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写本文化的变化发展

来抄书历久成传统，留下写本无数，传存至今，虽千万不足一二，数量亦够惊人傲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总共收录各类版本近五万六千八百种，内有抄本一万七千二百余，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其中绝大部分是明清抄本。近世以来，古文献学界对明清抄本的研究，沿袭传统治学路径，无论是版本鉴定，还是文本考订，都已颇有心得，颇多成果，但对后发新兴的所谓“写本文化”问题，则较少关注和研究，且相形见绌于“印本文化”的研究状况。或许，“文化”较之于“文物”、“文献”，有其不易捉摸把握、无从下手的难处。忽尔想到，古人早有“抄书”入诗的传统，例如杜少陵的名句“乞米烦佳客，钞诗听小胥”，①还有黄山谷的吟诵“手抄万卷未阁笔，心醉六经还荷锄”，②延至明清，并无少衰。歌诗者，抒情言志也。“抄书”一旦入诗，自会流淌出诗人对“抄书”的生命感受。故此，释读明清“抄书”诗的情趣意境，或许不失为探寻明清写本文化的一条曲径。
    一、查慎行《抄书》诗及其抄书的文化释读
    谈论明清“抄书”诗，首先想到的是海宁查慎行，因为他有一首诗，常被雕版印刷史论著征引：“西江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点缀溪山真不俗，麻沙村里贩书回。”③论者是想用这首诗句证明：自南宋以来颇孚盛名的建阳麻沙书坊刻本，直至清初依然远销四方。那么，他还会有其他有关书本的诗吗？由此攀援追索，果然发现查氏不仅常以“抄书”入诗，而且还有以《抄书》名题的诗三首，这在现存明清诗集中，庶几绝无仅有。诗云：“人言冬是岁之余，自分生涯伴螙鱼。比似王筠犹有愧，白头方解手抄书。”“无数空花乱眼生，摩挲细字欠分明。西洋镜比传神手，八廓重开为点睛。”“乌鸡已疗病风手，秋兔犹存见猎心。炳烛余光吾若此，儿曹那不惜分阴。”④全诗除用典“见猎心”、用词“八廓”稍显生僻外，总体平白易懂。大致要表达的意思是：时交冬令岁末，年届老龄晚境，感怀一生，惟与书籍相伴，虽手抄躬录至皓首方休，但相比抄书不倦的古贤王筠，犹愧不如。⑤休止抄书只因老来罹患眼疾，病目观书，雾里看花，字画细小，辨认不清，借助放大镜，还能画上几笔。然而手臂风痹稍见好转，看到毛笔又忍不住想握管抄书，⑥无奈视力孱弱如烛之光，告诫孩儿真该珍惜光阴。
    海宁查慎行，字悔余，号初白，生于清顺治七年(1650)，卒于雍正五年(1727)。史传称其“天资颖异，五岁能诗，十岁作《武侯论》，同邑范骧称为旷世才。既长，游黄宗羲之门，所学益进，于经史无所不窥，而尤深于诗”。⑦他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顺天乡试，因大学士李光地的举荐而获圣祖召对，旋入直南书房。十年后，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及第，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又十年后，即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以疾告归。次年夏秋之交，查慎行返归海宁故里。初到家时，他特意作诗二首：“六月择归期，既雨且当暑。涉秋甫就道，凉意动砧杵。绤乃征衣，到家换时序。”⑧诗中还提到自己糟糕的健康状况：“吾衰苦善忘，聋瞶废耳目”。在稍后所作的《梅雨初霁》、《生日示儿孙》二首诗中，他又写道：“左臂虽病风，土脾幸未槁。还乡岂不乐，顾已迫衰老。”“常恐病见侵，去来难自主。未知从兹往，尚复几寒暑。”⑨可知从京师致仕归来的前翰林诗人查慎行，已是耳聋目瞶、左臂风痹的衰老病翁一个了。因其衰病，尤以目疾加重，以致“无数空花乱眼生，摩挲细字欠分明”，故而无奈“白头方解手抄书”，从此不能再享受手抄躬录、与书相伴的生活乐趣。查翁，《抄书》诗三首即由此而感怀抒情，时间在归里次年的康熙五十三年(1714)冬，时年六十有五。
    在查氏《抄书》诗里，“白头方解手抄书”是释读诗意的关键诗句。因为“解”字有多种释义，而何以在此作“休止”、“停止”解释，似乎应该稍作交代。按“解”有“能够”、“会”的意思，但若以此义讲，诗句就变成“直至满头白发才能得闲抄书”的意思了，虽然句意也能通，但合诸全诗，便与义乖宜了，明明说自己只有“炳烛馀光”，“摩挲细字欠分明”，怎么反倒从此才开始抄书呢？难道他向来不曾抄书吗？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按查氏有诗曰《仙游茅笔歌》，其中有“老夫抄书指生茧，怕搦人间管城管”之句。⑩该诗作于康熙三十七年五六月间，那时查氏四十九岁，已经抄书抄到手指生老茧，自然是手录躬抄久有年月。再看康熙二十三年(1684)夏，查氏游学京师时所作《题田纶霞少参山姜诗后》诗，也提到他“抄书”之事，诗云：“得从京国数追随，真爱山姜一卷诗。佳处不嫌千遍读，识君翻恨十年迟。古人可作心相许，同调无多论稍卑。便欲借抄烦乞予，手弹红烛写乌丝。”(11)那一年，查慎行才三十五岁。所以，“解”字在“白头方解手抄书”句中是不能以“能”、“会”释义的。此外，“解”字还有“明白”、“理解”之义，但若依此解释，诗句就成“直至皓首方始悟得抄书趣味”，那也直是勉强得可以，更与《抄书》诗之二、之三所表达的意思不能相合。至于“解”作“免除”、“解除”讲，那么“抄书”就成苦事一桩了，诗人当然不至于会这样想。所以，“白头方解手抄书”的“解”字，只有作“休止”、“停止”释义，才比较合适惬当。
    区区几首“抄书”诗，能提供的信息虽然有限，但毕竟还是可以从中窥测到查慎行嗜好抄书的一些概况乃至细节。比如“老夫抄书指生茧”，抄书既久且多，竟把手指抄出了老茧，直抄到老眼昏花才无奈罢手。再如“便欲借抄烦乞予”一句，并参考他与朱彝尊的联句“秘笈借尔抄，金匪我宝”，(12)则说明查氏常与书友互借传抄。最有意思的是“手弹红烛写乌 丝”一句，用手指拨弄烛心使之光亮，说明抄书是在夜间，“写乌丝”，是说用黑格抄稿纸抄写。烛光微弱，字体细小，夜晚抄书，最易伤目。古医书上就说，“夜读细书，月下观书，抄写多年”，“俱丧明之本”。(13)据考查慎行至少在康熙五十年夏即已罹患眼疾，因为那年他写有《种决明》一诗，说自己：“眼昏欲试医治法，庭下朝来种决明。八廓五轮全是障，却思草木养余生。”(14)半年之后，他即“以疾告归”，自当与此有关。查氏老来受目障之苦，想必与他夜间手抄细书的习惯不无关系。
    以上是对查慎行《抄书》诗与“抄书”诗的粗浅解读，并从中释读出这位清初诗人如何痴迷抄书的一些生动细节。不过这并非拙文企图讨论的主题，笔者更想探问的还是查慎行何以如此痴迷抄书，以及抄书在他生活中的存在意义。换言之，也就是想探问：曾经的“查慎行抄本”是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下产生的？
    众所周知，查慎行既是位名声卓著的诗人，又是个具有骄人学历、成果丰硕的学者。他博览群书，“于经史无所不窥”，而“最深于经，诸经中于《易》尤邃”。他在七十五岁高龄时，撰就易学专著《周易玩辞集解》十卷，后为《钦定四库全书》选收，馆臣提要称“其言皆明白笃实，足破外学附会之疑”，“说经则大抵醇正而简明，在近时讲《易》之家特为可取焉”。(15)据该书自序所言，撰述者是“务于圣人之辞，字字求着落诠释，其求诸经文而不得，必先考之注疏，复参以诸儒之说，不敢偏徇一解，亦非敢妄立异同，平心和气，惟是之归”。(16)而观览其书，则见其解经所引古今典籍，堪称夥矣多哉。是知查氏必有大量书籍储备以供考释参资，方能成此一书。至于查慎行撰著的那部赫赫有名的《补注东坡编年诗》，也同样是十分见功力、吃功夫的考订注释之作，受到四库馆臣高度评价，曰：“慎行是编，凡长蘅等所窜乱者，并勘验原书，一一厘正。又于施注所未及者，悉搜采诸书以补之。其间编年错乱，及以他诗溷入者，悉考订重编。”“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据时事，原原本本，无不具有条理，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现行苏诗之注，以此本居最。”(17)检阅该书卷首所载《苏诗补注采辑书目》，乃具列经史子集、儒释道各类图书共五百十六种，又《续采书目》著录图书凡一百十六种，其中既有《十三经注疏》、《文苑英华》等经典巨帙，也有《百斛明珠》、《玉局文》等坊俗读本。(18)其阅书之广、征书之富，由此可见一斑。不言而喻，要作出如此严谨扎实的文献考证成果，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藏书。所以，查慎行在明清藏书家榜上有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因为没见有查氏书目流布，而且传存至今的查氏藏本也很少，(19)所以一般藏书史对查慎行的藏书情况大都不甚了了，所纪者，唯“家有得树楼，藏书甚富”寥寥数语而已。实际上，查氏虽身为供奉内廷多年的翰林院编修，却仍只是个饱读诗书的贫穷士人，“得树楼”也并非想象中如同汲古阁、绛云楼、述古堂、曝书亭一般规模的藏书楼，而仅仅是他晚年栖居读书的一座简陋小楼。考“得树楼”起于康熙三十六年，那年查氏应试落第归家，郁郁不欢，尝有诗云：“趁伴携儿出帝畿，到家犹及换春衣。远烦亲友来相贺，不道余仍下第归。”(20)又云：“而翁百念灰，自审莫若处。”“吾但当弄孙，门户全付汝。”(21)沮丧之下，遂于祖屋旧址翻筑小楼以供起居。尝谓：“吾家自丧乱后，仅存横溪老屋，与两弟同居。余所栖在西北隅，年深瓦落，不足以庇风雨。丁丑春，大儿幸举南宫，挈之还家，爰即旧址改筑小楼。楼成，而老木数十章皆在几榻间，因取少陵诗意，颜曰‘得树’。”(22)书楼既成，乃作《得树楼初成以诗落之》诗九首，诗中写道：“吾架初度材，谓在百金内。铢铢累木石，所费奚啻倍。贫家举事难，轻发每追悔。连朝责逋负，工艺集群喙。将为逃债台，一笑付聋聩。”“敢云去地远，稍与鸡豚隔。尚恐鸟雀群，移巢避生客。”“卑湿苦旧栖，老根连草蔓。新来稍轩敞，恰直树之半。”“设梯尽十级，伛偻连脽尻。日上能千回，儿孙捷飞猱。”“竹垞工八分，大字作擘窠。为余题岁月，惜墨不费磨。悬之楼中央，笔势翻江河。”(23)兹移录数句，可见“得树楼”的实际规模，以及查慎行筑建书楼时的家境和心境。如果说贫穷生活是查慎行中进士、入翰林之前的处境，那么“发达”后的他，依然贫穷如故。举诗为证，在康熙丁丑年所作《儿建赴殿试北上诗以示之》中，他叹曰“久甘南巷贫，差胜北门窭”，(24)在康熙甲午年所作《生日示儿孙》中，他仍然感叹“仕宦阅十年，依然北门窭”。(25)《诗》“北门”，“刺仕不得志也”；窭者，贫苦之人也。查慎行反复自嘲“北门窭”，就是感叹自己的贫苦而不得志。援诗考证查慎行的贫穷身家，是为了推断他既不能斥金购买书籍，也无余钱请书佣抄录，故而“得树楼”藏书必多查氏手抄积储所致。
    行文至此，应该可以对查慎行抄书作出大致的文化描述：作为一位声名颇著的文人、学者和藏书家，查慎行一生嗜好抄书，长年累月，日夜不休，以致手指生茧，双目失明；作为一个贫厄困扰终身的士人，他犹未落魄到为生计而代人书佣的地步，故其抄书全为收藏，而藏书全为便利自己读书治学随时取用，绝无“汲古”“佞宋”的奢望；“得树楼”号称“藏书甚富”，经史子集儒释道门类俱全，惟其藏本宜多抄写，且多为查氏手抄躬录，盖其既不似毛子晋那样“门下童仆皆抄书”，也不如朱竹垞那般“抄诗听小胥”；查氏抄书常用乌丝栏黑格稿纸，但未必是版心刊刻“得树楼”堂号的专用稿纸，惜其抄本绝少传世，等等。
    查慎行抄书及其抄本是明清人抄书及其抄本的一个个案、一个典型、一个缩影。像查慎行那样将抄书融入生活、将抄书引入诗题的情况，在明清文人中可谓比比皆是。故此，下文将对明清“抄书”诗及其抄书文化再作释读，以求 更多更全面的文化“窥探”。
    二、明清“抄书”诗及其抄书的文化释读
    明清诗人以“抄书”入诗者，或推清初名家宣城施闰章与查慎行最为相似。同样的博综群籍，善诗古文，进士及第，翰林侍讲；同样的少年家境贫苦，致仕两袖清风：“余少苦贫病，饥饱依藜羹”；(26)“归来萧索妻孥愁，亲朋环顾只空手。”(27)同样的惟书是嗜，手自抄录：“谁言在官有余禄，倒箧购书犹不足，谁言薄宦无长物，载书千卷船未满。”(28)“久客书频借，流观病欲苏”，“强记浑如梦，多钞自笑愚。”(29)同样的老且多病，左臂痛痿，仍抄书不止：“穷老兼成病，支离万事疎。独怜存右臂，犹不废钞书。”(30)上引“抄书”诸诗，还只是施闰章抄书的“自述状”，在他笔下更有不少描写友人热衷抄书的诗句。譬如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顾亭林，尝口出名言曰“著书不如抄书”，在施氏诗中就有亭林先生勤奋抄录的形象：“避地远游寒出塞，穷年独坐夜钞书”。(31)又如福清林茂之，明遗民，年八十余，居金陵，“贫无蚊帐”，“冬夜眠败絮中”，仍扶病抄书不休。施氏赠诗曰：“丈人八十骨崚嶒，旅食长干似老僧。”“钞书细作千行字，扶病惟依七尺藤。”(32)活泼泼地刻画出一个以穷居抄书度日终年的老翁。又如嘉定陆翼王，家多藏书，四处友人多从借抄，而施氏《送陆翼王》诗，称之“箧里钞书秘本多”，(33)可知陆家藏书亦多抄本。又施闰章好友华亭蒋大鸿，以词名家，“创为西蜀南唐之音”，(34)施氏《答蒋大鸿》诗，称之“手自钞书动盈尺”，(35)可见其时骚人墨客“手自抄书”；并为寻常之事。
    “抄书”入诗，犹如将“抄书”置于“镜头”之下，情景、心境的各种时空转换，经过“镜头”聚焦放大局部细节，淋漓尽致地渲染出“抄书”的文化意象。像查氏“手弹红烛写乌丝”那样灵动、精彩的诗句，在明清“抄书”诗中俯拾皆是。例如明代诗人张昱的“剪叶浸泉春酿酒，截肪点火夜抄书”；(36)大儒薛瑄的“中书几秃管城毫，尽日抄书未觉劳”(37)；清初诗人厉鹗的“灯灺风宵亲勘处，篝香霜晓手抄时”(38)；汪由敦的“只怜白发征文献，暝写晨钞付阿谁”，“短辕趋直朝霜重，小砚抄书宿火温”(39)，等等。“篝香霜晓”、“暝写晨钞”、“截肪点火”，直是妙不可言。而即便是诗人想要表达其长年累月抄书不止的诗句，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例如明代名士祝允明的感叹：“书抄满箧皆亲手，诗草随身半在舟。前辈风流惟此老，天公多为后生留。”(12)还有清人朱鹤龄的夫子自道：“矻矻廿年余，钞撮穷日夕。清羸遂不支，筋力空疲苶。”(13)以及嵇永仁的诗篇：“断简残编走蠹鱼，零星收得当奇书。可怜廿载钞千帙，半付家藏半乱余。”(42)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抄书”诗的“镜头”都将“抄书”置于一种闲适自得、悠哉游哉的如画之境。譬如明王翰《云林书舍为黄金华题》诗写道：“山中四序多佳趣，况住白云绿树间。绕舍流泉声，隔帘幽鸟语关关。晴窗阁笔抄书罢，春沼留香洗砚残。羡子妙年方仕，岂容归隐佩秋兰。”(43)白云绿树流泉声，幽帘晴窗抄书人，真是抒情惬意极了。还有明人刘嵩的二首“抄书”诗，也都写出浓郁的山野情趣：“林塘无路入，窗户有时开。野客抄书去，邻翁送酒来。”“闭门三日雨如麻，想见高情远俗哗。止酒能忘杯泛蚁，抄书应喜字翻鸦。”(44)又如明沈周的那首《闲居》诗，描述其抄书情景也是潇洒至极：“颠毛脱尽野僧如，世好都归一懒除。欲博晏眠高着枕，图便老眼大抄书。屋须矮小茅须厚，窗要清虚竹要疎。心与陶翁有相得，时歌吾亦爱吾庐。”(45)同样的闲情逸趣，还可见于明董纪的《草堂杂兴》诗：“我亦西郊有草堂，超然与世欲相忘。兴来得句追陶谢，闲去抄书补汉唐。东里花开时独往，南邻酒熟每先尝。浮生已是中年后，镜里何嫌鬓发苍。”(46)再如明末甲申之难，太仆丞申佳允赴义殉国，乱世中的他竟然也有“抄书”入诗：“避乱疑无地，清平尚有斯。千军犹胜负，一水即安危。梅苑调孤鹤，琴轩钞旧诗。清缘应共享，落落问何之。”(47)借由这些“抄书”诗，读者可以感受到抄书人的愉悦、恬淡的心态，那种摆脱功利羁绊、逍遥自在的高雅情致，及其平凡普通的生活情趣。即便是“抄书补汉唐”，那也是闲来无事的文化消遣；即便是避世避乱中的抄书，那也是一种身处逆境中的自我精神愉悦。如此这般的抄书“镜头”，在清初人诗中也不少见。例如金志章诗曰：“十年郄埽谢公车，卜筑城东称隐居。知与俗人行迹断，菜花香里自抄书。”(48)赵执信诗曰：“旧蜡登山屐，新钞种树书。北窗容倦卧，无暇赋闲居。”(49)吴绮诗曰：“饮酒杯空把，钞诗字屡讹。新凉寻敝褐，真自羡渔蓑。”(50)汤右曾的诗句“乐志堂中三改火，草荒行径手钞书”，等等。(51)“野客”、“翻鸦”、“琴轩”，“晴窗阁笔”、“菜花香里”、“草荒行径”，字字有声，句句生色，仿佛徐徐打开一幅“荒村野老秋窗抄书图”，古人抄书的真实景象似乎触手可及。事实上，明清时代确实存在抄书入画的图卷。查慎行有一首“抄书”诗，就是为友人汪东川《秋林读书图》的题画诗：“似曾依样买林皋，只爱摊书不盖茅。干老从添鸦点叶，影疏初见鹊成巢。好风开卷声相递，古墨分香手借抄。怪得先生官况懒，画中光景十年抛。”(52)诗画合一，说明悠闲自适果然是明清文人对待抄书的一种情致和心态。
    在明清“抄书”诗“镜头”聚焦下的抄书人，似乎大多是现实生活中的贫穷困厄者。除上述诗例外，还可以再列举一二个例证。如明永乐间进士李昌祺，尝官礼部郎中 、广西左布政使，所在有治声，“致仕家居二十余年，屏迹不入公府，故庐裁蔽风雨，伏腊不充”，但仍以抄书为乐。有诗云：“久忘轩盖身将老，高卧云林事总抛。酒熟只知留客醉，家贫惟喜借书抄。”(53)又如清初四六名家江都吴绮，“少孤兮偃蹇”，(54)后虽官至湖州知府，却“官贫近复然”，(55)依然过着“长贫不看钱，寄衣防典酒”的清苦日子。(56)他有一首诗写道：“自分生来似苦匏，巾箱尝自取书钞。难求野老三年艾，拟结山僧一把茅。”(57)也写出自己抄书遣时，苦中作乐的心情。“借书抄”也好，“自取书抄”也罢，除了纸笔砚墨，别无太多开销，故“抄书”之宜于贫者文化消费，正在情理之中。当然也不尽如此，仕途显达、家族富贵之人，也不乏有此闲情雅兴者。比如清初商丘宋荦，乃当朝大学士之子，年十四入宿卫从，历官山东按察使，江西、江苏巡抚，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宋荦家富藏书，且多宋版秘本，又性喜刻书，所刊《施注苏诗》最为著名。似他这等显赫富贵的人物，应该不乏闲适之时的奢靡娱乐、时髦享受，即便想要抄书补充插架，也自可雇用胥史代笔，无须亲自动手。比如季沧苇，“荟蕞成别编，胥钞罕停辍”，(58)比如朱彝尊，“晒药安垂老，钞诗听小胥”。(59)但宋荦却依然保持着普通读书人喜手抄书的习性，他有一首《官居》诗就这样写道：“那复似官居，搘笻步广除。心空宜读画，性癖爱钞书。”(60)可以推想，这不会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孤例，若真因“性癖爱钞书”，自不必以贫富穷通区分。
    三、明清写本文化的“自适”性
    释读明清“抄书”诗，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显然是明清人抄书的那份悠闲和愉悦，且称之为“自适”性。所谓“自适”，是说其抄书固然也有与刻书相同的、有意识传播知识的属性，但在相当程度上，它又是读书人享受悠然闲适、自得其乐，或苦中作乐、自我排遣的一种文化消费方式。正如古人所形容的那样，抄书犹如生活中的“饥之肉、寒之裘、寂处之朋友、幽忧之金石琴瑟”一般，抄书之所以能获得的精神愉悦，甚至超过物质享受，宁可食无肉、衣无帛，不可一日不抄书。(61)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阐释，兹不赘述。但这只是明清人抄书“自适”性的一个面相，“自适”的另一个含义，是将抄书视作与读书相随的一种有效的自我修习方法。
    如明嘉靖间进士王樵，就曾撰文总结自己的读书心得，并以抄书为读书良法。其文曰：“读书有三要：谓读得熟，看得熟，做得熟。未有如此而义理不精，文章不鬯者也。然吾有一法，可以兼得读、看、做三妙者，手写也。手之所到，眼亦到，心亦到，写时默记，故可以兼读；写不妨思，有时不思而新意自出，故可以兼看；随经发意，订正诸家，非有意于为文，而理趣所到，无往非文，故可以兼做。吾于经书如《周易》、《尚书》、《春秋》、《周礼》、《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至本朝法令，皆曾用此功，觉得此力。然古人为学所以必贵于读书，与夫书之所以必贵于熟读，反复熟看，令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而后为至焉者，诚欲反而有之于身，非为文字用也。”(62)抄书可以兼合读书、思考、撰述的功能，岂非绝妙好事！据史传记载，很多人的学问就是靠这样的抄书功夫练成的。譬如明末复社名士张溥，传称“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63)又明末清初人吴淇，字伯其，别号冉渠，尝官镇江府海防同知，其名声、学问不如张溥，以抄书为读书的方法却大体相似。传称吴氏“乱后家鲜藏书，闻旁郡旧家有异书，数百里徒步往求之，累日夜抄写，尽诵乃已。持论俱有根据，未尝特创一说。读书既多，时出其新奇者资谭柄。时人见其空旷奇肆，诧为语怪，或操论辟之，公不与较也。”(64)可见此法果然有效。又清康熙间大学士李光地，为课子读书而特意撰写的《摘韩子读书诀课子弟》一文，也谈到“抄撮”读书问题。他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篇，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此文公自言读书事也，其要诀却在‘纪事’、‘纂言’两句。凡书，目过口过，终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遍，不如钞撮一次之功多也。况必提其要，则阅事不容不详，必钩其玄，则思理不容不精。若此中更能考究同异，剖断是非，而自纪所疑，附以辨论，则浚知愈深，著心愈牢矣。近代前辈当为诸生时，皆有经书讲旨及纲鉴、性理等钞略，尚是古人遗意。盖自为温习之功，非欲垂世也。今日学者亦不复讲，其作为书说、史论等刋布流行者，乃是求名射利之故，不与‘为己’相关，故亦卒无所得。盖有书成而了不省记者，此又可戒而不可效。”(65)就其所言，明清间用“抄撮”之法者，乃为读书研习之常态，及至后世，士人溺于功令，读书既不“为己”，遂不复为此法。
    以上所引皆为相关论述，兹举“抄撮”读书法之事例如下。与李光地同时的宋荦，曾藏有前明大儒杨方震读书手抄的宋刘克庄诗文集，他撰写的《跋杨文恪手阅刘后村集》曰：“右刘后村诗文抄本五十卷，为丰城杨宗伯文恪公廉手阅，康熙庚午三月得之豫章官舍。后村集流传颇少。文恪常荐李文正、王文恪诸公，太原王端毅被谗，又力为伸救，其品最高，手泽尤堪宝爱。忆先文康语荦云，先庄敏以中丞家居，所阅《史记》最精当，字皆蝇头楷，惜于崇祯壬午贼陷郡城时失之。今观此，知前辈读书不苟，大略相同，更慨然于图史宝玩销沈于兵火者不少也。”(66)读之可知，宋荦所藏“刘后村诗文抄本五十卷”，系明杨文恪公(名廉字方震)这位“前辈读书”留下的“手泽”；并知这部杨氏“手阅”抄本，与宋荦先曾伯祖庄敏公(名字伯敬)“所阅《史记》”，“字皆蝇头楷”，“大略相同& rdquo;，堪属抄写“精当”。按今存《后村居士诗文集》尚有明抄、清抄数部，惟无杨文恪“手阅”者，想必业已“销沈于兵火”也。若谓此本不存，不足为证，则再举一可见之实例。明嘉靖间王宠家抄本《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一百卷，旧藏傅增湘“双鉴楼”，今存上海图书馆。按王宠，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山人，江苏吴县人，生于明弘治七年。史传称其以“文学艺能，卓然名家，而出其绪余，为明经试策，宏博奇丽，独得肯綮，御史按试，辄褒然举首，一时声称籍甚，隐然为三吴之望”。然“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试，试辄斥，而名日益起。”(67)“由是田佃石湖之旁，筑室其上，临流赋诗，益窥古作者之奥，而病作矣。乃养痾于虞山之白雀寺，泄其精于声诗，而病乃大作。归不逾月，竟卒。”(68)卒时嘉靖十二年癸巳四月，终年四十。这部《圣宋名贤四六丛珠》抄录于嘉靖十一年腊月，离他去世仅四个月。该抄本目录后有“建安陈彦甫刻梓于家塾”两行，又据卷首王宠手跋，知此书系从他人所藏宋本借录。跋曰：“书内分种类十六，宏博富丽，颇堪浏览。且为宋刻精本，近代历为收藏家宝贵。因从吴从明宗丞家借得，命儿女子辈钞之，以作每日字课。余偶得暇，亦间为书写，斯亦家庭中之一乐事与！嘉靖壬辰年嘉平月雅宜山人王宠附记。”(69)古人教子抄书日课，且以为家庭之乐事，得此本此跋，文献足征矣。
    明清人士的“自适”性抄书，无论是用以消遣度日，还是为求温习之功，都只是“与‘为已’相关”，而非“为人”，既非为了“求名射利”，也非为了传世。那么，这样的抄书文化将会对他们笔下流出的抄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窃以为按一般的逻辑推理而言，“自适”性抄书，与“考订”、“雠校”、“收藏”、“赏鉴”一派藏书家的抄书有所不同，他们虽还不至于随心所欲地抄书，却也难免会在抄书时不经意地有所“随意”。清初吴绮有诗曰：“入夏情无似，秋来更若何。江湖多岁月，鱼鸟共风波。饮酒杯空把，钞诗字屡讹。新凉寻敝褐，真自羡渔蓑。”(70)这当然不是说喝醉酒抄错诗，而是表达了一种“喝酒之意不在酒，抄书之趣不在书”的情致和状态。我一直以为古书抄本的总体质量通常不如刻本，这恐怕是原因之一。不过事情总无绝对，“自适”性抄书也不乏认真、较真的事例，譬如前述明杨方震手阅刘后村诗文集，就是用蝇头小楷写就的“精当”抄本。写下诸多“抄书”诗的明清诗人，按说都应留下他们的抄本，只是流传至今，惟片羽之存，鲜能取以对照。但即便如此，“抄书”诗“镜头”聚焦下的抄书意境，仍不失其释读明清写本文化的功能。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明清抄书的“自适”性，似在明至清前期反映较为突出，康熙时代这样的例证还很多，但与此同时，因考据风起，文献学兴，“传播”性抄书也开始日益增多，抄书重视雠校，抄本讲究文本传承的准确与完整，乾嘉以降，愈演愈烈，相形之下，“自适”性抄本的比重就大为下跌了。
    综上所述，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明清写本文化中存在较大的“自适”成分，是与明清印本文化的一大区别所在。写本文化的“自适”性特点是否会影响抄本的发生和存在形态？我以为自然是会有的，但抄本在其“文化”与“文物”、“文本”的视角转换之间，究竟构成怎样的关联，自然还需要作更多更深更细的研究才能明白清楚，拙文不过是浅为尝试而已。
    注释：
    ①(唐)杜甫《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载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册，第1459页。
    ②(宋)黄庭坚《闻致政胡朝请多藏书以诗借书目》，载宋任渊等《山谷诗集注·山谷外集诗注》卷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73页。
    ③(清)查慎行《建溪棹歌词十二章》，载《敬业堂诗集》卷44《步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00页。
    ④(清)查慎行《抄书》，载《敬业堂诗集》卷43《齿会集》，第1287—1288页。
    ⑤按，查诗“比似王筠犹有愧”句下原自注曰：“《南史》王筠爱左氏《春秋》，凡三过五抄，余经子史皆一过，未尝倩人假手。”案《南史》卷二十二《王筠传》：“其自序云：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周五抄，馀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
    ⑥诗中“见猎心”一语，典出程颢“见猎心喜”之说。按《二程遗书》卷7：“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藏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前矣。’后十二年，因见，果知未。”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时好田猎，十二年暮归，在田野间见田猎者，不觉有喜心。”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
    ⑦参见《钦定大清一统志》卷219《杭州府·人物》，第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清)查慎行《初到家二首》，载《敬业堂诗集》卷42《计日集》，第1238页。
    ⑨(清)查慎行《梅雨初霁》、《生日示儿孙》，载《敬业堂诗集》卷43《齿会集》，第1269、1266页。
    ⑩(清)查慎行《仙游茅笔歌》，载《敬业堂诗集》卷25《炎天冰雪集》，第693页。
    (11)(清)查慎行《题田纶霞少参山姜诗后》，载《敬业堂诗集》卷5《逾淮集》，第161页。
    (12)(清)查慎行《观造竹纸联句五十韵》，载《敬业堂诗集》卷24《宾云集》，第672页。
    (13)按(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眼科总论”曰：“人有双眸如天之有两曜，乃一身之至宝，聚五脏之精华其五轮者应五行，八廓者象八卦。凡所患者，或因生食五辛，多啖炙博，热?{面食，饮酒不已，房室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频视星火，夜读细书，月下观书 ，抄写多年，雕镂细作，博弈不休，久处烟火，泣泪过多，刺头出血，多若此者，俱丧明之本，复有驰骋田猎，冲冒尘沙，日夜不息者，亦伤目之媒。”参见元危亦?林撰，王育学等校注《世医得效方》卷16，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年，第270页。
    (14)(清)查慎行《种决明》，载《敬业堂诗集》卷39《枣东集》，第1104页。
    (15)(清)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易类《周易玩辞集解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1页。
    (16)(清)查慎行《周易玩辞集解原序》，载《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周易玩辞集解》卷首，第1页。
    (17)(清)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第1327页。
    (18)(清)查慎行《苏诗补注采辑书目》，载《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补注东坡编年诗》卷首。
    (19)按《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二宋版史部著录《新唐书纠谬》一函四册，曾经查慎行收藏，钤有“查慎行藏书”朱文印、“南书房史官”白文印、“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余”白文印。该本未见《苏诗补注采辑书目》、《续采书目》收录。
    (20)(清)查慎行《初到家戏谢戚党之见贺者》，载《敬业堂诗集》卷23《得树楼集》，第636页。
    (21)(清)查慎行《儿建赴殿试北上诗以示之》，载《敬业堂诗集》卷23《得树楼集》，第637页。
    (22)(清)查慎行《得树楼集小序》，载《敬业堂诗集》卷23《得树楼集》，第628页。
    (23)(清)查慎行《得树楼初成以诗落之》，载《敬业堂诗集》卷23《得树楼集》，第637—639页。
    (24)(清)查慎行《儿建赴殿试北上诗以示之》，载《敬业堂诗集》卷23《得树楼集》，第637页。
    (25)(清)查慎行《生日示儿孙》，载《敬业堂诗集》卷43《齿会集》，第1266页。
    (26)(清)施闰章《舍弟阮两儿淳恪读书双溪》，载《施愚山集诗集》卷10，第172页。
    (27)(清)施闰章《卖船行》，载《施愚山集诗集》卷20，第371页。
    (28)(清)施闰章《卖船行》，载《施愚山集诗集》卷20，第371页。
    (29)(清)施闰章《借书》，载《施愚山集诗集》卷32，第159页。
    (30)(清)施闰章《怀蔡大美》，载《施愚山集诗集》卷26，第538页。
    (31)(清)施闰章《寄顾宁人》，载《施愚山集诗集》卷36，第249页。
    (32)(清)施闰章《赠林茂之》，载《施愚山集诗集》卷36，第245—246页。
    (33)(清)施闰章《送陆翼王》，载《施愚山集诗集》卷42，第389页。
    (34)(清)杨奇龄《倚玉词序》，载《西河集》卷47，第12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259—260本。
    (35)(清)施闰章《答蒋大鸿》，载《施愚山集诗集》卷19，第364页。
    (36)(明)张昱《松隐轩》，载《可闲老人集》卷4，第30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61本。
    (37)(明)薛瑄《和壁间虞伯生皋字韵》，载《敬轩文集》卷9，第18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82。
    (38)(清)厉鹗《借书》，载《樊榭山房续集》卷1，第17—18页，清刻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39)(清)汪由敦《双溪绝句七十首》、《除夕和赵学斋韵》，载《松泉诗集》卷2，第11页，卷7，第9页，清家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40)(明)祝允明《赠朱孝廉》，载《怀星堂集》卷7，第1页，清刻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41)(清)朱鹤龄《答赠吴慎思七十韵》，载《愚庵小集》卷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42)(清)嵇永仁《残书》，载《抱犊山房集》卷2，第7页，清刊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43)(明)王翰《云林书舍为黄金华题》，载《梁园寓稿》卷7，第6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311。
    (44)(明)刘嵩《张氏溪亭杂兴》、《雨坐柬汤子敬》，载《槎翁诗集》卷4，第90页、卷6，第35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66。
    (45)(明)沈周《闲居》，载《沈石田先生诗文集》卷8，第2页，民国石印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46)(明)董纪《草堂杂兴》，载《西郊笑端集》卷1，第82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70。
    (47)(明)申佳允《赠郭子》，载《申忠愍诗集》卷3，第6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236。
    (48)参见《樊榭山房续集》卷4，第13页，清刻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49)(明)赵执信《夏日移居山庄四首》，载《因园集》卷8《红叶山楼集》，第1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264。
    (50)(清)吴绮《十八滩舟行杂咏》，载《林蕙堂文集》卷16，第15页，清刻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51)(清)汤右曾《忆安宜旧游杂成十咏》，载《懐清堂集》卷13，第10页，清刻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52)(清)查慎行《汪东川宫赞属题秋林读书图时汪给假将归》，载《敬业堂诗集》卷5《踰淮集》，第154页。
    (53)(明)李昌祺《题求志山房卷》，载《运甓漫稿》卷5，第16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80—181。
    (54)(清)吴绮《康山读书赋》，载《林蕙堂文集》卷1，第1页。
    (55)(清)吴绮《典裘》，载《林蕙堂文集》卷15，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