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乐》中维奥莱特的自我救赎的发展策略

二战之后，黑人终于赢来了渴望已久的自由。但是在后殖民的语境下，黑人生活条件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依然被主流社会所抛弃。女主人公维奥莱特幼时曾目睹了白人统治者对她家庭的种种恶行，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痛。维奥莱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就加入了反对白人霸权的“重新调整者党”，跟自己的妻儿鲜少见面。维奥莱特成年后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否还活着。童年父亲的缺场意味着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母亲的身上。白人统治者的掠夺无疑是这个生活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然后他们就进了房子……他们从她身下把椅子抽走，然后她（罗丝.蒂尔）正在那儿自己坐着呢……他们又回来倒空了她坐着的椅子。”（莫里森 102）。维奥莱特的母亲罗丝.蒂尔最终无法忍受这种艰辛，还未等到自己丈夫回来便选择了跳井自尽。维奥莱特亲眼目睹自己母亲投井，伤痛难以言喻，作者并没有描述维奥莱特有多么难过，只是阐述了母亲投井对女儿产生的影响 “不管发生什么，绝不要有一双小黑脚叠在一起，一张饥饿的小嘴叫着‘妈妈’”（莫里森 106）。
　　罗丝. 蒂尔死后，维奥莱特由自己的祖母特鲁. 贝尔抚养。特鲁.贝尔曾经是一户白人奴隶主家的奴隶。她把自己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在了奴隶主孩子的身上。维奥莱特从小就听着祖母关于这个金色头发，灰色眼睛的奴隶主孩子（戈尔登.格雷）的故事长大。母亲的死和祖母的故事让她误解了只有白人和男性才有资格被爱被尊重。自此，维奥莱特的思绪日日被戈尔登.格雷的幻象所萦绕。维奥莱特爱上了自己想象中的戈尔登.格雷，并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变成这个样子。渐渐地，维奥莱特的自我意识被她想象中的金发男孩磨蚀掉了。“金发男孩对维奥莱特致命的吸引力隐喻了白人主流文化的入侵性和掠夺性”（朱荣杰 197）。对白人文化的盲目崇拜导致了维奥莱特内心的自我分裂— 真实的自己和幻想中的自己。在维奥莱特看来，黑人注定低人一等，只有白人文化才是完美的，才是衡量一切美的标准。在理想的自我与真实的自我之间备受折磨，维奥莱特产生了严重的自我厌弃“忘了它是我的。我的生活。我光是在街上跑来跑去，希望我是别的什么人。”（莫里森 221）。
　　都市梦碎
　　一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当然这种繁荣纸出现在北方，南方黑人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摆脱这种痛苦的生活，维奥莱特和她的丈夫乔决定迁往北方的大城市。在他们的想象中，大城市生活轻松、赚钱容易，简直就是天堂。然而大城市的生活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繁华不属于他们，所以无论他们怎样挣扎，都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章汝雯 74）。最开始，维奥莱特和乔都不能在大都市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维奥莱特擅长为妇女做头发，但是由于她作为黑人和女人的双重身份，她失去了作为一名发型师的资格。想自己开店，却又拿不到营业执照。维奥莱特只好一家一家上门去给妇女做头发。勤劳的工作使维奥莱特和乔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然而他么依旧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白人的都市黑人的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白人警察杀害黑人的惨剧几乎每天都会上演。黑人不仅身体上受到残害，心灵上也受到伤害。种族制度虽然取缔了，但是种族歧视仍旧还在，大都市里的黑人备受歧视。为了生计维奥莱特夫妇日日奔忙，却忽略了自己身边的人，两夫妇的交流越来越少。大都市的艰辛渐渐磨蚀了“他们之间在家乡的艰苦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章汝雯 73）。维奥莱特的话越来越少，最后变成了一个“主要跟鸟说话的女人”（莫里森 24）。乔不堪忍受，移情年轻姑娘多卡斯。同在父母缺场的环境中长大，乔和多卡斯很快走到了一起。他们的结合并非纯粹的男女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爱是由母爱缺失引起的”（王守仁 156）。直到乔射杀了多卡斯，维奥莱特才发现他们之间的婚外情，这件事烧掉了维奥莱特仅存的一点理智，她发了疯似的冲到多卡斯的葬礼上，意图划烂多卡斯的脸。童年的苦难，城市的挣扎和丈夫的不忠把维奥莱特逼到了一个绝望的境地。无奈之下，维奥莱特想去了解一下促使自己丈夫出轨的姑娘到底是怎么样的，于是她找到了多卡斯的姑姑爱丽丝，正是这样，维奥莱特走出了自我救赎的第一步。
　　自我救赎
　　在维奥莱特自我救赎的过程中，多卡斯的姑姑爱丽丝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维奥莱特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走出自己的精神困境的。必须有个人时刻提醒她走了弯路，不时安慰她并适时帮助她，才能治愈她心中的创伤。最初爱丽丝不愿意把自己关于自己侄女的事情告诉维奥莱特，她觉得自己应该要讨厌维奥莱特才对。维奥莱特知道爱丽丝不想见她，但她却锲而不舍地坚持，知道爱丽丝开门让她进去为止。爱丽丝以为初来她家的维奥莱特会跟自己道歉，然而维奥莱特没有，只是坐在沙发上休息。维奥莱特告诉爱丽丝“我找不到一个能坐下的地方”（莫里森 84）。爱丽丝给她提供了一个安生的地方。其实维奥莱特知道爱丽丝并不是真的讨厌自己，黑人女性共同经历的苦难让她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姐妹情谊。于是爱丽丝家成了维奥莱特心灵上的庇护所，维奥莱特把自己所有的遭遇都告诉了爱丽丝。爱丽丝从谈话中了解到自己和维奥莱特同病相怜，大家都经历了相同的苦难。苦难把爱丽丝和维奥莱特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爱丽丝决定帮助维奥莱特，让她的生活重回正轨。维奥莱特的二次到访并未遭到爱丽丝的排斥，相反，爱丽丝主动叫维奥莱特“把裙子脱下来，我来给你把袖口缝上”（莫里森 85）。此时爱丽丝已经无意识地扮演起了维奥莱特母亲的角色，填补维奥莱特命中缺失已久的母爱。渐渐地“维奥莱特来做客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敞开了”（莫里森 86）。维奥莱特和爱丽丝都在与对方的交流中顺利地实现了移情，爱丽丝补偿了维奥莱特缺失的母爱，而维奥莱特则填补了爱丽丝心中多卡斯死亡造成的创伤。爱丽丝与维奥莱特的谈话也有引导维奥莱特走出精神困境的作用。托尼.莫里森在一段访问中指出黑人女性之间应该相互坦诚，勇敢地说出自己的伤痛。在爱丽丝的帮助下，维奥莱特积极自救，重构了她移位的身份。
　　“‘你是怎么 摆脱她的？’”
　　“‘杀了她。然后我把那个杀了她的我也杀了’”
　　“‘还剩下谁呢？’”
　　“‘我’”（莫里森 222）
　　以上对话中“她”指的是多卡斯，维奥莱特终于看开不再为乔的出轨多卡斯的死耿耿于怀，“我”指的是那个受尽磨难身份移位的维奥莱特“杀了我”表明了那个旧的，被白人价值观扭曲的，只会把自己封闭起来的维奥莱特已死，新的维奥莱特得到了重生。
　　参考文献
　　[1]Zhu Rongjie. 2004. Pain and Healing： A Study of Maternal Love in Toni Morrison’s Fiction. He Nan University Press.
　　[2]王守仁，吴新云，1997， 《性别. 种族. 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