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国产电影的女性主义表达

　　20世纪30年代初，在革命的、进步的文艺思潮影响下，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已经渐渐被电影艺术家们所接受，并且开始以它作为创作的指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女性电影开始作为一种主媒介形式向人们完整地表述一个关于女性的主题，通过女性的思想、女性的反抗意识、女性的自我诠释，凸显出女性在自觉过程中的解放意识以及蜕变过程。纵观早期国产女性电影中，无论是中国电影史上试制的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还是中国现实主义的标志性作品《神女》，也无论是《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还是《玩意》，始终围绕着女性的自觉和女性的解放意识来讲述她们的爱情、亲情或友情。从而展现出男权制社会中女性的情感、生活状态，质疑父权制社会中对于女性的歧视、压迫与忽略，进行着特有的女性主义观念的表达。

　　从女性主义理论的批评视角来看，早期国产女性电影中的女性多是处于底层空间的平民身份，她们作为女性有着自己的憧憬与追求，于是她们背井离乡，进城寻梦，在所谓的“都市化”生活中构建属于自己的女性身份，进行自己的女性表达。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在碰撞中产生诸多的问题，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非常刚性的、男性的一面，如《周易》以“干卦”为众卦之首，这个纯阳之卦，实际上就是一个父亲的形象、男人的形象、圣人的形象。在中国儒家文化中也是非常强调做人，认为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做人”和“成人”。做什么人？又成什么人？实际上所说的就是男人。男人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流，也掩盖了中国历史的非主流一面。这就是女性。正如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说的：“权利存在的地方，抵抗也一定存在那里。”用伟人毛泽东的话来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女性意识是作为强大的男权意识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它的发展也是在强大的男权及其意识的斗争中进行的。早期的国产女性电影的空间背景离不开底层的出身、平民的身份，即便是在都市中，也表现出草根性的悲凉，这样一个具有矛盾性的存在空间，使得早期国产女性电影在叙事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用一种反都市化形式来表现女性意识之流生存和发展的艰辛，从而激发大众对那些在封建男权一统天下的黑暗时代的女性自身呼吁、张目、讴歌的同胞表示深挚的敬意。

　　一、早期国产女性电影的叙事及社会属性

　　自古以来，人们就为故事的吸引力而陶醉。叙事，用通俗语言来讲，就是讲故事。电影中的叙事专注于故事怎样讲述，通过传递语义性信息，从而达到与观众沟通的目的。而女性题材电影自然讲的就是关于女人的故事。可以说，在中国电影文化的诸多领域中，如果有一个领域具有女性意识最多，表现女性意识最多，并且这个领域同时又是女性意识云集荟萃之地，这无疑是女性题材电影的概括。在女性题材电影的叙事中不仅存在对女性的高扬讴歌，同时还包含为女性抱不平的张目意识，并且这种意识非常强烈而明显，已经形成女性题材电影中的一股主流意识。如果说自古以来的“男尊女卑”意识根深蒂固的话，那么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总归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与仰慕，是纯粹的对女性的客观赞美。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女性运动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些女性“本色”在与都市化这一特殊环境的融合过程中反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而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这一女性群体的出现，引起了电影文化的广泛关注和普遍演绎，形成了一股持续的、特有的女性电影的创作表达。它们完全以女性的现实遭遇和精神嬗变为主线索，展示着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和所遭遇的艰难困境、生存苦痛，在秉承了现实主义题材抒写的常规模式外，还体现出了女性在“都市化”中的种种抗争与不融，无论影片中的故事情节如何，都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女性的“苦难主题”、抗争意识与女性主义表达的精神主旨。用完整的故事叙述构建一个女性空间，无论这期间表现的是女性的软弱还是坚强，抗争还是屈从，最终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表现女性。在早期的国产女性电影中，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表达形式，扩展着女性电影题材的内涵和外延，反都市化叙事，并不是对都市化的批判与贬斥，而是通过这种反都市化的叙事手法传达出女性的精神嬗变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一）早期国产女性电影的精神属性

　　女性电影的精神属性主要是女性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所传达出的自强、自立、拼搏、反抗的个人精神和女性在父权社会中不堪被欺凌压迫的社会性精神。女性精神的表达已经远远超出了电影本身，它是通过社会角色、地位诸多方面的“社会化”而逐渐形成的，以一种由最初的非理性、软弱、依赖气质，被动、底层、被压迫的社会姿态逐渐转变为独立、果敢、主动反抗的女性形象出现，以实现自身价值。

　　（二）早期国产女性电影的政治属性

　　女性题材电影除了可以表现女性本身之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的政治形态。女性主义在社会政治角色中，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弱势的形态以争取女性的自由为目标，平等和自由可以说是女性题材电影中表现的焦点。一直以来，无论是在男女两性关系中，还是在社会构建角色中，女性基本上是不占任何话语权和语境的。尤其是在早期的国产女性电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女性作为社会角色的一分子，同样渴望得到政治属性中的肯定，影片中的女性都具有较低层次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但她们依旧为了心中的渴求，而不同程度上反对着男权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待遇，这也是早期国产女性电影中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和质疑，对社会问题的公开反抗。 　　二、早期国产女性电影中的女性表达

　　（一）平民身份的出现

　　早期国产女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以平民身份出现的，她们的形象是朴素而简单的，或许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她们的角色形象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但最初的出现一定是没有矫揉造作式的出场，她们既是充满苦难的平民形象，同时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人物。她们出身于平民阶层，真诚而善良，诚实且伟大。从某种积极进步的意义上说，她们的出现就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时代向前迈进的光明照耀，更是一种新的希望。虽然她们的生活境遇并不容乐观，然而她们的奋斗与争取、挣扎与反抗意识的出现，都会赢得观众的共鸣。

　　（二）底层空间的反抗

　　自古以来对于女性的诠释，多半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是令人同情的对象，随着进步思想的深入，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在一个立法森严、存天理、灭人欲，对女性不只是鄙视，不只是压抑，更多体现出的是侮辱、摧残的社会底层空间，在一个女性被欺负、被压迫、被牺牲的社会里，在一个几乎没有人倾听女性痛苦呻吟，没有人了解女性内心渴望的社会中，女性只有通过自己的力量，哪怕是发出微弱的声音，也可以看作女性意识的觉醒，而不是一味地顺从。正如1931年拍摄的影片《歌女红牡丹》里的红牡丹，尽管她一直尽心尽力地在维持着全家的生计，但入赘的丈夫仍然恶性不改，不仅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还在外边有了新的女人。逆来顺受的红牡丹直到恶贯满盈的丈夫进了监狱，还不忘委托好友去照顾他。影片在同情红牡丹遭遇的同时，揭露了旧礼教对她的毒害。影片中的红牡丹自身虽然没有反抗的意识，但是影片的点睛之意就在于提出女性的问题，提出作为女性应该有反抗的意识。而这一思想的提出，在20世纪30年代无疑是具有超前意识的。如果说在表现女性电影反都市化叙事中，《歌女红牡丹》只是作为一个引子的话，那么随后的国产影片对于这一倾向的描述可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具有典型性开篇的就是1934年拍摄的影片《神女》，该片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大批农村妇女涌入城市的各个工厂，而她们中的很多人在工厂倒闭后沦为妓女，尤其是在上海这个人人向往的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中，她们被人蹂躏，被人唾弃，被那些流氓、老鸨当作赚钱的工具，过着非人的生活。这是当时社会的问题，也是社会经济制度的病态一面。而影片中的阮嫂恰恰是这种悲剧式的人物之一。她身上既裹挟着二三十年代旧上海的环境特点，又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性与风采。影片开头就以一个母亲哺育婴儿的浮雕为衬景，配以字幕。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女人，她挣扎在生活的旋涡中，是一个低贱的神女。而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她是一位圣洁的母亲，她的母爱不少于任何一个母亲。影片向我们揭示出一个伟大的、苦难的女性形象，她并不是自甘堕落，她也曾想反抗，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有这样一位母亲，然而病态的社会并没有给她这样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反而是旧社会中的恶势力和旧习俗一步步对柔弱的母亲进行扼杀。上海的灯红酒绿并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美好的改变，反而将她一步步推入痛苦的深渊。

　　（三）女性表达的何去何从

　　如果仔细研究早期国产电影的话，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电影”中表现女性问题的电影为最多。这个时期女性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主题，虽然影片中仍然是以叙事为主，但显然没有脱离对生活中女性的思考。无论是影片《天明》，还是《神女》或是《船家女》，它们显然是属于“通俗剧”作品，但更多的是反都市化的一种显现。这一表现手法，比较大众化，并且在是非善恶上比较分明，还常常带有革命的精神。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影片特色。在都市中如何生存？是逆来顺受，还是自我意识的反抗？以影片《小玩意》为例，这部由阮玲玉主演的作品，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一个美丽善良的农村妇女的悲惨故事。她原本想做儿童玩具养家糊口，想在农村和丈夫、孩子过着踏实的日子，然而帝国主义的入侵使美梦从此破灭。丈夫死去，儿子丢失，唯一剩下的女儿在战乱中也被炸死。而她的精神状态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部影片中，女主角由农村逃到上海，上海在这里又被渲染为邪恶、堕落的大都市，代表着一切黑暗的势力，它吞噬着一切美好的事物。这种都市化的“最恶化”是时代的印痕，同时也是因为影片中包含了一些简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

　　三、结 语

　　当代女性电影的创作仍在持续，并且类型多样、风格各异，同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论怎样，早期国产女性影片的艺术价值我们都无法抹去。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它体现了特定的历史时期，由女性问题而引发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它们之间是积极互动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主义的发展。作为“女性表达”这样一种现象，它表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女性自觉，将生活中的女性形态异常鲜明地标上了女性主义的立场展现。压抑、痛苦中所呈现出的种种，都在“反都市化”中得以建立和消解。可以说，在都市化进程中，女性在其中已经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反都市化”手法的应用，一方面强化了女性境遇的悲凉性，另一方面通过女性抗争的有意识描写，透露出在父权社会下女性追求权利的艰难和注定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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