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鹿原》与国家形象塑造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研究”（主持人：徐放鸣，项目编号：12AZW003）；2014年度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一般项目“叙事学视角下电影与国家形象的‘自我’与‘他者化’塑造――以1980’s以来中国海外获奖电影为例”（项目编号：2014YYB011）；2013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形象诗学视域下国家形象主体性构建研究――以茅盾文学奖为例”（项目编号：CXZZ13_0964）。

　　国家形象是指人们对于一个国家的总体印象，它既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既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等国家硬实力的体现，同样也是文化、艺术等国家软实力的呈现。电影作为一种综合文艺形式，在塑造国家形象、传播国家形象上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近20年以来，我国的电影产业得到空前的发展，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王全安等导演的作品不仅获得国内观众的好评，而且多次在重要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对塑造和传播我国的国家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章将从乡土中国形象、文化中国形象等方面来分析电影《白鹿原》塑造国家形象的得与失，进而思考电影作为一种当代流行艺术形式，如何能够很好地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来塑造国家形象。

　　一、乡土中国形象的成功塑造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的著作《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小说《白鹿原》所描写的正是位于中国底层社会百姓的生活情境，小说以关中地区独特的乡土中国文化为背景，通过对白鹿原上白、鹿两家人物命运变迁的描述，向人们展现了地地道道的乡土中国形象。在电影《白鹿原》中，导演王全安对小说中所体现的乡土中国形象进行了成功地再塑造，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电影能够获奖的原因之一。

　　首先，电影《白鹿原》通过秦腔这一艺术手段构建乡土中国形象。秦腔是我国最古老的戏剧种类之一，主要流行于关中地区。它的唱腔、乐器敲打流露出关中人民激昂向上的生活热情，体现出关中人民豪爽的性格、慷慨的精神、淳朴的民风以及勤劳的生活品质。秦腔表演在电影《白鹿原》中先后四次出现，第一次是在郭举人家，麦客们将秦腔表演作为饭后娱乐，表演的是《将令一声震山川》：“将令一声震山川，人披衣甲马上鞍，大小儿郎齐呐喊，催动人马到阵前……”激昂高亢的唱腔，敲打乐器时的敏捷动作，无不体现着关中人民对生活、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在影片结尾，秦腔表演则与中国传统的皮影戏相结合，导演设计这一幕的第一个目的在于表明白孝文和田小娥就像艺人手中的皮影，自己的人生由别人来演绎，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正是所谓的“戏如人生，人生入戏”。第二个目的则在于向观众展示关中的民俗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总之，电影中的几次秦腔表演成功地塑造了关中地区的乡土中国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热爱本族文化，热爱生活的崇高精神。

　　其次，电影《白鹿原》通过祠堂文化的描写构建乡土中国形象。在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里，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家族群居，每个家族都有自己共同的祖先，为了供奉本族的祖先，人们建起了祠堂。在小说《白鹿原》中，祠堂是白鹿村封建传统文化秩序的集中体现，人物的命运变化与祠堂息息相关，电影《白鹿原》对其进行了成功的诠释。电影的开场，白嘉轩带领族人在祠堂里一起背诵《乡约》：“德业相劝、见善必行、问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伺父母、能教子弟……”后来，白孝文因为辱没族规先后两次在祠堂里被父亲执行家法，第一次是因为和黑娃、鹿兆鹏偷看了牲畜交配的场景，第二次是因为和田小娥偷情。另外，白孝文、鹿兆鹏是在祠堂里成的亲，黑娃与田小娥的爱情因为不能被传统的宗族文化所接受，没能进得了祠堂。最后，黑娃和田小娥砸了祠堂，毁了乡约。可以说祠堂是传统乡土中国社会的一个标杆，它代表的正是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白嘉轩正是这一文化的守护者，而黑娃、田小娥、鹿兆鹏等一批青年人，则是其有力的反抗者。电影《白鹿原》对祠堂的几次展示是对乡土中国形象的成功塑造。

　　另外，在电影《白鹿原》中，同样参与到乡土中国形象构建中去的还有关中的黄土地、独具韵味的关中方言、大片金黄的麦田、静静矗立的牌楼、祠堂外的戏台……这些形象在影片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导演多次向观众展现这些形象的目的就在于塑造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乡土中国形象，进而向世人展现古老而文明的中国形象，这也正是其能够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摄影银熊奖的重要原因。

　　二、文化中国形象塑造的缺失

　　在范围上，国家形象可以分为“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军事形象、审美形象、艺术形象、文化形象等。”[2]在小说《白鹿原》中，陈忠实对国家形象中的文化形象进行了成功的塑造，其中包括以“白鹿”为代表的图腾文化以及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然而，“白鹿”与朱先生的形象在电影中并没有得到塑造，电影《白鹿原》“‘不见白鹿，只见小娥’，以田小娥的个人情欲史替代了民族史，将一部如此厚重庞杂的小说拍成一个女人――田小娥的‘性解放史’，将‘雄浑的史诗’拍成了‘庸俗的男女关系’”[3]，这可以说是电影《白鹿原》对于国家文化形象塑造的最大缺失。

　　小说《白鹿原》的开端，作者便引出了“白鹿”这一审美意象，小说的构思与人物刻画也围绕着这一形象展开。从小说发表到现在，对“白鹿”意象的研究呈百家争鸣的状态，相关论者对“白鹿”的意象所指持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白鹿”应该作为中国的一种图腾文化形象来看待。在小说中，“白鹿”意象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二章：“很古很古的时候（传说似乎都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在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白……”对于白鹿原上的人民来说，一方面，“白鹿”就是他们心中的神灵，它具有超强的能力，能够驱除原上的一切疾病灾害，是他们扎根生长的大地上的守护神，他们由心底对白鹿产生强大的崇拜意识；另一方面，在白鹿原上生活的主要是“白”“鹿”两姓家族，“白鹿”作为他们的祖先崇拜图腾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将白鹿作为自己祖先的象征，正是祖先的守护，才使得一代又一代的白鹿原人能够长久地生活在这一方土地上。“中国文艺应该以‘文化的方式’塑造国家形象，并实现与世界的融通和对话。”[4]图腾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它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民族的历史、民情，“白鹿”作为中国图腾文化形象的一个代表，在电影《白鹿原》并没有得到塑造，这不仅削弱了原著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是电影以“文化的方式”塑造国家形象的缺失。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应该是综合体，其中最直观的形象就是中国人的形象。”[5]然而，电影《白鹿原》并没有对儒家文化的代表朱先生进行形象塑造，这是影片在国家形象塑造上的又一失败之处。朱先生作为关中儒学的代表人物，儒家文化精髓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如果说白嘉轩是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实践者，那么朱先生既是儒家文化精神的实践者也是其引领者。在整个白鹿原上，人们将朱先生作为圣人看待，小说作者陈忠实所要塑造的正是这样一位无所不知、心系天下的儒家知识分子形象。一方面，作者将朱先生塑造成为儒家文化精神的引领者、儒家智慧的化身。朱先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于农业耕作也很精通，另外朱先生还有未卜先知的功能，他成功预言到共产党能够获得天下。“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这是几句朱先生墓室里砖头上刻的字，印证了朱先生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功预测。另一方面，作者将朱先生塑造成为儒家精神的实践者，朱先生兴办学堂、查禁烟苗、说服方巡抚退兵、编写乡约、编写县志、贩济灾民、号召抗日，这是其对儒家文化精神的成功实践。儒家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支柱，在两千多年的传承历程中，它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观念之中。它的道德思想、教育理念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儒家文化形象的塑造在构建中国国家形象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电影《白鹿原》却将儒家文化精神的代表朱先生删去，这不仅引发了观众的批评之声，在塑造和传播中国国家形象上也是失败的。

　　三、结语

　　电影《白鹿原》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既有得也有失，成功之处在于将我国的乡土中国形象传播到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热爱生活、热爱乡土、热爱本族文化的崇高精神，不足之处在于对文化中国形象塑造的缺失。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当代电影并没有利用好自己独特的优势来很好地塑造和传播我国的国家形象。

　　在现代文艺实践中，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相对于文本阅读而言，能够更好地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首先，在现代社会人们已无暇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来阅读书籍，相反，人们会选择观看影视作品，以此来作为一种工作之余的放松方式；其次，电影是一种将视觉与听觉合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它能够更加直观地将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与情感输入观众的脑海之中，观众通过视觉画面的接收以及自身的想象，进而对电影中所塑造的国家形象有着更加深刻的了解；再次，电影是一种具有超强传播力量的艺术形式，它可以把网络、光盘等电子媒介作为传播载体，这样相对于印刷文本而言，其便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将国家形象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电影艺术实践应该利用好自身的特点来积极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将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输出到国外，被更多的人所接收。

　　然而，我国的电影产业发展起步晚、速度慢，更重要的是，电影如何很好地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是每一个导演所面临的最大难题。笔者认为，电影要想很好地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必须做好以下几点：首先要坚持“自我塑造”的立场。电影作为当代最为流行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在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应当坚持“自我塑造”的立场，不要受“他者化”的影响，积极塑造真实的、文明和谐的中国形象；其次，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元素应该在电影中得到放大融入，阐释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传播经过几千年积淀的中国优秀文化精神，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念，进而使中国电影自我塑造的文明形象得到世界的认同；另外，电影应该减少情色内容的描写。电影《白鹿原》将一个民族的历史描写成一个女人的情欲史，这是其最大的败笔。在商业化的时代，导演为了获得高票房，在电影中插入大量的情色描写，这很容易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留下污点，偏离“自我塑造”的正轨，走入“他者化”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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