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小说中的疾患隐喻

　　关键词：晚清小说；疾患；政治隐喻

　　摘要：作为医学名词的疾患在与文学结缘后，便被文学家赋予了丰富的隐喻意义，用以表达文学作品复杂的思想主题。在晚清小说创作中，小说家将疾患与当时动荡的社会政治时局相联系，用身体疾患来暗喻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并以医者的眼光审视了病态的中国，给出了不同的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借此阐发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疾患的政治隐喻性突出。

　　一

　　在晚清的文学作品中，疾患与当时动荡的社会政治时局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洋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力孱弱、不堪一击的封建中国的大门，自此之后，中国便一直处于挨打受辱的境地。疾患即代表着一种不健康、羸弱、不强大的状态，它象征着衰退、腐朽、黑暗、死亡等一切消极和负面的事物。基于疾患的此种特殊的语义内涵，晚清知识分子用疾患来比喻满目疮痍、任人宰割的中国现状是再合适不过了，疾患与政治相结合。

　　面对着中国外受列强欺辱，内部当权者贪污受贿、腐败不堪，广大民众处于蒙昧沉睡状态的国情，当时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的仁人志士开始用疾患来比喻病态的中国，以警醒世人。如严复曾将孱弱的中国喻为病夫：“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之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死而已。中国者，非犹是病夫也耶？”[1]热衷于改良事业的谭嗣同也曾言：“中国、土耳其、阿富汗、波斯、朝鲜，海内所号为病夫者也”[2]。康有为在《突厥守旧削弱记》中多次用“病夫”来比喻当时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圣人譬之医也。医之为方，因病而发药，若病变则方亦变矣。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3]。晚期时期用疾患来比喻中国的现状是达到普遍共识的，此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政治家的政论著作中，在明清文学界也同样存在此现象。如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主要人物孔觉民、李去病、黄克强三人的名字的政治寓意。梁启超认为贫弱的中国如果要富强，首先必须“觉民”，“觉民”即“去病”，“去病”才能打败强敌实现“克强”。再者如《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小说的叙述者“老残”和“九死一生”及《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的“东亚病夫”的笔名，都在暗示着病态的中国。

　　二

　　在对中国患病，急需治疗达成共识的前提下，晚清知识分子自觉担任起了社会医生的角色，依据自己不同的诊断结果为病入膏肓的中国设计出了形式各异的治疗方案。洋务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落后源自于中国科技和经济的不发达，因此提倡通过“洋务运动”来发展民族工业来振兴中国经济，使中国自身逐渐强大起来。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国家体制和文化存在的诸多弊病。而维新派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在于中国体制的落后，仅靠强身健体是无法治疗疾患的，要想标本兼治就必须进行体制的改革即“变法”。而晚清知识分子中另一不可忽视的革命派，则采用了更为彻底和激烈的治疗方案即消灭病体。在他们看来导致中国患病的总根源在于中国的专制制度，因此要想振兴中国就应彻底铲除专制制度，而不是仅仅进行无用的改良，主张在破坏之后再造一个健康的新躯体。

　　同样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而并非政治家的晚期文人，他们在民族危机面前并未袖手旁观，而是通过自己文学创作之笔来表达他们对于身患重病的中国、风云变化的政治时局和晚清各个救国流派对中国的治疗之方的看法及自己的一些政治观点。《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是一位精通医道的文学家。他不仅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曾挂牌行医，同时他创作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老残”也是一位走街串巷的江湖医生。作者在老残这个医者身上寄托着自己的医国梦想。在刘鹗看来，要想医治国人之病就应先唤醒蒙昧沉睡的世人。作品中的医者老残是一个健康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清醒者，他在为人医治身体病痛之余，还不忘行侠仗义，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虑。医者的叙述角度使疾患与国家的政治现状自然结合到了一起。

　　作为文学家的刘鹗在寻求救国道路之时并不赞同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做法，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小说《老残游记》的第1回中作者刘鹗便借助于“大船隐喻”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显然此处刘鹗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激进的革命派和维新派，他认为治疗中国之病需要的是实干家、经验和方向，而不是那些只会喊空口号鲁莽行事的革命者和理论。此外，作者在小说第3回中同样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党过于激烈的救国方案的批判。小说第3回中，老残给高家小妾看病。病者身患喉蛾，已病到滴水不能进。老残在诊脉后说道：“火被寒逼住，不得出来”[4]。而在老残看到喉咙两边已肿的将要合缝了时说：“这病本不甚重，原起只是一点火气，被医家用苦寒药一逼，火不得发，兼之平常肝气易动，抑郁而成。目下只需吃两剂辛凉发散药就好了”[5]。在此作者刘鹗借老残之口患者之病状说出了自己对中国之病的看法，患者的病症表现暗示了中国之病本仅是小病，而一些不明就里的救国者用药过猛反而使病情恶化，国家情况变得更糟，刘鹗反对激进派的政治立场在此展露无遗。他的此种立场在小说第11回中黄子龙对“南拳北革”的评论中则更为明显：“将来北拳那一拳，也几乎送了国家的性命，煞是可怕!然究竟只是一拳，容易过的。若说那革呢?革是个皮，即如马革牛革，是从头到脚无处不包着的。莫说是皮肤小病，要知道浑身溃烂起来，也会致命的，只是发作的慢。若留心医治，也不致于有害大事。惟此‘革’字上应卦象，不可小觑了他。诸位切忌，若搅入他的党里去，将来也是跟着溃烂，送了性命的!”[6]

　　小说中的另外一个疾患隐喻则更加鲜明地表露了刘鹗不同于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治国方案。小说第1回中老残给黄瑞和治病。黄瑞和患了一个浑身溃烂的怪病，每年都在夏季发病，病发之时身上总会溃几个窟窿，难以治愈，但一过秋分就没事了。老残在对此种奇怪的病症开方治疗时说到：“别的病是神农、黄帝传下来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7]。依据此法医治，黄瑞和的病果然就好了。众所周知，大禹传下来的方法是治水之法，老残用此法治疗人之疾患，再结患者奇怪的因季节而发病的病症，我们似乎可以说作者是用黄瑞和之病暗示了我国黄河每年的水灾。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因此也可以进一步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故此处患病的黄瑞和则又隐喻了病中的中国。大禹的治水之法重在疏导，因而暗示了治疗国病的方法是要因势利导，而不是盲目的堵塞。总的来说，还是要在传统方法中寻找最适合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方法。

　　同时期的另一位文学家吴趼人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也同样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国之病的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在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中作者设置了“九死一生”这样一个叙述者，其名的寓意与“老残”的用意相同，即暗示中国社会是一个残缺的充满黑暗的世界。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九死一生”向读者讲述了晚清封建社会中的诸多怪现状，分别从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沦丧的角度来抨击了堕落的世风和黑暗的社会。显然吴趼人将中国患病的根源归咎于社会道德的日益沦丧，认为只要大力提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羸弱的病躯便会强大起来。在小说《痛史》第21回中作者借疯道人之口更加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诊断结果及治疗方法：

　　神农皇帝，怜悯自家子孙，近日多染奇病，特令疯道人携带奇药，遍走中华。专代圣子神孙，疗治各种奇病.你道是那几种奇病：一、忘根本病；二、失心疯病；三、没记性病；四、丧良心病；五、厚面皮病；六、孤媚子病；七、贪生怕死病。你想世人有了这许多奇病，眼见得群医束手，坐视沦亡，所以神农皇帝，对症发药。取轩辕黄帝战蚩尤之矛为君，以虞、舜两阶干羽为臣，佐以班超西征之弓，更取苏武使匈奴之节为使，共研为末。借近日文丞相就义之血，调和为丸。敬请孟夫子以浩然之气，一阵呵乾.善能治以上各种奇病。服时以郭汾阳单骑见虏时免下之胄，煎汤为引。百发百中，其验如神。[8]

　　在作者吴趼人看来，社会道德沦丧是中国病的根源，而古代圣贤的精神则是最佳的治疗之药，只有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才能摆脱疾患，走向富强。然而对于此药方到底是否有效，吴趼人似乎又并不那么自信，甚至有时持一种怀疑态度。吴趼人此种矛盾的思想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同样得到了体现，在小说《上海游骖录》第10回中作者写道，李若愚与辜望延的对话，李若愚说：“我们中国人道德丧尽，就是立宪也未见得能治国，恐怕比专制更甚呢”。辜望延听后，……道：‘如此说来，中国是没有望的了!’”[9]。而在吴趼人的另一部小说《恨海》中，作者却又彻底否定了自己开出的“道德救国”的药方，对中国的未来表现出了一种浓郁的悲观情绪。在《恨海》中张棣华、陈仲蔼代表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坚守者，而陈伯和、王娟娟则代表着在社会变革中逐渐丧失传统道德观念的人。故一直大力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吴趼人给陈伯和安排了病亡的结局，似乎是在对抛弃传统道德者的惩罚。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被作者塑造为中国传统美德代表者的张棣华，在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挽救生活糜烂的陈伯和戒掉鸦片，用割股疗亲之法救病中的母亲，最终却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似乎象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在社会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而张棣华在无法阻止亲人的相继离去后遁入空门，则象征了吴趼人“道德救国”疗法的失败。

　　还有一些文人在探寻救国之路时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种种弊病。在小说《黄绣球》中作者用疾患来暗喻社会痼疾和民间的一些不良风俗。小说第10回中，毕太太用痰病来暗指了社会风气开化的利弊，“我说的是开通以后的流弊，内地未曾开通，其弊犹如顽痰一般”[10]此处作者借毕太太之口说出了风气不开化的危害性。小说接下来又写到多人患痰病。老尼姑在听到黄绣球的言论后，“吐出好些粘痰来，内中还有一块同冰糖似的，坚硬不化”之后便 “觉得胸头甚为宽畅，就将滚水喝了一口，神气顿时清爽”[11]。患者陈老太太则一直以吃燕窝、白木耳等补药来疗病，但最终却未能病愈反而是越吃越重最终病亡。曾患此病的王老娘和老尼姑一样在“吐出一块同冰糖似的”痰之后，就再没有发过，无药自愈。作者在小说中用这几位探病患者构成了一个隐喻，使人患病的“痰”即象征了阻碍社会风气开化的诸多社会痼疾和陋习，只有清除了不良的社会陋习，整顿社会风气，中国社会才能够健康的发展。

　　综上所述，晚清小说疾患叙述的政治隐喻色彩是相当浓厚的。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否身在朝堂，其内心深处都具有浓重的忧国忧民思想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在看到中国社会的日渐腐败、堕落，传统伦理道德日渐沦丧，看到西方列强的肆意欺凌时，亡国灭种的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向他们袭来，西方诸国的强大与落后中国的对比，使国人看到了中国贫弱的现实国情，同时也使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是病态的。面对此种岌岌可危的中国国情，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有志之士开始以医者身份自居，寻求医治国病的灵丹妙药。深虑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小说家则通过小说作品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现状和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些看法，将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用疾患隐喻了病态的中国阐发了自己的医国方案。

　　参考文献：

　　[1]严复著.天演之声：严复文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24.

　　[2]（清）谭嗣同著.谭嗣同全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75.

　　[3]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

　　[4][5][6][7]（清）刘鹗著，陈翔鹤校，戴鸿森注.老残游记（第2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3,24,111,3.

　　[8](清)吴趼人著.痛史[M]//林健毓编.晚清小说大系.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 1984：207.

　　[9](清)吴趼人著.上海游骖录[M]//林健毓编.晚清小说大系.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 1984：57.

　　[10][11]（清）颐琐著.黄绣球[M]//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1：23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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