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菲勒斯统治下的黑人：《宠儿》的身体叙述

　[摘 要] 白色菲勒斯统治对黑人女性身体的摧残是导致塞丝弑婴的根本原因，也是把众多奴隶母亲推向杀死孩子边缘的主导因素。奴隶制下黑人女性身体的被掠夺间接摧毁了黑人的男性气概，使他们在精神上处于被“阉割”状态。奴隶制废除后，身体上获得自由的前奴隶在精神上仍未摆脱白色菲勒斯统治留下的阴影。但黑人女性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通过不懈努力进行了权力反转，对白色菲勒斯的解构实现了最后的合围。
　　[关键词] 托妮·莫里森；《宠儿》；菲勒斯；身体叙述；解构
　　[中图分类号] I106.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6—0122—05
　　Black People Under the Rule of White Sexual Exploitation： Body Narrative in Beloved
　　MA Yan，LIU Lihui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The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of black women by white men drives Sethe to kill her baby， and it is also the leading factor for many slave mothers to commit infanticide. The sexual exploitation of black females under the rule of white men destroyed the black men’s masculinity， and they were thus completely emotionally and mentally emasculated. Even after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nd the former slaves gained personal liberty， their spirits were still confined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white male’s rule. However， the black women made persistent efforts i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is white male sexual domination and refused to be controlled by it without putting up a fight.
　　Key words： Toni Morrison； Beloved； phallus； body narrative； deconstruction
　　一
　　自《宠儿》出版以来，国内外研究者已从叙事学、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视角对黑人文学特征、种族问题、代际创伤、身体政治等进行了较深入的探析。这些多元的研究视角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并深化了文本意义的挖掘。但在笔者看来，现有的研究成果不能充分解释莫里森在《宠儿》中留给读者的诸多疑问：为什么塞丝（Seths）后背的鞭痕让保罗·D在亲热之时忽然变得“性无能”？宠儿还魂后为什么通过性爱的方式将母亲的情人驱逐出124号？小说结尾，塞丝为什么飞刀刺向白人爱德华？为什么动物意象始终贯穿于对黑人形象的描述之中，尤其在对黑人女性身体进行刻写时，字里行间充斥着色情、露骨的贬低之意？通过对小说中菲勒斯统治下黑人身体的分析和解读，不但能解释这些问题，还能进一步理解贯穿作品始终的隐含主题。
　　“菲勒斯”是英语中phallus一词的音译，意为男性生殖器。作为性话语中一个重要的意象符号，菲勒斯在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中频繁出现，这一男性躯体最敏感的区域并不仅仅指男性生殖器（penis），更多指涉与其紧密相连的阳性权力。“菲勒斯就像黄金脱离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一样，成为一种象征、一个符号。它作为生理概念是情欲的客体，作为象征概念又表征权力、欲望和秩序。就像语言构成中的能指优先性一样，‘菲勒斯’是象征界中统治其他所有能指的能指，‘它决定其作为能指而规定着所指’”[1]。谈到20世纪西方文论对黑人文学批评的影响时，盖茨（Henry Louis Gates）指出，“对1980年代黑人文学批评的挑战不在于回避文学理论，而是要把它翻译成黑人习语，重新命名批评原则，尤其要命名黑人批评原则，并运用其分析我们自己的文本”[2]。奴隶制下的黑人男性和女性共同遭受了菲勒斯所带来的性掠夺与身体刻写，双方都是菲勒斯霸权统治下的客体，故本文用“白色菲勒斯”指涉白人阳性权力，使其表述具体化。
　　二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人的身体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存在体，更是一种能生动和有效地体现社会属性的政治文化符号”，也就是说身体不再单纯指代生物学上的肉体，而是与政治、经济、阶级、权利等相互关联，即“身体不是天生的，它们是被制造出来的”[3]。被完全去自然化后的身体“一方面体现着反理性主义的快感、力比多、欲望和无意识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无法割裂地与阶级、种族、性别以及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关联”[4]。在莫里森笔下，殖民权力和与之相伴的暴力，通过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身体的暴力、规训与掠夺体现出来，其中菲勒斯所表征的阳性权力扮演了重要角色。
　　谈起19世纪的奴隶制文学，莫里森说，“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曾经处于奴隶制下的国家能够彻底地全方位地描述自己遭受过的奴役”，“很多事情都不再被提起，并且很多事情也被‘遗忘’了……让我们揭开面纱看看这些极其恐怖，连提都不能提的事情”[5]（p109-110）。莫里森所说的“被遗忘”和“提都不能提”的事情就是奴隶史上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性掠夺。弗吉尼亚州1662年通过法令承认白人男性占有黑人女奴的合法性，女奴所生的孩子不论其父亲是谁，都归奴隶主所有。这一法令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女性黑奴频繁成为白人泄欲的对象，同时为了给奴隶主繁殖增收而被迫接纳不同的男性黑奴。奴隶繁殖的通常做法是：体格强健的男性黑奴被视作“种人”，要求其与本庄园女奴交配，然后再出租给其他庄园；女奴被视为“母畜”，十三四岁即要接受“配种”。生育十多个以上孩子的女奴有可能因为给主人带来大量财富而获得自由。奴隶繁殖不仅使奴隶主能够获得足够自用的奴隶，而且还可以通过销售女奴生下的黑奴积聚财富。19世纪40年代的10年间，仅弗吉尼亚一州就“生产”并出售了不少于10万名黑奴。详见张福运.美洲黑奴[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6-77页。奴隶制下黑人女性的身体“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并且在白色菲勒斯的强权镇压下“形成为一种劳动力”；当身体“既具有 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就“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6]（p27）。18世纪发展起来的反黑人的“种族学”认为黑人在自然界生物链条上作为人类的最低等级，介于黑猩猩和白人之间[7]。由于其遗传低劣、天性中含有丑陋、邪恶的动物性特征，黑人的身体被认为具有不可逆转的低等性，因此必须处于白人的监管之下。同时白人对黑人动物属性的构想使黑人女性沦落为生育机器和泄欲对象，白色菲勒斯通过对黑人女性身体的暴力规训来强化其身体所具有的功效性。《宠儿》中所有的黑人女性的身体都被白色菲勒斯打上了或明或暗的烙印，蕴含无限生产能力和使用价值的身体成为源源不断被掠夺的对象。
　塞丝的母亲在小说中没有姓名，表征其身份的只有乳房下面的一个圈圈和一个十字形的烙印。她生下塞丝两三个星期后就下地干活，把塞丝留给负责看孩子的缺了一只胳膊的楠（Nan）那里吃奶。楠和塞丝的母亲都是通过运送奴隶的“中间通道”（The Middle Passage）被贩卖到美国，在船上两人多次被水手强暴。塞丝是母亲唯一一次出于自愿和一个黑人男子所生的孩子，母亲用那个男子的名字为女儿命名并把她留了下来。后来塞丝的母亲在逃跑途中被吊死，人们发现她时，只有表征其从属关系的乳房上的烙印成为识别她的唯一痕迹。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Baby Suggs）曾多次被“打翻在地”，臀部所受的伤让她走起路来“像只三条腿的狗似的一瘸一拐”，奴隶生活“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 [8]（p162）。在所谓的配婚制度下萨格斯有六个丈夫，生了八个孩子。两个女儿在还未换牙时就被卖掉，“为了能把第三个孩子，一个儿子留在身边，作为交换她和一个工头同居了四个月，谁想到来年春天孩子被拿去换了木材。那个孩子她不能爱，而其余的她根本不爱”[8]（p28）。唯一一次出于自愿、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性行为是和黑尔（Halle）的父亲，所以黑尔是萨格斯作为母亲唯一的希望。以为黑尔不在人世后，萨格斯失去了理智，每天躺在床上玩味色彩直到死去。艾拉的青春期是在一座密封的房子里被一对白人父子的分享中度过的，她称他们为“迄今最下贱的人”。比起自己被车闸敲掉的下齿和腰上绳子粗的伤疤，艾拉认为凶杀、绑架、强奸，不论什么都抵不过她所遭受的身体掠夺。塞丝被鞭打后背上留下的“树”形疤痕、宠儿复活后脖子上深深的锯齿印，黑人女性身体上所有的标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字符’，一个象形文字，一个最终会在叙述中的恰当时机被阅读的符号”[9]（p28）。这些符号是白色菲勒斯在黑人女性身体上刻下的从属性的烙印，塞丝和她母亲的伤疤、所有奴隶的伤疤都是奴隶主财产的表征。可以触摸的伤痕再现了奴隶制的暴戾与残忍，黑人女性饱受戕害的身体言说着比历史更真实的事实。
　　对身体的掠夺和摧毁否定了奴隶作为人的存在，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奴隶之间的一切人伦关系都被粗暴地斩断，伴随人伦关系产生的母爱也严重受损。塞丝的母亲把一个和水手生的孩子丢到岛上，其他许多跟白人生的也都被扔掉。被白人父子多次强暴后，艾拉生下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她拒绝给“它”喂奶，因为“它”的爸爸是“迄今最下贱的人”。黑人母亲“漠视”孩子是因为许多孩子是在被白人强暴后所生，强暴行为不是奴役者基于对被奴役者的身体欲望，而是一种“代表男性统治制度的政治性行为”[10]（p16）。白色菲勒斯通过对黑人女性身体的直接暴力威胁与伤害进行性别压迫，实现完全占有的绝对权力关系，以此确立其统治地位。黑人母亲选择“漠视”白人的孩子作为抗争，因为“记忆的形成是可怕的，它是不断用血浇筑而成的，人烙刻了某种东西，食指停留在记忆里，只有不断引起疼痛的东西才不会被忘记”[11]（p69），孩子的存在只会不断提醒母亲屈辱的历史，而阻断残酷记忆最好的方式就是“漠视”孩子。所以，白色菲勒斯对黑人女性身体的摧残与刻写是导致黑人母亲杀死孩子的主导因素。
　　黑人母亲弑婴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出于对孩子极其浓烈的爱。逃亡二十八天后，当奴隶主追来时，塞丝拿起锯刀割断了女儿的喉咙。母亲认为死亡是女儿最好的归宿，再也不会有人“侵犯她女儿的私处，弄脏她的大腿，敢在纸上把她女儿的属性列在动物一边了”[8]（p291）。莫里森在接受黑人女作家格洛丽亚·内勒（Gloria Naylor）采访时说，“女人把自己珍爱的东西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那个杀死孩子的母亲是如此疼爱孩子，她宁可毁了她，也不愿看到她被玷污、被伤害。”[12]（p207）莫里森所提到的那个“杀死孩子的母亲”，不仅指塞丝，也指美国历史上“玛格丽特弑婴案”中的黑人母亲玛格丽特·加纳（Margaret Garner）。1856年1月27日，黑奴罗伯特·加纳（Robert Garner）携妻玛格丽特·加纳（Margaret Ganer）及四个孩子从位于肯塔基的种植园出逃，来到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一个亲戚伊利亚· 凯特的家中。但很快奴隶主盖恩斯和马歇尔就寻踪而至，玛格丽特眼见逃离无望，便杀死两岁的幼女玛丽，当她试图杀死其他孩子时被制止。关于加纳一家后来的遭遇，当时有不同的报道。有一种说法认为，当羁押她们回肯塔基的船经过俄亥俄河时，玛格丽特抱着孩子纵身跳入河中，后来自己被打捞上来，孩子淹死了。曾帮助三千多名奴隶从地下通道逃往自由的废奴运动者利瓦伊·科芬（Levi Coffin）在回忆录中对玛格丽特有过记载，“她大概五英尺高，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白人血统……左侧的额头有一个陈旧性的伤疤，同一侧颧骨处也有疤痕，问及疤痕来源，她说，‘白人留下的’。她看上去二十二三岁，怀里抱着一个大约九个月大的女婴，孩子的肤色比起母亲浅了很多，浅到足以能看清脸颊处的红晕”[13]（p562-63）。玛格丽特脸上的疤痕是白色菲勒斯暴戾与残酷留下的身体刻写，怀里浅肤色的孩子则暗示其是白色菲勒斯性掠夺的产物，为了使女儿不再重蹈自己命运的覆辙，母亲在携带女儿逃亡未遂和被捕后两次试图杀死孩 子。
　　三
　　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认为女人象征自然，男人通过征服女人征服自然[14]。奴隶制下的黑人男性和女性皆是柔弱自然的体现，白色菲勒斯征服黑人女性的同时征服了黑人男性，继而掌控整个黑人世界。“甜蜜之家”的大多数男性黑奴都叫保罗，为了便于主人发号施令，他们的名字按照字母依次排列为保罗·A......保罗·F。由于奴隶不得随便离开奴隶主庄园的规定加上女性奴隶的匮乏，迫使他们解决生理需求的主要做法就是兽奸。这一描写有力地阐释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男性奴隶同样遭受性掠夺，正常生理需求的被“禁止”迫使其只能依靠兽奸的方式解决生理需求，这一表现深化了黑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同时，男性黑奴作为“种人”只能按照奴隶主的意愿同女性黑奴结合并使其怀孕，这种配种方式强化了白人眼中黑人的动物性特征。保罗·D在回忆“甜蜜之家”的伙伴时说，“一个发疯了，一个被卖了，一个失踪了，一个被活活烧死，而当时我嘴里塞着马嚼子，手被反捆在背后”[8]（p72）。马嚼子这一给动物特制的管制器具戴在奴隶嘴上，除了起到同样的约束作用外，还割断了佩戴者身体与声音之间的联系，使其成为“沉默的工具”。1987年，莫里森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论述了马嚼子在整部小说中的重要性，“它（马嚼子）与他们将奴隶视为动物的想法是紧密相连的，“这种器具让你无法说话。它要求缄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你无法言语”，“一点一点地施加这种限制，就会在身体和心理上击垮你，你全部的人的特性就会消失”[15]（p212）。嘴里塞着马嚼子的形象让保罗·D怀疑自己是否具备人的属性，甚至以此为标准审视、评价其同伴的行为。当他得知塞丝杀害宠儿的真相时说，“你长了两只脚，塞丝，不是四只”[8]（p191）。保罗用四只脚描述塞丝，是把塞丝等同于动物，是保罗·D对奴隶制下奴隶主对黑人动物属性定义的默认，对白人价值观的认同是其身体被规训的必然结果。
　　被奴化的保罗·D即使在奴隶制废除后，其思想也没有摆脱白色菲勒斯的桎梏，仍然处于被“阉割”状态。塞丝逃跑十八年后，保罗·D一路寻找塞丝来到蓝石路124号。塞丝给保罗·D讲述了白人男孩在“甜蜜之家”对自己的性侵以及“学校老师”察觉出她有逃跑企图时不顾她有孕在身狠狠鞭打了她，鞭伤愈合后的疤痕看起来“像一颗苦樱桃树”[8]（p18）。共同的被奴役经历使保罗·D试图用男性方式抚平塞丝心中的伤痕，然而身体被掠夺的惨痛经历使他们的性冲动陷入了功能障碍的尴尬境地，作为前奴隶的保罗·D恰似福柯笔下圆形监狱的犯人，自觉地把外在的压制转化成内在的精神负担，从而使外在的权力直接作用于内心并操控其潜意识的活动，暂时性地忘却了在白色菲勒斯的统治下，自己早已经是一个疲倦的、支离破碎的、不能自由支配身体的男人。塞丝后背的疤痕如同一个代码，书写着白色菲勒斯的权力，而保罗·D在对这一代码的解码过程中没有同情、爱怜或是愤怒，相反疤痕所表征的白人权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曾经的耻辱。面对早已被奴隶制玷污与撕裂的黑人女性的身体，黑人男性退缩了。一同退缩的还有斯坦普·沛德（Stamp Paid），其妻子瓦施蒂长期被小奴隶主霸占。妻子身体的被掠夺使斯坦普蒙受极大的耻辱，但是他并没有把矛盾对准悲剧的肇事者——奴隶主，而是杀害比自己处于更加弱势地位的妻子后逃跑。逃跑成功后他把自己的名字由约书亚改为斯坦普·沛德（Stamp Paid），意为“邮资已付”。有论者认为斯坦普逃跑后为自己重新命名表明他“在精神层面的重生”，结束妻子的生命是“不愿让她继续遭受侮辱”[16]。笔者认为斯坦普杀死妻子说明他已自觉步入白色菲勒斯的藩篱，把统治阶级的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从而强化了自身的奴化意识。“受压迫者内化了压迫者的价值观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可以“扭曲人类所有最亲密的关系甚至颠覆自我”[17]（p95）。
　　白色菲勒斯对黑人身体的规训使其在思想上处于被“阉割”状态。同时，面对黑人女性身体的被掠夺，黑人男性束手无策，即使在场也只能作为事件的目击者，而其证词则毫无法律效力。这一“无能”的状态致使黑人男性被动丧失男性气概，继而在精神上也处于被“阉割”状态。塞丝被“学校老师”的侄子按倒在牲畜棚抢走奶水并狠毒鞭打、站在一旁的“学校老师”边欣赏边做记录时，嘴上戴着马嚼子的保罗·D只能观望，话语权的丧失使其成为沉默的“他者”，继而男性气概也消失殆尽。同时被“阉割”了男性气概的还有黑尔——塞丝名义上的丈夫。看似奴隶主心怀怜悯让奴隶自由结合组建的家庭，实质上是为繁殖增产而固定下来的搭档。当塞丝问奴隶主她和黑尔的结合有没有婚礼或者至少得有个什么仪式时，加纳太太只是关心地问道：“你是不是已经怀上了” [8]（p31）？当塞丝被抢奶时，目击者除了保罗·D，还有偷偷躲在厩楼里的黑尔。在妻子被凌辱的整个过程中，未戴马嚼子的黑尔连一声“住手”的怒吼都未敢发出。面对白色菲勒斯的野蛮与暴戾，黑尔没有做出任何抵抗，精神崩溃后坐在搅乳机旁将牛油涂满全身，放弃了和塞丝一起逃跑的计划。男性所固有的勇敢、斗志、阳刚被疯狂、兽性、残暴击打得粉碎。白色菲勒斯对黑人女性进行性掠夺的同时“阉割”了黑人的男性气概。
　　詹姆士·柯默（James Comer）曾这样评价奴隶制对黑人男性自我观念的影响，“奴役他、排斥他、羞辱他、虐待他；他的价值感、他的价值观以及他的满足感都会被摧毁、被降低或不断受到严重的挑战”[18]（p165）。白色菲勒斯暴力在实现身体规训的同时，使被殖民者的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和扭曲，对黑人男性的规训由身体上升到精神层面，使其在精神上处于被“阉割”状态。对黑人女性身体的掠夺间接“阉割”了黑人的男性气概，同时扭曲了被奴役者之间 最亲密的关系。
　　四
　　福柯曾转引塞尔万（Servan）的话，“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6]（p113）通过对奴隶身体的不断规训和惩罚，使奴隶从思想上建立起牢固的犯罪观念和惩罚观念，前后相继、紧密相连，即便在奴隶制被废除后，身体上获得自由的前奴隶在精神上仍未摆脱过去的枷锁。如何消解白色菲勒斯统治的后续力量？莫氏笔下的黑人女性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努力。
　　保罗·D进入闹鬼的124号后以男主人身份自居，主动承担了“驱魔人”的角色，试图用阳性暴力与权威给予124号仅存的两个女人安宁。充满怨恨的宠儿被保罗·D赶走后潜入一个成年女性的躯体重返人间，为了与保罗·D争夺塞丝的爱而试图把他赶出124号。男性自身具有“菲勒斯功能（phallic function）”，即阳性器具所表征的权力，使其处于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而女性由于其自身的缺失而患上了“菲勒斯妒羡症”，甘愿在男性话语权中萎缩退让，二者呈现出“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但“主动”与“被动”之间并非恒定不变，“无论从心理学或生物学的意义上看，纯粹的男性或女性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每一个体都是两性特征的混合体，并兼有主动性与被动性，不管这些特征与其生物学特征是否相吻合”[19]（p572）。宠儿主动要求与保罗·D亲热，尽管后者毫不情愿，但却无法抵抗，“每次她到来，掀起裙子，一种求生的饥饿就压倒了他，他像无法控制肺部的活动一样无法控制它”[8]（p306）。无法抵制的身体需求使保罗·D从“主动”地位降为“被动”，宠儿的主动出击使其由“被动”地位上升为“主动”。“主动”与“被动”的置换无异于使菲勒斯权力得到反转。宠儿凝视着保罗·D，要求他呼唤自己的名字，而保罗·D却本能地“拒绝转身去看”。父权制语系下的“凝视”不仅与欲望相关，还是权力的表征，“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秩序中，女人作为男性的他者通过男性凝视而被占有、控制”[20]（p131）。女性身体对于男性来说，既是欲望的对象又是被占有的符号，更是权力的表征。投射到女性身体上的男性目光视女性身体为反射男性欲望的镜子。宠儿的主动“凝视”置保罗·D于“被凝视”的位置，“女性的凝视可以打断父权制的话语，使男性带有情欲色彩观察女性的目光发生断裂”，同时，反映女性主体意识的眼光从其独有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出发，“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挑战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21]（p15-16）。宠儿的“主动”要求瓦解了父权制意识形态、颠覆了父权制话语体系，从而消解了菲勒斯阳性权力。在“主动”与“被动”、“凝视”与“被凝视”、“驱逐”与“反驱逐”的相互作用下，保罗·D被宠儿赶出了124号。保罗·D虽然身为黑人，但是前文已经探讨过其思想在白色菲勒斯的统治下被奴化，奴隶制后身体上获得自由的保罗·D在精神上仍然处于白色菲勒斯的桎梏中，宠儿对保罗·D的驱逐实质上是对白色菲勒斯后续代表力量的瓦解。
　宠儿的主动出击使菲勒斯权力得到反转，萨格斯则引导黑人放下过去，重新热爱自己的身体：
　　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肉体；哭泣、欢笑的肉体；在草地上赤脚跳舞的肉体。热爱它。 强烈地热爱它。在那边，他们不爱你的肉体，他们蔑视它。他们不爱你的眼睛，他们会一下子把它们挖出来。他们也不爱你背上的皮肤，在那边他们会将它剥去。噢我的子民，他们不爱你的双手。他们只将它们奴役、捆绑、砍断，让它们一无所获。爱你的手吧！热爱它们。举起它们，亲吻它们。用它们去抚摸别人，让它们相互拍打，让它们拍打你的脸，因为他们不爱你的脸。你得去爱它……我在这里谈的是肉体。需要人爱的肉体。[8]（p102-03）
　　萨格斯要求黑人热爱自己的身体，因为人的根本性凝刻在身体上，我和你不同，因为“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22]（p117）。世界是从身体的角度获取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以肉体为基础的伤痕治愈是从心理和精神上瓦解白色菲勒斯的根本。当塞丝历经生死逃往124号后，萨格斯对她逃亡的经历没有问及，而是专注于擦洗她的身体，面对塞丝背后的鞭伤，萨格斯一言不发地往伤口上抹油，既然白人要摧毁黑人的身体，那么黑人则要全心全意地热爱自己的身体。象征黑人未来的少女丹芙（Denvor）也是在回忆着萨格斯临终前对她的教诲中走出了家门，“奴隶不应该有自己的享乐；他们的身体不应该是那样的，不过他们必须尽量多地生孩子，来取悦主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许有内心深处的快乐。她对我说别听那一套。她说我应该永远听从我的身体，并且爱它。”[8]（p242）
　　不论是鬼魂，还是塞丝死去的女儿，宠儿的身份在小说结尾已不再重要。当社区其他黑人女性聚集在124号外面时，塞丝看见她们“癫狂的面孔，有的闭着眼睛，有的在仰望灼热、无云的天空，女人们的歌声在寻找着恰切的和声，那个基调、那个密码、那个打破所有语义的声音。一声压过一声，她们最终找到的声音，声波壮阔地足以深入水底，或者打落栗树的荚果”[8]（p303）。失而复得的声音是黑人女性权力反转的声音，这声音震撼了塞丝，她像受洗者那样颤抖了起来。18年前“学校老师”到124号追捕逃奴、塞丝杀死女儿的那天也是这样一个云淡风轻、空气中嗅不出一点死亡气息的日子。塞丝在人群中看见“他”牵着一匹母马，“宽宽的帽檐遮住了他的脸，却遮不住他的用心。他在朝她的院子走来，朝她最宝贵的东西走来”[8]（p303）。她像18年前那样听见了鸟儿鼓翼的声音，“如果说她还有什么想说的话，那就是不。不不。不不不。她飞了起来”[8]（p303）。历史仿佛得以重演，当年弑婴的场景再现，不同的是当年面对奴隶主的追捕塞丝慌乱中用锯刀结束了女儿的生命；而这一次，在误把白人爱德华当做&l dquo;学校老师”、以为奴隶主又要来夺走女儿的情况下，塞丝手握冰锥勇敢飞身刺向“敌人”。黑人女性在冰锥这一极具阳性想象的武器刺向白人的一刹那完成了对白色菲勒斯解构的最后合围。
　　五
　　《宠儿》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黑人女性沦为泄欲对象和生育机器、黑人男性气概的被动丧失、母亲乳汁被糟蹋及黑人传统价值观在白色菲勒斯统治下被颠覆的黑色画卷。母亲与孩子、丈夫与妻子，所有黑人社区最纯洁的关系都被撕裂，整个黑人社区在心理和生理上处于机能障碍的状态下。然而黑人女性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通过不同方式对奴隶制过后白色菲勒斯统治的残余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解构。小说结尾，保罗·D明白了始终没有对黑人男性气概进行践踏的是黑人女性，当初他嘴上戴着马嚼子，塞丝“是怎样地绝口不提、也不去看它”，使他“不必因为像畜生一样被套上轭具而感到耻辱”[8]（p317）。保罗·D主动提出为塞丝擦洗身体，像萨格斯那样为她洗掉过去的梦魇与痛苦，“他想把自己的故事同她的放在一起”，经历了惨痛奴役史的黑人“需要一种明天”，一种两性和谐的未来。[8]（p317）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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