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中国作品“土地情结”的文学理念分析

 20世纪初，当赛珍珠的同胞斯坦贝克正扎根美国大地，挖掘真正的“美国精神”的时候，赛珍珠——一位基督教传教士的女儿，却在被其称之为“父国”的中国土地上倾心于对“中国精神”的探求。一位蓝眼睛的异乡人缘何情牵异国土地？
    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于1931年出版，其后，三部曲序列中的《儿子们》、《分家》相继问世，这在英语及中文世界均引起广泛注目。赛珍珠说：“美国人爱读《大地》，并非因为它是中国的，他们真正喜欢的，乃是其中与他们有些相似还可以了解的人类，乃是因为它与无论什么地方的故事都有些相像。”[1]这些“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些相像的故事”，便是人与土地的故事。对于赛珍珠中国题材的小说创作而言，“土地”与“命运”的艺术展示因为表现者的“异国”身份而有了超乎“个案”的“东方文化发现”或“中西文化交流”的引领性价值。换言之，当赛珍珠用她的“蓝眼睛”观察中国人的“黑眼睛”时，借助眼神的交流，主客双方已实现了心灵的沟通。
    于是，一个美国人运用文学的媒介为中国人谱写了一曲“心灵之歌”，或记录了一部“心灵史”；域外人士则借着阅读之便，进而了解了这个神秘国度。当遥远因交流而拉近时，陌生亦因理解而相亲，无意间，作为作家的赛珍珠担当了中美之间的“友好使者”。只有寻到了这样一个切入口，读者、评论者才能沿波溯流，泛武陵溪，入桃花源，进而亲近那方陌生土地的陌生生灵；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才成为人文普适性和自然普适性的圆融基点，而人的“土地情结”在根生于“地方性”的粗鄙之后，方能复枝蔓出具有“世界性”的富丽。
    虽然中国的文学园圃里并不缺乏奇花异草，但毕竟多是“墙内开花墙内香”，待赛珍珠的中国农村“三部曲”刊布于世，几乎一夜之间，美国各阶层的读者都从一个“窗口”窥见了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开放体系。美国报人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在其《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讲到，他曾深入采访过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商界等要人们，他们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的影响。尤其神奇的是，尽管经历过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和“文革”，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不能不归功于赛珍珠这位超前女性对中国人和中国事的真诚介绍。
    美国人很幸运，赛珍珠将眼睛借给了他们；同时，也把“心”借给了他们。这就避免了戴“有色眼镜”而“偏色”的可能。曾闻某哲人言：“天下学术，废于一律；历史真相，惑于宣传。”而赛珍珠在经过了文学的“虚构”之后，仍然在神髓上把握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个文化奇迹。
    “蓝眼睛”的赛珍珠与“黑眼睛”的中国伙伴们相对而视，跨越了肤色的、民族的、国家的畛域，相互认同。此后，才有她风行天下的创作问世。
    一
    20世纪前期，中国和欧美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前者沉滞于数千年农业文明和封建文化的熏染中，百姓匍匐田亩；后者则早已实现了工业、政体变革，“田园牧歌”日趋式微……当四个月大的赛珍珠随父母来到中国时，她的父母或者是在时光隧道里重温美国农民的昨日之梦，而赛珍珠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成长、观察并见证着中国“后时性”的农业文明逐渐走向捉襟见肘。“汉语”的“母语”地位，“中国人”的“邻里”情谊，几乎让赛珍珠与中国的市井社会、士农工商有了“零距离”的接触。当“族”的、“类”的界限消弭，赛珍珠很自然也将中国人的生活视为自己的生活。因而，表现中国、表现中国人民，就让赛珍珠有了一种“自报家门”的自然，或“如数家珍”的快意。
    由于西方人坚持自己的语言优越，极少有人能将汉语驾驭到“母语”般的精纯，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总难免流于镜花水月。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作为被制作、被评说的“他者”，中国意象时而幻化为邪恶的“傅满洲”，旋又变异为谄媚的“陈查理”(二者均为简易白话文学的黄种人刻板形象)；就连古老中国的文化习俗、淳朴风尚也成了西方人讥讽的对象。赛珍珠一鸣惊人，用她的作品向世界揭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主题、一个悲悯的人性主题、一个让西方人感到近在眼前的主题。而这个主题集群的“根”，即是“土地与人”。
    基于41年的中国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接受，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作家依次创作出大量中国题材的作品，如《大地三部曲》、《母亲》、《龙子》等。其笔墨着力于勾勒最能代表中国国民性的中国农民，其背景延伸于最富有精神指归意向的静态物质——土地。土地的“物质”价值是孕育五谷，而“精神”价值则是“轮回”与“新生”。当赛珍珠把她的故事铺陈为种地、养地、买地、卖地、失地、护地、敬地、爱地这样一个生生死死的眷恋过程，并由此引发各种人间冲突时，作者无疑从基础上颠覆了西方对中国的东方构象，还中国生民以“本真”之颜色，“中国农村里的生活才是中国真实而原本的生活，这种生活欣幸地尚未沾染上驳杂的摩登习气而能保持她纯洁健全的天真”[2]49。
    可见，在作家的心目中，土地是生命之本，稼穑是创造之源，里仁是仁爱之境，节俭是护生之德……
    赛珍珠在中国有了她的人性发现。放大了她的人性发现，捧示于她的美国读者，美国读者们有了耳目一新的阅读快感。沉迷于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久已疏离田园野风的美国读者，在充满异国情调的人情诗画里，读到了与他们祖辈的历史传闻相近的故事。借助赛珍珠的中国故事，异域的“蓝眼睛”读者唤醒了遥远的沧桑记忆：原来，中国那么远，又那么近；中国人那么生疏， 又那么熟悉啊！
    二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赛珍珠以她的“文学虚构”展示的却是中国的“时代真实”。在《大地三部曲》的《大地》、《儿子》、《分家》这三部小说里，作者便以深情的笔触描写了王龙、王虎、王源三代中国农民的故事。老故事推演出新故事，甜故事引带出苦故事，事事有人，人人有事，浮沉变幻，祸福莫测，进而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一个颇有神秘色彩的中国。
    《大地三部曲》系列故事的源头是由作为“祖辈”的王龙开局的。王龙，20世纪初中国皖北的一个普通农民，勤勉朴实，痴爱土地。他肤黄如土，质朴如土，家中也处处是土的意象，“厨房和住屋一样用土坯盖成……屋顶上盖着自家生产的麦秸”[3]4。娶了“如土般朴实”的大户丫头阿兰之后，二人辛苦耕作，一块块土地成为己有。阿兰带着孩子下田干活时，“女人和孩子晒成了土壤那样的褐色，他们坐在那里就像是两个泥塑的人……奶水渗入土地，形成一小块柔软、黑色的沃土”[3]35。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连年的旱灾、水灾、蝗灾、兵变、匪患等接踵而至。王龙与阿兰一度离井背乡，但最终他们靠着坚忍的生命力以及对土地的深情，转危为安，并借意外之财重返土地。家业渐丰的王龙并没有因“财大”而“气粗”，相反，他变得愈发成熟而圆融——与他父亲相同的是，他带着儿子到田野里去做工，体会劳动和土地的风味；与他父亲不同，王龙选择送两个儿子农安和农文到私塾接受诗礼教育，以汲取知识、完备德行。让儿子暂时离开土地，并不与他恋土的言传身教相矛盾：“黄家大户现在衰败破落，这是他们离开土地的结果。大户人家也来自乡下，他们的根是在土地上”[4]61。显然，扎根于土地是人与土地的默契，是一种恒久性的命运维系，惟将根深深扎在土地里，人才会异化为一种富有精神内核的“庄稼”。
    然而，翻到王龙“编年史”的第七年，生态平衡再次被打破。北方由于雨水过多，大片农田被淹没。吃饱喝足的王龙开始挑剔患难与共的妻子阿兰，逛起了窑子，并娶妓女荷花为妾，其后不再过问农事，而是每天坚持洗澡，生怕与“土”有何沾染。没有了对土地的牵挂，也就没有了来自土地的道德约束，王龙变得性情乖戾，竟然蛮横地抢走了阿兰唯一的两颗珍珠……
    峰回路转，“故事”因为“人性”变异而趋于曲折离奇。赛珍珠作为小说家的高明，是她关注故事并超越故事、相信人性并质疑人性，这才有了她对王龙“饱暖思淫欲”的“人性”解剖。扫描王龙的生命轨迹，读者都会惊叹，赛珍珠原来是个高明的画师，她不但“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而且“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3]15，令读者在离奇的故事中时时感受到“从活人底心灵上流出的悲欢”[3]15。
    从王龙身上，读者可以找到古希腊神话中提坦神安泰的影子。安泰从土地母亲该亚那儿获得永不枯竭的力量，王龙则通过在土地上耕耘表达对大地的敬重。他们都离不开土地，离开土地，王龙也如同安泰那样会失去生命的色彩。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曾说：“人离开了土地就一文不值。”而小说主人公也曾这样表白：“我们来自大地，我们也必须回归大地——如果你们守住田地，你们就能活下去。”[3]321
    在《大地三部曲》的时空环合里，王龙、王虎、王源这三代人血缘相通，性格相异，命运相左，各以自己的“个别性”显示着形象存在的价值。三个人物，一个家族，直如一部中国农民的“编年史”。分看像“列传”，合观像“史记”，赛珍珠不经意间当了一回“太史公”。尤为可贵的是，即便与中国现代作家们(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等)相比，赛珍珠通过作品而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农民精神世界的体认，其关注度、深沉度、同情度等，都是毫不逊色的。
    三
    无论是西方神话中的上帝创世，还是中国神话中的女娲抟土造人，无不显示土地赋予人生命并滋养人类，因而人类将土地视为生养之母。所以中国人的“土地情结”几乎都已放大为“国家精神”。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相信泥土中有神的种子，而中国人则将“土地”列入“天地君亲师”的“五祭”之一。可见，人与土彼此相亲，既是一个关乎生存的“物质命题”，也是一个关乎生命可否超越的“精神命题”。经过世代相传，这种关于土地的原始意象在个体潜意识中凝固为“土地情结”——即人与土地之间生死相依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对土地至高无上的眷恋。
    人与土地的“生死结”，几乎没有人可以打开。于是，“物化”的“土地”总会在恋土者的生活历程中“虚化”为一种富有弹性的“生命哲学”的存在，进而，诸种奇异的现象便出现了：
    “土地”时而扮演为“母亲”，她呵护着每一个依恋她的子民。
    “土地”时而扮演为“诱惑者”，她会在你应有尽有之后，诱你自我膨胀。
    “土地”时而扮演为“收容者”，在你迷途知返时，她伸出手给你立足之地。
    而“人”，则成了“土地”的演出搭档。在人以为完全支配着土地的产出时，其实是土地以丰与歉在支配着人的忧乐。
    如果从人类，尤其从中国人的生存理念来分析“土地与人”的宿命，“土地”是人的“生之源”，又是人的“死之归”。笔者曾到赛珍珠创作《大地》的生活基地皖北宿州及附近地区作过田野调查，其地百姓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曾普遍将“生孩子”呼为“刨小孩”。尤其是面对儿童“我是从哪儿来的”这种提问，母亲们多会说：“你是刨来的，是从黄土坡里刨来的”。孩子们受了这种语式的影响，也每每缠着爹妈说：“再给我刨个小弟弟吧”！除了避讳的用意之外，“土里刨生”的说法在精神上是与女娲抟土造人的古老传说相呼应的。有此 体认在前，再回视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读者对它的“土地”展示自然会有一种更为透明的理解。
    笔者认为，土地是一位哑者，在人与土地的对手戏中，土地的那一部分台词多是通过人的行为体现出来的。如书中写王龙的精神迷惘，当此之际，“一个比爱情更深沉的声音在他心中对土地发出了呼唤……锄头在哪里？我要到地里去”[3]168。这到底是王龙在说话，还是土地在说话呢？笔者倾向于是两者得兼。
    诚然，“土地情结”具有极为强大的内驱性。在这种内驱力推动下，人可能由清醒转为糊涂，也可以由沉沦走向奋进，王龙的所作所为足以印证这一点。及至进城，王龙彻底背离土地，甚至与土地的关系纠葛又催生了新的因素：他开始通过放高利贷把土地转化为剥削他人的工具。殊不知“你的财产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5]。故事结局，王龙于垂暮之年搬回自己乡下的土屋，回到埋葬着阿兰和父亲的土地之上，又一次实现了自我救赎和德行复归。王龙能够“归去复来”，终极的召唤来于土地。生于斯而归于斯，人的生命画了一个圆。
    与王龙的故事相衔接，《儿子们》和《分家》续写了王家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故事。儿子们已背离土地，各自为政。然而作者的眼光却未停留于此，它跳过时代的屏障，立足于土地，在王龙的孙子身上找到了与土地的新的契合点。《分家》中，作者精心安排了孙子王源这个深受中西文化浸润的人物。在攻读了农学专业之后，王源回国与土地重修旧好，从而延续了源自祖辈、断于父辈的土地恋情。路过父亲王虎称之为“牢笼”的土坯房，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一些古老而顽强的生命依然在那里生存着”[3]651。即使在参加革命被捕后，他仍然梦到“豌豆在结荚，大麦长绿芒，呵呵大笑的老农在近旁”[3]756。《分家》的结尾，当王源脱去西装，换上中式长袍，与心上人梅琳在父亲病床前守夜时，梅琳说：“这使你成了真正的你，这比你穿西装更自然”[3]944。终于，情感和精神的回归有了接纳之所，王源找到了自我与本真，完成了祖孙三代在“土地情结”上的超越。
    凭此超越的创作视角，作家跃然腾起，在《大地三部曲》之外的广阔文本世界对“土地情结”进行着跨越时空的探索。《龙子》开篇伊始，作家就给读者们绘制了一幅人与土地和谐的画面：凌丹和他的两个大儿子在稻田里插秧；最小的儿子骑在水牛背上，在青草如茵的山脚放牧；凌嫂是个持家有方的贤妻良母，丈夫、儿子收工回家吃饭时，她已将饭菜摆好。而正是这样勤劳善良的一家，当日本逼近家园，劫掠他们的土地时，他们毅然拿起了武器，与敌寇展开了殊死搏斗。凌丹先是向日寇屈服，后来却英勇抗日，转变的动力归根结底源自他的恋土意识。当老二夫妇准备随难民西迁时，凌丹说：“如果能把田地卷起带走，我就走。可我的田地在大地深处，深入了大地的腹部。我决不放弃它……我们靠土地过活的人，不该背叛它”[6]257。与凌丹一样，《母亲》中的母亲也挚爱土地。丈夫出走后，母亲带着吃奶的孩子下田干活。“她把他放在地上，让他随便玩。他手里抓满土，放进小嘴里，尝一尝，不喜欢，然后唾出……直到满身都是吐出的泥土。”[7]45
    于是，作家作品中的种种土地意象和主人公完全相融，土地成了“思想的体现者”，并“提供了对乡村的不可否定的积极观点”[8]：主人公的一切“皆因他与土地浑然一体的关系而显得颇富诗意”[9]，在“主角”与“配角”的相互转换中，土地的戏与人生的戏了不可分。
    四
    在一场场眼神与眼神的际会里，“梦里不觉身是客”的蓝眼睛女性有了一颗善解人意的“中国心”——“通过你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人民大众中的个人。你给我们展示了家庭的兴衰以及作为这些家族基础的土地……你给了我们西方人某种中国心”[3]955。
    赛珍珠能把“中国心”给予西方人，证明她早已拥有“中国心”。浸淫已久，其化必深，到赛珍珠开始创作《大地三部曲》时，她几乎到了水到渠成的境界。“她脑子里既没有情节，也没有计划。只有那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孩子闪现在她面前”[10]44，“大地并不是一个农夫的故事，他是一个远比普通农夫更丰富的人。这个人栖息在土地上，并永世不离土地，但他只将土地当作建立家庭的基础。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在全人类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家庭的兴衰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事”[11]。
    关注异国、关注异国的土地与生民，即从赛珍珠的美国文化立场衡量也绝非背源忘本，是由她“却望并州是故乡”的桑梓情怀决定的。她对中国人的关注本不言而明——所谓“土地情结”其实就是“中国人”的情怀。摆脱了“身在何处”的迷惘，精神得以安然栖息，并超然回溯母国。在谈到她选择和安排自己在美国的农场时，赛氏曾说，“中国人早已使我懂得了土地是一份神圣的财产。我异想天开，想把这片荒原变成中国式的农场，使它变成阡陌纵横、碧绿富饶”[12]435。尤为可贵的是，作家借凌丹之口发出“这个山谷不是整个世界，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太阳地下也有像我这样的人，我还不晓得他们长得啥样的呢。我们应该共同分享这片土地”[6]249。作家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多元文化和谐理念因之彰显。
    可见，两个世界的跨国经历并未使作家过多萦绕“东风还是西风”，而是在厘清头绪后以点划圆——以“父国”为基点，回溯到“母国”，进而泽及各民族间的联系，乃至全人类的普世关怀。“以人为中心”的基督教宗旨历经41年的跨国沟通渐渐消融，留下更得人心的人道主义关怀，并在异国土地和生民的互动中找到归依之所：中国传统文化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理念和基督的仁爱精神殊途同归。因此，赛珍珠心生感慨，“和谐是中国文明的关键词：一个人与他周围的人，与自然相处和谐，那么，这个人是有教养的人。道德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种接近于宗教的统一，其结果是辉煌的文明，有秩序，优雅而首先是和平的，个人的，民族的，世界性的”[13]。于是，思考跨越阻隔，实现人格与艺术的水乳交融；于是，恒久的“土地情结”在“黑眼睛”和“蓝眼睛”的交会里，悄然消解了国别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限，并唤起悠长的审美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