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洛阳的发达运输研究

摘    要：　东汉、魏晋洛阳运输以水运为主,但到了北魏,全国水利设施普遍衰败,水运也随之衰落,而陆运却发达畅通起来,全国经济腹地都有陆运干道通往洛阳,促进了都城的繁荣。同一时期的东晋、南朝,水运发达,为北魏士大夫所仰慕,于是他们在记录本朝都城运输景象时颇含曲笔,掩去自身水运衰败的史实,贻误后世至今。

 

　　关键词：　洛阳; 水运; 陆运;

 

　　北魏洛阳运输发达，沿用了汉晋故都的阳渠、堤堰、石桥、仓库、市场与道路，在城郭的扩充中，又根据新建的坊市扩充了道路网络。在这种新旧交通运输道路、集散储存设施并存的背景下，北朝着作《洛阳伽蓝记》《水经注》渲染了洛阳繁荣的水运景象，暗示了汉魏一脉相承的正统性。此点为史界所首肯。如张兴兆认为十六国时期洛河航运一度停滞，北魏迁都洛阳后，河、洛水运始兴[1];刘汉东认为魏晋南北朝河运普遍，北魏时通运四方[2];薛瑞泽认为北魏内河航运以迁都洛阳为枢机，以后逐渐发达[3]。但笔者研读相关史料，发现北魏内河航运已衰落，陆运却比较发达，畜力供给充裕，制约了洛阳的运输方式。本文对此略做考察，并结合当时社会氛围、历史发展趋势，分析史家含混记录洛阳运输方式的原因。

 

　　一、洛阳运输的时代背景

 

　　(一)荒废的内河航运

 

　　北魏以前，全国各地陆运已四通八达，无须赘述。水运方面，先秦秦汉时期，人工运渠的开发分别促进了黄河、长江间水系及长江、钱塘江间水系的沟通。《史记·河渠书》称早在先秦时:“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此渠皆可行舟。”[4]东汉末，曹操在华北凿渠，遏淇水入白沟，引漳水入清、洹，又连通漳水、白沟，舟船由洛阳可达邺(今河北临漳)[5]155。运渠需不断维修，曹魏正始四年(243)，疏浚荒废了的鸿沟、蔡水，“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6]785-786。十六国时期，黄河、淮河间的汝、颍水路失修，泗水航运吃重，成为东晋、南朝北伐通道[5]154-155。后赵伐辽东前燕，曾“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城”[6]2770，系利用黄河下游入海道，并不常行。长江上的航道则很繁荣，东吴“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7]。与北魏并立的东晋、南朝，修破岗渎，沟通吴、会，再经京口水道进入长江，西上经秦淮河抵建康(今江苏南京)[5]151。水乡泽国，天然河流、人工运渠密如织网。

《水经注》毕载北魏境内丰富的水系，但当时华北、黄淮罕见兴修水利工程[8]。北魏除保留中原传统农业外，还分外重视畜牧业，因而对农田水利、凿渠通运事较淡漠，几度发起整治水运规划，但均无落实。下以北魏中、后期三次疏浚汴、蔡等规划为例说明。孝文帝曾提议修汴、蔡:“高祖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李)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9]1185到孝文帝子宣武帝时，又拟修此二渠:“自迁都之后，经略四方，又营洛邑，费用甚广。(崔)亮在度支，别立条格，岁省亿计。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9]1477两条史料所述时间、工程前后相接，说明第一次并未开工。第二次虽云“公私赖焉”，但实际仍未施工。第三次是孝明帝正光元年(520)，距北魏灭亡仅十余年。大臣崔休建议疏通黄淮、华北水运:“且鸿沟之引宋卫，史牒具存;讨虏之通幽冀，古迹备在……请诸通水运之处，皆宜率同此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大臣元雍、李崇等附和之:“若此请蒙遂，必须沟洫通流，即求开兴修筑。或先以开治，或古迹仍在，旧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闲月，令疏通咸讫，比春水之时，使运漕无滞。”“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9]2860君臣讨论的内容，乃当时见闻事实，说明北魏沿用的战国、魏晋华北、黄淮水运，直至末期都未予修整，故致航道阻塞，需水陆接驳以供漕运。孝明帝莅政初始，欲有所作为，但国势已衰，加上不久胡太后复辟，终未能改变水运废象。十四年后的永熙三年(534)，北魏亡，权臣高欢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遣三千骑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10]。如上，北魏始终未修复华北水运，仅依赖“古迹备在”的漳水、白沟，经“车运水次”，勉强通往洛阳，高欢时仍之。北魏前期供给江淮前线也如此。史载“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9]2858。巨仓分别坐落于黄河、漳水、济水、鸿沟与泗水等河渠枢纽处或津渡上，系华北、黄淮水陆运接驳点或黄河摆渡处。

 

　　以上由汴、蔡而论及整个黄淮、华北漕运荒废概况。史界论证北魏汴、蔡通航的史料还有数则，学者们断章取义，往往并不全引其文字，笔者在此全录前后文字以正误。其一，《魏书·薛野·附薛虎子传》载:“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9]997系录汴水、清水灌田事，不见帆影。其二，《魏书·鹿悆传》载:“尝诣徐州，马疫，附船而至大梁。”[9]1761时鹿悆为孝文帝弟彭城王元勰馆客，居洛阳，向东航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并不录行汴水事。其三，《水经注·渠(沙水)》载:“王隐《晋书地道记》云:城北有故沙，名之为死沙，而今水流津通，漕运所由矣。”[11]535所述乃晋代王隐家乡陈县(今河南淮阳)城北古鸿沟漕运景象，岂可挪用于北魏?北魏陈县上游一些支流已枯，检沙水同条上流段，有“鲁沟又南入涡，今无水也”[11]532与“沙水枝渎西南达洧，谓之甲庚沟，今无水”[11]535之语，由此可知当时陈县运渠已干涸。

 

　　至于黄河水运，十六国时虽有，但非惯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刁雍在薄骨律镇(治在今宁夏灵武南)与沃野镇(治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间开发漕运[9]868-869，此后不再闻。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游流域畜牧业比重大，土壤植被覆盖良好，黄河下游含沙量小[12]，丰水季水浩难航，平时仅有对岸津渡。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在洛阳撰《祭河文》，云“千舻桓桓，万艘斌斌”[13]，此乃憧憬，因为同年“高祖幸徐州，敕(成)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9]1754。碻磝(在今山东聊城)至洛阳间河运艰险难行，孝文帝欲试航以做表率，说明了河运的荒凉。

 

　　综上，北魏沿用前朝内河航运网，因从未疏浚，较前代衰落。

 

　　(二)繁荣的长途陆运

 

　　从代国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至改国号魏，再到移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北魏一直偏重于陆运。十六国末群雄林立，北边柔然、高车势力强大，在内陆地理环境制约下，北魏的运输偏重于畜力。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与太武帝拓跋焘三代努力，消灭了匈奴刘卫辰部、后燕、夏、北燕与北凉，基本统一北方。其间及此后，北魏多次远袭柔然、高车，常于农牧分界线北侧行军作战，畜运、车运规模大，战后俘获人口仍从事畜牧业。如神二年(429)，拓跋焘伐柔然大檀部，“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9]2293。太平真君十年(449)，拓跋焘征柔然，“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9]2295。文成帝拓跋濬太安四年(458)讨柔然，“车驾北征，骑十万，车十五万两(辆)，旌旗千里，遂渡大漠”[9]2295。此类例子很多，可知北魏政治中心偏北时重视陆运、畜牧业之缘由。

 

　　北魏对东晋、南朝仍用步骑作战，舟船仅用于运输。如神三年(430)三月，“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9]75。从华北内陆往黄河的漳水、白沟久未疏浚，三州船只未必全程走水路抵达黄河北岸。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后，随着版图内河流水系的增多，才渐拾起汉晋漕运残迹。这时柔然虽中衰，但在漠北仍有势力;高车复盛，也威胁边地。军事需要促进畜牧业与陆运的发展，全国交通格局、运输方式深受影响。北魏一代，洛阳通往华北、中原经济腹地的交通一直以陆运为主。如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时宫极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邺……(高)道悦表谏曰:‘……又欲御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且邺洛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9]1400，证明洛阳到华北间运输以陆运为主。北魏末，“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资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9]2858。“年常”即“常年”，说明黄河、汾、渭沿岸仓库通往洛阳的运输工具系牛车。前引“水运之次”八座邸阁通往两淮的运输类此，略析如下:中原往淮河流域的交通有东、西两条水系，西面的汝、颍水北魏未予疏浚，东边的汶、泗通航有季节性，所以通往两淮前线以陆运为主。如494—495年孝文帝伐南齐，从中原至两淮，“铁骑为群，前后相接。步军皆乌盾槊……牛车及驴骆驼载军资妓女，三十许万人”[14]994。综上，北魏以洛阳为中心的陆运干线，辐射到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经济腹地与两淮前线，发达的陆运网维持了全国经济运行与政局稳定。陆运畜力的供给保障受益于北疆的开拓，如收服高车后，“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9]2309。北魏灭胡夏、北凉，迁都中原，均置牧场，以备畜力运输，即“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而河西之牧弥滋矣”[9]2857。

 

　　总之，北魏全国范围内的畜力、车辆支撑的大规模中长途陆运占绝对比重，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交通运输网络，这种基础格局制约着洛阳的运输方式。

 

　　二、发达的洛阳陆运

 

　　(一)北魏洛阳水运的衰落

 

　　全国运输网络通到洛阳周围后，经两个重要的地理交通要道进入城郭，一个是伊河、洛河在偃师汇合后(称伊洛河)北流巩义入黄河的洛口，另一个是通往江淮的城南三关[15]。外地来的漕运经洛口上至伊洛河中游停歇，“洛水东径计素渚，中朝时，百国贡计所顿，故渚得其名。又直偃师故县南”[11]370。这是顺流观察视角，中朝指西晋。西晋又在伊洛河北边凿九曲渎(洛阳东阳门—洛口)[11]396-397。从计素渚沿伊洛河西上，经大城东南角北折走阳渠，经青阳门、东阳门至建春门(东面北来第一门，即东汉上东门)。这里的石桥一带是漕运集散地，自城西来的阳渠(由千金堨分自谷水)经石桥而南流。史载“阳嘉四年乙酉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流通万里云云”[11]396。又载建春门石桥、马市石桥与旅人桥等，“皆累石为之，亦高壮矣……朱超石《与兄书》云: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11]403。又载“(谷水)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石桥。桥有四石柱，在道南……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颓桥，南柱始埋没，道北二柱，至今犹存”[16]71。又载“千金堨旧堰谷水，魏时更修此堰，谓之千金堨……永嘉初，汝阴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修之，以利漕运，公私赖之。水积年，渠堨颓毁，石砌殆尽，遗基见存，朝廷太和中修复故堨”[11]392。第一条史料所录系东汉顺帝阳嘉四年(135)水运盛景。第二条史料系东晋末，朱超石为前锋，随刘裕伐后秦，沿黄河舟行而上，沿途为北魏骑兵骚扰，无缘进入洛阳，《与兄书》为回忆西晋旧景之作。第三条史料仅说明洛阳城东石桥沿用到北魏末孝明帝孝昌三年(527)。东汉、西晋时，深入到黄河、济水、长江与淮河流域经济腹地的水运网，汇入全国水陆运中心洛阳，铸就繁盛的漕运。而北魏经济腹地通往洛阳的运输或为牛车陆运(中原)，或水陆接驳(华北)，帆影罕见进入洛口，否则以郦道元、杨之的性格、笔风，早将北魏水运景象写得淋漓尽致了。相反，郦、杨却有意将汉魏洛阳景象混淆，有遮掩北魏水运衰落之嫌。第四条史料说明千金堨自汉以来调节谷水、阳渠水量，晋怀帝永嘉间(307—313)、北魏孝文帝太和间(477—499)曾修之。但北魏不将它用于漕运，仅供给街渠、苑囿用水。如“太和中，皇都迁洛阳，经构宫极，修理街渠，务穷隐，发石视之，曾无毁坏。又石工细密，非今知所拟，亦奇为精至也，遂因用之”[11]397。北魏宫苑池沼“皆有石窦流于地下，西通谷水，东连阳渠”[16]69。郦、杨的谨细性格于对洛阳的详尽描述中展露无遗，但何以唯独于北魏水运景象无只言片语呢?

 

　　(二)洛阳城郭惯见的车马运输

 

　　北魏经济腹地通往洛阳的陆运繁忙，建春门石桥(又称阳渠石桥)与附近的租场(城外)、太仓(城内)集散了粮食等各类物资。由石桥向东一里有市南桥(马市石桥)，建于西晋太康元年(280)，桥南为魏晋牛马市[16]78。北魏在全国有数个大牧场，牲畜供应充裕，都城沿用了前朝牛马市，太仓、牛马市的毗邻与运输畜力来源有关。从市场布局环境观察，洛阳宣阳门外洛河对岸有四通市(永桥市)，商品物资有从洛口水陆并济来的，有从夏道旱路来的，致使四通市呈半桥市、半旱市形态。西阳门外的大市属于旱市。洛阳较大的市场都离不开陆运支撑，与北魏全国交通运输方式偏重陆运相符。洛阳城郭内的水渠，上架桥梁，供人通行。渠水流入宫苑、权贵宅院，汇成池沼，美化园林。绝无江南水乡泽国以舟穿街过巷，直抵千门万户景象。相反，畜运车载景象常见于坊市。如洛阳东阳门外东南方向的昭德里，内有司农张伦宅，伦“车马出入，逾于邦君”[16]89-90。城南宣阳门外东南的景明寺，“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车骑填咽，繁衍相倾”[16]114-115。城西大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商人刘宝居此，“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16]157。洛阳城市生活运输平时依赖车马，即前文所述洛阳以西黄河、汾、渭沿岸“年常绵绢及资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9]2858。车牛是汉晋北方传统运输方式。如三国魏黄初年间(220—226)京兆太守颜斐在关中普及车牛，“京兆自马超之乱，百姓不专农殖，乃无车牛。斐又课百姓，令闲月取车材，转相教匠……一二年中编户皆有车牛”[6]784。高车在漠北，“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9]2308。高车内附后带来发达的畜牧业与造车业，推动了内地传统车牛运输业发展。北魏都平城时，入华胡商商队牵骆驼、马与驴等载货[17]。迁都洛阳后，他们被安置于永桥市、大市坊市中，垄断中外长途陆运商贸。以上都促进了北魏陆运的发达。

 

　　三、南朝化趋势中的上国心态

 

　　孝文帝迁都洛阳，虽重视伊、洛水运，并在洛河上筑永桥，联系两岸城郭，但在交通如此便利的伊、洛间地带，兴建的却系外来商队、使者聚居的四夷里。鲜卑权贵聚居的寿丘里，规划置于洛河北岸到邙山之间，地势高亢，西为地沟，东为拥挤的汉族权贵等居住的里坊及商业中心大市，出入均依赖畜运。由宫城通往永桥的铜驼街乃全城中轴线，它与寿丘里均为南北走向。如此，城市中轴线、主体空间布局都由邙山指向洛河，处于旱地。其他坊市也顺着南北方向布局，导致沿洛河未形成人口聚居空间走廊，洛河北岸“了无人家”[16]121，显然是都城空间格局的边缘。洛阳与全国都以陆运为主，但北魏臣民郦道元、遗民杨之为何不以发达的陆运为炫耀洛都的资本呢?

 

　　从北魏社会环境与士大夫心态入手，可了解郦、杨心理活动的社会生活基础，以及二人着述时主观趋向背后的时代意志。先说环境。北魏洛阳布局系凉州、平城、江南文化因子的集大成之作[18]71，既有北方都市格局的基调，又有南朝建康风韵的点缀。在南北朝对峙中，江淮运输是别一番景象。长江、淮河、珠江流域都有水路抵达建康[19]，建康城的淮水(今秦淮河)上架有朱雀航等二十四浮航，城东青溪上架有七桥，城西运渎上也有五桥，沟通了城内外水陆交通[20]。大市、小市、草市、苑市与专业集市多沿秦淮河岸分布，商市、里坊自发结合成紧密格局，这一点不同于中原[21]。崭新的建康城市布局引发北魏君臣内心的动摇与羡慕。史载:“(平城)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议迁都洛京。”“(永明)九年，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少游，安乐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14]990时为北魏太和十五年(491)，蒋少游仅仿建康筑洛阳宫殿，而未袭其城市布局[18]71。四年后，即太和十九年(495)，北魏成淹又仿建康架浮航，“于时宫殿初构，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赏纳之”[22]。成淹祖籍上谷居庸(今北京延庆区)，祖父时迁北海青州(今山东青州)[9]1751，从此世居海隅。他耳濡目染，奉南朝水陆交通为楷模，而仿建康城中轴线上的朱雀航，修造洛阳城中轴线上的洛河永桥。孝文帝死后，宣武帝继续扩建都城，苑囿也面目一新。“茹皓，字禽奇，旧吴人也。”[9]2000“皓性微工巧，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渊池西，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颍，罗莳其间;经构楼馆，列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世宗心悦之，以时临幸。”[9]2001自然山水写意的江南宫苑布局风格被茹皓借鉴到中原。蒋少游则系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人[9]1970(《南齐书》载为安乐人，误)，与成淹同属青州降人，即“平齐户”。北魏重视吸收南朝宋、齐制度文化[18]3-4，蒋少游、成淹、茹皓三人感激受到重用，在从邙坂到洛河间的城市中轴线上，用苑囿、宫殿与浮航为这座壮丽的城市平添了南国风韵。在西域商人、中亚僧侣、北方各地入京吏民艳羡的目光中，都城中的君臣们陶醉于大国恢宏的气度。同时，因坚持中原本位主义，他们不得不把追慕江南的心思压在心底。北国士大夫郦道元、杨之也难以逃脱这一社会意识的无形束缚。

 

　　再说心态。郦道元，涿州(今河北涿州)世家，孝文帝追随者。孝文帝死后，北魏国力衰落，胡太后当朝腐败。郦道元在失落中着述《水经注》以表达其爱国主义心愿[23]时，特别强调北魏传承的正统性。如描述各地建筑景致、都城城门撰名时，均突出自汉晋到北魏的传承。他写到洛阳城东水运时，以汉晋盛事遮掩当朝衰象，就是出于这一心态。除前文所引外，又如写到汉晋太仓时云“《洛阳地记》曰: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11]402，就不再述北魏是以何种运输方式入仓的，试图含混汉魏为一体。杨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16]序1，所着《洛阳伽蓝记》带有浓烈的家国感。如描述永安二年(529)梁使陈庆之出访北魏回江南后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16]108郦、杨的家国情怀立足于北国社会经济、制度文化模式。秦汉以来，运渠的疏浚与都城漕运的繁荣，象征经济发展、政令畅通与统治稳定，彰显王朝正统气象。秦汉定都关中，渭水、黄河、济水、鸿沟、荷水等连成漕运系统。东汉都洛阳，漕运仍通畅[24]。东晋、南朝的长江上常见船队，都城更剧。史载元兴三年(404)二月，建康“贡使商旅，方舟万计”[25]，南国水运继承并发展了正统气象。而长途畜运、车运支撑着北魏军事、经济活动，当时主要生产部门中畜牧业占重要地位，影响了全国运输体系格局，汇聚到洛阳形成陆运枢纽。畅通无阻的陆运本是北国昌盛强大的骄傲与象征，但北魏模仿东晋、南朝制度文化已成趋势[18]3-4,15-16。这令当朝士大夫感到正统传承的危殆、内心的动摇。如将洛阳视作毕生精神寄托的郦道元、杨之，面对北魏正统失落的前景不无忧虑，在描述洛都时，他们有意回避当朝运输方式的情景描述，而大肆渲染汉晋水运如织的盛况，且与北魏混杂而不断清。郦、杨纤细心意虽如斯，却也遮掩了北国社会物质基础的强盛面貌与精神文化的独特性，有失于中原本位心理的坚定性。缘于此，郦、杨本意，后世罕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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