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美国电影收藏的理论动力

　　如今，世界各地的电影评奖活动、电影博物馆、电影资料库等电影评选与收藏机构数量巨大，这些机构对以往的和每年新产生的电影进行挑选与保存，人们习以为常并乐在其中。然而早期的电影在人们眼中地位并不高，如今电影所具有的艺术性、文化性和政治性，也并非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由于展现特点与拷贝的物理特性，电影稍纵即逝难以保存。是好莱坞大亨、文化精英以及美国文化机构要将电影美国化的过程以及由此出现的一系列运动，才促成电影的收藏与反复观赏，并逐渐形成当今电影界最负盛名的电影评奖与收藏活动――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即俗称的奥斯卡金像奖。

　　虽然电影在诞生初期并没有获得大众的严肃对待，但关于建立电影收藏，并将之视为一种文化与政治工具进行严肃思考的理念，却是几乎和电影发明一同出现的。当时的许多理论家与制片人都将电影视为一种新兴的具有极大潜力的全球媒介，由于电影具有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影像与画面，其视听语言是如此真实与直观，由此他们相信电影可以成为再现历史，甚至表现一切外部存在的新的世界通用语。

　　这些文化精英中有著名诗人维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威廉?肯尼迪?迪克森（WKLDickson），以及博拉斯?马图谢夫斯基（Boleslas Matuszewski）。

　　维切尔?林赛在他的电影理论著作《电影的艺术》中，使用了将电影与政治和艺术联系起来的思考方式，以形成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大学等文化机构将电影作为藏品收入麾下的理论依据。威廉?肯尼迪?迪克森将电影视为忠诚展现历史的严肃纪录片来看待。而博拉斯?马图谢夫斯基更进一步，认为电影应超越实证功能，成为传达民族主义观点的国家工具。

　　一、维切尔?林赛与《电影的艺术》

　　或许因受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关于美国社会观点的影响，又看到20世纪一零年代美国电影工业在好莱坞的推动下产生的发展，以及将电影视为国家与经济利益工具的美国文化机构的态度，诗人维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以史无前例的大胆尺度将电影院设想成一种独特的国家机构。对于电影，他不仅主张将电影诉求为艺术，更认为电影院应当作为市政机构存在，并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宣扬美国民主主义的工具。这一观点在他1915年出版的《电影的艺术》一书中有所提及，对这本书他颇有信心，在致哈里特?穆迪（Harriet Moody）的信中，他如此说道：“我打算对‘电影的艺术’做大量的复审（即修订） ，我想让它成为圣山上的摩西戒条的两块石碑。”①他的理论前提是将电影当做一种新的世界语言，然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电影院可以成为具有包罗万象的各种舆论的地方，他希望当时的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找到锻造新的电影机构的合适方式，并打造出真正符合美国国家认同的电影。他制定了一种挑选电影的标准，并关注编目与展示电影的技术，而非影片本身。林赛的观点使得早期的大学与博物馆启动了摄制商业范围之外的电影项目，他的书由艾瑞斯?巴里（Iris Barry）及其他一些人引入欧洲，成为将世界美国化的先行者。

　　二、威廉?肯尼迪?迪克森与《活动电影设备史》

　　威廉?肯尼迪?迪克森（William Kennedy Dickson）是一位发明家，他曾任托马斯?爱迪生的助手，在为爱迪生工作期间参与设计了早期的活动电影摄像机，后来为勒普林思（Louis Le Prince）工作。他将爱迪生关于活动电影设备的发明描述为极具价值的革命性创作，当然这或许存在一些自利性偏见。他认为电影影像不仅比文字记录精确得多，还由于其客观特性，能在记录历史事件时，避免那些因人为因素的模糊不清的文字描述而导致的对历史的误解。用电影来作为保存历史资料的收藏，可以让“电影取代传纪作者们那种夸大其词的、干巴巴的、会误导人们的叙述，我们的活动将因那栩栩如生的伟大的国家影像而丰满，被那种闪闪发光的个性丰满。”这就是迪克森心中的电影的本质。这当然，迪克森当时设想的历史纪录片式电影，与我们现在概念中的历史纪录片不尽相同，他指的更多的是“伟大的国家景象”。

　　在当时的舆论印象中，电影对社会所起的大多是消极作用，然而早在1895年，迪克森就描绘了一个国家电影收藏机构的蓝图。他的洞见在于，具有视听特性的电影不仅可用作娱乐和杂耍，若是用到恰当处，甚至足以承担严肃的社会责任，成为堪为国家所用的工具。当时还有一些社会改革者、美国的政府官员们以及与迪克森类似的电影工作人同意他的观点，他们看到了电影的正能量，并想赋予影院以市政机构的功能，从而使电影不再被轻视。迪克森在前好莱坞时代保存了大量的影片收藏，有学者认为他的这一贡献一定程度是出于商业动机，他之所以要从1893年开始在国会图书馆保存爱迪生的影片拷贝，是出于保护版权利益的目的。然而无论如何，迪克森出于国家主义的电影收藏观，的确成为早期关于影片收藏的重要理论动力。

　　三、博拉斯?马图谢夫斯基

　　与《电影，一种新的历史之源》 “……动画摄影术……将能够给予人们一种直接的对于以往事件的视觉体验……那么多为年轻人所写的模糊不清的描述性文字将成为毫无必要的东西…”在迪克森的书出版短短几年后，一位名叫博拉斯?马图谢夫斯基（Boleslas Matuszewski）的居住在巴黎的波兰电影摄影师，在他的一篇名为《电影，一种新的历史之源》（Une nouvelle source de lhistoire：Creation dundepot de cinematographie historique）的文章中，对电影进行了如上描述。马图谢夫斯基曾拍摄过尼古拉斯二世的影像，在意图向费加罗报（Le Figaro）谋求工作而撰写的一篇社论中，他特别提到了他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他提醒人们注意，是他，一名电影摄影师，帮助法国避免了一场外交尴尬。②他还用这一故事证实自己关于电影理应成为保护国家的必要工具的观点，他提出应该在巴黎建立一个专属机构来保存电影影像，也就是为法国创立一个国家电影收藏机构。马图谢夫斯基坚定的认为电影作为历史记录显然优越于那“没什么用处的墨迹”，因为电影是直接的，是对人们经验中的现实的完美再现： 　　“……千张底片组成一组镜头，展开在光源与白幕之间，让逝者重又踯躅眼前。区区的一条赛璐珞，不再是历史的证物……只需一点热和一点水，它就将被再次唤醒，重温那几小时的往昔，恰然一束光线穿过镜头跨入黑暗……”

　　与安尼特?迈可森（Annette Michelson）对电影“认识层面意义”所持的赞赏观点一致，对于电影的“诺斯底式职责”的分析，最近由汤姆?刚宁Tom Gunning在他的《不可忽视：面貌、摄影以及早期电影的诺斯底职责》，③图谢夫斯基认为电影具有使人认识整个世界的能力，电影不应当成为权力用来压制民众的工具，“人们应当记得公众电影收藏是从控制权力的希望中衍生出来的，而不是被权力利用来压制人们。”他同时提出电影必须具有倾向性，即电影在记录历史事件时应当具有某种观点而并不只是机械的眼睛。因此，他坚持认为纪录片导演应当具有党派立场，“将他们的镜头瞄准这个世界，就如同一个军人用他的枪去瞄准一样。”而衡量一部电影文献是否值得收藏则需要一班秉持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称职的委员会”。他甚至认为“有必要在一开始就出台限令”，引导电影导演们统统转变观念，将目光瞄向正确的方向。这是存在两难性的――既拍摄忠实于历史的影片，同时表达鲜明的民族主义观点――这也是许多早期的电影收藏理论家们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然而后来形成的美国电影收藏赏析的文化评判标准，一定程度上是在约束和消解这些学者对电影收藏所持的世界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理念，并将电影以及好莱坞产业导向另一个方向，那就是成为美国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传播利器。美国文化机构的领导人们很快抛弃了一开始的那种将电影视为政府威胁的观念，转而试图控制电影，将其与国家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④电影收藏，无论是国家所属还是私人所属，都要成为符合国家利益的呈现现实的或叙事艺术工具。

　　注释：

　　① Peter Decherney：Hollywood and the Culture Elite： How the Movies became America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

　　② 在早先担任俄罗斯沙皇尼古拉斯（Russias Tsar Nicholas）的官方摄影师时，马图谢夫斯基曾拍摄了法国总统弗朗索瓦? 弗雷（Francois Faure）访问圣彼得堡进行国事活动的简单影片，由于弗雷在正式场合没有恰当、行脱帽礼，而马图谢夫斯基的拍摄帮助弗雷回避了那些不恰当行为，使法国避免了外交指责。

　　③ In your face：Physiognomy，Photography and the Gnstic Mission of Early Film，Modernism/Modernity4.1，1997：1-29。

　　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公众影片收藏的零散讨论，几乎毫无例外的，都与尝试控制国家性叙事的视觉文献联系在一起。译自Hollywood and the Culture Elite： How the Movies became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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