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现代性叙事与黑格尔的承认哲学

所以个体之间靠爱的情感来维系的联系只能是有瑕疵的。这就必须过渡到另一类型——冲突。这种承认类型直接反映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及其法律规范的产生，它们都是以成员间的相互承认为前设的。在这里，为承认而斗争可以被理解成个体为反抗侵犯（犯罪）或法律而发起的斗争。黑格尔规定了他者对所有物的侵占或否定构成了达成相互承认的必要前设，承认斗争正是由侵犯而产生的。被侵犯的这个客体与占有它的自我意识或自为存在的个体紧密相连，正是在客体中，个体找到了自身。事实上，所有物的侵犯影响着主体在自觉的个性中最深层的私人结构。随着侵犯的开始，个体为了获得承认，一场生死之争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黑格尔特别强调了承认斗争和死亡是实现纯粹自我意识或精神的必要阶段。在这里，黑格尔选择将承认的欲望激进化至“斗争到死”的地步。“承认的原则不是自我限制，而是对他者的否定，它的实施没有任何限制。”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思想已开始发生一种转变，他在试图克服自由主义立场的缺陷，但这种克服不是通过约束它的基本前设，而是激进地将个人自由推进到极端或“否定性”，根据他的解释，这种否定性凸显了个人的主体性自由，进而构成了现代自然法的基石。
　　可以肯定的是黑格尔的观点在耶拿时期发生了相当的改变。尤其是他的实践哲学从绝对伦理性的概念逐渐发展成国家理论，这是对自由原则内在批判的结果，同时国家理论因而也为个人自由给予了更多的空间。这可能是对黑格尔对于政治古典主义概念的态度转变的最好的证明。因此，承认哲学对于黑格尔而言，其实可以被看做为一种克服国家与个人之间对立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法国大革命其实并没有成功。因此，进入成熟期之后，黑格尔进一步站在承认的立场上将这种对于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关注深化下去，而在耶拿早期，黑格尔所构筑的国家概念则始终是高悬于个人和权利领域之上，他甚至十分赞同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的观点，强调城邦中市民“顺从”的重要性，因此，正是承认哲学给黑格尔带来了这种巨大的转变。在成熟期中，最初的一个标志就是主奴之间“承认辩证法”的提出，黑格尔在这里提出了奴隶的解放是经由劳动的陶冶而实现的，因而提出了一条承认的替代路径，也就是劳动。通过主奴之间的冲突，黑格尔把为承认而斗争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他也发现了冲突模式的局限性，因此，黑格尔希望能找到一条克服的途径，最终他回到耶拿早期关于爱的模式，希望以爱来溶解交往的双方，并将爱视为相互承认的理想模式。这种理想模式虽然能够理想地克服冲突，但它并没有穷尽伦理的形式与内涵，按照黑格尔的设想，国家才是相互承认的最高阶段和实体性自由的实现，但是黑格尔对于国家相对应的承认形式并没有详加论证，因此，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按照这种设想提出了团结的模式，作为国家层面相对应的承认类型而与前面的家庭、市民社会的承认类型相对应。

　　二、承认方案与主体性的诊断
　　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是独立自主的“大写”的人，因此，“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当人们在“二战”后陷入启蒙价值的迷思之后，就会越发理解黑格尔的深刻。黑格尔对于启蒙现代性的主体性立场始终保持一种明确的批判态度，但他并不简单地就认为主体性是错误的、需要抛弃的，而是给出了黑格尔式的辩证式诊断。他认为，启蒙现代性的主体性立场来源于笛卡尔一康德式的主体性理解，现代性倾向于将这种唯名论的主体性原则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个人主义，主张个体的主观自由，在黑格尔看来，这仅仅是主体性真理的一部分，因而是片面的。而在国家的起源上，以卢梭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主张将国家的概念建立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黑格尔对此更是持否定的立场：“他（卢梭——笔者注）所理解的意志，仅仅是特定形式的单个人意志，他所理解的普遍意志也不是意志中绝对合乎理性的东西，而只是共同的东西，即从作为自觉意志的这种单个人意志中产生出来的。……为了反对单个人意志的原则，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基本概念，即客观意志是在它概念中的自在的理性东西，不论它是否被单个人所承认或为其偏好所希求。”据此，黑格尔认为社会契约论是把伦理国家与市民社会误解和混淆了。为了克服启蒙现代性的个人主义倾向，同时为了能达到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国家理论，黑格尔主张恢复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共同体的传统来超越现代性的原子论，也就是提倡整体大于并优先于部分，个体应当在国家中获得真正的自由。但黑格尔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对现代性的诊断显然不是简单地回到古典国家，而是采取扬弃的方式以辩证的态度对古典国家观同样进行了批判。黑格尔相信，现代性中也必然要求交互承认，同时也必然包含着主观自由。这意味着黑格尔的观点与柏拉图的立场相反，也就是认为善是良善意志，同时正是因此，善没有现实地脱离主观自由的行为，“其结果，普遍物既不能没有特殊利益、知识和意志而发生效力并底于完成”。离开了自由，善将始终是抽象的。
　　由此看来，黑格尔虽然对于现代性所标榜的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提出了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所构想的国家共同体是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的，同样，黑格尔虽然主张恢复古典传统，却并不是回到淹没个体的古典国家中去。黑格尔的高明之处就是既看到了两者都具有合理之处，同时也抓住了两者的片面之处，因此他将两者分别比作抽象的集体主义和抽象的个人主义，而他的任务就是在克服抽象个人主义和抽象集体主义的缺陷之后去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在此基础上，黑格尔的现代性诊断就是对古典的集体主义与现代的个人主义进行扬弃的同时，提出了第三种选择。在这个选择中，交互承认成为黑格尔所倚重的一个重要的批判维度。黑格尔首先从自为的存在出发，提出作为主体间性的“我们”。自为的存在在黑格尔那里具有两重截然不同的含义：一种是直接或抽象的含义，也就是第一人——“我”；另外一种是中介的和更为具体的含义，也就是第一人的复数形式——“我们”。黑格尔认为，直接的自为存在是抽象的、正式的和空无的，因此实践地表达在行为中就是任性（eigensinn）或自我主义。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直接的自为存在仅仅是承认的出发点，而不是其基础。所以交互承认的过程是从简单的、直接的自为存在发展到中介的、有限制的主体间性的自为存在，也就是从“我”到“我们”。于是，“我们”是个体的联合，扬弃并扩大了他们的自我同一，同时要求和依赖于对他们个体自由的保护。这是对原初自为存在的一种交互式的丰富和扩充。同时，相互承认并不是在我和你之间简单地保持一种主体间的对话，它呈现为一种有机统一的形态，即意味着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之间的辩证的统一。个人从而在“我们”之中作为整体获得更大的同一性。因此，黑格尔是以“我们”的交互承认替代了费希特和谢林的“我就是我”的观念论范式。
　　在这里，交互承认将主体性转化为主体间性，而这与古典思想中整体大于并优先于部分的观点是一致的，同时个体也将充分的交互承认作为发展主观自由的目标，并在普遍性的社会意识中达到顶点。所以，交互承认是国家的一种理想统一体，是对黑格尔国家理念的现实诠释。承认将黑格尔的实体性自由与主观自由相统一。一方面，当现代性倾向于把主观自由进行原子化解释时，黑格尔就通过他者将主体性去中心化；另一方面，在他者中将主观性改造为伦理的主体间性。扩展了和去中心化的主体性不仅向伦理实体或实体性自由开放，而且在这些实体中发现自身，也就是在更大的整体中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