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研究资料》作品年表勘误的研究

魏华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自新时期登上创作舞台，王安忆始终是当代最具创作实力和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她的著述文字散见于多种报刊、杂志，其中《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等获得全国中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发廊情话》获2005年鲁迅文学短篇小说奖，其创作实践与业绩见证了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王安忆也是深受读者喜爱和研究者器重的作家，一直以来，对她的研究成为文学界最为热门的选题。然而，如何在王安忆大量的著述和研究话语中找寻最有价值的所在，也成为颇使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山东文艺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分别邀请著名学者编写的《王安忆研究资料》，对王安忆的创作历程、研究动向、学术批评都做了较完备的辑录、整理。编选者在浩如烟海的王安忆研究中梳理出文学脉络、精选出最优秀的研究成果，为王安忆研究走向深入和突破做出较大贡献。可以说，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者进行资料检索所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本人也长久得益于此研究资料的帮助，获益匪浅，但在阅读中发现附录中的王安忆作品年表，因校对等原因，存在个别讹误现象。出于对编选者的敬重和对研究资料的尊重，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态度，本人查阅、对照原刊，一一拾误，希望更好地还原两本资料汇编的真实性、客观性，起到日臻完善的效果。
    一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由吴义勤主编，王志华、胡健玲编选的《王安忆研究资料》，本着“能为广大新时期文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权威研究资料，同时也能为他们提供在资料查找和检索方面的便利”①的出版方向，成为辑录王安忆研究的第一本资料专著。全书共47万余字，包括生平与创作自述、研究资料、附录三个部分。“生平与创作自述”中的10篇文章，主要搜集了王安忆的创作谈和文学对话；研究资料部分收录30篇文章，是批评家关于王安忆作品的深度解读，包括程德培《面对“自己”的角逐——评王安忆的“三恋”》、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等等；附录包括作品年表和研究资料索引，均由王志华整理。
    其中的作品年表共收录王安忆1978年至2003年发表的各类作品185篇，对于把握王安忆的创作脉络和文学轨迹起到较好的规范和引导作用。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讲，“盖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而先后有异，霄壤相悬”②。说明作品的写作、发表年代与社会环境、作家心理的密切关系。此书的“作品年表”采取时间为序，辑录王安忆自1978年发表于《儿童时代》的《我的脸火辣辣的》到2003年《上海文学》第7期的《姊妹们》长达26年的文学创作，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考察王安忆文学创作的历史脉络，也能帮助我们了解环绕在其作品周边的文学思潮和文化氛围。由于校对等原因，个别之处存在讹误现象，在此，依据原书所辑录的时间顺序给予更正。
    1.《“司令”退职记》，《少年文艺》1980年第2期。
    此处发表期刊有误。该文刊登在《儿童时代》1980年第2期，第1-3页。
    2.《路上人匆匆——把笔触深向人的心灵》，《中国青年》1981年第11-12期。
    文章题目有误。“深向”乃“伸进”字之误写，原刊题目为《路上人匆匆——把笔触伸进人的心灵》。《中国青年》1981年第11-12期为合刊，第44-45页。
    3.《车往黄藏裕》，《希望》1982年第9期。
    题目有误。“黄”乃“皇”字之误写，原刊题目为《车往皇藏裕》，第2-8、41页。
    4.《放松与力度》，《作家》1983年第7期。
    题目有误。“与”乃“和”字之讹误，原刊题目为《放松和力度》，第90-91页。
    5.《我做作家，是要获得虚构的权力》，《海上文坛》1985年第3期。
    发表日期有误。《海上文坛》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月刊，创刊于1991年。经查此文发表在《海上文坛》1995年第3期，第58-59页。
    6.《大地苍苍》，《女作家》1986年第1期。
    题目有误。“苍苍”乃“苍茫”之讹误，原刊题目为《大地苍茫》，第29-33页。
    7.《我看长篇小说》，《文艺报》1988年5月25日。
    发表日期有误。经查《文艺报》1998年为周刊，5月25日未出报纸，此文的发表日期为《文艺报》1988年5月28日。
    8.《“上海味”与“北京味”》，《北京文学》1988年第6期。
    题目有误。“与”乃“和”字之讹误，原刊题目为《“上海味”和“北京味”》，第60-63页。
    9.《好婆和李同志》，《文化月刊》1989年第12期。
    发表期刊有误。此文发表在1988年第12期的《文汇月刊》，“化”乃“汇”字之讹误，第22-33页。
    10.《叔叔的故事》，《收获》1990年第5期，
    发表日期有误。此文发表在《收获》1990年第6期，第3-39页、88页。
    11.《看电影也是读书》，《文学自由谈》1991年第12期。
    发表日期有误。经查，《文学自由谈》1991年共4期，此文发表在同年第2期，第18-24页。
    12.《我们在做什么——中国作家评论》，《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3期。
    题目有误。经查原刊，题目为《我们在做什么》，并没有副标题。此文发表在《文学自由谈》“思考天地”栏目，1993年第3、4期连载，第3期为王安忆对作家余华、苏童、残雪的创作评论，第58-62页。
    13.《我们在做什么——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4期。
    题目有误。原刊题目为《我们在做什么》，第4期包括对孙甘露、叶兆言、张炜的作家论，第27-32页。
    14.《流星划过天际、屋顶上的童话(三)》，《延河》1998年第2期。
    题目有误。此处的顿号实为破折号，原刊题目为《流星划过天际——屋顶上的童话(三)》，第4-11页。该文后附王安忆的创作谈《没有写完的故事》，第12页，指出该系列小说写的是想象力，是关于小说的小说。
    15.《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收获》1999年第1期。
    题目有误。此处属于倒文致误，原刊的题目为《死生契阔，与子相悦》，第105-115页。
    16.《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他从那条路上走来〉》，《收获》1999年第4期。
    题目有误。此文是王安忆为同期茹志鹃“非虚构写作”的《她从那条路上走来》所作的随笔，附在小说之后刊载。原刊文章题目为《从何而来，向何而去》，没有冒号及之后的副标题，第106-111页。
    17.《谷雨前后，点瓜种豆：(〈下乡日记〉)》，《上海文学》1999年10期。
    题目有误。此文是王安忆为茹志鹃《下乡日记》所写的随笔，原刊题目为《谷雨前后点瓜种豆》，没有逗号和《下乡日记》，第50-51页。
    18.《招工》，《北京文学》1999年第10期。
    发表期刊有误。经查，该文是发表在《北方文学》1999年第10期，第18-24页。该期为“国庆专号”。
    19.《南音谱北调：〈又见椹子红〉》，《上海文学》2000年第9期。
    题目有误。此文王安忆为同期黄燕萍(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生)的短篇小说《又见椹子红》所作的文学评论，原文题目为《南音谱北调》，没有冒号及副标题，第14-15页。
    20.《〈长恨歌〉不是怀旧(对话)》，《新民晚报》2000年10月8日。
    题目有误。此文为王雪瑛、王安忆关于《长恨歌》的对话录，原文题目为《〈长恨歌〉，不是怀旧》，此处缺少一个逗号。
    21.《从〈长恨歌〉谈开去：访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安忆(对话)》，《文汇读书周刊》2001年1月29日。
    此处题目、发表期刊、日期均有误。此文为麦穗奇对王安忆的访谈，原刊题目为《从〈长恨歌〉谈开去——访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安忆》，冒号实为破折号之误。同时，期刊名为《文汇读书周报》，“刊”乃“报”之误写。另外，发表日期应为2001年1月27日，并非29日。
    22.《文学能否面对当下生活：关于几位知名作家近期创作变化的对谈》，《文汇报》2002年5月11日。
    此文并非王安忆作品。原标题为《文学能否面对当下生活——关于几位知名作家近期创作变化的对谈》，冒号实为破折号之误写。同时，此文为对话录，对谈者为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光东(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对话中讨论了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作品，但此文并非王安忆所作，对谈者也不包括王安忆。
    23.《王安忆：为审美而关注女性(对话)》《中国妇女报》2002年12月11日。
    发表日期有误。此文为吕频对荣获第四届“中国十大女杰”的王安忆所作的采访，采访时间为2002年12月11日，但《中国妇女报》刊登日期为2003年1月6日。
    二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由张新颖、金理编选的《王安忆研究资料》，全书共73万字，分上下两册，相较山东版内容有较大扩展，收录时间也延伸至2008年。此书共分五辑，第一辑为创作谈，包括15篇文章，由王安忆讲述创作历程、心迹及对小说的理解。第二辑为对话录，收录了王安忆与陈思和、王安忆与张新颖、王安忆与刘金东等对谈文章6篇，展现了“一位优秀作家思考的深度和视界的宽度”。第三辑为研究论文选，辑录28篇文章，选用了国内外一流批评家对王安忆作品的学理解读，包括程德培《“雯雯”的情绪天地——谈王安忆的短篇近作》、黄子平《语言洪水中的坝与碑——重读〈小鲍庄〉》、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王安忆论》等，真正做到了既体现学术水准，又涵盖了王安忆的重要作品，同时所选文章既“有体贴的鉴赏、会心的赞誉，也不乏真诚的批评和一针见血的洞见”③。第四辑为研究资料目录，收录了国内期刊发表的对王安忆作家作品的研究论文642篇。第五辑为王安忆作品目录，包括单作品目录、作品结集及译介目录、港台及外文版目录、非纸质出版物，内容更为丰富翔实，涉猎更为宽广，为全面了解、研究王安忆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检索选本。
    为了和山东版《王安忆研究资料》中的“作品年表”对读，本文聚焦于第五辑中的王安忆“单作品目录”。该部分将资料收录的时间延展至2008年11月，共辑录了王安忆自1978年《儿童时代》第7期发表的《我的脸火辣辣的》到2008年《书城》第11期《论长道短》公开发表的作品218篇。更为重要的是，编选者在单作品目录中增加了作品的体例，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文学评论、散文、随笔等，有助于读者更为明晰地了解、把握王安忆的多元创作，起到工具书更好的检索作用。当然，因所收录的内容多、时间跨度长、体例精细，难免存在讹误现象。在此，本文的勘误仍按照资料选中所依据的时间顺序做出整理。
    1.《我的脸火辣辣的》(报告文学)，《儿童时代》1978年第7期。
    此处体例有误。该文实为“短篇小说”，在原刊题目后直接标示为“小说”，写的是两个四年级小伙伴由不爱学习到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逐渐进步的故事，第24-26页、4页。
    2.《“司令”退职记》(报告文学)，《少年文艺》1980年第2期。
    发表期刊有误。经查原刊，此文发表在《儿童时代》1980年第2期，第1-3页。
    3.《当长笛solo的时候》(短篇小说)，《青春》1980年第12期。
    此处文章题目和发表日期均有误。题目中的“s”应为大写“S”，原刊题目为《当长笛Solo的时候》，solo是独奏的意思。小说发表在《青春》1980年第11期，第4-8页，该期为“青年女作者专号”。
    4.《留级生》(短篇小说)，《巨人》1981年第2期。
    体例有误。据原刊所载，此小说题目后直接标为中篇小说，第96-120页。
    5.《运河边上》(短篇小说)，《小说界》1981年第3期。
    体例有误。此文在《小说界》1981年第3期发表于中篇小说栏目下，第50-87页。
    6.《路上人匆匆——把笔触伸向人的心灵》(创作谈)，《中国青年》1981年第11-12期。
    题目有误。此处题目中“向”乃“进”字之讹误，原刊题目为《路上人匆匆——把笔触伸进人的心灵》，第44-45页，是王安忆回顾写作与生活关系的创作谈。《中国青年》1981年第11、12期为合刊。
    7.《挖掘生活的诗意》(创作谈)，《文汇报》1982年4月22日。
    体例有误。此文为王蒙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王安忆的“这一站”和“下一站”》(《文 汇报》1982年3月18日)，王安忆作为回应，致王蒙的通信，因此体例应为通信。
    8.《冷土》(小说)，《收获》1982年第5期。
    此处体例没有细化说明。此文为中篇小说，第123-154页。
    9.《车往黄藏裕》(散文)，《希望》1982年第9期。
    此处题目和体例均有误。题目中“黄”乃“皇”字之讹误，原刊题目为《车往皇藏裕》。文章写的是在开往小城的旅游胜地皇藏峪的公共汽车上发生的故事，第2-8页、41页，体例应为短篇小说，并非散文。
    10.《舞台小世界》(短篇小说)，《文汇报》1982年第11期。
    发表期刊有误。《文汇报》1982年已经改版为报纸，经查此文是发表在《文汇月刊》1982年第11期，第23-31页。
    11.《放松与力度》(创作谈)，《作家》1983年第7期。
    题目有误。“与”乃“和”字之讹误，原刊题目为《放松和力度》，第90-91页。
    12.《第一次……》(散文)，《海燕》1983年第12期。
    体例有误。文章以青年读者璐璐“给王安忆同志的信”和王安忆回信的方式刊载，是与王安忆同龄的青年女工璐璐，爱好文学，但“文革”耽误了读书，由此向王安忆请教“究竟是什么第一次激发了从事创作”；王安忆在复信中回顾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学之路。体例应为通信，而非散文，第49-51页。
    13.《我做作家，是要获得虚构的权力》(文学评论)，《上海文坛》1985年第3期。
    体例和发表期刊、日期均有误。该文为王安忆与台湾作家张灼祥的文学对话，体例应为对话录。经查并不存在《上海文坛》，而《海上文坛》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1991年创办的，此文是发表在《海上文坛》1995年第3期，第58-59页。
    14.《关于〈小鲍庄〉的对话》(文学评论)，《上海文学》1985年第9期。
    体例有误。此文包含“陈村致王安忆”“王安忆致陈村”两封通信，虽然内容是关于《小鲍庄》的理论探讨，但体例应为通信，第92-95页。
    15.《街》(短篇小说)，《作家》1985年第十一期。
    发表日期有误，按照上下一致的原则，十一应为小写的阿拉伯数字“11”，第13-20页。
    16.《海上繁华梦》(短篇小说)，《上海文学》1986年第1期。
    体例有误。此文为中篇小说，共包括五个故事。故事一：飘洋船；故事二：环龙之飞；故事三：玻璃丝袜；故事四：陆家石桥；故事五：名旦之口。第4-25页。
    17.《阁楼》(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86年第4期。
    体例有误。此文在发表时，题目后面直接标为中篇小说，因此体例应为中篇小说，第96-120页。
    18.《逐鹿中街》(短篇小说)，《收获》1988年第3期。
    体例有误。此文发表在《收获》1988年第3期“中篇小说”栏目，第78-99页，体例应为中篇小说。
    19.《两个六九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文学评论)，王安忆陈思和《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
    此处题目、体例均有误。原刊标题“六九”为阿拉伯数字，实为《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文章刊载在“现代对话录”栏目，是王安忆和陈思和的文学对话，因此体例为“对话录”，而非文学评论，第79-80页、69页。另外，王安忆陈思和中间应有空格，此处应为校对之漏。
    20.《我看长篇小说》(文学评论)，《文艺报》1988年5月25日。
    发表日期有误。经查原刊，此文发表日期实为1988年5月28日。《文艺报》1988年为周刊，5月25日未出报纸。
    21.《“上海味”与“北京味”》(随笔)，《北京文学》1988年第6期。
    题目有误。“与”乃“和”字之讹误，原刊题目为《“上海味”和“北京味”》，第60-63页。
    22.《悲恸之地》(短篇小说)，《上海文学》1988年第11期。
    《神圣祭坛》(短篇小说)，《北京文学》1989年第3期。
    《弟兄们》(短篇小说)，《收获》1989年第3期。
    此三处均存在体例错误。《悲恸之地》在期刊发表时直接标示为“王安忆中篇小说”，《上海文学》1988年第11期，第4-19页，因此体例应为中篇小说。而《神圣祭坛》(《北京文学》1989年第3期，第4-38页)和《弟兄们》(《收获》1989年第3期，第4-30页)都刊载在期刊的“中篇小说”栏目，体例实为中篇小说。
    23.《好婆和李同志》(短篇小说)，《文化月刊》1989年第12期。
    发表期刊有误。经查实，此文发表在《文汇月刊》，“化”乃“汇”字之误写，第22-33页。
    24.《叔叔的故事》(中篇小说)，《收获》1990年第5期。
    发表日期有误。《收获》1990年第5期并无此文，经查原刊，发表日期应为《收获》1990年第6期，第3-39页、88页。
    25.《妙妙》(短篇小说)，《上海文学》1991年第2期。
    体例有误。此文发表在“中篇小说”栏目下，第20-35页，体例应为中篇小说。
    26.《看电影也是读书》(随笔)，《文学自由谈》1991年第12期。
    发表日期有误。此文为王安忆关于四部电影，即《印度之行》《午夜牛郎》《莆田进行曲》《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的评论。《文学自由谈》1991年为季刊，只有4期，此文是发表在第2期，第18-24页。
    27.《我们在做什么——中国作家评论》(文学评论)，《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3、4期。
    题目有误。经查原刊，题目为《我们在做什么》，并没有副标题。此文发表在《文学自由谈》“思考天地”栏目，1993年第3、4期连载。第3期为王安忆对作家余华、苏童、残雪的创作评论，第58-62页；第4期为王安忆对作家孙甘露、叶兆言、张炜的创作评论，第27-32页。
    28.《“文革”轶事》(小说)，《小说界》1993年第5期。
    《进江南记》(短篇小说)，《作家》1993年第7期。
    此二处均存在体例错误。《“文革”轶事》发表在《小说界》1993年第5期“中篇小说”栏目，第8-45页，体例应为中篇小说，此处漏掉“中篇”二字。《进江南记》刊载在《作家》1993年第7期“中篇小说”栏目下，第4-15页，体例应为中篇小说。
    29.《我们以谁的名义?》(文学评论)，《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3期。
    体例有误。此文为王安忆关于《叔叔的故事》的创作谈，发表在“自我省视”栏目，应为创作谈，而非文学评论，第78-80页。
    30.《墨尔 本行散记》(散文)，《小说界》1995年第6期。
    体例有误。此文为王安忆墨尔本之行的游记，包括全日航、中国书店、累斯嫔三个部分。体例应为游记，而非散文，第149-158页。
    31.《王安忆谈先锋作家》(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
    此文并非王安忆作品。经查原刊，实为“文学批评信息”，编者介绍了王安忆在《感情和技术》(《今日先锋》1995年第3期)一文中对苏童、余华、张炜、张承志等作家作品的评论，而非王安忆所作，第122页。
    32.《文工团》(短篇小说)，《收获》1997年第6期。
    体例有误。小说刊载在“中篇小说”栏目，第4-26页，体例应为中篇小说。
    33.《欢喜渡》(短篇小说)，《美文》1998年第1期。
    体例有误。此文是王安忆为上海作家姚育明的散文所做的文学评论，而非短篇小说，第17-19页。
    34.《忧伤的年代》(小说)，《花城》1998年第3期。
    体例未细化说明。此文刊载在“中篇小说”栏目下，第4-23页，体例应为中篇小说。
    35.《一个故事的第四种讲法》(文学评论)，《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5期。
    体例有误。此文为王安忆对自己的三部作品《69届初中生》《流水十三章》《纪实与虚构》的“成长”主题的思考，从而得出“‘成长’的第四种讲法：从快乐出发，经过痛苦，到达不知道的过程。”体例应为创作谈，第68-69页。
    36.《隐居的时代》(短篇小说)，《收获》1998年第5期。
    体例有误。此文刊载在“中篇小说”栏目下，第4-28页，体例应为中篇小说
    37.《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散文)，《收获》1999年第1期。
    题目有误。原刊题目为《死生契阔，与子相悦》，第105-115页。
    38.《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他从那条路上走来〉(序言)》，《收获》1999年第4期。
    题目有误。此文王安忆为同期茹志鹃“非虚构写作”的《她从那条路上走来》所作的随笔，刊载在小说之后。原刊题目为《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并没有副标题，第106-111页。
    39.《谷雨前后，点瓜种豆：(〈下乡日记〉)》(散文)，《上海文学》1999年第10期。
    题目有误。此文是王安忆为茹志娟的《下乡日记》(1960年梅陇、1963年南汇)所作的随笔，发表时附在《下乡日记》之后。原刊题目为《谷雨前后点瓜种豆》，并没有逗号、冒号和《下乡日记》，第50-51页。
    40.《招工》(短篇小说)，《北京文学》1999年第10期。
    发表期刊有误。经查，《北京文学》1999年第10期并未刊载此文。此文刊登在《北方文学》1999年第10期，第18-24页。
    41.《知识的批评》(随笔)，《上海文学》2000年第7期。
    题目有误。原刊题目为《知识的批评——从蒋韵说起》，是王安忆对蒋韵的写作，尤其是“知识批评的主题”的评论，此处缺少副标题，第76-80页。
    42.《探视城市变动的潜流——王安忆谈长篇新作〈富萍〉及其他》(创作谈)，《新民晚报》2000年8月6日。
    此处题目和体例均有误。题目中“他”乃“它”字之误写，原刊标题为《探视城市变动的潜流——王安忆谈长篇新作〈富萍〉及其它》。文章为《收获》杂志编辑钟红明对王安忆的访谈，以二人对话形式刊载，因此体例应为对话录。
    43.《山花烂漫——评于田儿〈石屋〉》(文学评论)，《上海文学》2000年第10期。
    题目有误。此文是王安忆为同期刊载的于田儿的两篇小说《关帝庙土地庙》和《石屋》所作的文学评论，但原刊文章题目为《山花烂漫》，并没有副标题，第14页。
    44.《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创作谈)，《文汇报》2002年7月20日。
    体例有误。此文为《文汇报》记者郑逸文与王安忆的文学对话，体例应为对话录。
    45.《王安忆：为审美而关注女性》(随笔)，《中国妇女报》2002年12月11日。
    体例、发表日期均有误。此文为吕频对入选第四届“中国十大女杰”的王安忆所做的采访，体例为访谈。另外，采访时间为2002年12月11日，但《中国妇女报》刊登此文是在2003年1月6日。
    46.《爱向虚空茫然处》(小说)，《当代》2003年第1期。
    此处体例没有细化说明。此文刊载在“中短篇小说”栏目，第39-70页，应为中篇小说。
    47.《自觉与不自觉间——评陆星儿〈痛〉》(文学评论)，《文汇报》2003年7月28日。
    题目有误。此文确为王安忆对陆星儿的长篇小说《痛》所做的文学评论，但原刊题目为《自觉与不自觉间》，并没有副标题。
    48.《五一/五二次列车》(短篇小说)，《北京文学》2004年第7期。
    题目有误。原刊题目为《51/52次列车》，是阿拉伯数字，并非大写数字，第55-61页。
    49.《导修报告》(小说)，《小说界》2006年第2期。
    体例有误。2005年，王安忆应香港岭南大学邀请，参加了该大学“驻校作家计划”，授课于中文系写作课程。此文为作家担任中文系写作课导修课程后写下的文字，体例应为随笔，而非小说，第129-137页。
    50.《改编〈金锁记〉》(剧本)，《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8期。
    体例有误。该文为王安忆讲述改编话剧《金锁记》的过程，在《西部华语文学》发表时刊载于“随笔”栏目，第56-60页，体例应属于随笔。此文是王安忆2006年9月29日在香港浸会大学“张爱玲国际研讨会”所做的演讲文稿，文中讲到叙述改编的过程是想说明，当我们在诠释张爱玲的时候，张爱玲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好就好在张爱玲的作品有那么宽裕的空间，够我们走得很远。
    51.《公共浴室》(小说)，《上海文学》2007年第8期。
    《厨房》(小说)，《上海文学》2007年第8期。
    此二处体例均未细化说明。两篇小说在《上海文学》2007年第8期刊载时都归属于“短篇小说”版块，《公共浴室》，第4-8页；《厨房》，第9-15页。
    52.《市井社会时间的性质与精神状态》(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题目有误。此处缺少副标题，原刊题目为《市井社会时间的性质与精神状态——〈生逢一九六六〉讲稿》。此文是王安忆为上海作家胡廷楣的长篇小说《生逢一九六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所做的文学评论，第107-111页。
    53.《骄傲的皮匠》(小说)，《收获》2008年第1期。
    体例未细化说明。此文刊载在“中篇 小说”栏目下，第4-24页，体例应为中篇小说。
    54.《菜根谭》(小说)，《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1期。
    《古城的餐桌》(小说)，《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1期。
    此二篇均属于短篇小说，以“王安忆小说专辑”的方式刊载。《菜根谭》，第4-8页；《古城的餐桌》，第9-15页。
    55.《浮雕》(小说)，《花城》2008年第1期。
    《积木》(小说)，《花城》2008年第1期。
    此二处体例未做细化说明，小说均刊载在《花城》2008年第1期“短篇小说”栏目，《浮雕》(第62-65页)、《积木》(第66-70页)。体例均为短篇小说。
    56.《黑弄堂》(小说)，《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
    此处体例未细化，实为短篇小说。原刊题目后直接标示为短篇小说，第25-34页。
    作品的系年是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古典文学研究者强调，“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④。更加印证了目录整理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书写者的一种自我意识行为，作为著述丰富的作家，王安忆的作品年表不仅是个人的文学心灵史，也和当代文学的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山东版和天津版《王安忆研究资料》的作品目录整理为我们研究王安忆的创作轨迹提供了科学和有价值的参照，也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编写者在浩如烟海的期刊、杂志、报纸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整理，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更值得我们钦佩，虽然有个别讹误现象，但瑕不掩瑜，仍为王安忆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本文对作品年表和单作品目录的勘误工作，也是本着还原两本资料汇编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史料价值态度，虽一一对照原刊，但鉴于“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三四校，犹有脱谬”⑤，相信仍有未尽之处，如有唐突不妥，敬请批评指正!
    注释：
    ①吴义勤主编，王志华、胡健玲编选：《王安忆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60页。
    ③张新颖、金理编：《王安忆研究资料》(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1页。
    ④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