、一种颜色、一个仪式或是一个名字都保存着丰富的文化信息”[4]。电影《刮痧》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的元素符号将中美文化的差异甚至冲突体现了出来。影片的开始，导演就为观众设置了一个强烈对比的文化语境：许大同的获奖典礼举行的同时，场外反对暴力游戏的示威游行也在热闹地进行;场内象征中国文化的兵马俑和象征西方文明的人扮雕像也并置出现;而许大同的父亲身上的典型中国文化特征，如他穿的中式服装、说的汉语，特别是他以子为荣的心态和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显然与周围的西服领带、英语语境和美国化的文化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影片中这些象征符号构建起的是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记忆。“象征可以不失自我地从一个符号语境迁移到另一个符号语境”[4]，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国文化语境中，作为象征的兵马俑、中式服装等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身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它们所代表的文化记忆必然包含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基因。

　　然而，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异质文化的解读是不同的，处于弱势文化地位的少数裔文化必然要承受主流文化的主观化解读、误读，甚至恶意曲解。体现在电影文本中，往往表现为对异质文化中经典象征元素的不同解读。“刮痧”这一传统中医疗法与“孙悟空”这一中国经典文学形象显然是《刮痧》这部电影的中心象征。应该说，整部电影的矛盾冲突就是建立在对中美两种文化对刮痧这一传统中医治疗手段的不同解读上。而美国律师对孙悟空文学形象的刻意曲解则进一步促进了电影矛盾冲突的激化。根据阿斯曼的观点，“文化记忆形成的关键性环节，在于文本和仪式的经典化”[2]。语言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和载体在文本和仪式的经典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汉语和英语是两种截然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产物，它们所负载的文化记忆具有鲜明民族的、地域的和历史的表征。受不同语言环境影响的人，其身上所承载的文化记忆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语言的冲突。尽管影片中许大同夫妇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们的文化语境仍然是汉语的。

　　“刮痧”在英语语言中处于文化空缺状态，也就是“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现象，而在其他民族找不到相应的表达形式――从而产生了语言表达（词语）的空缺”[5]。同时，影片中的一些地名、人名、物品等具有很强文化记忆特征的象征性符号（如孙悟空等）也在主流文化语境中处于文化缺失的地位。电影《刮痧》中，因为丹尼斯闹肚子，不懂英文的许大同父亲采用中医传统的刮痧疗法为其治病。结果丹尼斯因意外摔伤头部送医院时被医院发现他背上刮痧留下的淤痕，这成了许大同虐待孩子的证据并被告上法庭。在正式开庭前的两次听证会上，许大同试图向法官证明刮痧是一种治疗手段，然而，他所用的“七经八脉”“气”“丹田”等具有强烈中国文化气息而在英语语境中空缺的词汇起不到任何解释作用，而被要求用美国式的文化思维方式证明自己，也就是“用证据说话”。同时控方律师对中国传统美好形象――孙悟空的刻意扭曲体现了强势文化可以利用对弱势文化的支配地位实现自己的话语控制权。而因被激怒而在法庭采取过激行为的许大同成了这种话语霸权的牺牲品：他被法官当庭宣布剥夺其对儿子丹尼斯的监护权，并不准父子见面。可以看出，语言上的文化空缺使得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难以深入理解对方的语境中的文化内涵，甚至强势文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利”（power）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解读弱势文化的象征体。

　　三、“色拉碗”中的文化记忆

　　当代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为少数族裔争取平等发展的文化权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要义是主张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与所有其他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平等性”[6]。它所注重的群体平等观成为美国社会中的弱势文化群体的文化信仰和政治诉求。美国社会曾被广泛认同为一种“大熔炉”（melting pot）文化，不过在大熔炉中，“各民族不再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大熔炉里锻造出的是同一模式的美国国家民族文化”[1]54。它试图在承认文化多元和共存的情况下保持以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WASP）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其他弱势文化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它要求少数裔移民“完全、彻底地忘却……与出生国之间的一切义务和联系”，无条件地接受主流文化。[7]与“大熔炉”文化相对应，当下美国学者和普通大众更倾向于用“色拉碗”作比喻来描述美国文化的多样性。就像色拉碗中的果蔬尽管掺和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但仍然保持各自原有的独特风味和本质属性，美国文化也应该是建立在尊重所有文化主体，承认不同文化的平等价值，并给予其平等社会政治地位的包容性的文化体系。

　　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是一个文化得以发展的根本保证。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象征体系的强弱决定着该文化所属群体集体记忆的持久性和延续性，构成该群体内聚力和文化认同的基础，最终从根本上决定着该群体的兴衰存亡”[4]。因此一个少数裔文化得以在一个主流强势文化的语境中发展，就必须强化该文化以象征体系为基础的文化记忆。多元文化主义试图去“拆解WASP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文化，打破其‘话语霸权’的垄断地位，创造一个多话语、多文化、多中心的平等社会”[6]，这就为少数裔文化传承和强化自身文化记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不同族裔的文化的差异性在这种环境中不再是被“同化”的对象，而成为丰富“色拉碗”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特质。

　　“多元文化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对民主理念的追求”[8]，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民主追求在当今美国社会远未停止，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色拉碗”文化，就必须强化文化的多样性、平等性和文化理念的主体性、独特性。而建立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认同，维护每个文化体系中的“凝聚性结构”是文化记忆的主旨和要务，因此在美国这种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裔文化得以发展就必须注重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强化民族文化记忆的基础上，“以群体斗争的形式向所谓的共同文化、民族文化、主流文化发起挑战，争取平等权利和尊严”[9]。《刮痧》通过许大同一家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与美国主流文化斗争的过程，揭示了作为少数裔文化的中国文化在美国强势主流文化的语境下，要想得以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持之以恒的斗争。因此当许大同难以承受巨大压力，想要逃避回中国时，他父亲对他说：“你想逃跑吗？你想放弃这场官司啊？！来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你这么回去，你还是一个在美国虐待了孩子跑回中国的逃犯！”显然，许大同的父亲意识到了，只有斗争到底，才能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文化尊严。其次，加强文化沟通和理解。文化沟通与理解是形成美国“色拉碗”文化的重要途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着其特殊的文化底蕴，这种独特文化经过文字、仪式等途径以象征性的符号形式成为一个群体的文化记忆，并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同样，由于各自文化记忆的不同，华裔文化群体和美国WASP主流文化群体必然有着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人际关系和法律观念，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总是习惯于用自身的文化标准去衡量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是强势文化群体习惯于用“俯视”的姿态看待弱势文化。文化差异会引发文化冲突，然而消减文化冲突绝不意味着对自身文化记忆的刻意消弭，恰恰相反，只有强化文化记忆，才能保持文化主体性，从而获得文化自尊，也才能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过要成为“色拉碗”文化的一员，仅有独特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融入性”，只有融入美国整体文化的氛围中并与其他文化和谐相处，才能充分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显然，要实现这一目标，交流沟通就成为必须。影片中许大同的朋友――美国人昆兰就承担起了“文化沟通者”的角色。他放下自己WASP的文化优等意识，以“平视”的眼光审视异域文化，并以亲身实践的方式深入了解其内涵和价值，并以美国文化所理解的方式，也就是“用证据说话”帮助许大同赢得了最终的官司，也帮助处于弱势文化地位的中国文化赢得了文化自尊。

　　四、结语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民族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气质和价值，只有不同文化群体消除文化偏见，以平等姿态和平共处，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大同”境界。在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裔文化群体要建立文化主体性和获得文化认同，就必须强化以象征体系为特征的凝聚性结构的产生与维护，也就是必须以文字、仪式等形式强化自身的文化记忆。电影《刮痧》很好地诠释了文化记忆对于散居海外的移民获得身份认同和保持文化自尊的重要意义。美国“色拉碗”文化试图打破WASP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从而为少数裔文化传承和强化自身文化记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民族间的和谐共荣、平等对话创造了有利条件。电影《刮痧》所强调的就不仅仅是文化的对立与冲突，而是冲突背后的文化认同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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