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视野下的东南亚妈祖信仰

　妈祖信仰是盛行于我国东南、南部沿海地区及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一种重要民间信仰。由于妈祖特殊的经历与神格，在我国东南文化圈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神灵世界，长期受到百姓香火的供奉。妈祖信仰起源于地处南方沿海地区的福建莆田民间，在其跨区域传播过程中，官方完成了对妈祖的一系列册封，不仅使妈祖获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性”身份，其地位也得到空前提高。跟随着华侨们“下南洋”的脚步，妈祖信仰又一次大规模从中国本土进入东南亚地区，妈祖信仰成为了东南亚地区华人华侨群体和社会的主要信仰之一，在传承中华文明，凝聚华人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信仰与妈祖信仰
　　文化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物质与精神文明，我国民间传统信仰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按照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学说的观点，“信仰就是一种生存的需要，而今又已延伸和发展为历史认同的需要，文化认同的需要和社会认同的需要”。而民间传统信仰可因其崇拜对象的不同，大致分为三类：①超自然的崇拜，即宗教信仰的本质；②超社会的崇拜，即非宗教信仰的本质；③超自然的崇拜与超社会的崇拜的整合模式。
　　我国妈祖信仰由来已久，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该信仰通过超自然崇拜与超社会崇拜的整合模式之一，即公共习俗来得以实现并强化对信仰群体的召唤。
　　据史载，妈祖姓林名默，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在今福建莆田湄洲岛降生，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农历九月初九猝于湄洲岛，时年二十七岁。林默身前常救助乡邻，按照中国古人“身前行善积德，死后羽化成仙”的观念，再加之一些有关其“显灵”的传闻，妈祖信仰便从福建莆田湄洲岛上开始生根，而后在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双重作用力下，妈祖逐步完成了由民间义女到“职业”海神（海神娘娘），由海神到至高女神（“天后”、“天妃”），直至最终被建构为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和信仰意义的女神，传遍中国东南地区，又远渡重洋传播到了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
　　二、妈祖信仰的扩散与传递
　　相关研究表明，民间信仰的传播和扩散过程是一种从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逐步向较高的社会阶层扩散，伴随而来的也是信众散布地域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自宋代妈祖信仰在福建莆田湄洲岛兴起以来，乡土渔民、海商与地方士绅官宦这些不同的主体先后参与进了妈祖信仰的传播与建构之中，实现妈祖信仰的一连串等级纵向拉伸和横向扩散，直至把妈祖信仰推入国家的正祀，并走出中国东南文化圈进入东南亚文化圈，最终使妈祖信仰成为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
　　具体讲，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渔民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妈祖信仰则在乡里乡亲之间小范围传播，多为祈求妈祖保佑自身平安，以求心灵的慰藉。宋代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得海商群体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出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需求也加入到了妈祖信仰的行列中，而他们的加入使得妈祖信仰的传播呈现出两个重要的新特征：其一，妈祖信仰的传播方式增加了远距离跳跃式迁移扩散的可能；其二，妈祖信仰的传播中心从单一中心转变为包括湄洲岛在内的多中心传播。（1）多中心的传播模式势必可以扩展妈祖信仰更大的地理空间，更大的地理空间也会促使一批具有现实需求的新的更有力量的群体加入妈祖信仰的行列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妈祖信仰逐步完成了国家疆域内的“纵向传递”与中华文化圈内的“横向扩散”。所谓“纵向传递”，就是在国家版图内的士绅官宦们继海商之后凭借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兴建、修缮庙宇和把妈祖传说文本化（宋代雕版印刷相当繁荣）等方式，实现了区域内妈祖信仰的“合法化”，并进一步推动妈祖信仰向更高层次进阶和延展，直至进入国家的视野内，并且获得历朝历代的册封（2），最终建构起具有官方标准化的妈祖信仰。所谓“横向扩散”，主要是指地域范围的扩展，妈祖信仰源于福建莆田扩散至福建，后走出闽方言区扩散至粤、琼、桂等地区。至清代妈祖信仰也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居民的移民活动扩散到了东南亚地区，把国家的“神”放置入了中华文化圈内，影响广泛而且深远。
　　在此笔者还想强调两点：第一，“纵向传递”与“横向扩散”同时进行，存在互动，这种互动表现为只有横向地域的扩展，才能给纵向带来不同利益诉求的的社会阶层，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推动了妈祖横向地域的扩散；第二，在时间上，妈祖信仰早在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便开始向东南亚扩散，而在东南亚地区“登陆”可能最早在17世纪末，如在1673年，马六甲的华人就创建了青云亭，亭内主祭拜对象为观音，旁边分别置妈祖与关公；在1779年，印度尼西亚亚廖内群岛中丹绒槟榔的华人在当地也建立了天后圣庙（妈祖庙）；1795年，马六甲的华人建立了内祀郑和与妈祖的宝山亭。进入19世纪后，随着中国（主要是闽粤琼桂）向东南亚的移民大量增加，已经获得官方认可并且完成册封的妈祖，加之其自身的独特神格，顺理成章也注入进了东南亚的社会。
　　三、会馆与祭祀凝聚着东南亚华侨的身份认同
　　中国历史进入19世纪，社会矛盾加剧，局势动荡，人民生活困难，因而很多贫困交加的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便纷纷逃往东南亚谋生——史称“下南洋”，这部分下南洋的华人大多来自闽粤琼桂等地区。由于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些移民必须跨洋过海，才能抵达目的地。因此，他们在海上航行之时，就奉祀南方百姓的海上保护神——妈祖，祈求保佑海上平安。到达目的地国之后，更是建造庙宇供奉，祈求妈祖继续庇佑他们在侨居地顺利地生存发展。于是，妈祖信仰就通过“公共习俗”的方式使其在东南亚华人的生存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妈祖信仰发挥了“认同功能”，笔者以为这种“认同功能”有二解，一解是 华人社会内部凝聚的认同，二解是东南亚本土通过妈祖对华人的外显认同。
在华人社会里，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一个清晰的界限：人们会根据生活习俗、方言、信仰的不同，把华人社会分为“福建人”、“广东人”、“广西人”、“海南人”、“客家人”等群体，尽管他们来源各异，但是他们都是妈祖的忠实信徒。在多元的东南亚社会里，这些来源于不同地域，不同亚文化的“福建人”、“广西人”、“广东人”等，面对“异族”时，他们是“中国人”，来源中华文化圈的中心区域，以别于中华文化圈的次级区域。致使“福建人”、“广东人”、“广西人”等在异域形成“中国人”概念的重要推动力——文化认同。而妈祖作为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植根于东南亚华侨社会，其民俗已经成为东南亚华侨的生活习惯，而这种习俗的活动场地便是华侨会馆，其外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祭祀活动。
　　（一）华侨会馆
　　华侨初到一处，人生地不熟，不但遭到殖民政府的欺凌和敲榨，同时也要忍受环境不适的考验。因此，华侨本能的选择了团结互助，共渡难关，起初维系华侨关系的最基本的组织是宗亲会和同乡会。他们在居住地搭建起简单的房屋，作为活动的场所，由于妈祖是东南亚华侨共同的信仰，往往在活动场所华侨们也会供奉上妈祖，以求神灵的庇护。之后通过华人华侨辛勤地打拼，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整个华侨社会的财力也明显增强，于是他们修建起了蔚为壮观的建筑，一来感谢妈祖的庇护，祈求更美好的生活，二来作为联系宗族同乡的活动场所——会馆。也就是说，供奉妈祖的庙宇中便设置了联系宗亲的会馆，或是会馆中附加设置了供奉妈祖的庙宇。在马来西亚，只要有兴安会馆的地方便有妈祖庙宇，在马来西亚兴安总会馆下属的27个地方会馆，每个会馆的最高层都会设置一个妈祖庙。
　　东南亚地区妈祖庙与会馆的结合，一开始便吸引众多华人信徒前来朝拜，可谓香火鼎盛，这也为妈祖庙宇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会馆也使用这笔可观的收入，从事一些公益事业。比如，1849年新加坡福建籍巨商陈金声在天福宫之右建起了新加坡最早的华人学塾——崇文阁，1854年又建造起了萃英书院（3）。又如新加坡福建籍华侨创办道南学校之前，便在天福宫福建会馆商量，决定办学经费不足处由天福宫拨给。类似用妈祖寺庙的香油钱来支持办学的事例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不胜枚举。
　　庙宇、会馆、学校便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三个重要支撑，而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共同的妈祖信仰便是联系这三者的重要纽带。
　　（二）祭祀活动
　　按照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学说，信仰就是一种生存的需要，而今已经延伸和发展为历史认同的需要、文化认同的需要和社会认同的需要。妈祖祭祀活动便内涵着一个重要的诠释与话语权，谁通过了祭祀仪式，谁便获得了认可，取得了融入群体的资格，这点对于孤悬海外的华人来说尤其重要。在东南亚各国，围绕妈祖信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除了周末的上供和念经活动外，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华人传统节日，特别是每年的妈祖诞辰、升天这样的重大节日，各妈祖庙都要进行重大的法式为妈祖庆祝，无数善男信女前往妈祖庙宇上香膜拜。在吉隆坡的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还要从福建湄洲岛妈祖祖庙迎回妈祖“分身”一尊，并进行妈祖像巡游祭拜活动，朝拜的队伍更加是浩浩荡荡。在由民众参与的祭拜活动中，妈祖庙俨然成为一个大舞台，信众彼此不分“高低贵贱”和“宗族次序”，达成一种平等和谐状态，大家亲密地联系在一起，围绕妈祖神像共同跪拜祈福，寻找内心精神归宿和身份归属，获得和寻求在东南亚华人群体里的依靠和心灵归属的宁静。
　　四、结语
　　妈祖信仰在传播的过程中，通过渔民、海商与士绅的加入与推动，使妈祖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实现了妈祖信仰的“泛地域化”，走出了一个“方言系统区域”扩散到了“另一个方言系统区域”。最终漂洋过海，从中国本土迁移到东南亚地区。通过妈祖信仰的祭拜仪式与各色会馆建筑，东南亚华人凝聚为一个整体，取得了一种身份的认同，也即文化的认同。正如庄孔韶在《银翅》里所指出的，“中国人的自我实现与宗族集体的认同精神（集体意志之实现）需要相互依赖。保持宗族制度及其理念是族群和个人整合的重要基础”。（4）毫无疑问，妈祖信仰强化了东南亚华人的民族意识，更增强了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联系起了东南亚炎黄子孙的心！
　　参考文献：
　　[1]王光海、高虹：妈祖信仰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7月.
　　[2]李天锡：试述新加坡华侨华人妈祖信仰的传播及其影响[J].八桂侨刊，2008年9月.
　　[3]李天锡：试论华侨华人妈祖信仰的文化特征及其发展趋势[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
　　[4]陈国强：东南文化中的妈祖信仰[J].东南文化，1990年03年.
　　[5]王芳辉：标准化与地方化——宋元以来广东的妈祖信仰研究[J].文化遗产，2008年第3期.
　　[6]薛世忠：妈祖信仰在粤琼地区的传播与影响[J].莆田学院学报，2006年8月.
　　[7]郑衡泌：宋代妈祖信仰传播的地理过程及其推力分析[J].地理科学，2010年4月.
　　[8]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9]李立纲：妈祖信仰与中华文化传统[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4月.
　　[10]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
　　[11]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